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政治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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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政治思想

严复及其思想

严复（1854.1.8—“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

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

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

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

其提出的思想更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变法思想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使国人大受刺激。

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

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

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

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

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

他说：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认为：

“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

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

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

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⑥

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他说：

此三大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

”“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

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

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

”因此，严复提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的“救之之道”。

他阐述西学为实用之学，为国家致富强之学，指出“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

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

”“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

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

”⑦

严复批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迂腐观念，指出天在变，地在变，道也在变：

“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无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江河外啮，火山内崩，百年之间，陵谷已易；眼前指点，则渤澥旧界，乃在丁沽，地果不变乎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

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

请言不变之道：

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

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

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

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

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

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

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未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

”⑧他指出：

“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

严复强调说：

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无已谆谆然命之矣。

“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

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

”“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

‘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⑨意思是说，在今天形势下，相变也变，不想变也会变。

主动变法，变法之权掌握自己手里，被动变法，变法之权就会让别人掌握去。

1898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刊发《拟上皇帝书》，阐述政见。

他分析形势，强调变法的重要和变法所应采取的措施。

他指出：

朝廷在内治要变法，“法敝”就要“知变”，“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

他说：

“夫甲午一役，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

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

”所以，变法图强的形势更为逼人。

中国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

为什么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

”内治问题在“法既敝而不知变”。

“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

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

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因此，一定要掌握变的主动权，才不会让人来变，“新朝改物”。

他建议未变法前所亟宜行者有三事：

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

他写道：

“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

”

二、民主思想

由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

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建设已有200多年历史，而中国尚未出现这种转变。

严复留学英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并从西学、西方报刊宣传中了解、认识民主制度，结合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首先，严复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

“无法”指自由、平等、民主，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

”“有法”指规章制度（“官工商贾章程”），其国“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

“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

”之所以如此，严复指出，西洋各国都“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国家强盛，甚为“可畏也”。

严复说：

西洋谈论国家治理者都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而中国尊崇帝王者认为，“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把天下当作私产，把臣民视为奴隶。

他指出专制国之兵败于民主国之兵的必然结果：

“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

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

……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觑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

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

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掳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

”

其次，严复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应该效法西洋。

他指斥自秦以来的“君”（皇帝）都是“大盗窃国者”。

“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

窃了国，怕民知觉，又行愚民政策。

他希望清朝廷仿效英国，使民“自为”治理国家：

“陛下惟恭已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强已富矣。

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谓聪明神武者也。

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

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

”他指出，“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

”

严复说：

“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

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谓而不然。

彼中三尺童子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

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书，则于前数者之义为尤悉。

”士生今日，如果不读西书、不治新学则已，如果读西书、治新学而乃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说而绝这，这是大笑话。

再次，严复强调“民质”在实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

严复认为，民主要建立在民能自治的基础民要有政治觉悟、政治能力。

严复所说的“民质”，就是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

民主的程度要与“民质”的水平相适应。

由于两千多年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民质”水平低下，所以实行民主制度要首在提高“民质”水平，实现民主的目标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严复在《原强》、《救亡决论》诸文中，“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认为“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

”“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斯，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

”

严复说：

中国如“病夫”，民智下，民德衰，民力困，所以，有一倡而无群和，靠少数人想实行民主必无成效。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

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

在《辟韩》一文中，严复批评韩愈《原道》对君主专制的看法：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他指出，这是颠倒的说法，应该倒过来说：

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

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

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意思是先有民，而后才有君、臣之立。

所以，民是国家的主人。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复很赞赏孟子的这句名言，称为“古今之通义”。

由此，严复指出民主是合理的，“君臣之伦”是出于不得已的。

因为民还没有达到自治的水平，所以“君臣之伦”还暂时不能摒弃。

民之所以不能自治，是由于“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

当今，应“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

”一旦民能自治，君应还政于民，“悉复而与之”。

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严复阐述民质高下与民主法治的关系：

“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殊，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

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

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执其湿束虏使之法，挟天祖之重，出死力保持，求与之终古，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

此为治之家所以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

”

言变革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严复再三致意世人要体察民力、民智、民德。

他认为，“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

寡和则勍者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

”他提出应“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

当清政府筹备立宪之际，他在致学部书中写道：

“今者吾国议立宪矣，立宪者，议法之权公诸民庶者也。

然民庶不能尽议法也，则于是乎有国会之设而乡邑有推举代表之权，地方有行政自治之设，凡此皆非不学之民所能胜也，而不识字者滋无论矣。

”“国家远取近观，知五洲列强，其进步之所以速；夫岂不愿国会早开，使吾上下棣通，君民相保，以成自强不息之局。

顾乃回翔审顾，不敢沛然涣然者，亦以斯民程度之或未至耳，则不得已而为预备之说。

”

严复晚年面对民主革命形势，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更是表示疑异，反复强调中国民之程度不足民主，中国不可行民主共和。

如他于1911年底，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因为今日“吾人之程度不合于民主”。

1913年，在致熊纯如函中也表达同样意思，他说，他不是有爱于觉罗氏，所以哓哓者，是认为“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民主共和制度，民质的程度“乃真不足”行民主共和制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共和制度受到各方面挑战，诸种政治势力争夺权位，政局动荡不安。

严复一方面认为，此为“人欲极肆之秋”，政界无一“佳象”，“时政黑暗如故”。

他说：

身居北京，“耳目日受时局激刺，真不觉有生趣也。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主与专制的反复，新与旧的摇荡，是“社会钟摆原例，无可奈何者也。

”他指出，这是因为民初“破坏”旧法过头了，“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

造成混乱后，“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时，又未必不太过”。

这种现象，严复都归结于民质程度与所施法度不相适宜所致。

他在私人通信中一再表示：

“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

”

严复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君宪制度，认为这才是与中国民质相适宜的民主制度。

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和主张。

他说：

“民国初建之时，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

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

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

”为什么说“不敢谓便成事实”因为严复认为：

“君宪既定，孰为之主，乃为绝对难题”。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实“阴行其中”。

严复对此觉得也未尝不是君宪的一种模式，所以认为这也是与民质相宜的一种不得已做法。

当袁世凯仍不满足已有权位，想变更国体，登上皇帝宝座，拉拢严复参加筹安会、起草劝进书时，严复感到袁氏“怀抱野心”，告诉前来示意的说客：

袁公执政数年，号为民主，实行专制。

“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

况且，政体改变已四年，“此时欲复旧制（帝制—笔者），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

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反对复辟帝制。

并自此闭门谢客，筹安会开会，以至请愿，继续劝进庆贺，严复都“未尝一与其中”。

袁世凯倒台后，严复深感中国难觅一位贤能之才担当施行君宪的“总理”：

“今试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

”他痛心时局酿成“武人世界”。

而中国的武人与欧美不同，大抵都是“下流社会之民”，素质差，因此，是“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

这些武人，“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

而且，他们为了疆场上争斗，“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

”

严复认为：

“盖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证（症），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

”武人对民主制度的摧残，使民主成为泡影。

因此，“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

三、自由思想

自由，指言论自由，行为自由，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是民主之“体”。

民无自由，谈何民主。

所以，自由、平等、民主是密切联系的。

当然也有区别，区别在于：

民主一般体现在政治活动中，自由、平等则不仅体现在政治活动，而且也体现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中。

严复推崇自由，他在中西比较中指出西人有自由，中国无自由。

无自由导致国弱民穷，导致民质低下。

因此，中国要图振兴、谋富强，要仿行自由，使民享受自由。

1895年，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中国数千年教化，都是教人服从、听命，重三纲、重亲亲、以孝治天下，尊主、贵一道而同风、多忌讳等，从不谈自由。

西方则不同，“彼西人之言曰：

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西人认为，自由是天赋的，是人人、各国都具有的权利。

国家立法订章保护自由，惩处侵犯人自由的行为。

一方面，人人有自由、享受自由；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国君都不能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如杀人，伤人，抢夺别人财物等，都是侵损别人自由的行为。

严复指出：

“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中国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

“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毫无自由观念。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

自由，故贵信果。

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

尊亲，故薄信果。

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

”

1903年，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一文中对“自由”有较深刻阐述。

首先，他对“自由”一词的词义作了解释。

他在译文中把“自由”译为“自繇”，理由是由、繇二字虽然是古通假字，但是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所以写为“自繇”，而不作“自由”。

自繇的西文原古文作里勃而达（Libertas），常用文作伏利当（Freedom），与奴隶、臣服、约束、必须等字为对义。

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

“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

”其次，他阐述“自繇”的思想含义。

他指出：

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为人们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

自繇并非可为所欲为，无拘无束。

如果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就没有什么界限了，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没有谁会去禁止他。

“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

”这里说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自繇要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繇为界限，这就是处在人群中的每个人的自繇。

他说：

就政治上而言，“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繇。

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

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

故所与争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

”就言论上而言，“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

亚理斯多德尝言：

‘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

’即此义耳。

”“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

特争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为圆足。

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

又以一己独知之地，善恶之辨，至为难明。

往往人所谓恶，乃实吾善；人所谓善，反为吾恶。

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

”再次，严复认为，自繇与民的“自治力”有密切关系：

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

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

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

”

在回复胡礼垣函中，严复肯定胡礼垣信中所说“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大同郅治之规，实学途之究竟”是“见极之谈，一往破的”。

同时指出：

世界各国虽然都以平等自由为“正鹄”，但是，中间所采取的“涂术”各有不同。

因为各国“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所以不能强求一律。

吾国民此时之程度，如即给予平等自由，“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淘汰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

意思是平等自由度要与民质程度相适应。

1906年，严复应邀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政治学，严复说：

此次讲政治，“乃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并言此后立宪为何等事”。

他在演说中，阐述政治学有关理论，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并结合中国的政治“症结”，进行剖解，发表看法。

演讲共八讲，其中有三讲谈自由问题，包括什么是自由，自由必须明确的界限，自由与民主、自由与立宪、自由与政府管理、自由与民质的关系，各国的自由状况，中国的现状及对自由所应采取的态度。

严复说：

民权、自由不仅为西国所乐道，也为吾国士大夫所崇拜。

“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

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

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

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

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

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

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

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其意思是自由是有限度，不是无限度的。

如何使自由与治理相协调，而不是相妨碍，这是政治家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严复指出，自由有政界自由，有社会自由。

“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

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

”社会自由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即已与群之自由。

他具体地阐述了政界自由。

他说：

“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

”意思是政府对民该管束的管束，不该管束的不管束。

这样的民就是自由的。

如果对民不该管束的也管束了，这样的民就不自由了。

所以，严复指出：

“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

”“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

”“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皆非指完全自由之事。

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

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

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

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

”“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

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

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

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此处阐明的意思是，政界国民之自由与否，与政体无关，“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

严复还认为：

自由有时可以为“幸福”，有时会为“灾害”。

“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

”如果“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自由就会为“灾害”。

“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

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

”

世俗对自由作如下三种理解：

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制干涉未自由。

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

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

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

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严复指出，世俗对自由的这些理解都不“科学”。

科学的定义，应“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政令简省至如何程度，必须掌握适度。

过于简省，自由过于极点，是无政府，无责任。

无责任，“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颦首蹙额之日至矣。

”民不仅享受不到自由之幸福，反而会遭受灾难。

严复旁征博引，以西方各国为例，说明自由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程度。

一个国家，在哪些方面可以给民自由，哪些方面要创章立制，不能给民自由，都各不相同。

同一国家，因时移境迁，立制多少，听民自由多寡也不同。

“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

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

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

”“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