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范文以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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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范文以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为例

进入21世纪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也不断向前迈进，但当前该地区的发展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区域整合进程也远落后于西欧和北美。

作为本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对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的持久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现将有关专家和学者关于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一）双边合作的现状

中日经贸关系长期处于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双边经贸额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数额巨大，互为重要的贸易市场。

2003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达到1335．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经贸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经贸伙伴；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78．9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经贸伙伴。

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2073．5592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周永生教授还指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质量稳步提升方面。

从建交初期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和农副产品等资源性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级产品。

在利用外资方面，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截止到2006年11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为574.5亿美元。

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和交流规模也迅速扩大，且双方在各自遭受突发性事件时互相援助。

20世纪7O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中日两国间的人员交往一年仅千余人，到2006年，人员往来超过480万人次。

1995年1月，日本发生以神户等地区为中心的阪神大地震，受灾地区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

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紧急调拨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等救灾物资、支援当地日本人民的抗震救灾工作。

著名华人网球明星张德培还举办支援阪神救灾的赈灾义演。

当中国非典型肺炎疫情严重之时，2003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先向中国无偿支援2．O5亿日元，5月16日，又追加无偿支援资金l5亿日元（约1250万美元），成为超过德国（1000万欧元）、美国（50万美元）等支持中国抗击非典投入最多的国家。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发展迅速。

据1997年中国教育部和日本文部省分别统计，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为14524人；中国在日本就读的留学生达22810人。

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接纳对方国家留学生人数均占各自国别接受留学生人数的首位。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以其迅速发展的经济力量成功地成为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主导着东亚经济的发展进程。

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解体。

然而，正是在中日大力发展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由于两国间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在东亚合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利益冲撞。

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并采取共同措施推动东亚地区合作。

王传仕指出，当前中日两国处在不同的国际分工领域。

国际间的分工主要取决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自然条件的状况，由于中日两国分别处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科技力量有较大差异，所以中日两国在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垂直型国际分工。

在这种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方式是中国为日本供给初级原料，日本为中国提供工业制成品；另一种分工方式是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即在相同产业内部，中日双方因技术差距引起的产业分工。

（二）存在的问题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两国表面上虽为友好国家，但由于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8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不断跳出来否定侵略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予以回击，日本右翼政治家和舆论又借机宣传中国打历史牌，用历史问题压迫日本，迷惑日本群众。

致使两国民众、政府不仅难以做到真诚信任，而且心存怨恨和厌恶。

中国方面一部分人以为，日本歪曲历史，不仅不可信任，而且别有企图，甚至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日本方面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搞大国霸权主义。

因此，中日两国不真正和解，中日两国区域经济合作就很难深入下去，东亚的经济合作就难有大突破。

易明刚也指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认识问题、台湾关系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东亚经济主导权问题。

另一方面，中日还存在关于钓鱼岛列屿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其中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东海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孙冰冰指出：

“中日东海海权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大争论与两国近年来在能源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密切而直接的关联，它进一步恶化了本已脆弱的中日政治关系”。

东海油气田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中日两国的海洋战略，中日两国围绕东海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问题的争执，事关两国的能源战略，其实质是领土和主权问题。

东海问题表面上是划界问题，但深层次上则反映出中日两国在能源、安全战略等领域的竞争性。

由于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及东海权益的争端引起中方的不满，政治的冷淡对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趋于下降，中日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速。

从2004年起，日本由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到第三大贸易伙伴，被欧盟与美国超过。

二、中日区域合作的经济基础

（一）节能环保领域的互补性

吴德烈指出，在节能环保领域里，中日两国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而日本有先进的技术和充裕的资金。

在能源和环保意识方面，或在节约资源、开发新能源以及在体制、法律、对策和国际战略等诸多领域，中国与日本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长期以来，日本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依托高科技力量不断研发节能减排新办法，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郭宗英也认为，日本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电动技术等方面优势明显。

中国要改变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急需的，加强两国技术交流合作，有利于日本开拓中国市场和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周永生教授也指出：

日本是世界上节能技术、节能管理最为发达、先进的国家，但由于日本国内该领域的市场有限，环保、节能技术仅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市场过于狭小，不能获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缺乏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是能耗大国，在环保与节能领域属于刚刚起步，需要大量引进相关的技术、管理模式和理念，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需要引进节能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发展中大国。

在此领域，两国具有十分广阔、深远的合作前景。

以上各位学者的观点，基本符合现实的情况，指出了各自所具有的优势，中日两国，一方有技术、资金、管理经验，而另一方有巨大的市场。

日本由于早已完成工业化，处在后工业化时期，在节能环保领域市场潜力已经不大；相反，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时期，对节能环保技术需求大，两国的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能源合作与共同安全

中日两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且由于两国消耗的大量能源都依赖海外进口，其中70%-80%来自中东的石油海上运输路线一般以走最捷径的马六甲海峡为主，往返周期非常长，因此，为应对运输时间和周期、路线安全，中日两国有必要加强能源合作应对共同安全。

虽然，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竞争，而且今后还将会更加激烈，这似乎是不可否认的趋势和事实。

但是，中日两国今后在能源领域是不是只有激烈竞争一条路可走?

答案当然不是，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有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蒋得意、易佑斌认为，在能源问题上，现在中国的能源消耗比日本大5-6倍，如果中国的能源节省程度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只用六分之一的能源就能满足目前的需要，就不会给世界增加能源的消费。

两个国家还认为需要保持能源供给的安全，特别是保持事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马六甲海峡能源通道的畅通。

孙冰冰也指出，中日两国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日本虽然存在能源匮乏的局限，能源结构却趋向合理，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日本在新能源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等方面的尝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核能发电的迅速发展。

中国是核技术大国，但在发展核电站方面却十分落后。

目前中国已经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站四所，核反应堆九座，总装机容量为672．4万千瓦，分别相当于日本的1／6和1／7。

核电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仅占0．3％，在电力供应中也只占1．4％。

中国应该积极发展核电事业，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改善以煤炭为主的刚性能源结构。

中国进行核电站建设，对于核电站技术先进的日本无疑意味着巨大商机，同时，日本的核电站管理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也相当重要。

中日两国在核电站领域的合作将有利于缓解目前近乎白热化的能源竟争。

在东海油气争端上，杨洁勉先生认为，区域能源合作是解决以东海油气为端倪的能源竞争之最佳或唯一途径。

在东北亚地区，虽然石油资源相对短缺，但已探明可供开采的天然气资源相对丰富，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哈林岛、中国内地。

中日在东海油气资源和东亚其他地区开发中加强合作有利于两国的能源安全。

在中日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能源资源缺乏，但日本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厚的资金；相反中国国土面积辽阔，能源资源总量大，而且还有多区域有待开发，但技术和资金相对缺乏，中日两国在油气资源开发加强合作可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特别是杨洁勉先生提到的天然气共同开发和利用，对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它有利于降低能源风险、减轻环境污染。

（三）金融领域的共性

首先，中日两国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2008年2月底，日本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00798万亿美元。

这是日本外汇储备首次超过l万亿美元．也使其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的国家。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消息，2008年3月，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682177万亿美元。

其次，中日两国都依赖美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相同的金融风险，遭遇相似的金融损失。

中日两国都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国的国债、金融产品．向美国进行证券投资等。

因此，中日两国面临共同的金融风险。

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中．由于中日两国在美国均有大量的投资，两国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投资公司因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由于其公司股价暴跌．到2007年l1月中旬，中国投资公司账面亏损已超过55亿元人民币。

而其他投资损失尚未计算在内，一般估计，在对美投资中，仅中国投资公司一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就损失约60亿美元。

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受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创，该公司在2008年第一季度净亏损14．8亿美元。

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美国的投资与美国不良债务拖累。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在美国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损失也具有相同或相似性。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面临着相似的金融风险和外部压力。

两国同受美、欧对本国货币干涉和打压，地位和处境相似。

20世纪70年代初和1985年，日本曾两次遭遇美国的强大压力，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造成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

近几年来，美国又对中国强力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日两国同是受害国．不仅面临着欧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冲基金等投机、炒作的金融压力，而且，也同样遭受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外部压力．国家金融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如此强大的国际势力，包括中日在内的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出路。

从以上可以看出，周永生教授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里的相似性和面对的共同问题，尤其是都面临着相似的金融风险和来自美欧的压力，所以中日两国需要面对的是金融领域的合作，这样才有助于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区域的经济与金融安全，共同促进区域的持久稳定发展。

（四）互补性的产业结构和资源

中国和日本在产业结构上有明显的差异，为区域内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条件。

王传仕指出，从产业结构上分析，日本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低于2％，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o％左右，第三产业的比例为60％左右；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比重约为19％，第二产业的比重约为49％，第三产业的比重约为32％。

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双方国际合作的基础，从产业结构上分析，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日本）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构成了明显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日本是经济大国，既是该地区资金、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能源、原材料及消费品的需求者。

中国从日本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又为日本提供主要生产零部件、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刘晨阳、于晓燕也指出，两国在产业结构上有互补性。

日本是经济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的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中国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发达，它们之间在产业和技术上有很大的优势互补性和传递性。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商机、丰富的劳动力和智力资源为日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华晓红、汤碧等人也指出，从生产要素结构看，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

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助的。

中日两国在资源领域的互补主要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中国在土地、农业和矿物资源方面较为丰富，广阔的中西部尚处于开发阶段。

在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且工资水平低，而日本恰恰在这些方面都比较缺乏，两国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

（五）相互依赖的贸易关系

2003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达到1335．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经贸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经贸伙伴；200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78．9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经贸伙伴。

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2073．55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而且，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率也逐年上升。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额占日本出口、进口贸易总额的比率分别为：

2001年为7．7％、16．6％；2002年为9．6％、l8．3％；2003年为12．2％、l9．7％；2004年为13．1％、20．7％；2005年为13．4％、21．0％；2006年为14．3％、20．5％；2007年为15．3％、20．6％。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关于对全世界和国别贸易进出口额计算，可以得出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对中国贸易所占的比率：

2001年为11．79％，2002年为13．49％，2003年为15．55％，2004年为16．48％，2005年为16．96％，2006年为17．23％，2007年为17．75％。

这些数据反映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在日益增长、并加深。

中国对外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使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比率迅速下降。

虽然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但日本仍然是仅次于美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率10％左右的国家，日本仍将长期稳居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周永生教授指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质量稳步提升方面。

从建交初期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和农副产品等资源性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级产品。

到目前，以往的那种进出口结构已经发生转化。

中国对日本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主要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层次大为提升。

2004年，第一大类商品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金额的比重为33．7％。

按照日本的统计，1986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制成品比率34．8％，1990年为5O．8％，1995年为77．3％，2000年为82．7％，2006年达到89．3％。

制成品不断提高，意味着出口产品附加价值不断提高，获取利润的幅度逐渐增大。

这些都表明中日贸易发展对双方来说，是一种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过程与结果。

中日两国不仅在贸易关系方面日益紧密，而且两国间的企业相互投资合作持续增长。

根据相关数据，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1982年仅为1.7亿美元，2005年则达到65.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从中国方面来看，虽然中国企业对日本的投资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发展迅速，在信息产业、软件外包服务、食品加工、新闻出版等多个行业都有投资与合作。

（六）共赢的东亚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

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有许多的次区域有待开发。

中国和日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促进东亚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

根据杨洁勉

先生的观点，中日两国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大湄公河流域、图们江流域参与共同开发，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双方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中日两国还可以和东亚其他国家联手．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事务。

如推动东亚地区的次区域开发，如湄公河三角洲开发，东北亚开发；推动建立东亚地区的卫生防病、治病的共同卫生、安全机制；推动东亚地区防灾、救灾、减灾、重建机制的建立；推动东亚节能、环保共同机制的建立；推动东亚地区防止大气变暖、海平面上升联合机制的建立；推动东亚地区扶贫、减贫、自助自立机制的建立；推动东亚地区和区域国家普遍建立循环经济体制的机制。

关于东亚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我认为以上学者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许多地区有待开发，在那里有广阔的市场、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

中日完全可以共同合作，推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日本可以充分利用其剩余资金和先进技术，占领市场和获取所需的资源；中国则可利用日本的技术和资金促进西部开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国内市场。

三、当前中日合作的限制性因素

（一）台湾关系与日美安保问题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当前中日两国关系中较为敏感的领域，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想借台湾问题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且在现实中也阻碍着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的正常进行。

杨保筠也指出，日本政要多次声称台湾地区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所确立的范围之度。

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势必导致双方关系缺乏战略互信的基础，形成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看法很符合当今中日关系的现实，提到了中日关系的敏感领域。

王少普则指出中日美三角关系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三角关系。

冷战后期，这组三角关系曾发挥了遏制前苏联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作用。

当时，中国对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表示了理解。

冷战后，1996年4月，日美发布两国安保条约新定义，将遏制中国确定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目标。

中日美三角关系因此出现了巨大裂痕,中国对日美安保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表示了强烈警惕。

由于日美安保涉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应该认为中国对日美安保关系的强烈警惕是比较客观的。

荷兰教授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受两个基本因素制约：

一是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国家大战略，它决定了中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那就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与促进协调合作相结合，争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消除各种威胁；二是台湾问题的影响，在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中，必须把遏制并随时准备用军事力量阻止外部势力染指台湾或怂恿“台独”分子铤而走险放在重要位置。

在日美安保问题上，特别是随着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启动和《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渐趋突出，中日在安全保障领域的摩擦增大。

可以预见，在中国完全崛起之前，日本地缘战略中对华防范的一面还将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这将成为影响中国东亚安全战略实施的主要外部障碍，不仅会给中日关系罩上阴影，而且不利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健康发展。

（二）东亚经济主导权之争

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在“雁形模式”下，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高低不同，日本在东亚地区一直扮演资本和技术的主要提供者角色，对东亚经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

近十年来中日经济实力的明显一升一降和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使日本担心东亚经济的主导权会由日本转移到中国，从而使日本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处于从属和配角地位。

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的东亚政策的出发点。

实际上，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谋求主导东亚，并曾为此而发动过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以武力手段夺取东亚的主导权，日本以其迅速发展的经济力量成功地成为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主导着东亚经济的发展进程。

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解体。

反观中国，如前述中国和东盟之前关系发展迅速，引起日本的不安，唯恐中国会取代其东亚主导国的地位。

因而日本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就不再那么积极，尤其是和中国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时表现得十分消极。

陈峰君、祈建华等人则认为，中日两国是东亚一体化的两个核心国家，它们将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共同发挥核心主导国的重则。

中日两国关系主要是相互合作和互补的关系，中日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取代谁。

我非常赞成这种观点，由于在东亚区域内中日两国各有各的优势，只有互相合作才能促进共同发展。

杨洁勉也指出，中日两国携手合作要解决亚洲区域合作的主导权问题。

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联合美国压制中国是其冷战后时代的重要战略，争夺地区主导权是日本的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

（三）贸易摩擦

王传仕在其文章中指出，产业间差距缩小和国际间产业分工趋同是中日双方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产业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制造业的水平提高幅度最大，在一些领域与日本的差异已经很小。

2001年4月，日本首先对中国的三种农产品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宣布采取贸易制裁，同年6月中国方面作出反应，宣布对日本汽车、手机和空调实施100％的惩罚性关税，双方发生贸易摩擦。

根据相关预测，中日双方发生在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只是一个开端，在其他的领域，如纺织品、家用电器、汽车等方面这样的摩擦也会不断出现。

随着中日贸易的不断扩大，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随着金融危机发生，日本将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日本未来对华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

中国对日贸易还要面对日本众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日本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与法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与合格评定程序、绿色技术壁垒三个方面。

此外，日本的农产品贸易壁垒也是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2006年实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列表制度。

2008年初出现的“毒饺子”事件，引发中国食品安全危机。

中日两国在相互开放市场的问题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开放农业市场问题。

农产品问题是中日FTA谈判顺利与否的关键问题。

日本人多地少，长期以来农产品靠大量进口。

由于本国农业竞争力弱，为了保护本国农户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制订了保护措施抑制中国农产品进口。

（四）中日民间文化与心理因素

中日民间认知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当前中日双方民间互信难以建立的原因很多，除却毒饺子、青刀豆等食品安全事件外，还存在历史问题认识的分歧，更存在日本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严重衰退、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加重等因素。

而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中日之间的文化及心理认同的差异是分不开的。

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之间在相互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中日两国通常都认为，两国“同文同种”，所以彼此有着深切的了解。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

日本学者山室信一曾说过，“回顾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来，虽都高唱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友好，但发展却未必顺利，其原因就在于先验地设定了相互认识中的‘正确答案’，结果只是高唱了理想。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

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过哲郎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归结为具有双重性的“台风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时而彬彬有礼、温文儒雅，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

日本也因其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被一些学者戏称为“双面影人”。

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也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中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及意义

（一）加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

吴德烈指出，中日两国的产业发展仍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