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史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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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史概要

中国园林史

简介：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

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

关键字：

园林史宫苑

第一章园林的形成与发展

一、概述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

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

   在人类的生产能力很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时，即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原始社会，是谈不到造园活动的。

《礼记·札记》：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即便是到了久、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时期，有了典型的村落，如西安半坡村，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已出现，用手制的形态和花纹都很精致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

但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十分低下，也只能提供极其微小的多余东西。

   只有当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后，由于生产的增长，交换的扩大，奴隶主的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随之起了变化。

这时，既有奴隶经济基础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供奴隶主使用，又有可供他们驱使的劳动力，这就为满足他们要过奢侈享乐生活所需的园林的建造活动提供了条件。

如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农业和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已有青铜器，有锛、凿、刀、锥、戈等工具，为营造活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

因此，在夏朝已经出现了宫殿建筑。

   商朝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巨大成就，文字构造以象形为主，现已认识的字约有两千个。

商代已有立法，有相当的天文知识，雕刻艺术也很发达。

从商朝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看，已具备了造园活动的基础。

而甲骨文中又有园、圃、囿等字的出现，也就引起了园林的营造活动和最初形式到底是开始于商朝还是周朝，以及最初形式是园、圃，还是囿的讨论。

   从有关记载，如《周礼》的：

“园圃树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的：

“囿，养禽兽也”；《周礼地官》的：

“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中，说明囿的作用主要是放牧百兽，以供狩猎游乐。

在园、圃、囿三种形式中，囿具备了园林活动的内容，特别是从商到了周代，就有周文王的“灵囿”。

据《孟子》记载：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中养有兽、鱼、鸟等，不仅供狩猎，同时也是周文王欣赏自然之美，满足他的审美享受的场所。

可以说，囿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最初形式。

   到了封建社会的秦代，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统一的大国后，连续不断的营建宫、苑，大小不下三百处，其中最为有名的应推上林苑中的阿房宫，周围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所，“离宫别馆，弥山跨谷”。

可以想见，规模是多么宏伟。

   在终南山顶上建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一种高大的建筑物了。

山本静，水流则动。

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这其中的道理，把樊川的水引来作池，苑中还有涌泉、瀑布，以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规模相当壮观。

   汉代，所建宫苑以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规模为最大。

汉武帝在秦上林宛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苑中有宫，宫中有苑，在苑中分区养动物，栽培各地的名果奇树多达三千余种，不论是其内容和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

   从三国到隋朝统一中国的四百六十多年中，由于战乱较多，在没落、无为、循世和追求享乐的思想影响之下，宫苑建筑之风盛行，又因当时建筑技术与材料已相当发达，建筑装饰中色彩丰富以及优美的纹样图案等，都为造园活动提供了技术与艺术的条件。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苑室，如三国时代曹操所建的铜雀台，台是建在南北五里，东西七里的郓城（今河南临漳），规模虽不算太大，规划却相当合理，说明当时的城市规划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就台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筑，出现了五层楼阁，可以说它是当时的高层建筑了。

在台与台之间设有可以放置或卸下的阁道（类似浮桥），而且是用机械设备开动，足以说明当时工程技术的进步。

   在三国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擅长山水画的名手。

他们善于画山峰、泉、丘、壑、岩等。

为此，在山水画的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上，由画家所提供的构图、色彩、层次和美好的意境往往成为造园艺术的借鉴。

   这时文人士大夫更是以玄谈隐世，寄情山水，以隐退为其高尚，更有的文人画家以风雅自居。

因此，该时期的造园活动将所谓“诗情画意”，也运用到园林艺术之中来了，为隋唐的山水园林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国时，魏文帝还“以五色石起景阳山于芳林苑，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

吴国的孙皓在建业（今南京）“大开苑圃，起土山楼观，功役之费以万计”。

晋武帝司马炎重修“香林苑”，并改名为“华林苑”。

   在以园林优美闻名于世的苏州，据记载在春秋、秦汉和三国时代，统治者已开始利用这里明山秀水的自然条件，兴建花园，寻欢作乐。

东晋顾辟疆在苏州所建辟疆国，应当是这个时期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了。

   南朝，梁武帝的“芳林苑”，“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

他广建佛寺，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以麻痹人民。

北朝，在盛乐（今蒙古和林格尔县）建“鹿苑”，引附近武川之水拄入苑内，广九十里，成为历史上结合蒙古自然条件所建的重要的园林。

   隋杨帝时更是大造宫苑，所建离宫别馆四十余所。

杨广所建的宫苑以洛阳最宏伟的西苑而著称，据《隋书》记载：

“西苑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海北有渠，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穷极华丽”，为供游玩的龙舟及其它船只数万艘，由此可以看出游园活动的规模之大。

苑内有周长十余里的人工海，海中有百余尺高的三座海上神山造景，山水之胜和极多的殿堂楼观、动植物等。

这种极尽豪华的园林艺术，在开池筑山，模仿自然，聚石引水，植林开涧等有若自然的造园手法，为以后的自然式造园活动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唐代，这是继秦汉以后我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此时期的造园活动和所建宫苑的壮丽，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在长安建有宫苑结合的“南内苑”、“东内苑”、“芙蓉苑”及骊山的“华清宫”等。

著名的“华清宫”至今仍保留有唐代园林艺术风格，是极为珍贵的了。

   在宋代，有著名的汴京“寿山艮岳”（今开封），周围十余里，规模大、景点多，其造园手法也比过去大有提高。

   明朝，在北京建有“西苑”等。

清代更有占地8400多亩的热河“避暑山庄”，以及与世界文化历史上著名的古迹、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相比拟的“圆明园”等。

   如今，若把我国园林艺术约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大致可分为：

商朝产生了园林的雏形—囿；秦汉由囿发展到苑；唐宋由苑到园；明清则为我国古典园林的极盛时期。

二、园林的最初形式——商朝的囿

   在古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出现以后，经济基础以及技术、材料达到一定的水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等开始达到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时才有可能兴建和从事于以游乐休息为主的园林建筑。

   大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在商朝奴隶社会里，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都是大奴隶主，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广大劳动者，都是奴隶（农业奴隶叫“众”或“众人”，家内奴隶叫妾、奚、仆等）；在战争今俘虏来的异族人也都留作奴隶。

   当时商朝国势强大，经济也发展较快。

文化上不仅发明了有以象形为主的文字，还有会意、形声、假借等字。

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了园、圃、囿等字，而从它们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囿最具有园林的性质。

   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期，不但“帝王”有囿，等而下之的奴隶主也有囿，只不过在规模大小上有所区别。

在商朝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盛行狩猎取乐，如殷朝的“帝王”为了游猎和牧畜，专门种植刍秣和圈养动物，并有专人经营管理。

《史记》中就记载了殷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乐戏于沙丘”。

   从各种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商朝的囿，多是借助于天然景色，让自然环境中的草木鸟兽及猎取来的各种动物滋生繁育，加以人工挖池筑台，掘沼养鱼。

范围宽广，工程浩大，一般都是方圆几十里，或上百里，供仅隶主在其中游憨、礼仪等活动，已成为奴隶主娱乐和欣赏的一种精神享受。

在囿的娱乐活动中不只是供狩猎，同时也是欣赏自然界动物活动的一种审美场所。

   商朝社会已有了奴隶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并以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狩猎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

为了重温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再经历一次的享受，转而成为专门供脱离生产活动的奴隶主娱乐和享受。

   所以说，我国园林的兴建是从殷周开始的，囿是园林的最初形式，而且这种园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即使到了清朝也还未脱离开。

如避暑山庄，从康熙到乾隆，都还经常在避暑山庄内举行骑马射箭等礼仪、游憩活动。

三、春秋战国的囿苑与文化

   春秋、战国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等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史称参加争鸣的各派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杂家等。

   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相传曾删定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为儒家的教材，他的主要言论汇集在《论语》一书中。

儒家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为孟轲，一为荀况。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鞅、韩非。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也有相当发展，有壁画、帛画、版画等，主要绘人物、鸟、兽、云、龙和神仙等等。

   由于春秋、战国文化、艺术比较发达，表现在建筑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如宫室建筑下有台基、梁柱上面都有装饰，墙壁上也有了壁画，砖瓦的表面有精美的图案花纹和浮雕图画。

如《诗经》中对当时宫殿形式的描述是“如翚斯飞”，这说明我国古典建筑屋顶造型上出檐伸张和屋角起翘，在春秋战国，甚至是周期已经有了。

   据《述异记》上记载：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豆五里，祟馆土木，弹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

“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构玉槛，宫楹槛，珠玉饰之”，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也非常华丽。

   另据记栽，吴王夫差曾造梧桐园（今江苏吴县），会景园（在嘉兴）。

记载中说：

“穿沿凿池，构亭营桥，所植花木，类多茶与海棠”，这说明当时造园活动用人工池沼，构置园林建筑和配置花木等手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上古朴素的囿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章秦汉宫苑

一、秦统一中国和大规模的宫苑建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物质、经济、思想制度等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

为了防范旧贵族的反抗，迁徒六国贵族和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及南阳、巴蜀等地，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

秦始皇在咸阳营造宅地，“写放”（即照样画下）六国宫室，照式建筑在北阪上，可说是集中国建筑之大成，使建筑技术和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即皇帝行车的路），以咸阳为中心，东至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等省。

又修“直道”，自咸阳，经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上郡，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驰道宽五十步（按秦制六尺为步，十尺为丈，每尺合今制27.65厘米），路边高出地面，路中央宽三丈，是天子行车的道。

每隔三丈种植青松，标明路线。

   始皇灭六国后，拆除六国战时的城廓决通川防。

于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派将军蒙恬率士卒二十万人，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置四十四县。

又修缮旧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

   始皇在较短的时间里，修宫殿，造坟墓，伐南越，筑长城，修驰道。

每年至少有二百万丁男在征发之中，这个数字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仅宫殿这一建筑类型，大小不下三百余处，比较著名的宫室有信宫和阿房宫。

这期间，囿也得到了进—步发展，除游乐狩猎的活动内容外，囿中开始建“宫”设“馆”，增加了帝王在其中寝居，以及静观活动的内容。

   《史记·始皇本记》记载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后更名信宫为极庙。

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南道，自咸阳属之。

《三辅黄图》载：

“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信宫亦称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

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山名），南至鄠、杜（地名鄠县和杜顺），东至河，西至汧、渭（水名）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

从这种描写和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的规模，可见信宫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秦始皇还建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朝官—阿房宫。

《史记·始皇本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

阿房为朝宫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

   据《三辅黄图》记载：

“阿房宫，亦曰阿城。

惠文王造，宫末成而亡。

姑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

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

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

作阿房前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

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

“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

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

作宫阿基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从“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冶炼技术相当发达。

另一方面，秦始皇先后荡平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他自知积怨甚多，会有许多人想要暗算他，因此他的阿房宫大殿北门用巨大的磁铁做成，为防备刺客，要有穿铁甲或暗藏兵器潜至殿门的话，就会被磁铁大门牢牢吸住，使你动弹不得。

这也说明了园林建筑被少数人所占有的性质。

   从信宫和阿房宫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秦朝的宫苑建筑大抵因势而筑（随着自然形势来筑造），规模宏伟壮丽，来表示帝王的尊严和极权。

但正是由于秦朝徭役赋税繁重，因而激起秦末农民大起义，促成秦的灭亡，前后只有十五年。

二、汉代的文化和宫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承袭了秦王朝的制度。

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主要原因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政治情况有所改善，地主经济得到大发展。

   在哲学与宗教方面，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的经典几乎无存，通经的儒生也很少。

西汉前有些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上传授了一些经书，以隶书记录下来，叫做今文经。

此后，又相继在孔子的旧宅或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用战国文字写的经典，这些经典多数归国家。

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旧的经典，叫做古文经。

从此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今、古文经两派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两汉时期的主要宗教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产生的，大约形成于东汉（公元25～220年）中期。

最早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

佛教是西汉之际由西域传来的，东汉明帝时，蔡惜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京师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

东汉末，西域僧人安世高来洛阳译经一百七十五部，百余万言。

从此，佛教教义在中国流传。

   儒教学说的发展，道教产生，佛教的传入，对汉以后寺院丛林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汉代的文学家许多有作赋的特长，如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

两汉时期的绘画、雕塑、舞蹈、杂技等都很发展，张衡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

   在汉代也是我国建筑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如砖瓦在汉代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格。

除一般的筒板瓦、长砖、方砖外，从汉代的石阙、砖瓦、明器、画像等图案来看，说明框架结构在汉代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

   框架结构的形成，对建筑形式的变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屋顶形式如悬山、硬山、歇山、四角攒尖、卷棚等，在汉代已经出现。

屋顶上的直搏脊、正脊，正脊上有各种装饰，用斗拱组成的构架也出现，而且斗拱本身不但有普通简便的式样，还有曲拱柱头等。

已经有柱形、柱础、门窗、拱卷、栏杆、台基等多变的形式。

在汉代，建筑艺术的形成、发展、变化，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形成我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

而这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也直接为园林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刘彻在国力强盛之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并且在此时大造宫苑。

把秦的旧苑上林苑，加以扩建形成为苑中有宛，苑中有宫，苑中有观。

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汉旧仪》所载看出：

“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

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另《关中记》载：

“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古典园林汉代的皇家禁苑上林苑，正证明“古谓之囿汉谓之苑”的历史发展事实。

一方面苑中养百兽供帝王狩猎，这完全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而汉代的苑中又有宫与观（供登高远望的建筑）等园林建筑，并作为苑的主题，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人工内容逐渐成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林苑，宛中又有三十六苑，如宜春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等，从各个不同的苑又可以看出上林苑的活动与使用内容是比较多的。

如思贤苑是专为招宾客的，实际上是搜罗人才的地方。

御宿苑则是汉武帝的禁苑，是他在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

“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造园者在总体布局与空间处理上，把全园划分成若干景区和空间，使各个景区都有景观主题和特点。

后来我国历代皇帝所造园林都师承了汉代宛的活动内容，并有所发展。

   据《汉旧仪》记载，“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宫殿、鱼台、犬台、兽圈”，仅建筑而言，据陈宜的《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就有“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

建章宫、承光宫、储元宫、包阳宫、尸阳官、望远宫、犬台宫、宣曲宫、昭台宫、蒲陶宫；茧观、平乐观、博望观、益乐观、便门观、众鹿观、榴木观、三爵观、阳禄观、阴德观、鼎郊观、椒唐观、当路观、则阳观、走马观、虎困观、上兰观、昆池观、豫章观、朗池观、华光观”。

可以看出，各种不同功能的建筑数量相当多。

   上林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景区，昆明池、如祀池、郎池、东陂池、池镐池、蒯池等池沼水景，在建章宫有太液池等。

据《三辅故事》记载：

“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鱼，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昆明池也用以载欲载舞，皇亲贵族乘舟听萧妓，真可以说是游乐临观，其乐无穷了。

   上林苑中的植物配置也相当丰富，特别是远近群臣各献奇树异果，单是朝臣所献就有二千多种。

建军官是上林苑中最重要的宫城，而建章宫北太液池是组景很好的园林景区，池中有蓬莱、瀛洲、方丈，像海中神山。

《两京杂记》中还记载：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杉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彩盖，故取为名”。

又有彩蛾池“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鹊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

这都说明太液池水景区的水面划分与空间处理，以及水面的意境都是很有奇趣的。

   在汉代的宫室建筑中，长乐宫和未央宫规模都较大，另外还有长杨宫，甘泉宫等。

但在汉代众多的宫殿建筑中，上林苑应该是汉代皇家禁苑的代表作。

   从以上对上林宛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园林布局中，栽树移花、凿池引泉不仅已普遍运用，并且也非常注意到如何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而且也开始注重石构的艺术，进行叠石造山，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造园手法，自然山水，人工为之。

苑内除动植物景色外，还充分注意了以动为主的水景处理，学习了自然山水的形式，以期达到坐观静赏、动中有静的景观目的。

   这种人为的园林山水造景的出现，为以后的山水园林艺术设计与发展开创了先例。

而园林艺术的基本组成，无非是由山、水、建筑等要素来表达造园的意境，或者说主题。

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我国的造园家们就已经注意和探索这一问题，不能不说明我国园林艺术的历史是多么悠久了。

当时的园林，尽管其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但只是为帝王贵族所独享，为少数人所占有。

   汉初商业发达，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不下王侯。

地主、大商为此也经营园囿，来满足他们寻欢作乐的需要。

据《酉京杂记》记载：

“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

于北氓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

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等奇兽珍禽，委积其间。

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馒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

屋皆徘徊连属，重阁移扉，行之移晷不能偏也。

   袁广汉的私家园今天虽已不复存在，因此也无从考证，但从记载的情况来看，早在汉朝，我国不仅已有相当规模的帝王宫苑，而且有了私人园林建筑。

其造园的规模与皇家禁苑有大小的差别，但造园的手法以及园的形式、内容等，都极其相似。

   总之，从汉朝上林苑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上林宛基本是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发展而来的。

古代的囿，虽然已经初具园林艺术的某些特征，但它基本上是以自然环境为主，一般只是稍加人工的成分，造园的意境与构思还是极为初级的。

而秦汉的宫苑是在圈定的一个广大地区中的囿和宫室的综合体。

苑中有苑、有宫城、有宫观，所谓离宫别馆相望，周阁复道相属、宫室建筑群成为苑的主体，无论从内容、形式、构思立意，以及造园手法、技术、材料等各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应该说是真正具有了我国园林艺术的性质。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与园林艺术

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长期的混乱时代。

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是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是以“无君论”和“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

这一时期的宗教相当发展，也主要有两种，一为佛教，一为道教。

   东晋统治阶级提倡信仰佛教，西域的许多僧侣东来，中国人西去求教的也不少。

名僧法显曾到古印度求法，带回大量经典。

他所著的《佛国记》，汉名《法显传》一书，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

当时的名僧还有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

随着佛教勃兴，佛寺建筑大为发展，木塔、砖塔也就在南北朝时代兴建。

   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

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

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

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

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

“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

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

   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

   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

我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

我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