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程修改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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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程修改稿
天津改革开放的历程与经验
一、天津的辉煌与曲折
(一)古代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大约6000年前,海水的渐渐退却与黄河泥沙的不断淤积形成了广袤的天津平原。
时至商周,天津地区的先民已经完全融入中原文化。
西汉王朝先后在今蓟县、武清、静海等地建立了泉州、雍奴、章武、东平舒等县。
公元206年(东汉建安十一年)后,曹操为了北征乌桓开掘了平虏渠、泉州渠及新河,沟通了北方的滦河水系与黄河水系,从而构造出海河水系,使九河下梢的天津成为重要的航运枢纽。
隋代又挖掘了南接沁水、北达涿郡永济渠的河道,天津因此成为南北大运河的北端与河海航路的交汇点。
此后,天津的历史命运就与渤海湾里、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航船商旅联系在一起。
早在魏晋时,今天的军粮城一带就出现过名为“漂榆邑”的港口城市。
公元643年,唐太宗为囤积征辽战争的军粮,在时称“三会海口”的刘家台建造了“军粮城”。
宋辽对峙时期,海河沿线又出现了独流、小南河、双港、泥沽、武清等名为寨、铺的军事据点。
金朝迁都至中都燕京(今北京)后,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信安海壖”成为京城漕粮的转运口岸。
1214年,金王朝在此设置的“直沽寨”,成为今天津市区内的第一个居民聚落。
1316年,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
1400年,明燕王朱棣率军从今天的北门外渡河南下,发动“靖难”之役,因此“名其地曰天津”。
1404年至1406的3年问,已夺取帝位的朱棣在这里连续建立“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大军事机构,并修筑起城垣。
他所以要将天津建设为一个庞大的军营,其原因在1421年得到了最终的解释。
那一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
从此,天津作为拱卫京师、转运漕粮、以一城而系国家安危的天下要津地位被历史确定。
直到清雍正年间,天津单纯作为军事重镇的城市性质才发生变化:
自1725年(雍正三年)到1731年(雍正九年)的6年间,天津完成了改卫为州、升州为直隶州,再由直隶州而开府设县的跳跃式的转型。
纵观古代天津城市的演变轨迹,不难确认一个十分明显的结论:
天津由边区军镇成长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性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的交互作用。
概括地说,天津的发展取决于河海漕运与北京建都。
自曹操北征乌桓以来,漕运的国家命脉作用就不断地趋于强化。
戍守辽东和长城沿线的大批边防部队始终依赖漕运补充供给各种物资。
北京建都后,历代王朝都要从南方航运大批漕粮以维持运转。
而无论海漕或河漕,基本上要经由直沽转运。
这便是天津成为军事重镇的原因所在。
到了明清时代,为了支付庞大的运输费用,政府特许押运漕船的“运军”贩运南北土产。
这样,漕船和运军就变成了特殊的商队,“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天津,也成为南北商品的集散、贸易基地。
此外,作为古代天津的两大支柱产业盐业与漕运,二者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天津自古产盐。
到清初,天津地区盐的年产量已达75万吨。
如此巨大的产量都要通过返程的漕船运往政府指定的销售地。
明代后实行的“引岸专商”制度造就了一批富有的盐商,积累了巨额的盐业资本,为天津商业的持续繁荣注入了必要的动力。
正是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城市功能,使之成为了北方的商贸中心。
(二)近代天津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把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西方的军事、文化、教育、经济得以进入,使渤海湾滨海地区,成为中国最早沐浴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地方。
天津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南有广州、中有上海、北有天津的经济格局。
天津的经济地位。
甚至超过了北京、西安、南京。
1880年,也就是光绪六年,北洋水师开始在塘沽修建大沽船坞,后来又扩建为军火工厂。
外商也在此经营修造船业,这里成为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
近代中国看天津。
不仅是造船业、化工业,与此同时,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工商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天津成为当时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城市和工商业经济中心,渤海湾滨海地区更是成为华北地区与国内外贸易和各类物资的重要集散地,素有“渤海明珠”之称。
穿越历史烽烟,一路走过。
如今的天津,已经成为环渤海湾城市圈上最大的城市。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强迫天津于1860年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的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
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总是受制于首都发展的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基础。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促使天津的城市文化也发生蜕变。
与此同时,天津的政治地位开始迅速提高。
1870年,清政府决定撤销三口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并加授钦差大臣关防。
从此,直隶总督不只是管理天津及直隶的军政民政,而且要代表朝廷处理外交事务,筹建近代国防工业,统帅庞大的新式陆海军。
天津也因此成为清王朝的外交基地和洋务运动的中心,其政治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
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决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诚如马克思所论: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
在他们为获取殖民地利润而输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明转型的道路。
天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1868——1937年,天津对外贸易总值已达到全国的10%以上,占华北总额的45%~60%。
1936年,天津有外国银行17家,中国银行和分行总计100多家,占有全国银行资本12.7%的份额;天津人口由鸦片战争前的20多万人增加到解放前夕的200万人。
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功能的不断加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外贸口岸和工商业中心、最大的金融和经济中心。
区域性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天津于1928年就成为直属国民政府的“天津特别市”。
在此后的80年中,天津仅于1930——1935、1958——1967的14年中被划为河北省省会,其余时期都是中央政府的直辖市或“特别市”。
(三)现代天津是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天津的发展,突出地反映了一个沿海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如何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又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经济体制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应情况及产生大的沿海经济中心带来的荣辱兴衰。
天津这6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它揭示了很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的规律。
1.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体制带来的功能萎缩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也就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这30年,可以说天津是在一种矛盾当中发展:
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唤起了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积极性:
另一方面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天津作为一个沿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天津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城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天津,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30年时间里,天津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4.07亿元,增加到了82.7亿元。
工业总产值由7.3亿元增加到了158亿元;财政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分别由4400万元和400万元,增加到了39亿元和209亿元。
在30年时间里,天津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在生产关系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在30年时间里,天津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体制基础,取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并长期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财政上统收统支,在商品上统购统销,在生产要素上统一调拨,在收入上统一分配,在对内对外关系上实行分割封闭,削弱了天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开放条件下形成的沿海城市功能,区位优势和经济中心城市的聚集、辐射作用难以发挥,使天津从历史上的北方经济中心,转变为主要是一个工业加工城市,从辐射内外的城市变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孤立发展的城市。
天津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天津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也不断相对降低。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津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各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排第二位,但到了1978年,不但与上海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被拥有首都优势的北京超过,1990年被先期开发开放的广州超过。
随后排位又不断下降。
天津的这种发展轨迹,我们应当科学地、全面地、历史地去认识、去评价,既应当看到天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应当客观地分析看待天津地位的变化,弄清楚天津城市功能萎缩和地位下降的历史原因。
天津这一阶段的发展,除与全国一样,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多种特殊原因,但主要的,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给天津这样的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带来的束缚和制约。
计划经济体制对全国各地发展都有影响,但对天津这样一个沿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影响,要比一般的城市和地区大得多,影响要深远得多。
有些影响本可以通过做好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但大量的影响是当时天津自己无法避免和解决的。
制约和影响天津发展的各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当时国家财政政策的影响。
在这个历史阶段,国家长期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上交国家,每年的财政支出由国家统一划拨。
当时天津是全国财政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是一个挣钱的城市,但每年挣来的钱大部分交给国家,国家用钱地方很多,每年留给天津的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支出,没有多少用于建设和发展。
从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间,天津累计地方财政收入977亿元,其中上缴国家财政601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62%,地方留用的只有376亿元,平均每年只能留用9亿多元。
这9亿多元除了要维持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保证这些单位的正常运转,保证城市的维护和管理以外,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用于价格补贴,以保持粮食、猪肉、蔬菜,还有烟筒炉子等很多商品的低价格,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真正能够用于建设的钱很少。
当时,天津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许多企业和行业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但却得不到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许多企业连折旧费都提取不了或提取不够,大批机器设备超期服役,超负荷运转。
比如天津纺织业,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为国家上缴利税150亿元,出口创汇近50亿美元,但国家给予的更新改造投入却很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老纺织企业仍然在使用着日伪时期的机器。
天津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直辖市,同上海和北京一样,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各方面建设,即使是80年代后实行财政收入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之后,也一直是财政收入上缴比例高、贡献大的城市之一,但得到的国家投人却很少,不仅比国家重点投资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三线许多地区少,而且同上海、北京相比也要少许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天津得到的投资累计不及上海的1/4,不及北京的1/3。
由于长时间处于“贫血”状态,天津这个城市经济机体没有一种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而就很难有比较快的发展。
二是国家很多年来一直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在地区发展上“割肥补瘦”。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天津的发展。
1978年以前很长时间里,国家在地区发展上的方针,不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而是采取同步前进的方针,特别是当时出于军事战备上的考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内地,投入到三线,而对天津这样比较发达的城市,采取的方针则是利用、限制和改造。
不但在发展上不给多少投入,而且将很多天津原有的大企业成建制地搬到内地,先后向内地成建制地搬迁各种工业企业一百多家。
天津拖拉机厂就是搬走以后,天津费了很大力气又重新建的。
“一五”时期,全国重点建设投入156个大项目,但放在天津的只有一项,就是这一项后来也搬迁到了陕西。
本来天津与北京经过多年的历史发展,按照客观规律形成了一种合理分工和互补发展的关系——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基地——后来北京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与天津重复建设、重复发展,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北京作为首都具有政治优势,国家在很多方面支持北京的发展,是先北京后天津,在北京投入巨资上了大量的工业项目,如首都钢铁、燕山石化等,使北京由原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变成了生产型城市。
这使得京津两个城市由原来的互生互补关系,转变成了竞争关系。
一方面使北京越搞越大、越搞越乱,环境不堪承受;另一方面使天津经济“在北京的阴影下发展”,对天津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和影响。
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把天津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来对待,而是当成了一个独立行政区划,在很多方面割断了天津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
比如说在金融方面。
1949年以前,在天津开办的银行有一百多家,其中外资银行17家,银行资本总额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并形成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两大金融中心,金融业务覆盖中国北方和大江南北。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金融统管,只设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当时营业机构也仅剩下17家;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也被关闭了。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金融机构的职能设置都以行政机构的方式,按省、市、区的行政区划分,各地的金融机构基本上独立,只为本行政区服务。
这样一来,天津的金融中心功能基本上丧失了,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天津庞大的经济运行,只靠天津几百万人的个人存款和企业存款,成为借贷差城市。
在这种体制下,天津经济一没有财政积累,二没有银行贷款,三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四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是封闭和半封闭发展。
天津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港口贸易中心城市的功能优势难以有效发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的对外贸易总量,高时占全国的30%以上,平均占全国的10%以上。
占华北地区的60%以上。
天津商贸的繁荣,使城市的发展受益匪浅。
天津首先是依托商贸的繁荣和兴盛,逐步发展起来的。
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与我们基本上断绝了经济贸易和往来。
受国际大环境的制约,我们整个国家基本上是依靠自力更生,封闭和半封闭式地发展,对外贸易长期低速徘徊。
天津这个传统的沿海通商口岸,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几乎到了与内陆城市没有多大区别的地步。
在那个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额长期徘徊在三亿美元左右,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大的发展。
天津依托商贸扩大城市功能,实现城市发展的能力明显减弱了。
五是天津一度划给了河北省,成了河北省的省辖市,使天津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明显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天津经济的发展。
在1958年至1967年的10年中,天津被划为河北省管辖,这期间,天津的发展速度明显降低。
据统计,1958年至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9%,天津年均仅增长5.8%。
天津工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由1957年的5.56%,下降到1961年的4.8%。
商品流通功能也发生了萎缩,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至1957年的平均增长8.3%,下降到了1958年至1962年的平均增长3.5%,1963年至1965年更下降到了0.4%的最低水平,基本处于停止增长的状态,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被显著削弱。
而在此期间,北京、上海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却都上升了。
上海工业占全国的比重由1957年的16.1%,上升到1965年的18.5%,北京由1957年的2.9%上升到1965年的3.9%,天津则由1957年的5.7%下降到1965年的4.3%。
六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天津经济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
大地震使天津经济和城市建设遭受了巨大破坏,仅市内六个区就有64%的建筑被震损。
大量的厂房设备和城市建筑被破坏,死伤民众十几万人,大部分工厂停工,数百万人露宿街头,使当年及以后一个很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975年的526亿元下降到495亿元,减少了6%,工业总产值由155亿元下降到136亿元,减少了7%,大地震给天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9亿多元。
更重要的是使天津错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宝贵发展机遇,对天津长期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从1976年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天津把主要财力、物力(投入近60亿元)和人力,用于赈灾建设,用于解决全市人民吃、住、行、用水等基本生活问题。
而这期间全国各地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加速发展。
特别是广东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迅猛发展,深圳等一批中小城市迅速崛起,北京、上海利用国家拨款也先后上了一批大项目,天津却不得不与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失之交臂。
1985年以后,正当天津由以赈灾重建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主时,国家投资体制由拨款改为了贷款,这就大大增加了天津经济建设的成本和负担。
天津这时上马的一大批项目,还没有创造效益就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包袱,企业负债率大大提高,被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2.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变
天津是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紧和影响最深的一个城市,也是这种体制所遗留下的矛盾和问题最多的一个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二十多年,特别是前10年,天津和一般的城市与地区相比,改革与开放的步伐走起来要艰难很多。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观念在这里根深蒂固,计划经济形成的那一套强大的体制很难被打破,还在于它背着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沉重包袱。
主要的一个是人员包袱,一个是债务包袱。
特别是从1978年到90年代初的时间里,天津是负重改革、负重开放、负重发展。
虽然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的竞争形势却相当严峻。
这一阶段是天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
对天津来讲也是相当困难的时期:
一是天津属于一个加工型城市,它的特点是原料在外、市场在外。
由于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计划没有了,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没有被很好地发挥出来,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又十分严重,既没有计划的保证,也没有市场的保证。
天津用于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不能得到正常供应,原料紧张和原料涨价,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同时,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天津的许多产品受到了不平等竞争的冲击,包括许多原来天津帮助建起来的内地企业也成了天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相当多的外地市场,人为地不许天津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
再加上天津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老企业观念滞后,调整转型比较慢,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等因素,天津经济发展曾一度陷入被动。
二是在城市发展上积累了大量问题和矛盾。
计划经济时期,天津很多人没有住房,那时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
1993年以前,市内六区有两公顷以上的危陋平房738万平方米,许多老百姓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特别是在老城里的一些地方,一家男男女女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住房相当困难。
“等房结婚”、“婚后无房”,是那个年代各单位干部职工面临的普遍的突出问题。
大批现有房屋处于危陋状态,条件极差:
夏季闷热,雨天淹泡,冬不保暖,公用设施相当落后,居民生活极为不便。
这些历史的欠账不解决,城市很难取得大发展。
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很多问题:
交通拥挤、道路不畅,供电、供水、供热以及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
那时,停水、停电经常发生,家家烧煤炉取暖,每年供煤紧张,大家排队抢煤成了经常现象。
夏天一下雨就四处积水,城市排水也成了市政府每年必须应付的大问题。
四是天津的企业背着两大包袱。
其一是人员包袱,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养了一大批富余职工,同时又积累下大批退休职工,没有从当年创造的财富中给他们留下社会保障,要靠从现在新职工创造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历史的欠账:
有的企业在职工人与退休工人达到一比一,同那些新型城市的新建企业相比,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其二是债务包袱。
多年企业盈利大部分交给国家,企业自己没有条件补充资金,发展靠贷款,流动资金也靠贷款,国有企业负债率很高,平均达到80%以上,相当数量的企业实际上是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运转。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转变时期,天津的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排位继续下滑,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小。
1986年至199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9%,天津仅为5.2%,比全国低2.7个百分点。
天津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由1985年的176亿元,发展到1990年的311亿元,增长了77%,但占全国的比重却由1.96%下降到1.67%,减少了0.29个百分点。
在经济总量上,天津先后被北京和广州超过,在全国城市的排位下降到第四位。
同时一些中等城市也迅速赶了上来,都把天津作为赶超的目标,形势相当严峻。
面对这样的形势,天津市委市政府决定首先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矛盾。
从解决城市建设的欠账入手,做了大量工作。
城市道路建设了“三环十四射”;投资9亿元完成了“引滦入津”工程,结束了天津人民喝咸水的历史;改造了墙子河和一批二级河道;修建了地铁;建设了一批供排水、发电、供电设施,缓解了城市水电紧缺状况;结合赈灾建设,修建了一大批居民住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近7平方米,天津城市建设一度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工业方面,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上作了很多尝试,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一大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在这一时期,一大批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以及城市发展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缓解。
3.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再度崛起
1981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指导天津工作的专论《发挥天津的优势》,明确提出天津应发挥北方经济中心和口岸城市的作用,这就为天津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4年,天津被中央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天津市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制定出“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的发展方向。
但是整整十年之后,天津并未迎来预言中的大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天津经济发展的后劲仍未集聚起来,随着改革的深化,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包袱愈显沉重,经济发展的规划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深层次的矛盾也开始显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深圳等经济特区迅速崛起,浦东的开发使上海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天津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领导层到普通的居民百姓都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失落感。
面对上海浦东新区的迅速崛起,天津政府和人民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苦苦探索摆脱困境的出路。
为摆脱这种失落感,使天津尽快迎头赶上先进地区的步伐,天津市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思考加快天津发展的办法。
当时各个地区要想加快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央要优惠政策,而最大的优惠政策就是办特区。
但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最关注的是南方启动改革试验,于是办特区的思路暂时搁浅。
此外,天津还考虑过塘沽建市的方案,这缘于滨海地区的诸多优势多集中于塘沽,但这势必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在当时全国改革局面还未完全打开的情况下,这个方案也未实行。
改革的局面因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而有所松动,南巡讲话犹如一声春雷,在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
更令人振奋的是,邓小平南巡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竟然来到了天津。
1992年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西站听了市委书记谭绍文、市长聂壁初的简报汇报,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
“你们一定要大胆地干,大胆地闯。
”此后不久,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天津发展的总体设想(即36条)。
天津的经济发展终于破题了。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奋斗目标。
今天看来,大力发展滨海新区确实堪称是天津发展历史上的前瞻之笔。
天津苦干3年,赢得了新的机遇。
1997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给天津进行了初步的定位:
“天津是环渤海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鉴于北京的受限和天津的崛起,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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