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国农村糖尿病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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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国农村糖尿病现状

真实的中国农村糖尿病现状

4310万。

这是2008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调查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时，统计出来的农村患病人数，患病率为8.2%。

家庭收入已不再是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即使是低收入的人群，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也明显增高。

那么，在这4310万人群中，他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如何？

血糖控制怎样？

每年的花费是多少？

为此，记者走访了河北省涞源县银坊镇的多个乡村，在这个镇上，目前统计出来的糖尿病患者共有760人。

探访“糖尿病村”

■文 李文解 朱俊平

冀家媳妇死了。

这则消息一经传开，顿时在寂静偏僻的黑窑沟村掀起了轩然大波。

以致到了15年后的今天，村里的老人依然还记得她死前的样子：

双眼失明，脚后跟烂了个洞，流着脓水，躺在床上不能动（卧床2年），皮包骨头，瘦骨嶙峋。

据后来抬棺材的人回忆：

抬着她和没抬她的感觉一样。

村里人都知道，死之前，她患有糖尿病。

所以，整个黑窑沟村的人对糖尿病最早形成的印象就是：

冀家媳妇那样，双眼失明，烂脚，卧病在床……

去世之前，冀家的女儿也被诊断为糖尿病。

女儿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伺候母亲的过程中，被母亲传染的。

所以，她拒绝继续伺候母亲。

随后的几年里，冀家其他四个孩子，相继都被确诊为糖尿病。

与此同时，从黑窑沟嫁出去的王老太太也被确诊为糖尿病。

她生的两个儿子长大后，也患上了糖尿病……

因患糖尿病人数较多，该村被人们戏谑为“糖尿病村”。

整个黑窑沟村，不管男女老少都知道“糖尿病”这个词。

然而，对于糖尿病如何预防和正规治疗，依然一片茫然。

待到本刊记者前去采访时，整个黑窑沟村已经安静得让人害怕，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几个60多岁的老人，守候着低矮而贫穷的房屋。

在老人的介绍下，记者走访了黑窑沟、西流水、司各庄、合婚台等多个乡村，试图通过这几个典型村庄来窥探当今整个农村糖尿病的防治现状。

农村糖尿病防治现状

在整个银坊镇的山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糖尿病。

然而，很难有几个人知道糖尿病应该怎么防或怎么治。

城市里的糖尿病教育已经如火如荼，很多患者都已经久病成医。

但这个山村里的糖尿病知识，荒凉得就像3月底的山头一样：

漫山遍野的石头，人烟稀少，没有绿叶。

苍茫、荒凉而萧瑟。

“别人买什么药，我就买什么药”

55岁的冀平最近浑身都难受。

在看到记者随身携带的血糖仪时，她兴奋地问：

“这是什么治疗仪？

”

她坦言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5年以来，从来没有自我监测过血糖，也没有正式去医院治疗过。

每当她觉得难受时，就吃几粒从保定市药房里买的20元一盒的“苦瓜黄金胶囊”，就这“药”，还是她从邻居那听来的。

当记者告诉她这药上过《糖尿病之友》的“曝光台”栏目时，她不解：

“我邻居用的就是这药，血糖降下来了。

我看她有效（保健品里加西药，确实可以降糖，但由于成分和药量不明，对患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笔者注），我也就买了。

”为了了解她的血糖控制情况，记者为她测了随机血糖，结果是28.1mmol/L。

她一脸委屈：

“我正月里去医院测的时候才12点多呢（血糖达标状况是：

空腹<7.0mmol/L，餐后<10.0mmol/L——笔者注）。

我以前还吃过胰激肽和格列健美片，那些药没用。

”她告诉记者，以前吃的这两种药无效，后来听到邻居介绍，才换成了“苦瓜黄金胶囊”，感觉降糖效果还不错。

由于她身边没有这两种药的说明书，记者无从判断药物的真实情况，只能告诉她以后用药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别自作主张买药，更别擅自换药。

然而，她依然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我们。

她认为血糖之所以高，是因为药量吃得不够。

“今天回去要吃8片，以前只吃4片。

”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冀平一样糊涂用药的人大有人在。

很多老人都不会自己买药，而是让儿女在大城市买好了邮寄回来。

有些人还会向外人炫耀：

“这是我闺女从北京买回来的药。

”然而，儿女们买药的根据也只是他们以前用的什么药，等药用完了，就去药房或者医院，一次花几百上千元“批发”一大堆药，然后寄回来。

很多老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什么药，更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更很少去医院咨询。

对于胰岛素的态度，大多数人都认为会上瘾，有依赖。

所以他们宁愿大把大把地吃药，即使血糖控制不好，也不愿打胰岛素。

“我宁愿不治，也不打胰岛素。

”一位50岁的女性糖尿病患者态度很坚决。

“不会血糖监测，不方便测，更舍不得测”

自从儿子买回血糖仪后，梁爱老人就基本没用过。

因为自己根本不会测，教书的丈夫也不会。

前段时间全身“发烧”（从诊断书上记者得知，老人并非发烧，而是患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但老人至今也不知道这个疾病），“烧得肉和皮都红了，我感觉血管都在烧，我全身烧，烧得我睡不着。

我就是塑料人，怕晒！

”

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梁爱才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在医生的再三叮嘱下，回来后，她想起要测血糖，这才发现已经2年没用过血糖仪了。

于是让儿子又买回来一包试纸。

测过几次后，她感觉血糖控制得还不错。

然而，当她拿出血糖仪后，记者才发现，她用的试纸和血糖仪根本不是同一个品牌。

随后记者拿出随身携带的血糖仪为她测量，随机血糖高达29.0mmol/L。

这个结果让记者都怀疑血糖仪出了问题。

于是我们自己测了一次，血糖都正常；又给她丈夫也测了，结果为4.4mmol/L。

看到结果，梁爱老人顿时变得沉默寡言。

从她丈夫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他们自己不会测血糖，孩子都不在家里，整个村里都难找到几个年轻人。

去医院监测又不方便。

因为镇里医院只测尿糖，不测血糖（实际上现在也测血糖，但老人不知道），县里医院会测血糖，但离村里太远，农村老人一般没事不会往县城跑，而且测一次血糖要花5元钱，老人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

“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冀玉是村里少有的愿意学习“糖尿病知识”的人。

她今年50岁，于2009年被诊断出糖尿病，母亲和哥哥也有糖尿病。

从交谈中可以发现，冀玉是村里对糖尿病有点认识的患者。

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这都是从电视上学到的，因为电视经常会有糖尿病知识讲课，讲课完了还有很多“好”产品推荐。

每当有这些糖尿病知识的时候，她就认真看，还将电视上“专家”推荐的“好”产品的联系电话全都抄上。

但她一直没打过这些电话，因为这些产品“都好贵，买不起”。

有一次，一个广告吸引了她，该广告宣称吃了某种神奇的药后，“3个月停药，6个月完全恢复”。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拨通了这个电话。

得知一个疗程需要3000多元后，她犹豫了。

电话那头说“既然你是糖尿病患者，那我给你五折吧”。

权衡半天，她还是放弃了。

后来，那人又给她打电话，她还是没舍得买。

没想到对方狠狠抛出一句：

“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据冀玉介绍，她之所以一直没下定决心买，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缘于这几年村里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

以前，经常有一些号称是专家的人跑到农村来“义诊”，看完病后就推销大家买药，往往一买就是好几千元。

许多农民被骗后，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提高了警惕。

“你们这一次来，说实在话，不是咱村里有人带你们来，我们也信不过。

”冀玉很爽快地告诉记者。

在吃完两大碗饭后，冀玉充满期待地问记者：

“现在国外的药会不会比中国的好一些？

有没有根治的药？

”之所以期待这些，是因为她发现最近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看电视时，经常一个人被看成两个人，有重影。

以前纳鞋底儿，一天一双，现在一天一个，每天比以前少挣了5元钱。

“活一年是一年吧”

冀家媳妇死前的样子，被乡里坊间口口相传，最终成了后来许多糖尿病患者的阴影。

想起自己的糖尿病状况，对比冀家媳妇，梁爱老人一直无法释怀：

“要坚持吃药，天天吃，大年初一都要吃，吃到死还要吃。

”看了一眼记者，她语气稍稍缓了一下：

“哎，过一天是一天，活一年是一年吧！

”说完这话，她两眼看着天花板，双手放在腿间，努力想使自己情绪平复下来。

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她跑到外面，擤了一下鼻涕。

除了自身的压力外，村里的糖尿病患者还要承受许多外来的压力。

53岁的张华在2008年被诊断为糖尿病。

丈夫一年到头在外打麻将，家务活动、儿女成家、抚养孙子孙女、治病花费等等所有的压力都在她身上。

她有时候特别想喝酒，但想到喝酒对血糖控制不好，最终还是忍住了。

如今，她不看电视，不打麻将。

她觉得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放羊，看到外面的风景，羊群撒欢，心情就特好。

现在回到家，看到小猫小狗时，心情也很舒畅。

她觉得对待糖尿病，就要像邻村72岁的婶婶一样，视力不好，耳朵也背，看不到不舒心的事，别人骂她几句也听不着。

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这样糖尿病才容易好。

”

有时候，村民还会思考一个问题：

糖尿病到底会不会遗传？

当记者告诉他们，糖尿病确实有遗传因素但并非绝对因素时，他们心理开始不安。

有些人把5岁的孙女叫过来，让我们帮忙监测血糖。

还有一些人想得更长远，他们要求记者在写稿时，别写真名，“怕被别人看到了，会被歧视，将来子孙不好成家。

”

“咱老百姓……”

整个村庄的人在叙述糖尿病时，最喜欢用“咱老百姓”开头，以凸显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糖尿病的合理性，也为了区别他们与城市里的不同。

“咱老百姓哪懂得少吃多餐，俺们要下地干活，一干就是半天，没法回来做饭、吃饭。

”

“咱老百姓顾不得那么多，既然糖尿病不传染，那爱咋咋的吧，活一天算一天。

”

“咱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没事不会去医院，只有身体扛不住了，很厉害了，才会去医院检查。

”

“咱老百姓哪有那么讲究，不像城里人，吃一顿饭，还要计算多少量。

”

“咱老百姓没钱，发烧感冒都不会去吃药，得了糖尿病，不可能坚持一辈子吃药。

有钱就多治点，没钱就少治点。

”

“咱老百姓哪有什么业余活动？

不忙的时候，也就是打麻将，我有时一打就是一天。

”

“咱老百姓不会测血糖，你看，茧子都这么厚，针也扎不进去啊。

”

……

农村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天刚刚黑，68岁的梁永春就躺到了炕上，准备睡觉。

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

白天总犯困，但睡不着，晚上手脚冰凉，睡到天亮，感觉被子还没热。

（梁永春老人坐在炕上，北风呼啸，老人打着赤脚，一点都不觉得冷）

这一切都是从2009年开始的。

那一年，他发现左手中指浮肿，初以为是干农活导致的，也就没放在心上。

待到后来破了，黑了，又流脓了，他以为是中毒，吃了点消炎药，还是没好。

这时候他喝水也多，还特喜欢吃甜东西。

有经验的人告诉他，莫不是得了糖尿病吧？

一听到这话，他立即去了保定检查。

结果果然是糖尿病。

由于血糖太高，而且左手中指已经溃烂，医院最终给他用上了胰岛素泵，在将血糖完全控制住后，才给他动了手术，截掉了中指。

一共花了15000多元，由于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5000元。

出院时，医生叮嘱他：

别吃饱，甜的、肥肉、土豆、粉条等等都不能吃太多。

这让梁永春十分懊恼，这些都是以前特别喜欢吃的。

“更绝的是，连粥也不让喝，这样的话，老爷子还能吃啥？

”女婿对这些规矩也十分不解，为岳父打抱不平。

但糖尿病没有容他懊恼许久。

很快，他的脚又出现了溃烂。

送到医院，右脚大拇指已经破了个洞。

原本这个脚趾也要被截掉，但在医生的努力下，最后保住了。

由于住院花了很多钱，梁永春有点心疼。

刚出院没多久，他就不顾医生的叮嘱“不要碰柴火”，坚持下地干活了。

结果很快，足部又开始出现溃烂。

一时间，梁永春陷入了沉默。

他如今连用胰岛素的钱都付不起，哪有钱去治脚？

当前整个家庭的收入全部来自儿子梁树明。

34岁的梁树明前几年结婚，老婆精神异常，生了一儿一女。

女儿在上学，儿子活泼可爱，却天生耳聋，如今被送到保定市聋哑学校，每月1500元，还不算生活费。

梁树明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石头卖苦力，去年在外面打工，还有一部分工钱没要回来。

就是这样，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梁树明一年还欠外债3万多元。

据了解，记者走访的这几个乡村，农民大多靠种玉米为生。

人均不到半亩地的他们，整个家庭一年收入也就5000元左右。

好在这些年，开矿的人多了起来，激增的暴发户顺便也帮助农民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

打石头、拉矿石成了他们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发家致富的毕竟是少数。

梁树明辛辛苦苦一年，也未必能将债务还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确实帮助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

但是，糖尿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在门诊和药房买药，这时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起到的作用就有限。

此外，大多数农民都是有了并发症才去治疗。

这时候对医术要求往往比较高，乡镇医院甚至县级医院都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必须到保定或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但新农合的规定是，不同级别医院报销的比例不一样，越往高级别的医院治疗，报销的比例就越小。

像梁爱的老伴去年在保定市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一共花了13000元，最后只报销4000元。

由于舍不得长期花钱养病，很多农民宁愿自己去山上寻找一些中草药维持。

好不容易用上胰岛素的梁永春也决定停止使用甘精胰岛素，他要省下钱来给孙子治病读书。

“医生说要想恢复听力，就得做人工耳蜗，需要花费30多万元。

我们现在连零头都不够。

对孩子的将来，我们要求也不高，送他到聋哑学校去，只求他能看电视，认几个字，将来能认清男女厕所。

”梁永春的女婿伤感地说道。

孙子40天回来一次，看到有陌生人在家，却并不认生，在炕上尽情地奔来跑去，使劲撒欢。

梁永春双眼盯着墙角，一言不发。

梁树明一口粗黑的胡须，两眼凹陷，手里拿着胰岛素，里面是空了的笔芯。

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

银坊镇医院只有三种降糖药

在整个银坊镇，几乎人人都认识糖尿病患者。

但一个村里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记者随后来到了银坊镇医院。

该医院正在响应卫生部关于发行居民健康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号召。

截止记者发稿时，除去两个没有参与统计的村庄（约3000居民），该镇一共统计了15000名居民，其中糖尿病患者共有760名。

“这15000名人中，至少有5000名小孩。

”银坊镇医生蒋武华介绍道。

此外，他们的筛查方法是测空腹血糖，3次超过7.0mmol/L即被诊断为糖尿病。

（图为银坊镇卫生院，其简陋程度令人咂舌）

北京煤炭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国荣认为，这种筛查方法有一定局限性。

因为它没有顾及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升高的人，如果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且有两次以上，也可以被诊断为糖尿病；如果患者有糖尿病症状，仅有1次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就应诊断为糖尿病。

蒋武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他们为糖尿病患者可做的事情实在有限，只能为他们测血糖，如果有人药物用完了，不愿意去县或市级医院的，也可以到镇医院购买。

不过，该院目前只有二甲双胍、消渴丸和优降糖三种降糖药，其中优降糖经常缺货。

赤脚医生不知道如何给自己治病

与镇医院缺医少药情况相呼应的是，乡村赤脚医生对糖尿病更是无可奈何。

合婚台村的陈利和就是一名赤脚医生，掌管着方圆几十里近1000名村民的健康，同时他自己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合婚台的村名很有来头。

北宋年间，穆桂英和杨宗保在这里与辽国交战。

期间，二人闹了一点小矛盾，后来经丞相调解，和好如初，合力抗击辽军，为国家的安危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和好的地方正是这个村庄，因此取名为合婚台。

合婚台村有很多山，陈利和每天都要在各个山间穿梭。

他今年47岁，两年前因为喝酒引发休克，送到医院抢救，被确诊为糖尿病。

两天后，血糖还没完全控制好，他就不顾医院的反对，坚持出院。

他的理由是家里还有孩子，村里还有很多人等着他看病……

对于赤脚医生这个职业，陈利和的妻子有很多的意见。

她告诉记者，在出院后没多久，丈夫就出去给人看病。

帮人家输液，病号坐着，他只能躺着，因为那时候全身没劲。

半夜被叫醒出诊是常有的事，凌晨2：

00、5：

00都会有人叫。

最疯狂的时候，一晚被叫起来过4次。

“以前没有手机还好，现在有了手机，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随叫随走，自家孩子发烧也必须出去。

年轻的时候，20天穿破一双布鞋。

现在有了摩托车，几年时间里已经换了3辆。

”谈起这些，妻子多少有点抱怨。

与高负荷工作量相对比的是，陈利和在赤脚医生岗位上的收入越来越低。

现在农村用药都是零差价销售，没有利润。

政府为此给了他每个月200元的补助，村里也给予每个月50元补助，但因各种原因，补助并不能如数发到手上。

来看病的人都是邻里乡亲，熟门熟路，加上现在农村老人居多，身上没多少钱，经常赊账。

陈利和家里一共三个孩子，他本打算把中医技术传给大儿子，但儿子觉得中医没出路，最终出去打工了。

银坊村一个赤脚医生觉得当医生养不了家，在看病之余还要去拉矿石。

为了接济家庭，陈利和也不得不寻找一些其他赚钱的门路。

好在他心态好，说起自己的病情总是笑呵呵的：

“没事，这病得养着。

”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养着”。

一天三餐，经常是撑的时候撑死，还不忌口，忙的时候一天一顿都吃不上。

去了一趟涞源县，看到药店里有个广告，就自己买了一盒“糖尿乐胶囊”，买回来也不吃。

家里有血糖仪，却没针头，从来不测。

偶尔去医院检查，血糖一般在17.0mmol/L以上。

而且坚持不打胰岛素，理由是怕痛，“我当了20多年的医生，扎过无数人，但给自己扎过的次数没超过10次，怕痛。

”问他会不会给别人治糖尿病，他坦承：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治，我也没药。

”

对于这一切，陈利和的妻子最着急，家里最小的孩子还只有4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们怎么办？

”她不断地扯着衣角，说完后将身子躲到一边，擦了擦眼睛。

（赤脚医生陈利和在家中）

公共卫生的崛起

在银坊镇医院，有正式编制出门诊的医生只有2个，另外7个在做公共卫生，专门负责慢性疾病的筛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011年，银坊镇医院印发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国家九项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多种疾病的知识。

随后，镇医院、村卫生所、计划生育委员会一起将这些手册下发给居民。

但收效甚微，如今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国家一年提供四次免费量血压、测血糖的服务。

一位赤脚医生还告诉记者，在他派发宣传册时，很多人不识字，拿到宣传册就给了小孩。

而小孩拿着这些册子，一般都是撕着玩，或者叠飞机、船，还有人干脆直接当废纸卖。

“送的又不是大米。

”该医生笑着说。

不过，随着银坊镇本土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他们认为镇医院提供的一年四次面对面随访很好。

前不久，为了建立健康档案，他们去量了身高、体重、血压、血糖和心电图。

（对此老百姓是怎么看的）

“这样挺好的，我随时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有不舒服了，我就去县医院治疗。

我这一次感觉体重有点偏高，接下来得减肥了。

”一位33岁的男子告诉记者。

（本文除梁永春父子、蒋武华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来源：

糖尿病之友

这篇稿子写于2012年，发于《糖尿病之友》杂志，发表后受到时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纪立农教授的关注，并邀请河北省卫生厅副厅长一起前去视察。

该文获得当年中国“改变糖尿病媒体好新闻奖”新闻组一等奖，尔后又获得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北大公益传播奖”深度调查类三等奖，同时获得该奖的还有《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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