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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
浅析《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
《复活》是他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很多年前,我就曾拜读文学巨匠托尔斯这部代表作,对其中的男女主人公留有深刻印象,可能是身为一名女性的关系,我更关注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其多孑的命运、经历的坎坷无不使我的心牵挂。
今天当我再次品读这位大师的作品时,对其塑造的男女主人公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对这部著作的内涵也有了更深刻地理解。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性作品,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是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更是爱的复活,道德的复活。
有人曾这样描绘“托尔斯泰主义”:
以基督教“博爱”思想为基础,鼓吹不以暴力抗恶,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及向宗教寻求出路。
认为书中充满了托尔斯泰布道式的道德说教,并把这些视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消极因素。
我并不否认这部作品有其悲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艺术作品源于生活,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托尔斯泰,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但我想这并不能取代这部作品体现出的对人生、人性的关注,对人类精神的关怀,对未来社会起到的日益凸现的积极作用。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地提到博爱这个观点。
他认为所有的社会不公,一切的恶的来源都在于人没有得到人应有的待遇。
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应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既没有权利去仇恨别人,更没有权利去惩罚别人。
这里的“爱”抛弃一切物欲和功利主义,是一种没有外在压力,从自我内心迸发出的感情和理念。
“爱”使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使人类社会得以进步和发展。
托尔斯泰也试图以它来规范和调和整个社会。
在第二部第四十节托尔斯泰为犯人所遭遇的悲惨境遇寻找原因邪道:
“‘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甚至不许别人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面前站的是人,他们心目中没有他们对人所负的责任,只有官职和这种官职的要求,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要求。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了,’聂赫留朵夫暗想。
‘只要承认有那么一种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比爱人之心更重要,那么哪怕这种情况只发生一个钟头,而且是在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下发生,那么任何一种损害别人的罪行都可以在自以为无罪的情况下干出来。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
”达到社会完善和个人解放的手段之一就是爱人,就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在为他人的活动中感受到自身灵魂的净化,从而达到自我的“复活”。
全人类普遍的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思想,它超越了尘世一切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准绳。
罗曼·罗兰说,“我们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通过人类博爱来实现幸福,只有致力于这种结合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最崇高的艺术是与爱的结合的艺术。
”从《复活》中,我深刻体会到了以“爱”为灵魂的“托尔斯泰主义”,更体会到这位巨人博大的胸怀。
在“托尔斯泰主义”的三条主要内容中,“勿以暴力抗恶”依循于基督教义,托翁自言:
“在一切的作战方法中,基督摈除那种用暴力来跟罪恶作战的不合理的方法——这就是以恶抗恶。
”他以为,能从根本上铲除“恶”的方法,不是“暴力”,而是“理性和爱”。
“暴力”在托尔斯泰那里也是一种“恶”,它威胁人类生命,破坏人类和平,而人类却有珍视和保护自身及他人生命的义务,在这种思索下,托尔斯泰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根据博爱和勿抗恶的理论,我们既然必须爱一切人,不能反抗或者惩罚恶,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呢?
托尔斯泰给出的答案是以不断的道德内省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建立人间天堂,获得最大幸福。
关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从作者对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就可见一斑。
作者用精确的细节和深刻的内心展示,塑造聂赫留朵夫形象,逼真地再现了他心灵的震荡和变化过程。
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
作者以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为全书之纽带,而将大量笔墨用于描写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之中。
于是,我们一次次读到聂赫留朵夫在精神之人与兽性之人之间如何艰难抉择的片段。
当听到被告人的名字是“柳包芙”时,他不相信是他爱过的姑娘,于是“戴上夹鼻眼镜”,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告人的脸。
与玛丝洛娃的巧遇,可谓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再次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中的阀门,封沉其中的善良,羞耻心,同情心…一并涌出,汇聚成了精神的人,与那个兽性的人进行对抗。
于是,眼前那层灰暗老化的角膜脱落了,使他对社会与生活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对整个贵族阶级、对待封建官僚制度、对待宗教、对待法律和监狱以及对待革命者。
在他心中,革命者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
他对于他们充满了敬意,对于劳动人民充满同情道护之心,而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于贵族充满厌恶。
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
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正当情趣和苦中作乐”,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
”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
第二次探监,他提出要与玛丝洛娃结婚来赎罪,受到她的怒斥与谴责后,他展开了“沉重而痛苦”的内心斗争,这是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从此他真正地开始反省,进而否定了自己十年的堕落生活,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走上了精神复活的道路。
在几次探监过程中了解到狱中的恶劣环境和冤假错案比比皆是,闻所未闻。
他的认识得到了提高,走上了他精神复活的第二阶段。
他认为只限于个人的悔罪是改变不了被压迫人民的命运的。
处理两处田产的农村之行,加深了他对私有制及其造成农民贫困的认识。
农村的凋谢、农民的贫困、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对他的改良措施的不信任,让他感到地火在运行,地主阶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他对自己的阶级作了否定。
他性格中的正反两极有了明显的转化,他为无助的囚犯奔走求救,为赤贫的农民解囊,并放弃了两处田产,决心陪伴玛丝洛娃去流放。
但思想矛盾和和各种感悟形态依然在心灵中撞击、搏斗,从而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他认识到地主占有土地造成农民的贫困,把土地交给了农民。
同时又顾虑重重,忧虑自己未来的生活。
在他的前进中作者揭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
彼得堡之行,他去最高院上诉,法院“不管案情的是非曲直”,官吏们穷奢极欲,与人民为敌,使他认识到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的唯一的去处,就是监狱。
他由对地主阶级的否定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彻底地否定,他进入了精神复活的第三阶段,这时他的叛逆性格已基本形成,完成了质的飞跃。
托尔斯泰塑造普通人的悲剧形象,目的在于揭露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同时也为了揭示为普通人所特有的不可摧毁的精神气质。
因此,作者满怀同情地叙述玛丝洛娃的堕落之后,又精心地描绘了她的精神复活。
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来探监,认真地提出要赎罪,要跟她结婚时,她愤怒了:
“上帝?
什么上帝?
当初那个时候您才应该想起上帝呢?
”“我是苦役犯,是窑姐儿……您是老爷,是公爵,你用不着跟我打交道……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
我讨厌你……你走开!
”这是她对侮辱她的贵族老爷们的抗议,是她对自己苏醒了的内心的人的尊严的呵护,这是她觉醒的开始。
回到牢房,她痛苦难熬,跟狱中同伴喝起酒来。
从巴诺沃回来,他带来一张旧照片,这张姑姑家的合影唤起了她幸福的回忆。
她在病房高兴得差点滑倒,几次拿出来悄悄地欣赏。
她又爱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
”这主要原因是她确认他的悔改是真诚的,他为她和其他犯人奔走感到了她。
他关心她的命运和劝她向善,使她的怨恨消失,爱情苏醒走上新生,“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
她已经戒烟戒酒,不再卖弄风情。
”但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
她不想给他的生活带来牺牲和不幸。
这表明她无私、纯洁和高尚的精神面貌,也表明她对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有着清醒的认识。
她精神复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犯的重大影响。
在流放途中她与政治犯并肩同行。
政治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上层社会,不惜放弃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深深地感动了她。
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是这个下层妇女与政治犯产生感悟联系的纽带,而这条纽带又把她与西蒙松结合在一起。
西蒙松的爱复活了她早已失去的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她与为赎罪向她求婚的聂赫留朵夫分道扬镳。
她出身于劳动人民,终于又回到人民中间了。
玛丝洛娃是被侮辱与被压迫的妇女的典型。
她的精神复活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觉醒。
从表面上看,她的精神复活也同样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小说描写了她的苦难经历、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展示了她精神的变化。
从那个夜晚起,她再也不相信上帝了,这些都是欺人之谈。
凡是女人都利用她来赚钱,男人都把她看作取乐的对象,回想她碰到的一切人都使她感到愤怒。
人物思想变化过渡得极其自然。
漆黑的夜晚,成了人物觉醒的转折点。
作家还以恶劣的环境、紧张的动作、人物的内心独白、鲜明的对比以及陪衬人物的感受,生动地表现了爱情破灭对玛丝洛娃的精神打击以及她的觉醒。
玛丝洛娃作为底层人民不可摧毁的意志、善良的天性以及没有完全泯没的纯洁感情是她精神上复活的关键。
作者通过外貌的变化成功地表现了她内心世界的变化,“她晒黑了,消瘦了,显得苍老,她的鬓角唇边见了细纹。
现在她的脑门上没有发卷了,她的头发用巾布盖住了……她的衣服和态度,都没有一点卖弄风情的痕迹。
她过得比过去朴实了。
”她受到聂赫留朵夫真诚忏悔的影响,精神上逐渐复活了。
和政治犯的接触,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她的复活是真正的完全的复活,和政治犯的结合,预示着她走向新生。
《复活》中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的真切描写,对沙皇专制制度、教会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猛烈而深刻地批判,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千百万农民对沙皇政府的强烈仇恨和抗议,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以最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挞了罪恶的阶级,愤怒地谴责了沙皇专制主义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托尔斯泰一方面不仅密切关注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还进行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深度思考——人为什么而活?
人为什么不能平等相处?
为什么不能通过道德自我完善,使世界更美好?
这种“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是为全人类命运递出的一把钥匙。
在此基础上,托尔斯泰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治人,追求个人道德升华和全人类道德进步。
他相信人性的善良,将“道德自我完善”视作人类灵魂的必由出路。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放弃土地和私有财产,放弃版权收入,是一个真诚的道德自我完善的实践者。
《复活》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穷极一生对社会问题探索的结晶。
它是托尔斯泰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梯上所提出的拯救俄国和整个人类的政治、道德主张,也是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的真诚体现。
我们无权把托尔斯泰主义看成是道德说教,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老人的美好愿望吧,尽管他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八十二岁的高龄上孤独的客死异乡。
但是他为我们指出的救赎之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过远远没有完全赎清,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根本的痼疾,我们仍然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实现我们自身的复活。
况且《复活》一书所表现的深厚人性,其现实意义是深远的。
它宣扬人性,弘扬人性,歌颂人性。
我想,无论是过去之人,还是现实之人都无不需要人性的关怀。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物欲横流,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人们,精神却徘徊不定。
因此可贵的人性,更为我们所重视和关注,更值得弘扬和践行。
书中“聂”一次又一次战胜人性的弱点,唤醒起精神的人,就是在让人性复活。
而所谓精神之人就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有人性的人。
我认为拥有人性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原则。
要让精神的自我永存,就要“行得正,坐得直”,有自己的主见与谦虚的心和勇于自我审视、检讨的勇气。
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行事之前都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那世上许多错误和不幸都不会发生了。
善与恶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崇善扬恶应是我们毕生追求的品格。
时至今日,我国提出以德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们无法猜测,是几百年前托翁对未来世界发展的预见,还是纯属巧合。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失去人性的光辉是可怕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美好人性的展现。
希望更多人能在精神上复活,道德上复活,扬善心,做善事。
这是对托翁的慰藉,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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