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批判学派纵横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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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批判学派纵横谈

批判学派纵横谈

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在传播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还未受到我国学者足够的重视。

本文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发展脉络、重要人物、研究志向等，进行了宏观勾勒，以期推进对此学派的研究。

比起20余年前传播学在中国初兴之际的情形，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计。

比如，就研究的风格和流派而言，如今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Empirical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之别。

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的耳熟能详相反，批判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波微茫信难求。

这一方面是因为批判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学派则始终若隐若显。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则显然不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健全发展，而且更使许多现实状态由于得不到相应理论的关照而陷入茫然或无序。

其实这种隐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破天荒地把“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列入课题指南。

这里，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研究略作阐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别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的兴趣与关注。

说起批判学派，首先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

这种思潮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

大略说来，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

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

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

不言而喻，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

如果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就是其操纵系统如方向盘、刹车。

只有驱动系统而无操纵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

同样，只有操纵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滞不前。

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操纵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仅不绝如缕——如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判理论等等，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真切地逼近人类，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曾在那部横空出世的《西方的没落》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论述阐发了西方文明的穷途末路，其中还专门对西方近代报业及其自诩的新闻自由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自由资产阶级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负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

——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驱策之下。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如今日的默多克、特纳等——引者注）铺平了道路。

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虚幻的自决权。

①

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

它与秉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

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把握，应该首先由此切入才能抓住要害，即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其次，进而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

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判学派自从动荡、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正是这种传媒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

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

以丹尼尔·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理论。

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

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判②。

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括其广为人知的“地球村”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所说的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比重变化，在贝尔看来确实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

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

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

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

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

……然而，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

③

类似贝尔的这种言说，在诸路各领风骚的学界诸侯那里可谓俯拾即是，仅其荦荦大观者就有：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裔，如哈贝马斯：

法国结构主义及其流变，如以符号学著称的罗兰·巴尔特和以“知识考古学”闻名的福柯；后现代主义，如詹明信（FredricJameson）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和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对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对“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透视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等等。

这些学界大家各以开宗立派的理论对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开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

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

当然，两者之间均以“批判”（critical）为旗，事实上“批判”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常见术语。

所以，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

迄今为止，传播学批判学派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

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

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有影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称典范。

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

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做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

一个个案研究》。

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

“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

”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

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

“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

就27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

……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

”⑤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正，而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无意于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

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

哈洛伦等人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

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

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至，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

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

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

”⑥

总之，在批判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

⑦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其二是文化研究。

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

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

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

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

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

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

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

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

按照他的考察，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