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自强新政难挽危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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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自强新政难挽危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自强和新政的努力
——晚晴从立宪到共和历程
【大清王朝何以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
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十几年二十年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已经做得不少了,君主立宪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了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
清廷的觉醒,我们一直都很努力进行改革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不太舒服的别扭。
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问题在于,洋务新政三十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三十年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
甲午战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
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维新运动虽说也是一路磕磕绊绊,但中国既然踏上了政治变革这条路,只要坚持下去步步为营,经过若干年发展,一定会像日本一样在远东构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
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具体的外在的内部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
第二年,又是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1901年以《辛丑条约》而收场。
《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列强在保全中国主权完整的同时,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
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
回过了头来分析——
恭亲王死后,洋务运动时代戛然而止
1895年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知耻而后勇,很快达成共识,进入一个维新时代。
经过三年发奋努力,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
只是1897年底突然而至的胶州湾危机打断了中国政治进程,巨大的民族危机促使更多年轻一代读书人觉醒,他们迫切要求清政府加快改革进程,加大改革力度。
尤其是要求清廷在政治方面能够尽管进行一些有力度的改革。
清廷既定政策并非那么容易改变,假如不是主持大清王朝日常政务的恭亲王奕?
突然病逝,中国政治应该在原有轨道上前行,因为恭亲王太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康有为等人策动的一项又一项活动,比如以政府的名义派遣康有为出国游历,相继假如弭兵会;比如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推荐康有为,要求光绪帝或其他政治高层予以接见,予以重用;比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要刻意提防政治小人,不要听信广东举人大概就是那个康有为的什么变法等。
然而,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
恭亲王于1898年5月29日夜幕降临时撒手人寰。
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时代至此结束,中国终于从器物的近代化向政治体制现代化迈进,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终于因恭亲王的逝世而突然加速。
恭亲王之死在朝野各界激起极大反响,人们普遍相信政随人亡的王朝政治规律,相信大清王朝必将随着恭亲王的病逝而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
为了主宰或把握新时代的主导权,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角逐。
帝师翁同龢在年轻官员特别是他那些年轻门生如张謇、康有为等人催促下,企图利用与皇上的师徒关系,施加影响,催动政治变革,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被免除一切职务,开缺回籍。
慈禧太后在园子里颐养天年了,恭亲王不在了,翁同龢被赶回老家了,少年天子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就在翁同龢开缺第二天(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人敢于劝阻了。
君臣二人就怎样变法进行了讨论,康有为的谈话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至少在光绪帝看来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是在重复过去几个月已经通过不同渠道报上来的内容。
紧接着,光绪帝又用好多天时间耐心听取政治新锐梁启超、张元济、严复等人的改革意见,并鼓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就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等方面充分建言。
先前争吵好多年的改革真正推动起来并不难,年轻的光绪帝抓住机会大刀阔斧干就干了。
后世中国之所以一再有人以为光绪帝是一个不错的英明君主,除了他的视野、见识,主要是认同他的魄力与胆识,假如不是1898年秋天历史无端转弯,光绪帝推动的这场改革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
戊戌变法之历史罪人康有为——戊戌的红叶
大清公司激进变革者的百日狂赌——这是一篇以公司管理来论述历史的优美文章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这个激进变革者发起、由大清帝国公司法人代表光绪皇帝主持进行的一次公司维新变革运动。
在变法之前,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帝国公司董事长慈禧太后和高管们,是有改革愿望的,多位高管还协助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并提供了相当的支持。
按说,改革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
从此以后十数年,无人敢再言变法,帝国公司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谁之过?
在教科书里,失败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慈禧太后的专权、袁世凯的告密等。
事实上,变法策划者、主导者康有为的缺陷是清晰可见的:
他成长于书斋,对帝国公司运作几不知情,想当然地认为说服了光绪皇帝,再“杀几个高管(一品大员)”,就可以变法成功,变法推进得过猛过快,稍遇阻力,就失去了耐心,把董事长慈禧太后当作了改革的障碍,以致做上了赌徒,捎带着还把光绪与袁世凯都当作了赌注。
而光绪,作为帝国公司法人代表,在没有获得多数高管认同的情况下,贸然求变,将公司组织变革作为长期以来所受压抑的总爆发,把几乎所有的高管都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康有为想要囚杀董事长慈禧太后的当口,不是及时地加以阻止,而是默许甚至纵容,想要以一己之力和整个董事会叫板,焉有不败之理?
康有为与高管们的短暂蜜月期
1895年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系81个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公司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富国养民之主张。
这就是“公车上书”。
这次上书,虽然公司高层没接,但由于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1.8万字的请愿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影响很大,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
此时,由于受《马关条约》的刺激和公车上书的影响,帝国公司的高管聂士成、孙家鼐、张謇、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甚至李鸿章都受到了感染,他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了;甚至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高管子弟也都倾心改革。
问题是,咋改呢?
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上述高管及管二代,也仅仅处于春江水冷鸭先知的状态。
体制的限制和路径依赖的锁定,导致他们也顶多是推动一下康有为的活动。
1895年11月,在高管们的支持下,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
高管与管二代们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
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两银子;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银子;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声誉受损、被贬到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银子,没想到康有为缺少统战意识,认为李鸿章名声太臭,拒绝了这笔款子和这个老成的公司高管,这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
有了这些高管们的支持,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
而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在高管认可的情形下稳步推进,或许能慢慢走出一条公司改良之路。
问题是,康有为是个公司治理经验严重缺失、根本不熟悉帝国公司运作的激进变革者,认为只有急剧而快速的变革才能使公司组织起死回生,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
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清朝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按皇家法律,这就是谋逆造反,引得张之洞大怒。
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说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了,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
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两地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之后,康有为组织的其它学会再也没了强学会当初的脉气。
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缩小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才是变革主导者的真经,也是统战的宗旨,可惜康有为在狂人的路上奔得太猛,还没走向正轨,就老想出轨。
获得光绪支持:
压抑反抗总爆发
一向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标杆的康有为,并未认清日本公司组织变革成功的实质。
日本维新之父伊藤博文曾在辞官赋闲、前来中国旅游之时接受光绪以及帝国公司高管的接见。
问答中,伊藤博文说:
“维新开国,确非一夕之间可以成功者。
国事既定,方针既明的情况下,初期顽固守旧者,与维新者,大约是对半分。
渐次执行,利益渐明……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
变法须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救,否则,乱阶将起。
”看得出来,对于公司组织变革,伊藤博文认为得分个轻重缓急,详加规划,顺序以进。
此时,康有为不能容忍这帮高管的慢腾腾和谨小慎微,他要加紧忽悠光绪皇帝了。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并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光绪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
这对一直在强势董事长笼照下、郁郁不得志、总想摆脱控制、证明自己、组建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班子的光绪就似一剂强心针。
光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时间前后达三十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
“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
对于光绪的不成熟,难道没人看得出来吗?
非也。
作为帝国公司总经理的恭亲王奕訢早看出来了,可惜上苍已经不给他时间了,他唯一能做的是给光绪留遗言:
“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但此时的光绪已经头脑发热,光绪压抑了多年的反抗意识已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他要带领帝国公司通过“变法”走向富强,并藉此给自己立威。
奕訢的话听不进去了,他上了康有为给他准备好的战车,要潇洒走一回了。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6月11日,康有为主导的公司改制就正式上演了。
疯狂的公司变革百日狂赌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强学会是在诸多守旧派高管的支持下才得以开张和运行的,其次,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变法前,她曾对到颐和园请安的光绪说:
“如果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
但话说回来,作为执掌帝国公司数十年的董事长,恭亲王奕訢能看出来的问题,慈禧太后当然也能看到。
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防止公司运营出大错,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做出了自己的人事布局:
第一,授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布军统领。
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
“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这时候的光绪要是清醒一点,在获得董事长授权的情况下,争取绝大多数高管们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或许是可行的。
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
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意图,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
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
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
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
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
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这些都可以有。
问题是,一百天里,光绪在未征求高管意见的情况下,所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
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认为自己多余了!
这些暴风骤雨般的人事架构调整,得罪的是公司高管和分公司经理们,架空了他们的权力。
而大幅裁撤冗员,则将广大中下层管理人员驱赶到了新政对立面。
大家都被气疯了,向董事长慈禧太后哭诉,“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
太后批评光绪曰:
“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光绪哭着回曰:
“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
总之,董事长的话光绪也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
这些高管们不听话,我就找些听我话的。
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这些人被人看作是维新四贵。
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对慈禧太后来讲,却是朝廷公司两千年间宫廷内外一直流行的夺政———你新政可以,但提你的人,这不是想架空我,让我退居二线吗?
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
变法搞到这般地步,不说个人权势,单说公司稳定方面,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最后一搏:
赌徒的代价
就在太后不歇心的当口,出了两档事。
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请诛之。
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
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
再怎么说,自己下诏求言,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
问题是光绪能拦住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但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
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
先前认为杀一两个高管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太后就可了事。
康有为疯了……
派谁去呢?
帝国公司的北洋军队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里,环顾一周,满世界都是慈禧太后的人,可康有为就是不服气,总想给自己捞根救命稻草。
很不幸,袁世凯被他相中了!
于是,9月18日帝国公司就上演了一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惊悚戏!
袁世凯很惶恐,这是干嘛呢?
作为一个有十二年朝鲜历练、在帝国公司打工数十年的准高管,突然接到指示说法人代表让干掉董事长,袁世凯肯定是要费心思掂量掂量的:
干掉董事长,那是万万不可的,但不听法人代表的话,也是吃罪不起的。
怎么办呢?
只好看看情况再说。
就在康有为密谋比划慈禧太后的同时,慈禧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加上老监察同志、御使杨崇伊的奏言,老成的慈禧太后终于动手了。
9月19日下午,太后回到西苑,见到光绪劈头盖脸就骂上了:
“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骂过之后,太后即宣布训政。
不过,此时光绪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即去见荣禄,刚说几句,有客来,只好作罢。
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
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可是思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罪名是“结党营私、诱言乱政”。
同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
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招来,三人商议,想保全皇帝是不行了,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
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太后得到密报后大怒,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
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审即诛。
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
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至于康梁的脑袋,也在谕旨中明码标价了:
十万雪花银!
而这会儿,康有为已逃到香港了。
一场由激进变革者引发的百日狂赌,就这样结束了。
最大的赌徒康有为跑了,被他充作赌注的两个人物,光绪不但丧失了未来的董事长之位,甚至未能保全已有的位置,终身失去自由。
至于袁世凯,虽然凭着自己的职场人脉一路青云,但是却始终未能摆脱“出卖者”的骂名。
】
当戊戌的红叶走向历史
【康有为逃离之后,帝国政府的政治路线变得愈加明确。
举什么旗?
当然是太后的旗;走什么路?
当然是发展改革的道路。
这样的定局,似乎皆因康南海的离开而变得明朗;帝国的改革大计,似乎都因为戊戌党人被坚决的弹压,而重新走上正轨。
由“军机四章京”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戊戌年那个盲动的夏季,给帝国政府带来了政治意义上的各种疯狂。
半个月内撤改六部、三天之内裁撤军机而至悍然取缔太监在帝国宫廷内存在的合法性;变各省督府为省议选制、建立地方议会甚至因之帝国“贫弱”而向他国寻求“合邦”。
这些荒唐的举动,均在没有权衡利益的前提下,在近百日内火速提出,并且迅速实行。
整个帝国都在为之疯狂,唯有刘光第、康有为等人,正在每日之间冷静的商议着新政体中他们所期望的位置。
作为后世论者的我们,总会习惯性的将康梁以及“六君子”放在被历史同情的境地。
然而当我们真正平心静气的翻检那几个月的各种史料,诸多事实便会不留情面的告诉我们,1898年的六至九月,在戊戌党人的主导下,整个帝国都在疯狂。
年轻而激进的皇帝,一门心思的希望以自己的能力再造康乾盛世;长期被压抑的中下级官僚,摩拳擦掌的准备着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完成自己政治生命的蜕变;而如康梁、刘光第等野心勃勃的维新党人,则信心满满的在这场政体的改易之间,从政体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全面坐上国运“教主”的位置,进而在新的政治利益逐鹿之中,获取关键的砝码。
整个变法的过程,犹如一场包含着政治实验的利益分配。
一群有着政治野心的痞子,拿着西方的改革课本,催促着具有特殊国情的帝国政府“另起炉灶”,以便他们在新的政体中顺利分赃;被压抑已久的中下级官僚,则对这样的改革翘首盼望,因为新政体的崛起,代表旧政体的官僚便会自然的退出历史,空出来的位置,便自然将由这些迅速改换门庭、支持变法的新贵族们悉数占据;而年轻的光绪,激进的幻想着明天的朝阳,他或许认为,再这样迅速的改革之间,一个新的盛世,便会在不久之后迅速到来。
这就是后人眼中的“戊戌变法众望所归”,这就是后人眼中的“慈禧发动变法逆流而动”。
主张变法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反对变法的,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六月,当戊戌变法的声音传入李鸿章的耳际,少荃本能的反应,令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大跌眼镜。
当前几道变法的诏令到达广东,正在喝着凉茶的浙甫用好奇的眼神看着这些似乎从外星球发来的变法上谕,有着深厚外交经验和丰富国际政治经验的他敏锐的感觉到,帝国的疯狂开始了。
于是,对于所有的变法诏令,广东的意见是:
没有太后的首肯,概不执行。
李鸿章所谓“后党中坚”的名声,也便从此传开。
只因为他在堂皇的谕旨面前“举了太后的旗”,目的是为了不执行荒谬的改革诏令。
而作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以及署理两湖的张之洞,则既没有李鸿章能够抗旨的能力,也没有少荃那般能够找到抗旨理由的脑子。
因此他们的办法则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对于朝廷的诏令,来一个接一个,口头上说坚决贯彻,实则能不做则不做,能打折便打折,尽最大限度减少变法“火箭”给各地的社会及政治稳定带来的损失;同时,他们也用这种方式,保证者帝国经济重镇在危机年代平稳的产值,以为疯狂之后真正的改革,积蓄必要的力量。
因为这些,刘坤一、张之洞而至盛宣怀等,便毫无疑问的跻身于“佯为变法,实则怙权”的“后党”核心行列。
而在京官员的状况,则更是别有洞天。
随着恭亲王的龙驭上宾,帝国政府的改革官僚失去了最后的政治依赖。
朝中除了太后以及荣禄之外,再也没有第三个人敢与太后共同挑起国家的重担。
唯一能够指望的李鸿章,也在甲午之后,被群僚的“口水”先送出国门,而后送到了广东。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戊戌年,真正的改革中坚虽然把握着朝廷政治走向的基本底线,然而失去恭王这个“行为原则”的满朝文武,则只能无奈地面对日渐膨胀的戊戌党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行为导向,以应对维新派的疯狂叫嚣,故而也只能任其发展,直到变法过程威胁到老佛爷以及整个帝国的命运,这场变法,才得到了应有的收束。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在维新派逐步接近权力核心的道路上,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便是缺少了行为原则的帝国官僚已经没有了制衡宵小的能力;太后、荣禄高高在上,也难以对帝国官员的“小动作”进行有效的约束;况且此时光绪主政,老佛爷移居颐和园,故而改革派在中央的主政能力大打折扣,这也为光绪以及维新派的祸乱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纵观整个戊戌变法,野心膨胀、没有章法,以及毫无顾及原有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才是其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而认为晚清政治的龌龊正好由此体现。
政治层面的稳步前进,其“安定后方”的根本法则,便是将原有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群体进行有效安置,否则新政将难以得到旧有社会意识的广泛认同。
另外,作为这次变法狂飙中坚的野心膨胀,也间接的给变法本身以及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
维新派犹如商帮一般,变法的大旗之下,是生怕他人夺走“猎物”的恐惧心理,因此他们绞尽脑汁,闹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而至最终失去人心,这也是变法最终失去支持的关键所在。
戊戌年,据岑春煊记载,这一年的红叶,格外的能够引发帝国的官员们在于诗词上的灵感。
】
戊戌年的政变,与其说是慈禧看不惯光绪的激进改革,倒不如说是老佛爷因为担忧国家的覆亡,而采取的无奈举措。
剿灭康梁逆党、诛杀戊戌“六君子”以及幽禁光绪,并没有带来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新法尽毁”的局面。
虽说内阁迭次传谕“尽废”新法,然而在这些诏令之间,我们也不难体会慈禧的心思。
与其说老佛爷是在不遗余力的“叫停”变法章程,倒不如说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已经难以收拾的“祸国”局面。
因为这时的日本首相已经做出了非常谦恭的姿态,期望大清帝国的孝钦太后能够“恩遇小邦所请”“赏赐忝列合邦”,同时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的趁势跟上,大清帝国随时都有被“瓜分”的危险;“新法”对于六部的裁撤,已经使得帝国的大部分红顶大员惊慌失措,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苦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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