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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现状
“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
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
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
他见的这个老领导就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只要在网上简单搜索,你就会发现王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
不仅是他,央行的副行长也在推荐此书。
据说京城的高层前段时间都在热读该书,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
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
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
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
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
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
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
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
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
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
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
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
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
“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
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
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
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
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
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
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
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
“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
”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
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
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
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
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
以至于有人说:
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
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
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
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
“这全都是体制的错!
”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
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
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
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
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
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
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
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
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
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
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
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
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
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
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
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
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
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
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
”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
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
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
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
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
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
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政府高层在担心什么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要说法国大革命有啥成就?
估计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仑,让他当上了皇帝。
王副总理说:
“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
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真会这样吗?
《旧制度与大革命》随感
作者:
毛毅坚
近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
座谈会上,专家们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
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向与会的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王岐山称,“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此语所涉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托克维尔经典之作,经媒体甫一报道,如吹皱了一池春水,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各种解读。
笔者由于专业的缘故,多年前曾囫囵吞枣式地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当时纯属泛泛而读,并无大多体会。
这次重温此书,也像学界那样产生了疑问:
中央高层的领导,为什么会推荐此书,当下又会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此书呢?
存此之疑惑,难免有杞人忧天之嫌,正如老祖宗教导: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但又想起老祖宗的另一句话: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于是,决定来就此粗浅谈谈,姑且当作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1856年完成的,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仅67年。
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有第一手资料,灵感特别鲜活。
目前读来,他书中许多论断穿越历史时空,仍是直击人心和震撼时弊的。
托克维尔清醒地看到大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后暴政又轮入独裁。
他在书中向世人警告:
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如果不约制,必定重演。
他惊人地发现:
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
通常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是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而大革命正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
即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是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此外,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如是描述:
“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同时,他对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也揭示得尤为精辟: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
综上所述,托克维尔的对大革命的许多洞察与启迪,对改革“已到深水区”的今天中国而言,现实意义与思考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吧!
此时,再次提及《旧制度与大革命》,又不禁忆及邓公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忆往昔,在邓公的指引下,中国对“旧制度”进行改革已三十余年了,值此反思改革如何转型与深入的时空交叉点,笔者很想从历史的视野漫谈中国式的“改革”与“革命”,以表达一介“匹夫”对当下“改革”的点滴思考与殷殷期许吧。
“革命”绝对是一个褒义词,而且也不是什么舶来品,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其出自《易•革•彖辞》: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 商代夏,开暴力革命改朝换代的历史先河。
此后,陈胜、吴广为汤武革命做了最好的注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自商以降,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开始注入“革命”基因。
对权力的极度渴望每每使心怀“异志者”心底里发出“彼可取而代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
”的呐喊。
历史书中图景开始惊人地重复:
如果又恰逢“某年某月,天下大旱,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易子而食……于是,豪杰义士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于是,群雄四起,遍地烽烟……于是,问鼎天下,逐鹿中原,流血漂杵……于是,最终的胜利者改朝换代……然后,等待下一轮相似循环的悖论。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开篇所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但翻开二十四史,二千多年浮云世变、风雨沧桑,“革命者”留下浓墨重彩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强盗,唯独鲜见“创造历史”的布衣们的身影。
改朝换代的结果也无非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或者“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
每一次的揭竿而起,每一次的权力更替,都曾经带给平民百姓以无限希望和憧憬,加之历朝历代盛世中兴之点缀,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庆幸自己赶上了太平盛世。
但事实是,很快“希望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一切终又回归战乱、暴力、贫穷。
无论是黄巢的“报与桃花一处开”、李自成的“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或者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成了历史的反讽。
历史上的“革命”事件似乎更像明未遗老雪庵和尚吟成一首《剃头诗》:
“闻道头堪剃,何人不剃头。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权欲恶性果报律贯穿于中国两千余年王朝兴衰史。
再来谈谈改革。
其实改革也是个地道的国货,其出自《后汉书•黄琼传》:
“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
”与革命不同的是,改革比较受人青睐。
如果说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运动的话,那么,改革则是重新制定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规则,似乎温良恭俭让,面孔也远非革命那样狰狞或血腥。
连慈禧老佛爷都推行过“宪政”改革,1898年还颁布过《钦定宪法大纲》呢,可见,改革是个好玩意。
只不过清未改革无法突破“八旗”固有的利益格局,最后清王朝让辛亥革命这颗“子弹”给飞了。
言及于此,我又想起了奥马尔公爵批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话:
“向人民讲出真理是好事,但是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自由……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
”当下的中国历经了经济体制改革所带的国家繁荣,但人权、自由、民生、分配公平、公权等诸多领域仍然积弊重重,民生之艰与民怨之沸犹存。
但我仍坚信:
只有“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只有以史为鉴,鼓足勇气,历经继续“改革”的凤凰涅槃后,伟大的民族才会在和平与安宁中浴火重生!
那时,又有谁敢断言,有着辉煌历史和悠久传统的中国不会在继续深入改革中实现属于自己的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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