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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二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发展市场经济

（一）计划经济为什么是条死胡同？

为了实现“赶超”型发展战略，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的是一种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与这种增长模式相适应，我国在50年代末初步建立了一个排斥市场机制、以国家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在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详细的计划分配财政信贷资金、外汇和其他物资，把稀缺资源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动力结构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忽视物质利益刺激，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依靠行政力量贯彻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信息结构上，实行计划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的轨道，企业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实行“穷过渡”。

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其预算约束是软的。

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主权，更不承担决策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计划指令，完成产值指标。

在以上条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由计划控制的。

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

首先，企业对瞬时出现的情况作出如下反应：

一是使产量与当前最稀缺的资源相适应；二是实行强制替代，即由短缺引起的投入组合的更改；三是根据可得到的投入品来决定产出构成。

其次，在追求高经济增长率目标的驱使下，从上到下存在强烈的数量冲动。

为了完成产值指标，企业对短缺资源的需求总是不可被满足的，并力图积存尽可能多的投入品，以防意外。

最后，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这会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金，引起“投资紧张”。

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感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会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波动。

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常见的现象。

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有目共睹，如官僚主义严重、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现象严重、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低下等。

因此，为了国民经济免遭崩溃的后果，就必须通过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

（二）市场经济为什么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

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洁布尼等人谈话时指出：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

市场则是指交换的场所、渠道和纽带，而市场机制是指在市场交易关系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套有机系统。

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奉行的是等级规则，即首先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然后界定行为人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进而界定与该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则遵循产权规则，即资源配置的权力与行为人拥有的资产量成正比。

为此，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确立排他性产权，不仅使交易者能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现货交易，而且可以与其他交易者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财货交换方式和财产转让方式。

所以，排他性产权的确立是市场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的必要条件。

2．决策分散化。

分散化的家庭和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

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为此，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必须是硬的，即他们必须量入为出。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即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土地（房产）所有者获得租金收入。

3．自由和平等竞争。

市场经济作为契约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机会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机会均等、公平交易准则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包括消费选择自由、开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交易自由。

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强迫他们做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他们进行竞争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利益。

4．价格协调微观决策。

在分散化决策条件下，是什么因素使分散决策免于陷入混乱呢？

用什么来协调形形色色有不同能力与欲望的人的行动呢？

怎样才能保证需要做到的实际上也能实现了呢？

答案是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作为显示资源稀缺性程度的信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它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

这里所说的价格具有广义性，它不仅包括产品价格，还包括利息、工资率等要素价格。

对于经济中的每一种物品来说，均衡价格决定了买者选择购买多少该物品，以及卖者选择生产多少该物品，从而价格确保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三）发展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滑坡

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把行为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主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构建激励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经济。

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美妙绝伦。

他论证道，尽管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但只要竞争是充分的，那么在竞争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它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竞争的后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

充分的市场竞争之所以能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收入分配、传递信息刺激效率等功能。

当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动达到利他的结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必须是完美的，即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无代价获得的且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未来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

这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任何经济人都不可能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完美市场的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确定的，不少行为的私人成本并不等于社会成本。

当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市场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会诱发损人利己的行为。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及市场的不确定性表明，他常常在处理、加工和贮藏信息方面的能力不足，也难以准确计算出对方的交易动机，从而使市场的不确定性直接转移到单个人身上。

这样，经济人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动机，即通过不诚实或欺骗来达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假冒伪劣等。

当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怀着机会主义的动机就达成某项协议讨价还价时，个人的最优选择将不可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囚犯的两难困境便是这一博弈的极端形式。

失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失灵的市场无法使得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自动导致利他的结果。

斯密其实在当时也已经发现了道德风险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一定要讲道德的经济，并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道德情操论》。

斯密在这本书中认为，爱人如爱己的教导是最伟大的道德律，并主张设身处地在别人的情景中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

斯密所倡导的市场经济道德观与我们的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不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自利”行为。

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础，我们才可能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展示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逐渐走向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除商品货币关系。

当时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实行经济核算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维也纳大学的米塞斯教授。

他认为，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产品市场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种根据，才能进行计算。

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就不能要货币表现，所以不存在进行经济核算的可能性。

哈耶克也认为，即使可以在理论假设计划局可以通过求解经济均衡方程来进行经济核算，但由于经济过程是经常变化的，再加上信息资料传输要一定的时间，求解出的方程往往是无效的。

因此，只有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计划经济是做不到的。

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书中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批驳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把生产资料市场视为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从而实现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的论点，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计划局可以模拟市场的机能，用试错法求解经济均衡方程，并确定物价，以解决资源配置、经济核算和计划预测等问题。

由于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时间更短，因此，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优越性。

（一）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

我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然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引发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反思，这种反思与探索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

1978年至1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因此，应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

具体来说，应通过放权让利，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

1984年至1987年，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

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在以下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性；计划与市场板块式结合。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1984年底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具有明显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减少指令性计划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价格双轨制等。

邓小平根据改革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

他在1985年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

1987年至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

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从此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此，就要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六大重申：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尽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理论体系，但它们在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上几乎是一致，只不过论证的逻辑不一样。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交换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没有私人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形成均衡价格，从而企业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

社会主义公有制排除商品货币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地配置资源。

传统政治经济学也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社会的计划中心直接对社会劳动和其他资源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直接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就自动消亡了，市场经济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测的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前提性条件，即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生产资料还不可能由全社会占有，个人劳动还不能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而存在。

在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每个企业和家庭都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就具有客观必然性，市场机制则是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及配置资源有效方式。

同理，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要以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的。

然而，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完美无缺的市场结构也是不存在的。

当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包括经济人获得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信息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存在众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的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将不可避免。

这时，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而需要依靠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刺激总需求，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由此可见，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手段。

计划调节的主要优点是协调，包括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协调、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协调等。

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协调、社会公平、长期发展等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但计划调节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如果运用不当，就可能导致对经济的孤独干预，降低经济效率。

市场调节则借助利益关系和价格机制调节经济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微观效率比较高，但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市场失灵现象也常常发生。

因此，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恰恰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创造的体制条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尽管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本身不具有姓“社”或姓“资”的问题，但计划与市场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发挥调节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市场经济。

例如，产权关系明晰的企业具有硬的预算约束，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的开放性；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等。

从运行规则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管理经验和知识，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

当然，我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发展市场经济是否会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呢？

邓小平明确地说：

“没有。

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

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体现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应解决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兼容性问题。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等于公有制的形式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而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正确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需要在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上下功夫，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和组织形式。

公有制的本质是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以及劳动者共同拥有劳动成果，而这种本质的实现则要视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发展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发展水平不高，还存在社会分工，劳动力归个人所有，所以，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关系具有间接性、局部性和等价性等特点，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劳动者以及企业之间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劳动者与企业的个别劳动还必须通过经过一个抽象化、平均化和社会化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而这个转化过程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

在这一条件下，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应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法人实体。

事实上，公有制的本质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可以通过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样性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深化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探寻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公有财产的具体组织形式，如承包制、股份制等，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兼容。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首先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于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以及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就需要转变观念，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看法和政策；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如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渠道，降低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法律保护等；最后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等，这些是它们的优势，但有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如假冒伪劣等，这就需要依靠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协调发展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关系，更不是相互对立的。

因此，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共同发展。

2．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由于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消除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资本不再成为分配的尺度，劳动成为占有社会产品和获得收益的唯一依据，即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作为分配尺度的劳动既不是个别劳动，也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社会平均劳动，即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

但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纯粹实现依赖若干充分必要条件，如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保证劳动者能够各尽所能，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由全社会统一决定等。

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纯粹实现的条件并不具备，如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并存，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还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按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最终体现的理论，以公有制为主要求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即资本得利息，劳动得工资，土地得地租；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关系才能实现。

这是因为劳动者和企业的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个别劳动才能转换为社会劳动。

企业的劳动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其创造的价值能被社会承认；最后，即使是公有资产，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有偿使用，占用公有资产的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其价格如利息、地租等应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而这会或多或少影响到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和实现形式。

（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

从实践上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大爆炸式的激进式改革，另一种是从上到下的渐进式改革。

以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为代表，选择了大爆炸式的激进式改革，其特点如下：

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自由化策略，即通过引入多党制来推行民主化进程；在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控制货币、放开价格，即对国有企业实施休克疗法，把失去特殊关照的国有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能否生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大爆炸式的激进式改革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佳选择，但在改革的实践中，这种改革方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例如，自由化后总产出下降导致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私有化后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在一些地方出现黑社会问题等。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一种渐进式改革既不是对原来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及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即改革的推动者与组织者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列构成的，权力中心根据下级包括企业传递上来的改革需求形成改革方案，然后通过各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