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是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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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蛋派是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是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现代文学社团。
1922年3月在浙江杭州成立。
成员为冯雪峰、应修人、潘谟华、汪静之4人。
稍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
诗社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只是一种友爱的结合,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他们曾先后出版冯、应、潘、汪的诗合集《湖畔》(1922)等等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
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
民间文化形态指的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
从社会分层上看,民间文化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由平民自发创造的文化。
民间文化还是一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文化。
赞同
【反思小说】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题材,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间。
这类小说由伤痕小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批判进一步延伸,扩大到审视和反思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曲折的历史,乃至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出现的“左倾”错误,探讨造成“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原因,从审视历史中反思教训。
乡土文学是20年代初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热潮,是一些以“为人生”为目的的作家们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来表现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封建的陈规陋俗。
代表作家为鲁彦、彭家煌、许杰等。
朦胧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简析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形象;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她是一个叛逆女性,她有着一种叛逆女性的倔强。
有人说那是性爱,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人,这种人她看不起,那种人她也看不起,她是孤独的,她认为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靠。
那么她是不是就这样活下去呢?
她得活下去,必得活下去,还是要活,怎么办呢?
最后,她说:
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吧!
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
她叫喊:
我要死啊,我要死!
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
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情感还是有代表性的。
他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到哪里去找呢?
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
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
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
试论左联的成就和贡献:
1、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主要工作方针之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学习和运用。
2、左联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
“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
鲁迅发表《文艺的大众化》、《论旧形式的采用》、《门外文谈》等文,就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对旧文艺的批判继承革新创造,作家和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革命浪漫蒂克”倾向,无论是描写工人罢工或农民暴动,都没有失败,只有胜利,百分之百的好结果;人物是突变式的,理想化、公式化、没有生命的;缺乏艺术手腕,只是“革命”名词的高级讲章,是脸谱主义地描写人物,方程式地布置故事。
3、左联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吸收革命的文学青年参加左联,组成小组。
小组经常进行文学活动:
学习和讨论文学理论、中外名著,交流创作,推荐好作品到左联刊物上发表,由此培育了一代青年作家。
鲁迅在这方面花了许多精力:
看稿、指导、写序跋、帮助出版,等等。
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萧军、萧红等都曾得到鲁迅的帮助,为新文学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
论述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杂文是特定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是现实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鲁迅杂文既是史诗,又是政治,充满了鲜明的爱憎情感。
丰富的理论涵量。
鲁迅杂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表现在:
第一、鲁迅杂文体现了政治性与形象性的有机统一。
既立论准确,分析透辟,论证严密,论述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鲁迅杂文。
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同时又显示了议论的形象化,以对比、暗示、取譬、借喻等手法上,使深奥抽象的思想观点变成具体可感的生动的形象。
如脖子上挂着铃铛作为知识阶级的标志着群羊走上屠宰场的山羊,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叭儿狗,吸人血又哼哼发一通议论的蚊子,等等。
这些类型形象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典型性,是鲁迅杂文的重大项献。
第二,鲁迅杂文把战斗性与抒情性融为一体,既有尖锐犀利的笔锋,又有舒缓深长的情致。
往往把思想观点渗透在汪洋恣肆的感情波澜之中,既鼓舞人以战斗激情,又给人以轻松愉悦的艺术享受。
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类抒情杂文,情文并茂,以浓烈深沉的情感震荡读者的心弦,而《“友邦惊诧”论》这种抨击时弊的杂文也是渗透着炽冽分明的爱憎感情。
第三,鲁迅杂文还具有浓厚的幽默讽刺特色。
常用反语、影射、排比、夸张等手法,“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鲁迅杂文造语精密,词汇丰富,文体多样,风格灵活多变,以含蓄幽默和辛辣讽刺相结合,显示了其文章风格的总特征。
这在作为鲁迅杂文中最主要部分的如《“友邦惊诧”论》这一类短评、杂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鲁迅的杂文,是时代的战斗记录,是丰富的思想艺术宝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
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有《我之节烈观》、《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雷锋塔的倒掉》、《并非闲话》、《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文艺与革命》等。
简要分析<组织部新来得青年人>中的刘世吾人物形象
在这个故事中,刘世吾是北京市某区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年轻时候曾在北大当过自治会主席,参加过五·二零游行,为自己留下过一道历经岁月风霜的光荣疤痕。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青春热情逐渐被消磨干净,他开始习惯一切“就那么回事”,成了年轻人眼中“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者”。
书中的官僚主义者并非只有刘世吾一个。
其他干部,如在其位不某其政的组织部长李宗秦、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作风简单粗暴的麻袋厂厂长王清泉……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官僚主义。
然而,不管是从着墨刻画的力度,还是从人物的复杂多面上看,刘世吾形象的生动鲜明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首先,虽然冷漠,但刘世吾并非一个高高在上对下层一无所知的人。
当林震打算向他反映王清泉的工作问题时,他还没等林震说完,就先一步道出了王清泉的所作所为。
林震吃惊于他的料事如神,而他则慢条斯理地说:
“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
”然后对麻袋厂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厂中一些重要的人物的性格脾气了如指掌。
这个细节说明,刘世吾虽然表面冷漠,对于工作却并不懈怠,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李宗秦有很大差别。
其次,刘世吾并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无知,只会做表面文章。
他喜欢读书,诗歌、小说,甚至童话他都读了不少,对于一些名家如屠格涅夫、英沙罗夫都相当熟悉。
当韩常新带着轻蔑玩笑的态度说自己以后也能随便写写小说的时候,他不无讥讽地说:
“我们可以放心,至少在这个行星上不会看到您的大作。
”从这一点看,他的审美趣味是很高的。
而他积极学习刚出台的拼音草案也说明,他所谓的冷漠,只是表现在工作人事方面;而内在的学习动力其实一直没有消退过。
再次,刘世吾对错误也并非一味地采取冷漠回避态度。
他有一套很有典型意义的“条件成熟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会在很短时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雷厉风行程度,绝对不输给任何一个精明能干的官员。
并且,他本身不会犯任何常识性的错误,像王清泉那样因为男女问题而被处分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最后,他身上没有一般官僚习气中那种对下属傲慢无礼的缺点。
对于刚刚来到组织部,浑身热血沸腾,屡屡挑战他权威的年轻人林震,他并没有采取报复或者打压,而是友善地与其交流意见、心得、一路走来所经历的岁月风霜……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这个年轻人是十分真诚和包容的。
这固然是因为林震力量弱小,根本不足以引起他回击的想法;但也可看出,他对那些年轻单纯的人是非常有好感的。
综上所述,用单纯的“官僚主义”去概括刘世吾这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他这个形象之所以不朽,也绝非只因为单纯的“官僚主义”四个字。
V
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主要区别和联系
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
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
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
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
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
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联系:
伤痕文学(小说)”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
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
但是,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
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
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它们只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
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关于二者的关系,
鲁迅小说反映了“五四”思想革命的要求,请以《阿Q正传》为例,说明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
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
《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
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
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
他常常夸耀过去: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
“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
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
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
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
鲁迅后来曾经说过:
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
《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
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
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
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
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
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
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注: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
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
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
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
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注: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
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
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
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
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
《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
他也说过:
“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
”(注: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
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
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
这是因为:
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
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
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
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
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
他想:
“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
……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
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
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
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
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
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
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
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
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
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
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
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
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
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
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
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
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
”(注: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
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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