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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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文化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
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文化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简介邓友梅及其京味小说
二、民俗和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三、民间建筑中的文化
四、民间娱乐的文化
五、民间人物中的文化
六、民间语言中的文化
七、小结
八、释义、文字及其出处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
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文化
●杨科
摘要:
邓友梅所写的《那五》《烟壶》等一系小说反映了新旧北京的市人生活,描绘了一幅幅北京的社会风俗画。
从这一幅画有北京味的民俗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市人生活中的表现。
无论是民间的建筑、人物,还是平民的生活、俚语,都透露着北京这个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名城的文化意韵。
其文化的独特性和共通性都同它自身的发展相联系,也有历史的原因和文化交流的因素参与其中,而民俗的稳固性和变异性对京味文化的形成及影响更是不可忽视。
本文就是从北京民俗这一角度来谈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文化,从民间风情中探讨各种文化在民间生活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
民俗京味文化
Keywords:
folkwaytheflavourofBeijingculture
一:
简介邓友梅及其京味小说
邓友梅,(1931年3月1日-),笔名右枚、方文、锦直等,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村,出生于天津,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
解放后,邓友梅定居北京,进入鲁迅讲习所学习,并在1957年发表了《在悬崖上》,瞬间满目是刺眼夺目的光环。
然而流星在刹那璀璨后陨灭,铺底盖地而来的反右和文革让邓友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父亲去世,妻子被迫与邓友梅离婚,而此时他正远在东北进行劳动改造。
曾视文学如生命的他被强迫停笔,22年不许写作。
令所有人惊异的是,文革风波刚过没多久,邓友梅的作品《我们的军长》就发表出来,并获了当年的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随后的优秀作品《那五》《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等等优秀作品也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
如果说短篇小说《在悬崖上》让邓友梅蜚声文坛,那么真正让他在新时期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就是《话说陶然亭》《那五》等一系列小说。
这组作品不仅描写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北京的生活图画,还描写了新时期新北京的生活风貌,形成了一个比对。
然而,无论是哪种生活景象,它们都是一幅幅充满北京风味的图画。
这些
图画表现了北京的胡同风情,百姓苦乐以及文化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平民性和世俗性特征。
所谓“京味”就是由此而来,这组小说也就被称为“京味小说”。
“京味”不同于“京派”,后者主要呈现的是士大夫的情调,强调道德文章的重要性,而前者着重体现北京的民间风情,与生活更有贴近性,与民间文化进行着“亲密接触”。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写出了王亲贵族、富豪遗霜、纨绔子弟到市井细民、行医郎中、梨园子弟等三教九流的生活画面,在画面上向我们展示着北京浓厚的民俗风味,又从民俗风味中让我们领略到浓郁的文化气氛。
可以说,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是一幅蕴含着各种文化的北京民俗画,从这些画上我们看到一个生动的老北京,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北京。
二、民俗和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有关“民俗“的概念各国都不尽相同。
在我国,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①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就是
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简言之,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历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民俗是研究这些事象的学问。
更简单地说,民俗就是生活文化事象。
它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还包括社会生活方式,如家族、礼仪习俗。
应该说,民俗涵盖了整个民众生活。
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
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②而在通常的语境中,文化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说一个人有知识,受到良好教育,富有品味;一层是说一个人群共同遵从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职业信念、道德理想。
在这里,我们取第二种意思。
文化代表着一个人群的精神特征,它着重是从精神气质来讲来,它同历史、地域等紧密相联。
不同的历史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质,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不同的精神气
质。
于是每个人群所遵从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都会有所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文化表现。
如儒家文化、道教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都其主体的精神特质:
如儒家的“入世”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楚文化的“浪漫”基调,吴越文化的“柔媚”情怀,都区别于其它文化。
尽管民俗与文化解释不同,但二者密切关系密切。
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等都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而民俗就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因此民俗与文化有交集。
从本质上讲,民俗就是生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观念,心理状态等精神方面的事象。
可以说民俗与文化是交融在一起的,互为体现。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如何从民俗这一角度来展示北京这一历史名城的文化。
三:
民间建筑中的文化
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民俗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就是“住”了。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写了最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筑:
四合院和胡同。
四合院和胡同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元代就有此建筑,到了明清四合院就成了王亲贵族、平民百姓的住宅,胡同就成了街道。
北京人就是在四合院和胡同里长大的。
邓友梅曾说过:
四合院是中国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
③的确如此,它
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体现了民间绘画、雕刻等艺术的魅力。
四合院是适合杂居的建筑,且来看看它的大致样子,小说《那五》中有这么一段:
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当中一个大天井,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
④
就是这种家居的形式让几家甚至十几家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宛如一个家族。
早在清以前,民间就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习俗。
同姓同宗的家庭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家族,并且选有族长定有族规,族人都得按族规办事。
四合院就是家族的一个缩影。
达官贵人的四合院里,主子就是“族长”,底下的人都得听他的命令,封建和等级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平民百姓的四合院虽然没有什么“族长”,但每个家庭却自然而然将自己所在的院子作为一个大家庭,认为同一个院里的都是亲人。
在这样的四合院里,家庭习俗的“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观念得到充分休现。
哪家有点事需要帮忙,每家都会尽力而为。
嫁丧嫁娶都得“随”一点“分子”,这与民间俗语“远亲不如近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不谋而合。
追根溯源,这些家庭观念却是由儒家文化而来。
自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君权就至高无上啦,其思想渗入到民间,融入家族制度中,族权就说一不二,族长就成为家庭这个小国家的君主。
儒家的伦理思想在其中表现无遗;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仪文化又带给家族和睦相关,礼尚往来的局面,族人都形成一种观念:
同
族之人都要互相扶持,这种观念是代代相习的。
如在当代,只要是两个同姓人在相互认识时,都会笑着说“三百年前是一家”。
可见由儒家文化而来的家族观念是如何根深蒂固了。
四合院的外部装饰是最能体现百姓心理的,也最能体现中国民间艺术魅力的。
无论是达官贵人家门前的雕刻物、影壁上的绘画还是平民百姓院门下门楣的设置,都让人赏心悦目。
石狮是常见的雕刻物,在民间,石狮是镇邪的,有保佑平安之间;绘画的花样多为凤凰牡丹等传统花色,透露着富贵气,吉祥气;门楣处要么挂匾要么绘画。
小说《烟壶》中的乌世保就在门楣处挂了个“泛彩居“的横额。
这些装饰都是民间喜欢庆,喜团圆的心理表现,也是百姓祈求平安,求神保佑的传统习俗的展示,而这些表现方式本身就是文化。
胡同是北京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场所。
北京人说:
有名有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
如果说四合院是重点,胡同就是线,点线相连就形成了四四方方的北京城。
胡同里的生活方式让一代代的北京人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和心里习惯。
早上起床问个好,见面行个礼,有事帮帮忙,逐渐形成特有的胡同文化,也就是一种礼仪文化的发扬;胡同这种建筑的封闭性和狭小性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使其具有乡缘意识和恋土情结,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
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里。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中关于胡同的描述不同很多,但是写了许多
有趣的胡同名字。
如《那五》中的石头胡同,《烟壶》中的烧酒胡同,名字都是极朴实,极生活化的,是地道的北京语言,而实际上胡同这一词的来源是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果。
自元朝建都北京,蒙古语言就介入了汉族语言中,“胡同”一词也就出现。
胡同本为蒙古语言——忽洞格,间译为汉语也就也了胡同,于是蒙古语译过来就变成了千奇百怪的汉语名字。
语言交流的结果倒使得北京胡同的名字别有一番风味。
四:
民间娱乐中的文化
“行”是民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城内的百姓“行”是丰富多彩的,在这里主要谈谈以票房和茶社为背景的百姓行为,从这些习俗中透露文化气息。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描写了票房里的热闹场景。
小说《烟壶》里有描写 乌世保到端王府出堂会的这么一段,如下:
他从没有过非分之想,就是一时高兴出堂会,玩票去唱几句八角鼓,也是茶水自备,不取车资。
有一回端王府出堂会,他唱“八仙祝寿”。
上台前,那府里一个太监把嘴伸到乌世保耳边吹了点风:
“我告诉您,王爷就要当义和团的大师见了,您唱词里要来两句捧义和团的词,抓个彩,王爷准高兴!
”凭心而论,乌世保决没有喝符念咒的瘾头,但既来祝寿,总要叫主家高兴,也借此显显自己的才智。
何况端王这时正得意,儿子溥囗太后立为大阿哥,宣进宫里
教养,很有当皇上的老子的希望。
乌世保一铆劲,就加了几句词:
“八仙祝寿临端府,引来了西天众神灵;前边是唐僧猪八戒,紧跟沙僧孙悟空,灌口二郎来显圣,左右是马超跟黄汉升;济公活佛黄三太,诸葛武侯姜太公,收住云头到王府,要见王爷大师兄……”载漪听了捧腹大笑……⑤
从这段来看,可以明白票房都是设在贵族富户家里。
它是八旗子弟消遣娱乐的产物,也是旗人骁勇精神丧失所致的产物。
简单点说,票房就是演唱自娱的班子。
它的产生使京城的上层人物养成听“戏”的习惯,以唱戏、拉弦为乐,由此形成玩票这一特定行为,有了“票友”这一种特定称谓。
票房常常举办堂会,请票友唱戏,既图自身娱乐,又图热闹。
在《烟壶》中乌世保就是善耆创办的“肃王府票房”的票友。
票房是清末朝“生活艺术”高度发过的一个明证,它反映了一种闲逸、苟且偷安的文化特质,但是它也体现出了上层人物“雅”的心理状态。
这特别表现在观没赏京剧上。
上海人管观赏京剧叫“看戏”,重在京戏服装的艳丽多姿,而北京人管观赏京剧叫“听戏”,重在听京戏的唱腔和韵味,由此形成“海派”和“京派”两种京剧派别。
观赏习俗的不同就形成文化表现的不同。
票房里的活动可以说是推广、发展文化艺术的活动。
特别是京剧这一国粹的传播,继而深入人心是与票房分不开的。
票房不仅提供传播场所,还培养出一批批唱戏的能人。
这些都为京剧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票房在民间的对应场所就是茶社了。
茶社多是平民观看和演出的场所。
受上层人物的影响,平民百姓也喜欢唱几段戏,听几段曲子过过瘾,但茶社里更多的是一种民间艺术。
如京韵大鼓、说书等。
虽然较之京剧算是“俗”,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茶社也起到一种文化传播的作用。
如果说票房表现的是旗人文化,那么茶社表现的就是市民文化,而市民文化是受旗人文化影响的。
于是,整个北京的文化都呈现出了贵族化,雅训化与平民化,世俗化高度融合的状态。
这种是邓友梅所描写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北京所特有的现象。
另外,茶社是北京人爱喝茶这一习俗的明证。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茶”这一古老饮料,而茶社更是平民百姓进行各种交易的场所。
北京的茶社聚集劳动者、艺人、闲人等三教九流之人,人们不仅在此闲谈,还可以品茶,茶文化在此得到发扬。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谈茶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汉文化而论之。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
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中
国的一些生活中的习惯与形式相融合,形成了各类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中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
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
茶文化在唐代就有所总结,并同人们的精神活动相联系:
茶代表着礼节,代表着敬意,实际上包含着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直到今天,茶还是用来敬客的。
当然,茶社里的很多人喝茶只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为了身体健康,但不可否认,茶文化已在无形中对平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也逐渐接受茶可以起到修身养性的精神作用这一观点。
五、民间人物中的文化
体现民俗的主体是“人”,人的思想无一不打上世代相传的习俗的烙印,而从这些思想中也能看到文化的印迹。
京城的人物分旗人和汉人,他们因政治因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气质。
自满族人统治着中国,旗人便享有着特殊的地位,可以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于是,到了清末期,旗人从崇尚骁勇精神变成追求所谓“雅”的境界。
木兰围射、秋弥习武的习俗就变成了提笼遛鸟、赏曲听戏的习惯。
北京城内的激扬的文化气氛也变成了萎顿的文化气息。
从邓友梅的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吃喝玩乐的生活场景。
汉人的精神文化虽然受到旗人文化的影响,但主体上还是传统
的汉族精神。
他们依然尊崇传统的家庭民俗,发扬着传统美德。
如民间所盛行的“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社会礼俗。
小说《那五》中的那五就是得到武存忠和紫云的帮助才好好地活到了新社会;《烟壶》中的旗人乌世保是得到聂小轩和库兵的帮助才逃脱牢狱之灾,继而成为京城四大内画画师,这些都是这一民间礼俗的最好体现。
民间尊崇“侠义”的习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侠文化”的一种影响。
关于侠的来源,鲁迅和章太炎各有说法。
鲁迅认为: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章太炎认为:
漆雕氏之儒不色桡,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候,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
⑥不管是何种来源,侠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仁人志士对社会不满而成的。
“铲除不平之事”是侠行为主旨所在,因此百姓对此欢迎之至。
有关写侠士的小说更是将侠文化推向民间,继而深入民心。
“侠”可以说是百姓所期望的现实中的保护神,其心里对侠格外尊重,形成一种世俗心态:
借侠义来惩恶扬善,以做出侠义行为为荣。
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正是因为封建制度的专制和黑暗,才使得百姓渴望侠的出现,侠文化才得以在民间散枝开花。
其实,无论是旗人还是汉人,他们在行为心理上也有相同之处。
这是因为同在天子脚下,同为中华文化所孕育。
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皇权的长期统治下,形成这平一种世俗心理:
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是皇帝,人间的祸福都来源于皇帝的“旨意”。
这一点在皇上居住的北京城就更加明显。
尽管这时的清政府懦弱无能,但这些天子脚下的臣民们仍对皇权顶礼膜拜。
如清朝的“主奴”名份是由康熙一手打造出来的,是圣旨。
到了清朝摇摇欲坠甚至即将灭亡的时候,主奴的观念仍是如此根深蒂固,都因为这是皇上规定的。
紫云对失势的那五作牛作马无怨言,得势的徐焕章在落魄主子乌世保面前唯唯诺诺都是因皇规而出现的情况。
当然,这些现象并不排除传统的尊宗警祖,先王崇拜的因素。
从中可以看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王权神授”“三纲五常”对民间的影响。
这些文化使人分成了等级,形成尊卑规矩,无论是旗人还是汉人对几千年的规矩都是服服帖帖的。
另外就是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生活心态。
老北京的市民们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别的事一概不管也不想管。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仅平民百姓如此,达官贵人也是如此。
乌世保作为一个平民,“活到三十多岁、一向安分守已地过日子”,“从没有过非分之想”;九爷作为一个贵人也是以鉴赏古玩为乐,以嬉戏民间为趣。
他们对外界几乎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只是关系到自己的命运才会抗争一下。
他们的这种心态既与特定时期的北京文化气氛——慵懒,不思进取有关,更多的却是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道家文化对这种心态的形成是主要的。
先秦时期,老子就提出
了清净无为的主张,向往原始质朴的状态,远离勾心斗角的社会现象。
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提出了“逍遥”一词,而要做到逍遥是要回到自然的。
于是,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历代都有“隐士”的出现,渴望摆脱社会束缚,远离社会黑暗。
对于百姓来说是没有条件去实行“归隐”的,他们只得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社会中,只不过道家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们的思想,逐渐形成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自己生活平稳的心态。
此外,佛家的人生哲学模式对中国的儒家文化起到一种冲击作用,儒家的“入世”精神有所消淡,反而佛家的心如古井,随缘而安对百姓生活心态起到影响。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烧香拜佛的场景,这是中国百姓多神崇拜的世俗心理体现。
六、民间语言中的文化
方言俚语是百姓们的习惯性语言,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中的语言对白充满了京腔京韵,从语言的风格可以看出特定文化以及生活风俗的痕迹。
北京方言往往是鲜活、明快、爽利的,因为它是从北方这块土地根植出来的。
北方的文化往往带着一股豪气,这是与北京这一地域物征有关的。
北京在十代多有苍茫寥廓的朔方自然景物,有着肃杀勇武的边塞风光,而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由此有了骄悍、古朴、粗犷的特性,表现在语言上就是爽朗,麻溜、利索啦。
北京方言又是圆熟、风趣与幽默的。
这种文化特征是因为地震文化交流的结果。
自北京成为天子城,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向北京,各地的文化气质的交融,使得北京语言在明快的特征中掺入了风趣,幽默,圆熟的风韵。
如方言中的“逗闷子”意为“开玩笑”,但其韵味远远比开玩笑要足得多。
“念殃儿”一词是求人帮忙又不直说之意,读上去是京味十足,又包含趣味。
当然,北京方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儿”音,这大概是北京人的习惯使然吧。
除了北京方言俚语,还有民间秘密语。
民意秘密语是社会生活中用以协调社会诸行百业各种社会集团或群体内部人际关系,进行内部语言交际,维护内部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和特殊语言符号。
它可以说是一种民俗语言形态,在当中反映了一种地域文化。
邓友梅的小说《烟壶》中有一段描写鬼市交易场面的文字,就写到了一些民间秘密语。
“你把钱搭子往左肩一搭,右手托起下巴,往显眼的地方一站”,这是肢体秘密语言,表示要买东西;“随殓的玉挂件,可要血晕的”表示东西要赶快脱手。
这些语言就是要保证鬼市这一地下市场的安全,维护双方的利益。
由此却形成独特的“黑市文化”。
从古到今,黑市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其内部交流的方式都会有所变化。
“黑市”文化也随之而变,但用秘密语来交易的方式却在民间流传不息。
七、小结
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时代需要的不同,有许多民俗都发
生了变异甚至消失。
邓友梅京味小说中所体现的胡同风情,四合院风情在今天的北京是很难找到的,而鼻烟壶这一古老生活习俗的消失也使得今天无法感受到小说中所说的那种乐趣。
伴随着这些生活习俗的消失,中国的文化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四合院,胡同的建筑文化,制造鼻烟壶的工艺文化都从发达而变得消淡。
这种变化既是一种时代使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遗憾吧。
民俗有陈规陋习,也有优良传统,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既有糟粕又有精华。
就前文所讲的家庭观念这一家庭习俗中既有团结友爱的传统,又有封建礼法的罪恶。
相对于文化而言,儒家的那种礼义文化是值得现代人发扬的,而三纲五常的礼法却是要放在一边的。
对于现在的北京来说,邓友梅京味小说中的一些文化传统是不可不弃的。
如以往的知足常乐的生活心态已是行不通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心态,这也算是儒家的“入世”战胜了道家的“无为”。
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对老北京生活习俗的描写是带着欣赏态度的,通过对平民精神和传统美德的颂扬,表达了一种对古老北京文化中优秀传统流失的遗憾之情。
这种情感在《烟壶》中表现得最为显明。
但总的来说,这些小说还是真实记录了一幅幅的生活画面,不仅让我们对民间习俗有所了解,从中还看到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痕迹,感受到北京特有的文化气氛。
释义、文字及其出处
1摘自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
2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3摘自邓友梅散文《四合院》
4摘自邓友梅小说《那五》
5摘自邓友梅小说《烟壶》
6摘自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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