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放LTE FDD牌照之时谈我国TDLTE发展的成功 v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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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放LTEFDD牌照之时谈我国TDLTE发展的成功v6
在发放LTEFDD牌照之时谈我国TD-LTE发展的成功
一、引子
2015年2月27日,我国继2013年底发放4GTD-LTE牌照后,又发放了4GLTEFDD商用牌照。
在此之前的短短14个月的时间里,我国TD-LTE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基站数量接近80万,占全球4G基站数量的40%左右;TD-LTE用户突破1亿,占全球4G用户的18%,目前仍在以每月1000多万的速度增长。
这一发展速度是LTEFDD发展初期的三倍(LTEFDD2009年底启动商用,2013年初全球用户数量才达到1亿),在世界移动通信发展史上堪称“前无古人”。
入门级TD-LTE手机价格神速的降到了1000人民币以下,甚至探底到100美元左右,我国消费者在4G商用第一年就能买到比3G还便宜的智能手机。
以致有些外国终端厂商开始抱怨:
4G手机市场利润率下滑如此之快,都是中国快速普及TD-LTE惹的祸。
近半年来,经常会有国际同行好奇地问,中国4G发展是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的?
笔者也试图回顾这十年来自己参与4G国际标准化、研发和产业化、试验、商用的历程,总结一些经验出来,也好答复国际上的朋友。
但是有点讽刺的是,国内一些“自我批判”的声音却更早的到来了。
有人说TD-LTE技术上不如LTEFDD,中国是硬着头皮上的落后技术。
有人说TD-LTE里其实也没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IPR),有IPR为什么还要给外国公司交专利费呀?
有人说LTEFDD才是国际主流,中国采用TD-LTE是自我边缘化,上LTEFDD成功的更快、更容易。
有人说LTEFDD比TD-LTE晚商用一年,才造成了目前运营商之间竞争格局失衡。
诚然,这些质疑也看到了一些在“创立、实现、推广一个新的技术制式和新的产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和难免会交的学费。
但是这里面又确实掺杂了很多技术上的误解、有悖事实的讹传、“雾里看花”的不专业和“事后诸葛”的假聪明。
笔者作为有幸参与了TD-LTE与LTEFDD标准诞生以及它们走向商用全过程的亲历者,在这里从技术、产业和市场角度对一些问题做了一些澄清、解释和分析,拿出来和广大读者探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二、技术方面的问题
关于FDD(频分双工)与TDD(时分双工)、TD-LTE与LTEFDD孰优孰劣,在学术界、产业界和市场上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虽然观点不同,但大家都承认FDD和TDD各有优劣,相互不能替代,而且未来趋势是更多使用TDD技术。
这里有必要把相关概念澄清一下:
问题1:
“既生FDD,何生TDD?
”
有论点认为:
FDD(频分双工)是先产生的,是主流,全世界无线通信都统一到FDD好了,为什么还要TDD(时分双工)呢?
答案是:
由于无线频谱必然包括FDD频谱(成对频谱)和TDD频谱(非成对频谱),因此FDD和TDD技术都必须存在,否则频谱资源就会被浪费。
几十MHz的频谱每年就可以创造几千亿的利润,卖出几亿部手机,所以频谱资源比黄金还要珍贵,不能浪费。
那能不能将所有的频谱都分成FDD频谱呢?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FDD上行和下行需要使用不同的频谱,“一对”上行频谱和下行频谱之间需要空出一段频谱不用(称为“双工间隔”),防止上下行之间干扰,就像两个方向的车道需要用分道线分开、以防止撞车一样。
不幸的是,由于带外杂散的存在,FDD上、下行之间可不是一条“分道线”就能分隔的,双工间隔一般有几十MHz宽,而能把这个双工间隔利用起来、避免浪费的只有TDD技术,因为TDD是上、下行共用一段频谱,两个方向靠时间分割,就像两个方向的车辆共用一条车道,采用“乒乓方式”交替通行一样。
再加上有些零散的频谱无法规划为“成对”的FDD频谱,因此TDD频谱是不可能弃之不用的。
那么,TDD频谱是否仅仅是填充FDD频谱分配剩下的“边角碎料”的呢?
答案是:
可能曾经是,但现在不是了,未来更不是。
由于TDD频谱不需要保留双工间隔,更节省频谱,在未来宽带无线通信对频率资源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频谱也必须精打细算了,大家越来越不舍得将频谱分为FDD模式了,而希望更多的分配TDD频谱。
例如专为4G分配的2.6GHz频段190MHz频谱,在美国、中国等国全部都分配给了TDD,目前即将分配的3.5GHz频谱各国也将全部或大部分分配给TDD。
总结一下:
TDD频谱只能使用TDD技术,而TDD频谱是不能没有的,所以TDD技术也不能不用;而且未来TDD频谱将越来越多,所以TDD技术也将越来越广泛的被使用。
问题2:
TDD技术是否比FDD技术落后?
有论点认为:
TDD技术相对FDD技术有先天缺陷,峰值速率小,频谱效率低,因此是性能较差的技术制式,只是因为适配TDD频谱,才必须使用。
是不是这样呢?
答案是:
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是采用不合理的对比方式形成的“历史冤案”。
首先,在相同条件下,TDD系统峰值速率并不比FDD小,在单方向可以比FDD更大。
TDD在一个频段内要交替收发,上、下行分别只能在一部分时间内工作,因此假设上下行比例是1:
1,在20MHz带宽内,TDD上、下行峰值速率确实只有FDD的约一半。
但是请注意,FDD上、下行各需要20MHz频谱,加起来共需要40MHz。
所以我们要做公平的比较,应该用20MHz2的FDD系统与40MHz的TDD系统相比,就像“单向2车道、双向共4车道”的道路的通行能力应该和“单向4车道、双向交替通行”的车道作比较才公平,因为两条路的总宽度才是相同的。
在消耗频谱资源相同的情况下,TDD系统的峰值速率不比FDD小,而且由于TDD的上下行比例可以自行配置,当把大部分时间集中传输下行时,TDD的下行峰值速率会高于FDD,上行会小于FDD。
比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到目前为止,下行峰值速率最高的Sprint和软银都的TD-LTE网络。
当然TD-LTE需要率先采用载波聚合技术,聚合两个20MHz载波才能获得比20MHz2的FDD系统更高的下行峰值速率,实现复杂度要高于FDD系统。
其次,在相同条件下,TDD系统的频谱效率确实会略低于FDD,因为TDD需要在下行到上行之间转换时空出一定的“保护时间”,以防止上下行干扰(就像交叉路口红绿灯交替时要有短暂的停顿一样),一般会浪费了1/70到2/70的频谱资源。
但实际上,这一比较也不尽公平,因为FDD“双工间隔”也会造成相当一部份频谱被搁置不用(例如2.6GHz频段190MHz的频谱中,FDD(Band7)可使用70MHz2,其余50MHz要留作双工间隔,占26%),远比TDD“保护时间”浪费的等效频谱资源要多,只不过TDD“保护时间”造成的浪费都算在了自己头上,而FDD“双工间隔”理论上还可以被TDD或其他无线系统利用。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FDD双工间隔内规划TDD频谱的时候,FDD和TDD之间的保护带通常都算作TDD频带的一部分,所以FDD就可以明正言顺的“逃避”浪费的责任了——“我做西服剩下的布料,你还可以做个背心嘛!
再剩下的碎布头可和我没关系了啊,是你浪费的!
”。
另外,TDD系统可以上下行不对称的特性更适合传输下行流量明显大于上行的移动互联网业务。
目前移动互联网业务的上下行流量约在1:
6,相应的上下行传输时间比应为1:
3比较合适。
TDD可以将上下行传输资源分配成相似的比例,只要配置一下控制双向交替通行的“红绿灯”的开关时间就行了;但FDD就不行,目前还没有“一个方向三车道,另一个方向一车道”这种不对称的FDD分配方式,因此FDD系统往往会出现“一个方向的车道已经堵车,而对面车道还基本是空的”这种让司机恨得牙根痒的现象——逆行超车是不允许的。
因此总的来说,TDD系统在实用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频谱效率。
现在国际上的运营商也都在考虑用“FDD和TDD融合组网”,用TDD的非对称性补充FDD的对称性。
最后,TDD系统由于要进行上下行,在时序操作上要比FDD复杂一些,终端侧还需要实现双工器。
但FDD系统需要两套完整的收发信机,分别负责上下行,而TDD上下行可共享部分模块。
总结一下:
消耗等量频谱资源时,TDD峰值速率并不低于、甚至可以高于FDD,但在两者带宽相同时(此时FDD需消耗TDD两倍的频谱资源),FDD峰值速率可高于TDD;理论上FDD带内频谱效率略高于TDD,但考虑到适配业务的灵活性,TDD频谱的使用效率反高于FDD。
问题3:
TD-LTE技术是否比LTEFDD技术落后,覆盖差?
有论点认为:
TDD系统的覆盖能力不如FDD,只适合于热点覆盖,不适合独立组网,需要和FDD系统配合使用。
是否真是这样的呢?
答案是:
这是另一个由各种概念偷换导出的“历史冤案”。
首先,关于TD-LTE能不能独立组网,两三年前还争论得挺热闹,现在已经不需要讨论了,事实已经做了回答。
中国移动的TD-LTE的网络已经是全球最大规模的4G网络,由占全球40%的4G基站构成,已经覆盖中国90%的人口,虽然由于刚部署一年,必然有一个网络优化和覆盖加深、加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有覆盖盲点,但其覆盖质量在全球4G网络中是相当领先的。
TD-LTE和LTEFDD90%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都是相同,对信道衰落和干扰的抑制能力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TDD和FDD双工方式可能带来的差异。
那这一差异是否会影响覆盖性能呢?
回答是:
TDD系统的覆盖能力在绝大部分部署场景是不弱于FDD的,在少数极端情况下可能比FDD差一点。
因为TDD系统是上下行交替首发的,在某一个方向上无法像FDD那样持续发射,在相同功率下,能够积累的发射能量当然也小于FDD。
因此如果两个系统都持续发射一个信号,FDD的覆盖距离确实比TDD大。
但是现代的移动通信系统(从3GHSPA到4GLTE)都是“多用户系统”,移动基站不会一直收发一个终端的信号,而是以“时隙”(LTE中称为子帧)为单位一会儿与这个终端通信,一会儿与那个终端通信,单个终端不可能长时间独占基站的收发资源,也无法获得FDD“长时间能量积累”的增益。
因此除了在海面、荒漠等超远距离、用户稀疏的极端场景,LTEFDD覆盖能获得一定优势外(还需要采用一些额外“时隙级联”的技术才能获得),在我们大多数用户所处的城市、村镇环境,是不会感受到两者的覆盖差异的。
其次,有一些分析者把“传输速率”和“覆盖”两个概念搞混淆了,认为在相同带宽下,同一地点,TDD系统的传输速率比FDD低,就证明TDD覆盖差。
其实“覆盖质量”说的是信号强弱,不是速率快慢,当然这两者有连带关系,所以久而久之这两个概念就被混淆或故意偷换了。
但即便是以速率快慢表征覆盖质量,TDD系统也不一定比FDD差,要看具体比较的条件。
这方面上面对“问题2”的回答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述。
而且速率快慢还和同小区内正在使用4G的用户数量、运营商启用的频点数量等有关,网络容量的“供求关系”是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很多分析者把“频率高低造成的覆盖差异”与“TDD和FDD的覆盖差异”搞混淆了。
由于历史原因,GSM、cdma1X等2G系统全部是FDD制式(小灵通是特例),这些2G系统使用了最早分配给移动通信的低频段频谱资源(1GHz以下),这些频谱的覆盖能力明显优于高频段。
而当国际上分配3G频谱时,低频段资源已经用光,所以不管是TDD还是FDD模式的3G系统,都只能部署在1.4GHz以上频谱。
所以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2G比3G覆盖好是频段高低决定的,和技术无关。
到了4G时代,由于2G普遍还没有退网,大部分4G网络仍只能使用高频段资源,只有某些国家(如美国和部分欧亚国家)从原广播电视频谱中腾出了一些1GHz以下频谱资源用于LTEFDD部署,因此在这些国家LTEFDD比TD-LTE确实有“频谱低”带来的覆盖优势,将LTEFDD用作广覆盖、TD-LTE作为热点补充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这一规律无法套用在我国,因为我国目前分配给TD-LTE和LTEFDD的频率均在1.8GHz以上,两者不存在明显的频率高低差,谁覆盖好,谁覆盖差就看谁的基站数量多。
在2014年,几万台基站的LTEFDD网络的覆盖当然比不过70万台基站的TD-LTE网络。
2015年,40万基站的LTEFDD网络和120万台基站的TD-LTE网络,谁的覆盖会更好呢?
也是不言自明的,大家拿两部手机多走一些的地点,对比测试一下就好了。
总结一下:
TD-LTE和LTEFDD的关键技术高度相似,技术先进程度是相同的,TD-LTE和LTEFDD覆盖差异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明显,TD-LTE的独立组网能力也已经在现实中得到证明。
由于我国目前分配给TD-LTE和LTEFDD的频段没有明显的高低差别,而2-3年内我国TD-LTE基站数量将占明显优势,在全国范围内TD-LTE将是覆盖更好的4G网络,TD-LTE用户被迫回落到3G、2G的时间比例也会比LTEFDD小。
顺便提一下,现在很多用户抱怨经常回落到2G,大部分情况并不是TD-LTE覆盖问题造成的,而是因为我国目前的4G(包括TD-LTE和LTEFDD)还不支持话音,一打电话就必须回落到2G。
三、产业和市场方面的问题
关于支持TD-LTE发展对我国通信产业的利弊得失,目前也有诸多争论。
“跟随国际主流”和“自主创新发展”是可以选择的两种创新发展模式,前者是“先取实地,后成大势”,后者是“先谋大势,后取实地”,两种策略各有各的风险,简单评判对错也未免武断。
现实是我国在4G发展上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并且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大势已成,实地日增”。
现在再来讨论“当初如果…,现在可能成功的更快,代价更小”,未免“事后诸葛”。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把几个关键问题澄清一下,消除误解,以免在考虑未来5G或其他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错误的“经验总结”。
问题4:
TD-LTE技术是否有自主知识产权?
是否可以起到保护我国产业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TD-LTE标准中只有少量中国专利,不足以保护我国产业,我国持有的专利主要是LTEFDD专利,TD-LTE对我国4G专利池贡献不大。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观点是:
TD-LTE有一部分自主IPR,对降低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IPR风险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能提供绝对的保护伞(我们不能,其他人也不能)。
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下,“LTEFDD专利”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
LTEFDD和TD-LTE是4G国际标准的两个制式,这两个制式90%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都是相同的。
在这之上,针对TDD双工方式加入了一些优化设计,是TD-LTE标准独有的。
换句话说,而TD-LTE标准中的专利是由“LTE共性专利”和“TD-LTE特有专利”两部分构成的,而LTEFDD标准中只包含“LTE共性专利”,没有任何LTEFDD独有的专利。
LTE共性专利的数量大大多于TD-LTE特有专利。
按目前各公司的专利声明,LTE共性专利分布相当分散,占有比例最大的公司也不过持有10%左右的专利,其中中国公司也持有相当比例。
而TD-LTE特有专利中,估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公司持有的,当然TD-LTE特有专利只占全部LTE专利的一小部分。
所以,4G专利是高度分散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公司都不无法依靠自己持有少量专利对其他国家和企业形成绝对的威胁,也不可能对自己形成绝对的保护伞,像高通在3G时代那样占有cdma标准的绝大部分专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所以寄希望靠TD-LTE彻底避免我国4G时代面临的IPR风险是不现实的,我们做不到,其他国家、企业也做不到。
每个公司在向其他公司发起IPR诉讼的时候也要考虑自己使用对方专利的情况,除非这个公司是个自己不做产品的“IPR公司”,可以“只攻不守”。
其次,在我国企业的4G专利池中,TD-LTE特有专利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数量上可能比不上LTE共性专利多,但在博弈的各方专利比例只差2-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这些专利也可以有效的增大防御盾牌的厚度。
现在所有国际主流厂商均生产TD-LTE设备,因此我国拥有TD-LTE特有专利在遏制外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4GIPR威胁方面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部分专利,我国4G产业面临的IPR风险会高很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移动通信产业界,给其他公司交付专利使用费并不是绝对可怕的事情,只要专利费的额度不会造成销售成本的大幅提升,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就可以了。
因为我国企业的研发水平、产品质量和性价比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的IPR策略完全可以是防御性的,专利数量能够“正当防卫”就行了。
在4G领域,我国核心企业的专利数量是可以自保的,但一些新兴的4G产品制造商(尤其是一部分走向海外的终端企业)的专利盾牌亟待加强。
总结一下:
TD-LTE专利由LTE共性专利和特有专利构成:
“LTE共性专利”数量大,分布分散,我国核心企业持有的比例足以自保;“TD-LTE特有专利”虽然数量相对小,但有相当大一部分由我国核心企业持有,在进一步降低我国IPR风险方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4G产业面临的IPR风险突出表现在新兴终端企业的专利数量不足。
问题5:
如果专利没有绝对优势,我国支持TD-LTE对我国通信产业的意义何在呢?
有观点认为:
支持一个自主创新技术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绝对的知识产权优势,如果专利比例不占绝对优势,支持TD-LTE对我国产业就没有重大意义了,还不如跟随国际主流。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
支持TD-LTE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提升我国在4G标准中的IPR比例,更重要的意义是使我国产业获得了“产业链群体突破”和“产业化顶层设计”的难得契机。
首先,TD-LTE为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创造了一个“群体突破”的机遇。
应该承认,一个产业的创新发展既可以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可以走“跟随主流”的道路。
跟随主流、先取实地、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等自己壮大了再取代领先企业和国家成为产业的引领者,当然不失为一条崛起之路,华为的成功就是典型范例。
但是,这一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自身创新的能力、追赶的决心和经历风险仍坚持到底的韧性,如果中国有10个华为、中兴,当然走跟随主流之路是顺其自然、代价更小的选择。
但现实是,我国通信产业底子薄、整体基础较弱、除整机企业较强(华为、中兴在4G时代之前均集中在整机领域)以外,芯片、元器件、仪表等领域和国际差距还很大,依靠单个或少数企业,要实现产业的系统性创新和整体崛起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TD-LTE这样一个和国际主流略有差异、我国拥有更大话语权和掌控力的领域,支持、培养一个新的细分产业链,不失为实现产业崛起的另一条蹊径。
事实证明,在全球TD-LTE产业中,我国已经获得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广大国际运营商和制造企业将我国制定的技术路线、研发要求认定为TD-LTE的国际权威标准,国际TD-LTE运营市场在制定技术演进、频谱使用、组网和终端方案时,也都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
例如日本软银的TD-LTE企业标准很多都是参照我国国内行业标准制定的。
在这样一个我国自主掌控力较强的产业生态圈里,我国企业、尤其是那些处于薄弱环节的芯片、终端、元器件、天线、仪表等企业获得了在LTEFDD产业链中难以获得的创新切入点、产业合作机会和市场成长空间。
当然,成败仍取决于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但TD-LTE至少为它们创造了成为第二个华为、中兴的机会(华为、中兴当年在走向海外之前,也是在国内相对独特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从近一两年的最新情况来看,我国在移动终端、天线领域已经迅速跃升到世界前沿,芯片、仪表领域的竞争力也获得了很大提高。
其次,TD-LTE为我国通信产业创造了一个学习、锻炼完成产业链“顶层设计”和组织产业化推进的机遇。
移动通信产业每一轮技术升级都需要对研发和产业化过程进行顶层设计,设定目标,划分阶段,厘清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和协作关系,规划研发时间表,预判重大问题和技术难关,选定攻关方向,组织产业分工协作。
在跟随主流的产业化进程(如LTEFDD)中,国际传统领先企业(如爱立信、诺基亚、高通、NTTDoCoMo)往往扮演着这一领导者的角色。
他们从2G、3G到4G,已多次在把一代新技术“从无到有”的塑造成新产业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和自信心。
华为、中兴等我国企业近几年来虽然也逐渐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但仍难以在这个“总参谋部”中承担核心责任,获得领导者的经验。
但TD-LTE为我国核心企业创造了这样一个舞台,在TD-LTE产业化进程中,没有外国企业替我们做顶层设计、承担产业化推进的责任了,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和产业推进组织也因此得到了锻炼。
面向将要到来的5G,恐怕我们未必有“被领导”的选择了。
由于传统国际巨头在频繁的产业升级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已显出疲态,中国已经站在了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最前沿,就算想再“跟随”一把,也不一定有“主流”可以跟随了,我们可能要自己承担引领主流的责任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责任)。
经过TD-LTE产业化的锻炼,我国产业现在已经有了当一个引领者的自信,因为TD-LTE从几千页纸标准到成套的设备、上千款终端、百万基站的网络、上亿用户,是在我们自己手中“从无到有”的。
如果没有TD-LTE的研发和产业化领导经验,现在“全球5G看中国”,我们敢承担这个责任吗?
另外,我们要搞清楚,“自主创新”是不是中国的专利呢?
是不是除了我国政府组织自主创新,别的国家都只是放任市场、跟随主流呢?
显然不是。
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民用航空业还处在美国垄断状态,欧洲没有一个公司能设计制造出与波音、麦道、洛马竞争的干线客机。
按照“跟随主流”的策略,欧洲公司给美国飞机制造商做做配套,提供一些发动机、零配件,也就很好了。
但欧洲并没有“跟随主流”,而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空中客车”是法、德、英、西等国政府出资支持、几国的大型国企合股建立的全新公司。
欧洲政府和产业界对“空客”进行了长期不计代价的扶植,公司1970年成立,到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只有3%,一年只能卖出二十几架飞机(收支平衡点是360架),累计亏损了80亿美元,2003年才开始盈利。
但法、德等国政府和产业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一“非主流”的发展,每年都必须投入巨资维持“空客”产业链的生存,法航和汉莎坚持采购,培育市场。
今天,空客已经成为与波音并立、占据全球50%市场的伟大公司,并带动了欧洲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崛起,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制造”了欧洲复兴的梦想。
这一被希拉克称为“人类奇迹”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是“自主创新”偏执狂的产物,如果当初欧洲只是“跟随主流”,或者听任一些私营公司在33年的投资回报期内独力坚持、自生自灭的话,这一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不成功的例子也有,21世纪初,美国政府强力支持WiMAX发展,挑战WCDMA“国际主流”。
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但成功的例子也好,失败的例子也好,都说明,绝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惜代价的尝试“自主创新”,因为“自主创新”一旦成功,形成的产业链群体崛起和整体突破是“跟随主流”难以企及的。
最后,选择“自主创新”技术进行的网络建设是否意味着投资的浪费呢?
说这话的人多少缺少点经济学常识,简单的认为“花钱就是浪费”。
且不说4G网络作为支撑信息消费的基础设施,每年将为运营产业带来数千亿的直接收入(2014年中国移动数据业务收入为2531亿元,而年底时其4G网络已经承载了40%的数据流量,2015年4G数据收入肯定会超过千亿),这些网络投资也直接拉动了我国通信设备市场的需求。
我国企业占据了全球TD-LTE网络设备市场的70%(国内市场份额更高),我国运营商对TD-LTE网络设备的大部分投资都形成了我国制造企业的收入。
而我国企业在全球LTEFDD网络设备的市场占有率还只有30%左右。
TD-LTE网络建设间接带动的终端、移动互联网和相关ICT融合应用市场的规模更是在万亿级别,2014年我国手机品牌占据了1亿部TD-LTE手机出货量的近80%。
我们上千亿的TD-LTE投资都去了哪里?
是赔本生意还是赚钱的买卖?
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总结一下:
“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由于可以获得宝贵的产业化顶层设计经验和产业领导地位、带动产业链各环节整体突破发展,虽然难免付出高昂代价,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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