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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扩展的CH模型
2012-2-29:
47:
03 来源: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18期
摘要:
运用2000-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结果表明,台资总体上对大陆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对于大陆整体而言,台资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影响力度较小;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台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对于不同地理分布的地区,台资在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但在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关键词:
台湾直接投资,技术外溢,面板数据,扩展CH模型
0引言
自1979年初祖国大陆提出“三通”倡议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出现了较快发展。
两岸贸易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两岸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越来越密切。
从2003年起,大陆已超越美国、日本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同时,台商在大陆累计投资项目71847个,合同金额1010亿美元,实际投资439.1亿美元。
随着两岸经贸发展越来越紧密,台湾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对大陆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研究台资及其溢出效应对大陆经济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增强两岸贸易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外来资本对当地经济的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MacDougall就提出FDI对东道国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此后,许多学者从理论上研究了FDI的技术溢出机理。
在理论上学者们普遍认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支持FDI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者主要有Caves、Blomstrom&Persson、Kokko、Driffiel等,他们使用的数据多为行业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研究对象涉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英国等。
Liu等考察了1991-1995年英国制造业中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认为该效应是明显存在的,且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更加明显。
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然而,Haddad&Harrison、Aitken&Har-rison、Dajnkov&Hoekan和Barry等分别使用委内瑞拉、摩洛哥、爱尔兰以及捷克的企业面板数据得到的结论却相反,即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存在负的溢出效应,抑制东道国的产业技术进步。
国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
秦晓钟、胡志宝运用工业类39个行业的横截面数据,从总体上考察外商对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这一外溢效应对工业总产出的贡献甚至超过内资企业员工的贡献;包群、赖明勇(2002)运用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通过协整分析,具体测算了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技术外溢效应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的结论;阎敏(2007)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索洛模型测算技术进步的“余值”,从宏观角度分析了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其结论是引进FDI对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效果甚微。
另外,也有学者通过区分引资区域,对外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的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
Girma和Wakelin利用英国制造业企业1988-199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参与FDI的不同国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参与FDI的国家不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同。
Javorcik、Saggi&Spatareanu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了母国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的显著影响,发现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谢建国在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考察FDI在省区层面的技术外溢效应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东、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但对西部省区的技术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薄文广利用各地区不同类型大中型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数据,发现FDI在东、中部地区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而西部地区由于尚未越过吸收FDI技术外溢效应所必需的人力资本门槛,因而还没有出现FDI的技术外溢作用。
李蕊打破传统的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区域的方法,按照内资、外资工业企业技术差距的高低,将我国划分为3个地区,使用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对3个地区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于内资技术落后地区,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港澳台投资的影响为负;在技术居间地区,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商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于内资技术领先地区,两者对内资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都显著为正。
就现有文献来看,鲜有单独针对台湾地区与大陆经济关系的研究。
台湾地区由于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其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与一般的FDI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本文立足于台湾地区,运用大陆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扩展CH模型,研究台资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进行区域划分,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分布对台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以期全面把握台资技术溢出机制及其经济、空间差异。
1台湾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与检验模型
首先利用参数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αKβ
(1)
Y、L、K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劳动投入及资本积累;A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以表示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索洛余值法估计A所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
思路为:
对式
(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2)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故上式转化为:
(3)
令C=lnA,则得到:
(4)
通过估计以上方程,得到β的估计值,并代入方程
,从而得到lnA的值,进而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A。
对于外部技术外溢如何作用于本国的技术进步,目前学术界均认为其主要途径有两种:
一是进口贸易。
进口国(地区)不仅可以通过进口产品或设备,提高本土资源的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提高技术水平;二是通过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既可以输入产品和设备,也可以输入管理理念和文化。
因此,为了研究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假设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是台湾影响大陆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建立C-D形式的CH模型如下:
(5)
式(5)中,STDI、STRADE分别代表台湾通过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对大陆溢出的外部研发资本存量。
为了减少“总量偏差”,本文根据LichtenbergandPottelsbergh(1998)对原模型的修改,以输出国(地区)的GDP替代输入国的进口或FDI总额作为台湾研发资本存量的权重,即:
(6)
其中,TDIit是i省(地区)第t年从台湾引进的直接投资,IMit是i省(地区)第t年从台湾的进口贸易额,GDPt为台湾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第t年台湾的研发资本存量。
A为样本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B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残值,度量了除STDI、STRADE外影响技术进步的其它因素。
α1、α2两个系数分别反映了台湾通过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对国内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
将式(6)代入式(5),然后取对数,可以得到:
(7)
同时,本文将大陆研发支出SD纳入计量方程,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区分技术进步的内生与外生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控制大陆研发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同时,更好地检验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令(7)式中lnB=C2,则计量检验方程为:
(8)
2变量与数据
本文选取2000-2008年我国内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台湾方面的数据来源,将重庆市和四川省合并为四川省,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合并为西北地区)共26个省际(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际测算。
各类省际面板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部分数据直接取自国研网。
下面详细说明各变量的选取和计算方法。
(1)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
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折算成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亿元)。
各省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各年GDP增长指数可以从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直接获取。
(2)劳动力数据。
用各地区年底从业人员数(万人)衡量。
数据来源与GDP数据相同。
(3)资本存量数据。
相关资料中没有现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年末价值数据可以利用,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固定资产净值,即:
其中,It/Pt为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计算的各省市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δ为折旧率,根据张军等(2004)的结论,将折旧率设定为9.6%。
在确定基年固定资产存量时,本文直接采用了张军提供的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
(4)大陆地区研发资本存量数据。
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同样采取永续盘存法。
其中:
RDt为第t年的研发支出,数据可以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取,δ是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因为绝大部分研发资本是以物质资本存在的,本文将折旧率也视为9.6%。
对于研发资本存量S0的设定,沿用COE在CH模型中对S0的设定方法:
其中:
g是研发支出的年均对数增长率,而各省份年对数增长率为。
(5)台湾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于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定期发布的《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统计》,然后利用年平均汇率对数据进行单位换算,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价格调整,单位为亿元。
(6)台湾出口贸易额和台湾国内生产总值。
采用国研网统计数据,同样利用年平均汇率对数据进行单位换算,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价格调整,单位为亿元。
(7)台湾的研发资本存量。
各年研发支出来自OECD的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数据统计,同样需要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研发资本折旧率δ仍取9.6%。
数据调整方法如上,单位为亿元。
3计量估计结果与说明
本文首先以式(3)为依据,运用全国26个省际(地区)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用以估算α和β的值,从而得到α=0.6921和β=0.307。
限于篇幅,本文未将该具体估计结果列出。
另外,在建立面板计量模型时,采用Hausman检验法选择应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3.1台资对大陆地区的整体技术外溢效应
根据式(8),我们首先以大陆26个省际(地区)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考察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表1报告了这次计量结果(模型1)。
模型1从全国范围内研究台资的外溢效应。
结果表明,大陆研发资本存量(log(S))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大陆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台湾出口贸易(Log(SIMPORT))的系数为负,说明台湾出口贸易对大陆的外溢效应不甚明显,这可能与出口结构及两岸贸易制度有关。
台湾直接投资外溢效应(Log(STDI))的系数为正值,并在1%水平上显著,但1%的研发溢出只有约0.0057%的影响。
这表明从大陆整体来看,台湾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影响力度较小。
之所以影响力度小,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一是大陆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状况总体上滞后于台湾的投资结构。
表2显示了2003-2008年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分布,列出了12个投资数额较大或者重要产业的数据。
数据显示,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电子电器业、金属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塑料制品制造业及食品饮料制造业等,其中电子电器业投资金额居首位,其次是服务业。
近年来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增加,包括电脑及周边设备的零部件生产、信息家电等。
这些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与之相适应,然而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中的基础型人才占到50%以上,工程型人才中高级以上职称的不足25%(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人力资本结构的滞后性降低了大陆对台资技术的吸纳能力;二是大陆的产业结构特征可能弱化了台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外溢得益于产业区内各邻近厂商之间的相互联系(Marshall,1890/1961),所以厂商的集聚程度是决定技术扩散和传播的关键因素。
在台湾直接投资结构中,电子、电器和服务业占60%以上,是技术转移的主力军。
而在大陆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份额占到近2/3,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发展相对不足(尽管发展速度较快),集聚程度较低,增加了厂商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生产中具有前向或后向联系的厂商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有效性,因而不利于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3.2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台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台资在不同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本文将25个省份(地区)按照2002-2008年人均GDP进行分类(见表4),分别测算台资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
表3中模型2、模型3、模型4分别表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9个省份、中间的8个省份以及最低的9个省份(地区)的估计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2和模型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3采用随机效应。
(1)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台湾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欠发达地区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在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均不显著,表明台湾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2)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Log(STDI))在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均在5%水平上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影响,而在欠发达地区该效应只在10%水平上显著。
可见,台湾直接投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即在相对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为0.00164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等发达地区为0.005127,与全国水平相当;相对发达地区为0.0143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拥有更高级的产业结构、更高集聚水平的产业集群(产业发展优势),以及更丰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更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优势),因而具有更强的技术转移和吸纳能力。
(3)台资外溢效应受到台资地区分布的影响。
表4对中国大陆各省2002-2008年利用台资的总额进行了排序。
从表中可以发现,利用台资总额最大的10个省份与人均GDP最高的10个省份基本重合。
结合模型2的结果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拥有配套更为齐全的基础设施和更完善的生产性服务系统为制造业集聚创造前提条件(高传胜,刘志彪,2005),使其能引进更多台资,其技术溢出效应也更强。
可见,台资数量与其技术溢出效应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但是后10个省份却具有较大的差异,利用台资最少的10个省份除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外,还包括一些经济水平一般但地理位置偏远的省份,所以地理位置或许也是影响台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3.3地理分布差异与台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为进一步考察台资地理分布对其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将我国大陆地区26个主要省(市)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
考虑到东北地区数据量小,因此将辽宁并入东部,吉林和黑龙江并入中部。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台资在我国大陆的技术外溢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具体来说,台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东部和中部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其中,台资对大陆东部地区的技术外溢作用最大,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中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由此可见,地理位置越是偏远的地区,台资对大陆的技术外溢效应就越小,即台资对大陆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东向西呈梯度减弱。
从模型2-模型7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台资对我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且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分布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理位置越优越的地区,台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2000-2008年数据,通过构建扩展的CH模型,分析了台资对大陆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转移与扩散的速度和力度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分布差异而不同。
首先,台资技术溢出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依次降低,其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等发达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欠发达地区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台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各地区与扩散源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各异,地理位置越偏远,台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就越小。
其中台湾直接投资在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大陆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关于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地区技术外溢效应受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分布影响的结果,支持Marshall关于技术外溢受产业集聚和地理接近性影响的理论。
在本文分析的经济发展因素中,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和产业集聚水平可能是影响台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结构状况则决定了当地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是影响一地区产业集聚的潜在因素,可能决定着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在地理分布因素中,不同地区与技术扩散源的距离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它决定了台湾直接投资的数量及其技术溢出的效率。
因而,对于东部地区,应利用其吸引台资的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快从“加工中学”向“开发中学”的转变(佟家栋,彭支伟,2007),同时对于中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步伐、促进产业集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大陆地区更好地吸引台资、提高其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选择。
然而本文仅对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发展以及地理接近性等因素,对台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作用的可能性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指标进行量化和研究,探讨各经济和地理因素对台资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7&ZD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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