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专题片《江汉朝宗》解说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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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电视专题片《江汉朝宗》解说词
大型电视专题片《江汉朝宗》解说词
顾亦兵黄尚建彭前馗王五洲
江汉朝宗,其流汤汤……
站在龟山脚下这座并不显眼却有着丰富自然和人文内涵的江汉朝宗亭前,我们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
这的确是世界上一个奇特的壮观:
世界第三大河万里长江与其最大支流千里汉水在此交融,携手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并赋予武汉以“江城”的美誉。
《尚书·禹贡》记载:
“江汉朝宗于海”。
朝宗于海,抑或蕴含着朝小康之宗、圆富强之梦的深层寓意。
《诗经·大雅》则吟颂:
“江汉汤汤,武夫”。
历史的演绎也正如《尚书》、《诗经》之寄寓。
大江大河的翕张之势,成就江城亘古的开放之利。
琴台知音的人文底蕴,造就江城纯正的亲和之缘。
白云黄鹤的美好意境,塑就江城独特的个性魅力。
江汉汤汤,似乎也寄托着千百年来人们“汔可小康”的美好梦想——
第一集千年之梦
历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或铸钟造鼎,往往用以记载文治武功,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生活富足、政治昌明、军事强盛的梦想。
大江大河,滔滔不尽;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江汉汇同,三镇鼎立。
这种有容乃大的开张地形,带来的是人文和经济的亲和。
正如恩格斯所言:
人们的共同心理、语言及文化特征,都不过是所处环境的产物。
明清两代,江、汉、朝、宗是朝廷所设的四个商贸关隘。
朝廷利用这些关隘收取赋税,用来维持政权运行的庞大开支。
逢关收税,遇卡抽厘。
时至今日,武汉还保留着宗关这样的地名。
史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把汉阳府东城门命名为朝宗门。
公元1863年,清同治皇帝在汉建起了朝宗亭。
然而,就在此前的1861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武汉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历久弥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汉口开埠,揭开了武汉对外开放的扉页,使武汉由国内商品集散地演化为一个国际性的口岸。
侵华列强为何对汉口“情有独钟”?
翻开这部厚厚的《武汉史稿》,我们或许不难找到答案。
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今天的武汉郊区建起了这座盘龙城。
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殷墟古城,叩开了武汉的文明之门。
而此时的美洲、非洲大陆,正处在一片蒙昧、蛮荒之中。
这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人们傍水而居、缘水而兴的必然选择。
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无一例外。
春秋时期,子期、伯牙在月湖之畔琴瑟相和,“高山流水觅知音”,凝结着人类最古老、最圣洁的情感亲和。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有载: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反映出武汉的祖先“重然诺、一诺千金”的良好信用。
三国时期,名将吕布屯兵的小沛,就在今天武汉的江夏区。
在武昌卓刀泉,相传当年关羽用青龙偃月刀斫向山石,清泉汩汩流出……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
这里曾上演过多少为后人广为传诵的英雄故事。
唐朝,黄鹤楼成为武汉的文化标志之一。
而有关黄鹤楼的故事中,神秘道士画鹤换酒,可能是艺术物化为商品的最早传说。
历代文人墨客,在这座象征文明的黄鹤楼前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绚丽诗篇。
崔灏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千古绝唱,为之倾倒的诗仙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则让武汉第一次有了江城的美誉。
宋元之际,武汉就成了知名的港口城市。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形成两江交汇、龟蛇对峙、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
至明末,汉口迅速崛起,成为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之“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
史载:
“十府一州所需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
展现出汉口作为商贸集散之地,与其他三大名镇迥然不同的特色定位。
开放的自然环境,悠久的文明积淀,以及聚散整个长江流域的独特功能,成为1861年列强选择汉口对外开埠通商的充足理由。
汉口开埠后,商贸空前繁盛,城市迅猛发展。
1863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顺丰”砖茶厂。
这家自行发电,拥有当时最新式蒸汽机及各种制茶机械的砖茶厂,便是武汉第一个近代工厂。
从1863年至1911年,列强在武汉开办各类工厂43家,武汉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商业城市。
1863年,武汉茶叶贸易迅速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位。
当年汉口输出茶叶273万担,广州跌至13万担,不足汉口的一半。
以汉口为中枢的长江干线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贸易走廊。
清末民初的《国风报》记载:
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
汉口地价迅速飙升,前花楼街至黄陂街一带成为黄金地段,地价昂贵到“每平方四百至五百两”白银。
租界繁华,房屋售价翻番。
多元吸引和网状辐射的商路格局,促成当时的武汉具备了统领八方诸侯的经济实力。
武汉已成为一个富有动感、充满张力的国际商埠。
来自皖、赣、湘、川、豫各省的大量移民接踵而至,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创业理想,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圆满着这座城市的梦想。
在当年走出盆地的四川人眼里,商贸繁盛的汉口确实不能小看。
直到今天,一些老人口里还流传着“千钟茶、万担米,不如汉口一早起”这样的俗语。
汉口开埠,是被列强坚船利炮轰开的。
随着商业经济的繁盛,经济形态的殖民属性愈益显露,为列强输送汉货,搜罗财物,并不能实现武汉振兴的梦想。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让武汉经济从商贸流通向制造业转型的是张之洞。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
”
这是张之洞在开放革新的遥迢路途中发出的呐喊!
在其督鄂的十余年间,他开风气之先河,创建了我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打造出闻名天下的“汉阳造”。
之后,陆续开办了产业配套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水泥厂、大冶铁路等;在轻纺工业方面,则创办了全国最大的纺织基地——布、纱、丝、麻等四局,以及制革厂、造纸厂、毡呢厂等等。
汉阳炼铁厂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冶金企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
连接京汉,纵贯南北的芦汉铁路,全线所铺铁轨皆为地道的“汉阳造”。
从1890年到1911年,武汉官办与官商合办的工厂共有17家,占全国同类工厂总数的17%,投资总金额为1300多万两白银。
民族资本家在武汉创办了各种新式工厂41家,工人总数约8000人,资本总额约1000余万两白银。
晚清50年中,武汉共兴建各类工厂约100个,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武汉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最重要的大都会之一。
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武汉造”声誉鹊起,扬名海外。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一等奖。
其中,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铜器及信记等商号的茶叶名列榜首。
汉绣在南洋赛会上获得金奖,名酒汉汾也在1919年的巴拿马国际赛酒会上荣获奖牌。
武汉的砖茶远销欧美,铜器、皮革、汉锣等正宗汉货都成为风靡一时的名牌产品。
一批传统优势产品借此发展壮大:
糕点名店“汪玉霞”、副食精品“曹祥泰”、名满中原的“苏恒泰”伞店、“曹正兴”菜刀等名噪一时。
具有近300年铜器铸造史的武汉成为全国铜器制造中心之一,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并称为四大名锣。
如今汉口打铜街就是汉锣作坊集中的古老街道。
汉口牛皮巷、磨子桥和武昌梅隐寺、郭家街的熏皮作坊在光绪年间已负盛名。
1907年,张之洞为整合武汉的制革优势,在武昌保安门外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化的制革厂。
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并称为全国四大中药名店。
汉口有句歇后语,“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从中可以看出其品牌效应和名店丰采。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资金融通、生活服务行业勃兴,而传统商贸优势更为凸显。
当时商业多集中在汉口,总数约7000余户,形成茶、药材、粮食、棉花、油、盐、杂货、纸等八大行帮。
1904年的贸易额即达1亿两白银,占三镇贸易总额的7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
清末,外国人在汉开办银行9家,仅汉口就有大小钱庄121家。
1910年,汉口本土银行发展到8家,各省驻汉官钱局5家,汉口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据统计,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成为当时惟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城市匹敌的内地口岸。
近代工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急需掌握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张之洞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一方面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
到1907年,初步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先进教育体系。
百年老校——武大的前身,就是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
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郁达夫等一批人文科学的大师级人物先后从这里走出。
张之洞不仅打造了工业武汉,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文武汉。
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称:
武汉是清朝第二要港,东方之芝加哥。
当时作为美国钢铁冶炼业基地的芝加哥,日夜灯火通明,工厂机器轰鸣,城内运输繁忙……城市实力仅次于纽约。
除了产业重点各有千秋外,当时的武汉与芝加哥确实有几分相似。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后发先至、后来居上”的良好势头未能得以延续。
战乱与动荡使武汉再度沉沦,小康仍然是三镇百姓心中一个遥远的梦……
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
1927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黄鹤楼前发出了“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风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感叹!
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之所在地。
抗日战争时期,“保卫大武汉”成为永载青史的一大壮举。
但短短10余年后,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窘境,武汉迅速开始艰难的经济复苏。
1956年,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畅游长江时,已是另外一番心境——“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就在这一年内,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并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
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
这种份量与武汉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的156项基本建设项目中,布点武汉的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及武汉长江大桥等七大项目。
重点工程的启动,无疑为伤痕累累的武汉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使武汉的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
武钢等大型国企曾支撑起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大厦”。
1957年10月15日,长江大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终成现实。
它使全长2300多公里的京汉、粤汉铁路干线在汉携手,使湘桂、浙赣铁路可以通过大桥进入北方铁路运输体系。
1957年开工的东西湖围垦工程,使这片沉睡千年、芦苇丛生的古云梦泽湖泊洼地,成为面积达495平方公里的“武汉后院”。
时至今天,东西湖已成为武汉市的米袋子、奶瓶子、油罐子、菜篮子,拥有了台商投资区及全省惟一一个国家级产业科技园,地位举足轻重。
尽管在此后20几年里,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交织着成功与失落,但仍不乏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
在这座人水相依的城市,人水相搏的过程从未间断。
这尊座落在汉口滨江公园的抗洪纪念碑,恰似一支如椽之笔在茫茫楚天之上书写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的丰功伟业。
1982年,武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298亿元增加到10664亿元。
30年增加了30余倍。
武汉也由一个纯消费城市发展成为以钢铁、纺织、机械为主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重镇。
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
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
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
1984年5月,中央批准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
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
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
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
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
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
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
时光流逝,在1992年春天的那次举世闻名的“南巡”中,像当年毛泽东选择在汉亲临长江一样,武汉成为邓小平巡视的第一站。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谆谆告诫,使武汉迅速驶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同年,武汉成为沿江开放城市。
“开放先导”,开放潮涌浪击两江,改革风起席卷三镇。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武汉的商界吧!
也许20世纪90年代武汉的开放开发态势,从中可窥见一斑。
同样在这一年,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在深交所上市。
这一发轫,在短短的几年里使武汉拥有了中国股市4支商业股,这似乎代表着武汉商业文明的一种复归和兴起,也是由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全面开放的开端。
进入90年代,武汉有12家过亿元的大型商场。
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市竟占7家,居全国之首。
1997年,中心百货上市。
与武商、汉商、中商集团并称“四大花旦”。
货到武汉活。
挟裹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承延着浓烈的商品意识,汉正街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成为武汉递给外地人的一张名片。
1979年,作为当时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的汉正街只有103家个体商户,至1993年已发展到1万余家。
而今则由一条街拓展到10多个社区、100多条里巷,从业人员近4万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2002年,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770亿元,青岛为396亿元,南京、成都分别为519亿元和697亿元,武汉仍处于国内城市的第一集团。
武汉对外经济贸易日趋活跃。
2001年,外贸进出口额2156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25倍,外贸出口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格局,出口商品到达140个国家和地区。
在1992至1998年这7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90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
江汉滔滔,沛然东去,似乎在不息地陈述着朝宗之地曾经的辉煌和失落。
而历史已跨入新世纪,它在召唤,召唤武汉作出新的抉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
“企业优先、市场优先、效益优先、基层优先!
”
中共武汉市委十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描绘出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行的航标。
“以强市富民为核心,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亲和力,塑造城市个性魅力,提高城市综合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
武汉市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掷地有声!
“汔可小康”这样一个萦绕人们心头的千年梦想,似一幅至善至美的画卷再度在武汉这片热土上徐徐展开!
第二集 江汉之怅
常言道: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如同长江、汉水的河道变迁一样,岁月令世间一切事物悄然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往昔的辉煌、祖先的荣光之际,长江与汉水却在一种空前的尴尬面前,心潮难收,愁思悠悠!
文明的久远,历史的辉煌,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站在今天的基石上,我们却终归无法回避一个事实:
武汉已经辉煌不再!
长江与汉水的全部惆怅就在于对朝宗之地的深深忧虑!
1992年以后,商业文明在武汉迅速复兴,“四大花旦”、“五朵金花”相继涌现。
人们为之惊喜的同时,却蓦然发现这座城市的种种现实忧患:
传统工业滑坡,知名品牌衰落。
一直是武汉重要财源的纺织工业,在近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效益每况愈下。
更为严峻的是:
数十万职工的再就业压力,像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压得人们气喘吁吁!
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劣势,常常就是一码事。
工业“门类齐全”,既是我们的优势,也使得资金投入不得不分散兼顾,因而除了武钢等个别企业外,都显得捉襟见肘。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
但时过境迁,武汉的地位已摇摇欲坠,到今天别遑论“世界500强”,甚至“国内100强”也将你拒之于门外。
兴衰,似乎就在一夜间。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不仅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2001年、2002年分别评出57个、132个中国名牌产品,武汉竟榜上无名。
华中大都会武汉与地处山东半岛南隅的青岛相比,确实令人汗颜。
青岛拥有海尔、青岛啤酒、澳柯玛、海信、双星等16种“中国名牌”称号的产品,而武汉呢?
上世纪30年代初,汉口长堤街一位名叫李包的人,把没有卖完的汤面做成了名闻天下的热干面,成为无数武汉游子思乡的第一元素,与长江水、故乡土在同一层面之上。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康师傅”方便面在汉挖掘了第一桶金,而热干面却依然只是街边摊贩早点售卖的主打食品。
品牌,品牌,武汉需要品牌,武汉呼唤品牌!
海尔集团2002年全球营业额突破720亿元,海外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
海尔品牌价值489亿元,跃居中国第一。
美国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比武汉市近4年创造的价值还要多。
半个世纪后回眸,我们却发现,历史的年轮在武汉这批大型企业身上,仅仅绕了简单的一圈:
与别人相比,我们还像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
2002年,武汉年销售过百亿元的企业仅武钢1家,而南京是4家,青岛是2家;年销售过30亿元的企业,武汉只有6家,而南京是11家,青岛是8家。
规模,规模,武汉需要规模,武汉呼唤规模!
神龙公司一年的产销量为9万多辆,而美国仅通用公司一家,就抵得上70个神龙公司,年产量达700万辆以上,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亿美元。
2000年,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在全国的份额为106%,而上海是我们的77倍。
在中国,被冠之以“大”字的城市仅有上海和武汉。
大上海、大武汉,曾经多么让人引以为豪!
武汉确实大,占地面积8467平方公里。
但城区面积只有863平方公里,只占全市面积的10%。
据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武汉市总人口为83126万,其中郊区人口为350万,真正的市区人口仅为481万。
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依赖一个城市孤立封闭运行,终究独木难成林。
正如一位著名科学家所言,在一个封闭系统里,能量水准差异趋于零,熵值达到最大状态,已没有任何自由能量做功了。
大上海正是依托苏、锡、常、杭、嘉、湖等卫星城市的有力支撑与拱卫,才迅速得以强盛,并把与之同时起步的宁波远远地甩在身后。
而武汉却是“鹤立鸡群”,身单影只,缺乏周边城市群的良性互动。
致使我们的种种优势,终归难以凸显为区域的经济优势。
区域经济要素的整合优化更是步履维艰。
当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在媒体频频亮相时,武汉的什么角几乎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或许这正是“大上海”与“大武汉”的天壤之别!
其实,“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
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
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
日本的东京和韩国的汉城,城区面积都比武汉小,而经济效益却高出很多。
城区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的武汉,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亿美元。
东京城区面积514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达5073亿美元,是武汉的28倍;汉城城区面积605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达410亿美元,是武汉的23倍。
城市规模的庞大和企业规模的弱小,使武汉患上典型的“虚胖症”。
晨曦初现,是汉正街敲醒了武汉。
70%为农民出身的汉正街业主早早开门迎客,通过成千上万的“扁担客”、“包袱商”,把林林总总的小商品销往全国各地。
依靠勤劳和汗水,把货物买进来,再把货物卖出去,汉正街固守着这种延续千百年的简单商品交易。
“商者如云,肩挑手扛,摩肩接踵,喧嚣嘈杂”,这些描绘昔日商贸繁荣的形容词,犹如天际滑过的彗星一样,在当今的汉正街还能找到长长的尾巴。
对此,有学者断言:
武汉只能造就汉正街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却难以培育出沃尔玛、麦德龙这样的现代商业企业。
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商业也要靠大资本来运作。
1992年,武商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
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
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重铸辉煌。
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
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
几年励精图治,盘点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2000年,武汉实现社会商品销售零售总额600多亿元,只及广州的一半,连续3年在全国第6的位置上踟蹰不前。
2001年,武汉商场等5家商业上市企业的每股收益都是微利或亏损。
苦练内功,原以为学精了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的武汉商业,却发现别人早已不再使用这些冷兵器,而用上了原子能、核武器,杀入我们的领地。
针对外地商业频频入境的举动,武汉商业企业携手合作,一致对外,抵御外地商业的攻城掠地。
然而,这良好的初衷终成徒劳。
犹如清兵以大刀长矛抵御列强的洋枪洋炮一样,我们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而前所未有的冲击却正在到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正风高浪急。
商贸封闭不是武汉的传统。
自1861年3月,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并建立租界之后,美、法、德、日等20多个国家相继订约来汉通商。
1905年,仅汉口地区,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
国门洞开,被迫通商,半殖民统治的痛苦换来了武汉经济封闭结构的终结,洋行洋商虽然是经济上的掠夺者,但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武汉经济发展的工具……
可是,当时间定格在新的千年之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在武汉人心头萦绕,让人挥之不去。
2000年的城市进出口总额,深圳是武汉的50倍,上海是武汉的40倍;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深圳为31793%,上海为9954%,青岛为9742%,而武汉仅为915%;利用外资,上海高达5391亿美元,广州为3115亿美元,而武汉只有1303亿美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七。
如果说深圳、上海对外敞开了一扇大门,武汉则仅仅对外开启了一格百叶窗。
华灯初上,江汉路步行街上游人如织。
修葺一新的百年老街,在霓虹灯下显示出了浓烈的时代气息。
透过薄薄的现代墙体涂料,依稀可辨斑驳陆离的古建筑原貌。
这里,曾经是武汉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1865年,英国人在洞庭街创办的麦加利银行成为武汉第一家外资银行。
之后,各国在汉大规模设立银行机构。
横滨正金、汇丰、华旗、美丰银行、大孚等银行大楼相继在中山大道、江汉路、南京路一带建成。
在当时的汉口闹市区,最为壮观和阔绰的建筑就是这些银行大楼。
江汉路南段素有“汉口华尔街”之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武汉在全国四大金融市场中的业务量仅次于上海,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
武汉的银根松紧,市价涨落,直接影响江西、湖南、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
昔日的金融辉煌如今在武汉只剩下几栋孤零零的楼房,如同耄耋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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