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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史实补考
武王伐纣史实补考
(1)
【内容提要】武王伐纣的史实,在《世俘》所载之外,至少还有两项内容:
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
前者见于《商誓》、史墙盘等,后者见于天亡簋、《度邑》等。
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是为了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是为了以太室为重心经营东方。
二者都完成于武王伐纣过程之中,因此都是武王伐纣史实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武王伐纣;迁殷遗民;选择雒址;《商誓》;天亡簋;《度邑》
【作者简介】张怀通,1963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王伐纣是发生于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
对于这项史实,学者虽然在其发生年代上的看法莫衷一是,【1】但在其具体过程上的认识却基本一致。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世俘》的存在。
《世俘》是一篇保存在今本《逸周书》中的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记录了从“维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2】,到“维四月己未旦【3】,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的武王伐纣过程。
为此,唐兰、赵光贤、李学勤、罗琨等学者依据《世俘》记载,构拟了武王伐纣日程表。
【4】
有了《世俘》记录,有了学者所作日程表,武王伐纣过程似乎较为清楚了。
但是,由于《世俘》的体裁,按照朱熹的说法,是纪事本末体的滥觞,【5】主题是记叙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隆重的献俘礼【6】,因此《世俘》“作者”在布局谋篇时对原始材料肯定有所舍弃。
这意味着学者主要依据《世俘》得到的看似较为清楚的武王伐纣过程,可能并不是武王伐纣史实的全部。
至少有两项在武王伐纣过程中发生的史实因为与《世俘》主题无关而被舍弃。
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的地址。
对于这两项史实,学者都已经做过研究。
遗憾的是,由于学者或者没有将其放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来考察,或者没有将其结合着学者依据《世俘》所编最新武王伐纣日程表来考察,从而使得这两项史实仍然处于若明若暗之中。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在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商誓》、《度邑》等文献,以及史墙盘、天亡簋等青铜器铭文,对这两项史实再进行探讨,以之作为对武王伐纣史实的补充考证。
一、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记载于《商誓》、史墙盘等史料之中。
(一)《商誓》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
《商誓》是今本《逸周书》的第四十三篇,经刘起舒等学者考证,确是西周文献。
【7】李学勤先生进一步认为:
“《商誓》之作,只能在武王居于殷都的几天期间。
”即从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到离开商都之前,因此向学界呼吁:
“《商誓》篇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尚书》中的周初各篇。
它或许正是删《书》之余,能够保存至今,殊足珍贵。
今后研究殷周之际史事,希望不要忘记这一宝贵文献。
”【8】然而,《商誓》是西周文献、有较高史料价值虽然得以确定,但到底与哪些史实有关系,却不见有学者加以揭示。
其实,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就是《商誓》涉及的重要史实之一。
《商誓》记载的是武王对殷遗民“伊旧何父,口口口口,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口口口口,及太史比[友]、小史昔[友],及百官、里居[君]、献[贤]民”的讲话。
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周人伐商理据,以及对待殷遗民的政治策略,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
”大意是,我于甲子日伐纣灭商遵从的是上天之命。
二、“在商先誓[哲]王,明祀上帝”;“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
大意是,罪恶全在纣一人之身,与商人以及商人先祖无关。
三、“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
尔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
”大意是,我既已诛纣,膺受天命,你们要听从天命,接受周的统治。
这三项内容相互交叉,反复出现,贯穿于武王讲话始终,起到了分化商人、消解商人反抗意志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之上宣布对殷遗民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项内容。
首先,“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
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9】。
大意是,你们这些“多子”与“百姓”要自我谨敬、顺应天命,以便使上天永远保佑我们西土,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西土安居。
服从天命的安排,不要发起叛乱。
其次,“予天命维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
大意是,我既已膺受天命,你们要以服从周的统治的实际行动来赢得天命的眷顾,如果胆敢反叛,我将执行上帝之命,从西土来给予你们刑罚。
第二项内容针对的是留居商都的殷遗民。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这就是三监问题,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本文不必多论。
此处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第一项内容:
“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
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
”对于武王的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武王讲话地点。
武王讲话中“西土”与“彼”对应,那么“彼”所指应当是西土;将西土称为“彼”,说明武王讲话地点是在商都。
其次,武王讲话对象。
武王讲话的对象是“多子”与“百姓”,“多子”与“百姓”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是有专门指称的词语:
(1)惟多子飨?
(《合集》27648)
(2)贞,惟多子飨于室?
(《合集》27647)
(3)惟多生飨?
(《合集》27650)
(4)善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尊,唯用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纯,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
(善鼎,西周中期,《集成》5.2820)
前三例中的“飨”,朱凤瀚先生认为:
“综观卜辞‘飨’均用作祭名,不作宴飨之义。
所飨者,均王室先人。
这里是卜究竟是多子还是多生参加王室飨祭。
”【10】也就是说,“飨”是商王室举行的由“多子”与“多生”参加的祭祀先祖的活动。
例
(1)、
(2)中的“多子”,朱凤瀚先生认为:
“是指多位‘子某’,其中当包括一些‘子族’的族长”,“‘子某’是王子,在一般情况下,生存的‘子某’最远可能是时王之祖辈(即时王之祖的兄弟),更多的可能是时王的父辈(即时王之父的兄弟,今所谓叔、伯)、兄弟等,或时王之亲子,因此‘子某’们与时王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11】。
即在世“多子”的血亲范围一般可以从时王之子一直上推到时王之祖的兄弟。
例(3)中的“多生”与例(4)中的“百生”,朱凤瀚先生认为: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百生,即百姓’与殷墟卜辞中的‘多生’意近,是指众多个家族的族长”,“‘多生’的身份亦是族长一类贵族。
但同姓方可参加王室祭祀,所以‘多生’不会是异姓”【12】。
也就是说,两例中的“多生”、“百生”,是多姓与百姓的初文,而多姓与百姓分别是商王与善的同姓家族之长。
武王伐纣史实补考
(2)
第三,武王讲话内容。
从修辞学角度看,武王讲话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
所谓互文,就是上下文意互相补足。
那么武王讲话可以还原为“尔多子[与尔百姓]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多子与]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
结合以上两点对武王讲话的理解,可以很自然地明白,武王的意思是要求殷遗民中的王子王孙与世家大族之长顺从天命,在周人的西土永远地安居。
如果这一理解不误,那么武王讲话实际上涉及了西周初年的一项重大历史事实,那就是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移到了西土。
既然如此,武王实施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呢?
李学勤先生认为《商誓》之作是在武王居于殷都的几天期间,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就应当在武王居于殷都之时。
但这个判断仍嫌宽泛,据《世俘》与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的记载,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后的第八天辛末日便到了管,即今河南郑州。
在此期间的戊辰日“王立政”。
从“王立政”的前一天丁卯日上推至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4天,从“王立政”的后一天己巳日下推至武王在管的辛末日是3天。
在前一个阶段,武王进行了牧野之战、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间、封圣王之后等多项工作。
在后一个阶段,武王先是行进在从商都到管的路途之上,后是暂驻于管。
从商都到管,即从今河南淇县到今河南郑州,直线距离大约是105公里。
以当时每天35公里的行军速度,武王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13】从武王行程看,《商誓》之作当以“王立政”的戊辰日有较大可能性,也就是说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政策,很可能是在“王立政”的戊辰日发布并实施的。
(二)史墙盘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史实
上文揭示的《商誓》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可以得到西周青铜器史墙盘的证实。
史墙盘云:
(5)静幽高祖,在微灵处。
雩武王既〈屮戈〉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俾处。
(西周中期,《集成》16.10175)
史墙是西周恭王朝的史官。
在盘铭中史墙在依次歌颂了从文王到当朝天子恭王的功德后,又历数了自己先祖事迹。
此处所引是其家族前二代事迹。
唐兰先生对该段引文所涉史实的理解是:
“墙盘叙述他的高祖原在微国,烈祖微史是微国人而作史官,在武王克殷后来见,武王命周公给他土地,住在岐周。
”【14】这一解释为多数学者所遵循。
依据铭文记载,结合与史墙盘同出青铜器铭文中多有日名等文化现象,学者公认史墙所在微氏家族应当是在武王伐纣胜利后就归顺了周人并且被安置在西土岐周的殷遗民。
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
史墙的高祖、烈祖是谁?
二者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及其封国微有何关系?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认为史墙的高祖是微子启,烈祖是微子启之子,代表学者是徐中舒。
【15】二是认为“微史烈祖……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己的后裔,是商末微子启的史官”,“微史烈祖……仅是微子启的史官,而非微子启之子”,代表学者是刘士莪、尹盛平。
【16】三是认为史墙之微为姚姓,商末时其地望在今山东寿光,与子姓的微子之微没有关系,代表学者是黄盛璋。
【17】
黄盛璋先生的解释,一个主要支点就是西周青铜器叔{爿〈已矢〉}父簋铭文“牧师父弟叔{爿〈已矢〉}父御于君,作微姚宝簋”。
黄先生认为“微姚”是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女子称谓,因此断定微为姚姓,进而得出姚姓之微的地望在今山东寿光,与地望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的子姓之微无关的结论。
其实,西周时代女子称谓问题较为复杂,除了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方式之外,还有夫方之氏+父方之姓、父方之氏+夫方之氏等多种方式。
【18】比如西周晚期有一件铜盈盖,其铭文作:
“吴母作微姬旅盨”,其中的“微姬”,组合方式与“微姚”的情形类似,“微姬当为姬姓女子嫁于微者,而微姚可能是姚姓女子嫁于微者”【19】。
由此可以肯定姚与姬不会是微国之姓。
既然微不是姚姓,那么黄先生的解释也就失去了基础。
刘士莪、尹盛平的解释,立足点主要在于与史墙盘同出的商尊、商卣铭文中的族徽“冀”。
二位先生据《齐觚陶斋》著录的一件署以“冀”族徽的铜鼎铭文中有父癸、祖丁、帝己,从而认为该家族先祖“帝己”就是武丁之子孝己,或称祖己,因此得出史墙所在微氏家族出自孝己而与微子启无关的结论。
但是,二位先生显然忽略了如下问题:
第一,商尊、商卣虽然与史墙盘同出一窖,但其所属与史墙之微氏,是否同一个家族?
第二,如果按照二位先生的解释,微史烈祖仅仅是微国的史官,与微子没有近亲血缘关系,那么何来史墙之子〈疒興〉自称微〈疒興〉、微伯〈疒興〉或微伯的以国为氏呢?
【20】在这两个问题之外,二位先生的立论基础也存在问题。
所谓《齐觚陶斋》著录的那件铜鼎,在《殷周金文集成》中的编号是4.2368,其铭文作“口妇尊示己祖丁父癸”,没有族徽
“冀”。
因此何景成先生说:
“在误植铭文族徽之后……追溯微史的家世就难于成立。
”【21】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徐中舒先生作出的史墙高祖是微子启,烈祖是微子启之子的解释,能够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
朱凤瀚先生在徐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道:
“微氏出身为何,学者意见歧异,诸种见解中,似以将‘微’释作微子之微较为妥当。
徐中舒先生认为,墙盘所谓‘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即是讲微子启的情况,与《史记》所载微子启数谏纣王不听,因而退隐之际遇符合。
‘静幽’、‘灵处’皆取幽隐退逊之意。
颇有道理。
盘铭所言微史烈祖,可能是微子之子辈,其家族当是微子宗族之小宗分支。
所谓微史,即是史官,当是在受周武王封土后即任周人之史官,故有此称。
”【22】既立足墙盘铭文,又结合文献记载;既参考商末政治形势,又符合商周命氏原则,因此这一解释是可取的。
既然如此,就可以肯定这样一件确曾发生的史实,史墙“在微灵处”的高祖是微子启,史墙的“微史烈祖”是微子启之子,他们在武王伐纣胜利后投降了武王,后者被周公安排在岐周居住。
这一史实表明,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早在武王时代就已经着手实行了,这与《商誓》所载武王讲话“尔多子其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基本吻合。
(三)周原卜辞等史料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史实
与“微史烈祖”境遇类似的还有箕子,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云:
(6)裳[衣]鸡[箕]子来降,其执釆厥吏。
在旃,尔卜曰:
南宫治其胙。
(H31:
2)
与史墙追述自己先祖事迹多有隐讳之辞不同,周人对箕子事迹的记载则直截了当,即箕子投降了周人。
陈全方先生认为:
箕子投降周人“当是武王灭殷后之事”【23】。
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云“箕子,纣之诸父”【24】,也就是说箕子在“多子”之列。
对箕子投降周人之后的境遇,《尚书序》云:
“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于归。
”【25】作为“多子”一员的箕子,先是投降武王,后又被武王带到西土,其经历与史墙“微史烈祖”类似,这更加印证了《商誓》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是确曾发生的史实。
被迁居西土的殷遗民上层分子,在微子之子、箕子以外,可能还有一些世家大族。
比如著名的“戈”氏家族,陕西长安县普渡村出土的蘸疊(《集成》15.9822),其铭末署族徽“戈”。
陕西扶风五郡村出土的作父辛簋,铭末也署以族徽“戈”。
【26】另外,署以“戈”族徽的商末周初的青铜器还出土于陕西泾阳的高家堡、耀县的丁家沟、扶风庄白村与张黄村等。
【27】“戈”氏族是商王的同姓亲族,“在殷晚期已有若干分支,大抵集中居住于殷墟及其附近地区”【28】。
再如著名的“冀”氏家族。
署该族徽的铜器除了与史墙盘同出一个窖穴的有晚商形制特征的商尊(《集成》11.5997)、商卣(《集成》10.5404)外,还有陕西长安县沣西大原村出土的有晚商形制特征的父癸尊、子尊,【29】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子麦作母辛尊(《集成》11.5910)。
关于该氏族属问题,学者之间存在较大认识分歧。
代表观点主要有:
子姓、姜姓、商人异姓国族、东夷族系,等等。
除个别学者,多数学者认为该氏无论与商人是否同姓但应当在商民族共同体之内。
【30】
“戈”与“冀”或是商人家族,或包含在商人共同体之内,商末时都居于殷地。
然而西周早中期他们的器物却分布于西土,【31】那么这些器物是如何到达西土的呢?
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战利品被周人带到西土,一是其主人被迁居西土。
虽然第一种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但由牧野之战后武王仍立武庚续守商祀的史实,以及西周早期某些带“戈”、“冀”族徽的铜器铭文所示器主与周王关系亲密看,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这两个家族被迁居到了西土。
既然如此,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迁居西土的呢?
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武王伐纣之时,二是在周公东征之时。
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因为传世文献对周公东征时瓜分殷遗民给卫、鲁等国的史实有较多记载,但唯独没有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明确记载,所以可以排除两个世家大族在周公东征时被迁居西土的可能。
如果推测能够成立,那么他们应当是与微子之子、箕子等人一同被武王迁居西土的,而《商誓》所载武王讲话提到的与“多子”相对的“多生[姓]”里面,可能包括像“戈”这样的大家族之长及其统属的族众。
与此同时,在“多子”、“多姓”之外,还有像“冀”这样的虽未必是子姓商人但包含在商人共同体之内的世家大族。
史墙盘中的“微史”、“史墙”等称谓,以及“木羊册册”等徽帜,表明随武王西迁的微子子孙,世代在周王朝担任史官之职。
蒜疊、作父辛簋;商尊、商卣、子麦作母辛尊等铭文表明,“戈”与“冀”两个殷遗民家族也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
这些都与武王要求“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的情况相符合。
武王伐纣史实补考(3)
四)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意图
推翻商人的统治之后,如何对待被征服的商人,是关系到新建立的周王朝能否巩固的大问题,为此周人采取了许多措施。
学者通过研究,将其归纳为两大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32】,二是周公在东征过程中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等诸侯国,或迁移到雒邑等异地,以便进行分化瓦解。
尽管学者广泛搜集了包括史墙盘等青铜器铭文在内的各种资料,但由于受《尚书·周书》之《多士》等传世文献的影响,仍然没有注意到武王也曾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问题,致使这一重大史实长期以来被历史的尘埃遮盖。
【33】只有少数学者从青铜器铭文的记载,隐约地感觉到可能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史实的存在。
许倬云先生说:
“武王克商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东土俊杰成族的迁到陕西……这一措施也可说是西周建立新国族的第一步。
”【34】这一观点很有见地。
现在有了《商誓》的记载,再辅以史墙盘铭文、周原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证明,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就可以肯定下来了。
不过,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目的,与后来周公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或迁移到雒邑以瓦解其社会基础的目的有所不同,可能是为了笼络殷遗民中的上层分子,并利用其在文化上的优势为周王朝服务。
痹钟(《集成》1.251—6)所载微史烈祖“以五十颂处”,即凭借掌握五十种礼容的本领而安处于周,【35】就是对武王真正意图的最好诠释。
二、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记载于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
(一)天亡簋记载的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的史实
天亡簋是一件制作于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是:
(7)乙亥,王又[有]大丰[礼]。
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
降,天亡又[佑]王。
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
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
丕克乞[迄]衣[殷]王祀。
丁丑,王飨大宜。
王降。
亡得爵复觵。
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集成》8.4261)
由于是西周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天亡簋自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以来备受学者重视。
铭文开头的历日,据下文“丁丑”可知应是“乙亥”,也就是说铭文所载史实发生于乙亥、丙子、丁丑三天之内,对此学者没有异议。
另外,多数学者认为铭文中祭祀上帝、祭祀文王的“王”是武王,作器者是“天亡”,天亡就是太公望。
【36】
在这三点之外,学者对铭文所载地点、事件认识的分歧较大。
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者对铭文中的“天室”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对武王祭天祀祖的地点、经过、目的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大致说来,对“天室”的理解主要有两种。
其一,天室是“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
陈梦家、黄盛璋是代表学者。
【37】其二,天室是太室,太室就是太室山,即今河南嵩山。
蔡运章、林沄是代表学者。
【38】这两种观点有明显的时代性,前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孙诒让等学者对古文字“天”、“太”二字可以通用,因而“天室”就是“太室”的讨论,以及杨树达、唐兰二位先生将天亡簋中的“天室”、《度邑》中的“天室”与太室山的联系。
【39】
将天室解释为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的明堂,有一些窒碍之处,最大的一点是没有与今本《逸周书》之《度邑》的记载协调起来。
“天室”之称,于古文字只出现在天亡簋中,于古文献只出现在《度邑》中,因此二者的对应绝不会是偶然巧合,一定有必然联系。
【40】《度邑》是学者公认的西周文献,其中三次提到“天室”:
(8)王曰:
“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
”
(9)王曰:
“呜呼,旦!
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
其有宪命,求兹无远。
天有求绎,相我不难。
自洛汭延于伊油,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
无远天室。
”
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在今豫西一带。
【41】三涂,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伊河之北。
【42】岳鄙,即黄河北边的太行山南麓之地。
【43】河、伊、洛,即今黄河、伊河、洛河。
武王的话,为我们描绘了二个延展于南、北、西三个方向的非常广阔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在平原之地或地面建筑都不可能具备,只有在高山之巅才可能获得。
结合三涂、岳鄙、伊洛、黄河等山川地理,学者认为武王描绘的是在嵩山之巅见到的情景。
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境内,古称太室、天室,海拔1368米。
这意味着武王的度邑是在太室山上进行的。
【44】
以对《度邑》所载武王讲话的认识为前提,重新解读天亡簋铭文,学者发现该铭中的“王凡三方”【45】,正与武王所讲相吻合。
凡,即般、盘,古文字从般得声的字一般有旋、转之义,因此“凡”可以读为“〈般目〉”。
《说文解字》目部云:
“〈般目〉,转目视也。
”那么,“王凡三方”就是武王向南、北、西三方瞻望。
【46】另外,该铭中的“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之后,紧接着一个“降”字,也与武王于太室山上瞻望之后下山的情景相吻合。
【47】
然而,囿于“天室”是明堂的观点,对“王凡三方”,陈梦家先生解作“(王)泛舟于(辟雍之)大池中的三方”。
对“王祀于天室”,陈梦家先生解作:
“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
”对紧接两句后面的“降”字,属下而读,作“降天亡又王”,使得句子的主语变成了“天”或“上帝”,与上下文极不协调,致使文意也扦格难通。
【48】因此,将天亡簋中的“天室”解释为明堂不可取。
与此相反,蔡运章、林沄等学者主张的“天室”是太室山的观点,既有古文献做依据,又能照顾到铭文的上下文意,因而是正确的。
将天亡簋与《度邑》进行对比,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天室”的释读问题,而且受《度邑》主题的启发,学者对天亡簋所载史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首先,天亡簋之“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记载的是武王在太公望的佐佑下于太室山巅选择雒邑地址、举行祭天祀祖典礼的史实。
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位于天下之中的太室山具有通天的宗教功能,所以武王将自己选择雒址、祭天祀祖以永保天命的行为归结为“定天保,依天室”【49】。
能印证学者揭示的天亡簋所载武王选址、祭天史实的古文字材料,是西周初年成王时期的何尊:
(10)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棵自天,在四月丙戌。
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殳民……(《集成》11.6014)
由何尊可知,武王为计划在中土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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