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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必须源于其伟大的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站在执政党的角度,提炼概括了党领导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这十条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始终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谋划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衡量人类进步与社会发达程度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从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符合30年实践历程的实际,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一、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恩格斯指出: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国内、国际的诸多矛盾,始终在艰难求索中曲折前行。
至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改革试验,但均以失败告终。
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却在短短30年间取得了辉煌成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以破解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着力点,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伟大革命。
关于我国1978年启动改革的性质,邓小平同志有过明确论断: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
应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这一论断表明,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改革与革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放生产力”。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积极性极大地迸发出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随后一个不算短的时期内,传统体制逐步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党的宗旨也在诸多工作领域发生了偏移。
体制的弊端和宗旨的偏移产生了严重后果,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狭义上讲,“革命”与“改革”有着质的区别。
“革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必须从根本上促成“质变”,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改革”则是在保持既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部分质变”,对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进行自我修正和完善。
从广义上讲,改革与革命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改革”本身也是一场“革命”。
正如列宁所说:
“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种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上犯最严重的错误。
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
”邓小平敏锐而科学地把握了这条界线,他明确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革命的本质和标志,都是制度变革。
我们已经实行和仍将继续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但也不是对原有体制局部的、细微枝节的调整。
与狭义的“革命”概念比较,“改革”的区别只在于:
前者是体制外的强力推动,后者是体制内的自我完善;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抗争,后者是自上而下的调控;前者是“休克性”的突变,后者是“渐进性”的演化;前者是“暴力型”的颠覆,后者是“温和型”的调整。
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表明,从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进行政策的重新选择与体制的重新构建,到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就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说,改革无疑是党在新时期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
“改革是体制演进的方式,改革也是制度生存的方传统理论认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存在区别,经济制度是基础,反映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而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可以进行选择和调整。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在经济体制领域,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领域,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收入分配领域,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为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基本保证。
邓小平曾说: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
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统计数据
表明,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
我们的改革在实现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停滞陷阱或社会动荡,并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场改革不仅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也影响到整个世界,树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崭新形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这既是从时代和战略高度对改革开放所作的政治定位,也是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将改革开放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称为中国近百年来的三场革命,准确界定了改革开放的本质和贡献。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
“现代化本身并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均属于“后发”“外促”型的现代化。
波兰学者布鲁斯曾把社会主义模式划分为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和南斯拉夫的自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成就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仅有这两种模式。
事实上,只要世界不同国家以及地区还存在差异,各国的现代化就会存在差异。
每一种模式都并非完美无缺,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都不可能套用别国的模式取得现代化的成功。
现实条件决定发展道路。
马克思说过:
“人们每次都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甚至需要在较大范围内利用私有制发展生产力。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现代化,以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在现代化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协调,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
进入21世纪,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改革开放,提出了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构想:
“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
进一步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
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等的监管制度;继续完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财税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依法维护金融市场等。
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是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总之,我国要在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的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多层面、全方位的转变,其实质是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实现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央提出,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其依据之一就在于我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就体制改革而言,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开放而言,从政策型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型;就产业发展而言,从着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出口加工制造业转向发展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大型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工业反哺农业。
这些阶段性特征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频发期。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我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也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主动适应阶段性特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三、经济全球化: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动力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压力的大背景下启动的。
在国内,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党和亿万民众产生了强大而迫切的改革意愿,改革主要“是具有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强加的结果”。
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又是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启动的,经济全球化及其所推动的高速现代化,以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源。
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使中国面临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计划经济(实质是行政性指令经济)
体制,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逐渐暴露,优势迅速消耗,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在此同时,曾为中国提供参照的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与此相反,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却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在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也拥有强大的“软实力”,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
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求。
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加快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20世纪50年代前后,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制约,中国没有抓住当时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抓住机遇顺势而起,一举成为世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政治出现了缓和局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东西冷战结束,南北关系缓和。
这为中国致力于自身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面对新一轮战略机遇期的到来,中国不能再错失良机。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我们果断地启动了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虽然不是最早,却是最全面的、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探索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抓住了国际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有利契机,通过加速体制变革,实施开放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
例如:
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推国内改革。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初步实现了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
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使中国成为“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广泛受益的国家之一”。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
金融危机的深化,尤其是危机逐渐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不可小觑。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事实证明,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办好我国自己的事情,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也是我们应对外部挑战的治本之道。
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把握好“后发优势”和“大国优势”,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为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创造有利条件。
四、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近百年来推动中国进步无可替代的核心力量,其根本职能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历经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改革开放前,这个执政党的自身定位还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标志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不断以“搞运动”的方式抓经济建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同时标志着党自身定位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传统的“革命党”真正向“执政党”转型。
如果说,作为“革命党”,党的主要任务是“破”,即要“破坏一个旧世界”,那么,作为“执政党”,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立”,即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取得了巨大成就。
30年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履行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职责使命。
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我们党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扫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腐朽的政治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曲折和代价证明偏离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时,我们党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毅然决然地实行改革开放,调整和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变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开辟新的广阔道路。
当改革开放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我们党又审时度势,鲜明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相反,曾经作为社会主义苏联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由于未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失掉了政权。
列宁曾清醒而明确地指出,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而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文化前提,因此,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的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位置,这个根本任务是:
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逝世后,苏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未能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使人民群众逐步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改革”,但他的“改革”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既没有找到有效进行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也没有组织好参与改革的社会力量,最终以失败告终,不仅丢掉了政权,也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表明: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来说,都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归根到底,制度的优越性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来体现,执政党的政绩要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展示。
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仍将面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繁重任务,因此,我们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切实履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职能使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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