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曲艺 任重道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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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曲艺任重道远
保护曲艺 任重道远
2007年7月15-1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山东省文化厅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承办,山东省泰安市文化局协办的“全国传统曲艺保护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泰安市隆重举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中共山东省泰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斌芳以及泰安市文化局局长胡立东等与来自全国各地相关科研院所、曲艺教学机构、曲艺家协会、曲艺表演团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张蕴和、姜昆、黄群、马盛德、孙建君、郑长铃、慈建国、张凌怡、石振怀、李冬雨、谭小兵、周寿泉、沈志凤、魏应中、丁科民、薛子亮、徐晓阳、张岳公、陈光启、王永棠、陈爽、蒋慧明、张守振、赵兴力、高志辰、江国鹏、李广宇、郭学东和张亚昕、俞斌、黄润根、吴菊红、陈富慧、董灵、张爽、张延芬、王朝中、王娟、钱鲜霞、李东风、李俊华、李宏、陈晓岚、方园园、王力等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先后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
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和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陈鹏主持。
与会者围绕“传统曲艺的当代保护与发展”这个主题,结合自身研究心得和工作体会,分别从传统曲艺当代生存的现状交流、传统曲艺当代保护的手段思考、传统曲艺当代传承的途径探讨和传统曲艺当代发展的生态营造等话题入手,交流探讨了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传统曲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给予深切的关注和学术的观照。
现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不辱使命有所作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
曲艺是十分重要的传统艺术门类,更是非常典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与文化发展长河中,我国的曲艺艺术不仅以其自身的独特魅力,滋育和涵养着我们祖先的精神与心灵,而且以其深厚蕴藉的文化传统,孕育催生了诸如章回体长篇小说这样富有鲜明中国气派与特色的文学体裁样式和几乎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
在诸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她同时还扮演着“民间教化课堂”和“民俗生活载体”的多重角色与身份。
从而不仅具有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葆有特殊的艺术文化地位。
然而,长期以来,曲艺艺术的这些独特价值和宝贵品格,一直没有得到足够而又充分的重视、发掘、认知和评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包括曲艺在内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种基于农耕文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艺术,生存与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与挑战。
一方面,这种基于传统土壤的审美创造形式,较难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另一方面,现代开放的社会形态,急剧改变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
传统断裂、后继乏人的现象十分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古往今来我国的曲艺品种总量不下500种;最保守的估计,至今仍活在民间的曲艺品种,至少也在300多种以上。
但是,全国范围真正拥有专业团体的曲艺品种,还不过100个。
换句话说,更多的曲种,仍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发展状态。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当今时代,年轻一代瞩目并且喜欢和掌握这种艺术形式的人数急剧下降,失去传统发展土壤的这种民族艺术类型,面对主要依靠老一辈艺人传承的尴尬状况,普遍呈现着人在艺存、人亡艺绝的濒危局面。
抢救并保护好这门珍贵的传统艺术,因而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们国家最高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研究机构,同时担负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职责。
进入21世纪以来,我院立足学科门类齐全、学者队伍整齐、学术成果丰硕的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密切联系创作实际,形成了艺术科研、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确立了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创作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办院目标,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
我院曲艺研究所作为国内乃至世界惟一的专门从事曲艺研究的学术机构,肩负着繁荣发展曲艺学术的神圣使命。
建所20余年来,不仅相继完成了诸如《说唱艺术简史》、《中国曲艺通论》、《中国曲艺通史》和《中国曲艺概论》等填补学科空白和奠定学科基础的重要史论成果,而且参与承担了属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大型文献史志丛书《中国曲艺志》的具体编纂工作。
此次我们联合山东省文化厅和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正是我们的自身使命使然。
我们愿意从现在起,通过学术研讨等形式,更加密切同全国各有关单位和同行的合作与交流,为我国的艺术科研事业、为包括曲艺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凝聚智慧奉献心力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
山东是曲艺大省,素有“书山曲海”之称。
山东人民十分热爱曲艺,曲艺在这里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历史上曲艺在山东人民的审美欣赏、文化知识传承、道德风尚教育和民族精神培育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曲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与此同时,抢救、保护和振兴曲艺的计划和行动也在积极酝酿,目前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
2006年,我省有4个曲艺品种和一个曲艺文化空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个曲种列入“第一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文化主管部门连续举办了几次全省规模的曲艺会演,对出人才、出精品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许多曲艺演员和作品在全国获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全省民间的曲艺创作和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
滨州市的“胡集书会”在政府扶持下重现了生机。
省会城市济南,既设有专业的曲艺团体,又大力发展民间曲艺演出队伍,近年来先后恢复了“茗曲阁”、“晨光茶社”、“明湖居”等曲艺演出场所,实现了天天有曲艺演出。
可以说,传统曲艺的保护和振兴工作,初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曲艺已经成为当前山东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和亮点。
传统曲艺的保护与发展,与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当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山东的经验来看,保护工作越深入,我们越感到形势严峻、越感到责任重大、越感到任务紧迫、越感到问题复杂、越感到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是何等重要!
举办这样的研讨会,邀集全国各地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聚首泰山脚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时期,就传统曲艺保护与发展的诸多问题,展开广泛交流,进行深入讨论,提出意见,找到办法,为传统曲艺的保护与发展指明健康开展和持续推进的路径,很有必要。
我相信,与会代表一定会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和谐文化的要求,解放思想,集思广益,大胆探索,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为传统曲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振兴,凝聚智慧,奉献心力。
保护传统曲艺
必须注重时代需求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相声艺术家姜昆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
“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曲艺的当代保护与发展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对传统曲艺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必须注重时代的需求。
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其中既有社会的需求,又有市场的需求,同时还要兼顾群众的文化需求。
首先,传统曲艺的保护要注重社会的需求。
中国曲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几乎所有的曲种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属于这个地区别具特色的“文化名片”。
应利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做好曲艺保护与发展的文章。
一方面,要在传统节目的挖掘整理方面加大力度,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为尚健在的老艺术家保存演出资料;另一方面,要重视传承人的培养,使优秀的曲艺节目能以鲜活的方式继续活跃在今天的文艺舞台上,为社会提供服务。
其次,传统曲艺的发展要重视市场的需求。
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价值转换因而属于曲艺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走市场的前提是必须遵守曲艺的艺术规律。
像电视等强势媒体固然为曲艺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和阵地,但不容忽视的是,曲艺展演与媒体运作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因而出现了为适应媒体播出而对曲艺节目从题材结构到表演方式进行“削足适履”的简单对待状况。
这就提醒我们,曲艺演出除了电视晚会还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传统的剧场演出必须予以重视。
而演员在剧场的经常性演出,不仅有利于“活态地”保存传统曲目,也有利于锻炼和培养青年演员队伍,使曲艺传承后继有人,可谓一举多得,必须予以坚持。
第三,传统曲艺的传承和发展要重视群众的文化需求。
以粤曲为例,在广东包括海外华人中一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据说在广东有三千多个粤曲社,仅顺德一地就有镇一级曲艺协会11个,“私伙局”110多个,省级曲协会员100多人,区级曲协会员600多人,镇级曲协会员超过4000人。
这样令人振奋的数字足以说明,传统曲艺在群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只有不断创作和演出基于传统的曲艺精品,传承发展就有出路。
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为曲艺
发展提供必要生态条件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文科
保护好包括曲艺在内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开展立法保护并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性措施。
对于传统曲艺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未能建立起相应配套的工作体系,从而严重妨碍着这门艺术的现代发展。
比如,在国家制订和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曲艺”和“杂技”一样,没有列入“艺术学”属下的“二级学科”目录名单,从而缺乏相应的学科地位,致使对于曲艺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孵化,包括曲艺专业高等教育机制的建立,失却相应的制度依托。
换言之,制订“学科目录”时对于“曲艺”的忽视和遗漏,一方面使得曲艺的学科地位因为没有相应正规的管理“户籍”而被长期遮蔽;另一方面又使曲艺的现代传承和文化普及,无法纳入高等教育的“专业指导目录”,被遗忘并隔离在现代教育的大门之外。
面对至少有着1500年信史、拥有至少500个以上品种的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又传统深厚的庞大艺术门类,全国至今仅有两所中等专业学校而无一所曲艺学院或者本科专业的教育传承状况,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相比之下,属于“舶来品”的电影与话剧,传入中国的历史才刚100年,即不仅拥有相应的学科地位,也拥有完备的高等教育链条。
这就提醒我们,制订、修补和丰富、完善相应的学科制度与高等教育架构,给“曲艺”和“杂技”等传统艺术的现代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障,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紧迫。
许多人只感觉相声和二人转等等广受欢迎的曲艺品种或创演低迷、人才匮乏,或内容粗俗、格调不高,却不知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长期以来都是由业余爱好而转入专业经营的。
他们的文化基础和专业知识,普遍缺乏相应正规的基础训练和系统学习。
而从业者具有的综合素质,又在根本上决定着行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当我们的社会没有给这门艺术的现代发展提供相应系统和规范的人才孵化机制与生存发展条件的时候,希冀依靠这样的队伍能够深刻传承这门艺术并且发扬光大,实在是很不现实的。
又如,国家虽然设立了曲艺研究所,但全国范围从事曲艺研究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研究成果也很难面世。
全国公开出版和发行的曲艺刊物,仅有属于中国曲艺家协会机关刊的《曲艺》杂志。
曲艺专业的学术刊物一本没有。
上世纪创办的中国曲艺出版社,后来也被撤并掉了,致使曲艺论著的推出发表和曲艺书刊的编辑出版,长期以来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其它像电视台的文艺编导因不熟悉曲艺知识而在解说与字幕中将曲艺混同于戏曲(戏剧),或把原本需要铺平垫稳才能出彩的相声演出人为压缩,导致出现“硬性胳肢”的审美尴尬等等,也都表明曲艺的文化普及和专业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
这就警示我们,保护和发展传统曲艺,努力延续其艺术的本体生命固然重要,但营造能使这门传统艺术适宜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条件的综合生态环境,同样十分重要。
为保护传统曲艺提供
强大学术智力支持
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陈鹏
中国有句古话: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包括曲艺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如想取得预期良好和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加强有关保护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务虚工作。
我们召开这样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加强情况交流,促进学术探讨。
一方面为传统曲艺的保护工作提供学术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为保护的实践工作营造社会舆论环境。
因为,文化的保护需要按照文化自身的规律办事,需要我们具有文化的眼光与情怀。
这就决定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即不仅需要有科学的态度,更需要有足够的智慧。
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马虎不得。
否则,愿望良好的保护工作,极易变成对于文化资源的变相破坏。
山东省艺术研究所作为主要从事山东文化艺术研究的专业机构,拥有一批专门从事包括传统曲艺研究的专业人才。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不仅相继承担和完成了包括《中国曲艺志?
山东卷》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山东卷》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和编纂工作,而且推出了诸如《山东曲艺史》等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专著。
从而使得我们在包括传统曲艺在内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居于学术中坚的地位。
同时,由山东省申报并被评选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4个曲艺项目,也是由我们所配合有关方面落实完成的。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如果没有长期研究形成的学术积累,我们就无法胜任相应的工作。
同时启示我们,保护包括传统曲艺在内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也离不开相关学术机构的担当和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肩负着非常重大而又艰巨的使命。
必须更加切实地做好本职研究工作,更加注重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学科建设,为包括传统曲艺在内的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持续有力的学术和智力支持。
保护传统曲艺必须
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
山东省泰安市文化局局长胡立东
泰安市地处山东省中部,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们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保护包括曲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制定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实施细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成立了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保护中心和专家咨询机构,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保护队伍;二是开展了包括曲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全面了解和掌握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普查工作拟于2008年6月之前结束;三是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其中。
县级名录也将陆续公布,初步建立了辖区内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四是编辑出版了10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料。
挖掘整理了本市留存的山东渔鼓、山东柳琴、山东快书等的传统节目;五是以政府为主导,广泛吸收社会各界参与,举办了一些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会,在展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内容的同时,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群众中的影响;六是组织社会力量成立了“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协会”和“泰安市曲艺研究学会”等社团组织,作为保护包括当地流传的山东渔鼓、山东柳琴、山东快书等传统曲艺形式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手臂;七是联合有关各方在《泰安日报》等媒体开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专题栏目,通过加强宣传为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直面曲艺危机着眼整体抢救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凌怡
以河南曲艺的现状为例,1995年出版的《中国曲艺志?
河南卷》显示:
全省共有47个曲种,至1985年已经消亡或近于失传的有14个,偶有演出的13个,仅有业余演出的17个,有专业曲艺团体正常演出的只有3个。
至今又过去了20余年,据有人调查:
河南“目前共有10个专业曲艺艺术表演团体,其中国有团体7个,集体所有3个。
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专业曲艺艺术表演团体几乎就没有什么演出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干脆长期放假”。
河南省文化厅在进行省直文化艺术团体体制改革时,省直所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更动,有的还把原来的团改成了院,惟独把原省曲艺木偶团合并到了省歌舞团,更名为歌舞艺术剧院,曲艺团则成了歌舞剧院下属的一个团队,这使全省曲艺界都更感到曲艺处境的严峻。
目前,河南城市曲艺除在广播电视中还偶能看到(主要是相声、评书等)外,以往曾在全国流行的名牌曲种河南坠子,已沦为在郑州街头乞讨性的演唱了。
农村曲艺的传承状况也大不如前,曲种流失非常严重。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
正如有人曾说:
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
从河南来说,目前80岁左右的曲艺传承人已经极少了,河南省艺术研究院推荐申报的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已届80高龄,据说她的条件各方面都没问题,就是当前还没有制定出可行的保护办法,所以也就不能最后确认和施行。
而这样的传承人可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一旦撒手西归,就什么都带走了。
可以看出,曲艺已出现整体性的危机,曲艺保护的紧迫性是必需面对的现实。
推动传统曲艺的发展
是最好的保护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大专部主任、副教授张蕴和
足球场上有句话,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非常适合传统曲艺的保护工作。
对传统曲种最好的保护就是推动它的发展,给它注入新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推动”,应根据对象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具体说来:
一是激活。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因时代的巨大变化而导致的“休克性”死亡的传统曲种。
这类曲种一般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但艺术语言显得陈旧过时。
对此,应该设法找到一个能将其激活的“程序”和“密码”,那就是以当代观众喜爱的内容和艺术语言对其进行加工改造,让它获得新的生命。
二是开发。
传统曲艺一般都具有两种属性,其一,艺术表演属性,其二,生活娱乐属性。
所谓开发,是指分别对传统曲艺的两种属性深入研究,将其中仍能为当代民众喜爱的部分进行系列性的产品开发。
首先在传统曲艺的艺术表演方面,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和不同表演风格开发打造表演产品系列,并由此衍生相应的音像制品系列以及动漫作品系列;其次在传统曲艺生活娱乐方面,建立丰富多样、规模不同的曲艺表演娱乐场所,把曲艺的娱乐同现代休闲娱乐和购物餐饮等结合在一起。
同时让其走进家庭,举办“堂会”,弥补当代家庭表演的市场空白。
三是育人。
这里的育人,不只是培育从业人员,还包括培养观众。
特别从业人才培养方面,目前虽有各种类型的曲艺表演、创作和研究机构,但与其他艺术人才的培养相比较,无论规模、质量、要素投入,还是方法、手段、技术支持,都相差甚远。
仅就我国惟一的一所综合性曲艺艺术学校而论,在办学理念、师资配备、校舍建设、教学设施、图书馆藏、管理制度等各方面,与其他艺术院校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
所以,必须建立起传统曲艺品种齐全、层次分明、分布合理、运转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否则,保护并发展传统曲艺就是一句空话。
保护曲艺重在传承
山西省襄垣县文化馆馆长张岳公
对传统曲艺的保护,要坚持以人文本。
以有“鼓曲之乡”美誉的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流行的古老曲艺形式襄垣鼓书为例,虽然已经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保护中遇到的困难还很不少。
主要的症结,是这种传统曲艺与现代社会的不能很好适应。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保护的目的便是要让它适应社会,甚而也可以说,保护本身就是一种适应,保护的过程同时也是适应过程。
这就涉及到传承人的适应问题、传承人与社会的适应问题以及代际传承的适应问题等等。
由于历史原因,襄垣鼓书现存传承人多为盲艺人,年轻人多不愿意学习鼓书。
这表面上反映的是鼓书艺术传承乏人,深层原因是襄垣鼓书与现代受众的不相适应。
因而,襄垣鼓书的保护要着重从受众承传与艺人承传两个方面入手。
受众承传就是对新一代受众群体的培育。
针对当前情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基础性的工作:
一是使襄垣鼓书等走进中小学的乡土教材和课堂,广泛普及传统曲艺知识;二是开设地方曲艺乡土视听课程,使平时对传统曲艺接触甚少的学生有一个感官上的认知,在快乐教学中感受曲艺的魅力;三是通过名老艺人进校园,有效推动新的受众群体的培育。
对襄垣鼓书来说,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延传,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单纯依靠原有的传承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发展需要。
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承传方式,拓展承传渠道,广泛开展艺术的本体传授。
其间,民间艺人和基层文化馆曲艺专干的结合十分重要。
文化部颁布的《文化馆管理办法》早已明确了“搜集、整理、研究、开发民间优秀文化,挖掘保护和继承民间文化遗产”是文化馆的重要责任和职能。
这就给我们开展此类传承工作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应很好贯彻和执行。
媒体的“泛娱乐化”倾向
不利于曲艺文化的传播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慧明
美国人尼尔?
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
”进而提醒世人:
“比物理意义的娱乐圈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
不幸的是,作者以美国电视业为研究蓝本的惊人结论,也在国人的文化视野中应验了。
包括传统曲艺在内,如今也难逃“泛娱乐化”倾向的“摧残”。
仅举一例,2005年6月,姜昆先生出席一次学术研讨会,发言中提到央视《曲苑杂坛》栏目的主题歌的演唱,个别字的发音存在“倒字”的问题,这种违背曲艺规律的唱法容易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随即,某报刊出文章:
《姜昆炮轰央视〈曲苑杂坛〉不伦不类误人子弟》。
一时哗然。
有意思的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报道对此一笔带过,只把焦点落在了“炮轰”上。
之后,又有媒体“爆料”:
《曲苑杂坛》制片人、编导汪文华称姜昆此举是因其个人目的未被满足而心存不满,欲“为个人树碑立传”。
尽管最终事实得以澄清,但透过这一事件,媒体在运作过程中所折射出的惟恐天下不乱的“非正常”心态实在耐人寻味。
而这只是涉及曲艺人的媒体新闻中颇具代表性的个案之一,类似事件举不胜举。
在“泛娱乐化”倾向的媒体眼中,曲艺演员的身份已然被当作娱乐明星的代名词。
再看曲艺节目在媒体中被任意嫁接和过度包装的普遍现象,更是为此提供着丰富的注脚。
难怪观众对本就精品不多的曲艺节目抱有成见,直接影响着曲艺在当下观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
这非常不利于曲艺艺术的正常发展,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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