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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
衰退考验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快速吞噬了诸多欧美金融巨擘,为冰岛、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带来国际收支危机,令英国成为率先陷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充足的中国也不能幸免,大量出口企业受到冲击,经济增长面临大幅放缓的考验。
当前的经济危机将持续多久,会否演变成“L型”衰退甚至大萧条,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在危机中面临怎样的再平衡,中国如何危中寻机?
本刊特邀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长江商学院教授梅建平、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宁、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等权威经济学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估计是金融市场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但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恢复仍为时漫长,失业率会大幅攀升,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长达2-3年甚至5年之久。
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可能是硅谷在新能源与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
目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新兴市场国家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直接的影响。
虽然出口压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构成负面影响,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助解除通胀威胁,中国的主权基金也有机会战略性地投资境外,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经济学家们提出,在国内政策上,政府应当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投资基建等手段刺激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但在是否刺激房地产、减息与加息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从宏观层面看,尽管发达国家难免经济衰退,但现有的全球金融秩序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元地位可能削弱,不过目前仍无可替代,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可能上升,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
在政治格局上,美国的地位短期会削弱,新任美国总统可能改变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会加强,世界将由单极化向多元化演变。
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将更趋严格。
短期内的去全球化趋势,有可能伤害中国的利益。
随着华尔街投行被金融海啸吞没,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将出现变化,杠杆比率降低,自营业务减少,高管们的高薪酬暂时有所收敛,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对其资本充足率与透明度的要求会提高,对评级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也将提上议程。
但华尔街投行传统的中介业务仍值得中国金融机构学习,中国应在提高金融企业创新水平的同时,提升政府的监管水平,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刘凌云 孔鹏/整理
新财富:
金融危机下一步形势将如何演化?
经济恢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陈志武:
危机最低点已到
金融危机的最低点基本已到,但是,实体经济危机刚刚开始。
最好的情况是经济衰退只持续一年,最坏的情况是经济大萧条持续5年。
从投资看,现在以现金为王,明年上半年是很好的增持股权的机会。
李稻葵:
最好的情况是美国市场3月内稳定,新兴市场面临考验
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论,目前处于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美国的部分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运转不灵,资不抵债,出现破产;第二阶段是以AIG、雷曼兄弟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金融机构全面的运行困难导致了信用市场和短期货币市场的半崩溃;第三阶段,预计美欧金融市场会进入逐步稳定的时期,股票价格可能仍然很低,但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告一段落,信用市场会逐步恢复。
这一阶段发生的最主要事件可能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韩国、印度和一些东欧国家。
由于韩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同时有20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债,如果未来3个月国际金融界不给其债务续期、令其以新债抵旧债的话,韩国可能再次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困境。
因为第三阶段的危机主要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因此像1998年那样,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未来最好的结果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美国新总统上任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影响不是太大,只局限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
最坏的情况是美、欧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还要持续6个月,新兴市场国家又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
我个人认为,由于美国、欧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政府愿意史无前例地为银行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很可能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金融海啸可能逐步退去,影响可能逐步缓解,股市会转变为熊市,股价依然低迷。
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考验,比如匈牙利,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欧洲银行的贷款,与中国不同,外资银行在匈牙利设立的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而是分支机构,这意味着,它们直接把欧洲的钱拿到了匈牙利投资,匈牙利的金融体系100%由外资控制。
目前的危机中,这些外资银行的第一反应是把钱撤回来保住总部,由此也将匈牙利置于风险之中。
对于绝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目前资金的倒流是一个风险,但中国是个特例,中国是资金充裕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同时,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必须是独立法人,因此,中国不会受到这一趋势影响。
梅建平:
七八只鞋掉了五六只,美国经济恢复将呈L型
危机现在已进入中期,相当于有七八只鞋要掉下来,目前已掉了五六只。
下一波新兴市场可能受到更大冲击,事实上,东欧、巴基斯坦已经出现了问题;另外,可能有1/3的对冲基金面临被平仓或清盘;对美国、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马上会显现出来,失业率会大幅上升,并比美国1990/1991年时更加严重。
美国的经济萧条可能长达2-3年之久,而经济的恢复将呈现L型的走势,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但是,美国不会出现日本那样持续15年的经济不振局面。
如果硅谷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出现突破,将会拉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是即使如此,也需要两年的时间,之后则可能重现克林顿时期美国资本市场全面成长、资产定价处于新高的盛况。
最坏的结果是,金融市场两年内都难以调整过来,并有大量对冲基金由于缺乏流动性而被平仓,导致大量资产被倾泻到资本市场,使得资产价格下跌30%甚至更多。
虽然目前市场的风险较大,并且这一局面可能沿续,但有很多好的资产都在以低价出售,甚至这样都无人问津,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采取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策略,合理配置资产,不要因为有风险就采取对其拒之千里的不理性的投资方式,有时不承受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
比如QDII过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看,这类资产在组合中不应被忽略。
张宁:
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
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持续2-3年
目前金融系统崩溃的后果被美、欧各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扼制住了,下一步还要看实体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有多严重。
目前经济处于一个不平衡点,接近的参考系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应该不会像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那样,GDP有25%的下滑,失业率达到25%,但金融体系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初步重建,世界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等问题还没有解决。
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GDP增速比本轮高点下降2%)持续2-3年左右,之后经济多年极其缓慢地增长。
最坏的结果是,银行体系多年不能重建,金融机构迟迟不能恢复,美国GDP增速下降5-10%,并出现多年的通货紧缩。
长期下去政府注入的资金引起财政赤字,而注入的流动性带来恶性通胀,导致经济进入萧条时期。
从投资看,当前要保持谨慎。
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下,要投资有确定性的品种,比如债券。
与今年上半年相比,当前A股市场风险低了,预期回报也增加了,可以关注。
高善文:
未来最坏的结果是
全球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刚刚过去。
在10月初的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处于悬崖边缘、面临崩塌的危险;现在则从悬崖边后退了半步,各国刚刚取得了初步共识,确定了初步的救市框架,但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路仍十分漫长。
打个小比方说,这可能相当于中国的万里长征刚刚开了遵义会议。
中短期内,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三个问题:
恢复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恢复市场流动性以重拾公众信心;满足优质企业的信贷需求。
从更长时间看,它还面临着重建金融机构的信贷文化、创新文化以及监管结构重组等问题。
由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实体经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所以发达经济体能在3年时间内完成金融体系的重建、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这恐怕已经是最乐观估计了。
未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且在2-3年内经济步入衰退。
当然,由于可能出现政策应对失误,这种金融体系的重建和经济增速的恢复也可能会有10年之久。
与1929年相比,本次美国、欧洲政府在响应方面更为及时,应对政策也比较得当,但麻烦在于全球范围的政策与联合行动难以协调。
在金融业已经深刻地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各国在风险监管、银行体系发展、产业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因此,一些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还可能出现问题。
但我们相信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会对金融风险的认定确立一定的全球标准,此外,在监管的国家协作方面也会有所进步,在资本的跨境流动方面也相应会有更强的制度要求。
哈继铭:
美国经济仍有韧劲,
可以避免大萧条或L型衰退
全球金融风暴及其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处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刺破虚拟经济泡沫,令高杠杆率金融机构破产倒闭。
第二阶段是金融风险的提高导致信贷危机,尽管各国政府和央行向金融机构大量注入资金,但后者依然不愿向实体经济放贷,而且强烈的去杠杆化需求迫使它们在期货市场上抛售大宗商品。
因此,尽管货币存量在增大,但货币流通速度的放缓降低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水平。
未来的第三阶段是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通货紧缩导致企业亏损,无力偿还债务,且融资需求下降,继而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和利润。
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动荡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小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错误地在市场流动性极度匮乏的时候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导致通货紧缩及银行危机的急剧恶化;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严重损害了各国实体经济。
尽管现在主要经济体内需疲软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已经体现,但政府主导的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已难再现。
此外,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一年多里,工商企业贷款余额并未下降,因此,对投资、产出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远小于大萧条时期。
从实体经济看,尽管196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7次经济衰退,但长期生产率依然随技术进步高速增长,目前生产率增速亦处于上行阶段,体现了美国经济仍然有韧劲,大萧条式或“L型”衰退可以避免。
新财富:
欧美会否从此进入国家调控时代?
欧美向左转,政府角色不会变
梅建平:
未来欧美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
之间更向公平倾斜
危机会使欧美向左转,但是自由经济理念在欧美学术界深入人心,不大可能改变。
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可以扮演救火队,但重建经济时它就不可能越俎代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会打破,在监管加强后,政府最终会退出金融机构,在欧洲,政府介入的时间可能更长,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也会退出。
未来欧美的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之间更向公平倾斜,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倾斜。
李稻葵:
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之后
如何退出
欧美现在出重拳救市,并不违背自由市场的精神,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辅助体制:
第一,要救济那些没有竞争力的社会阶层,为其提供福利;第二,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各行业进行监管,其中,金融业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最严厉监管的行业(且不论它监管程度是否足够);第三,当自由市场经济因失误导致失火时,需要消防队灭火,现在我们看到的政府救市就是消防队的出动,这与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不能因此说这个社区是警察社区,这个国家缺乏自由,任何自由市场经济都需要消防队。
这场大火扑灭以后,欧洲和美国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对金融行业过分监管的时代,但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或国家调控时代可能言重了。
在1929年危机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把投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进行了分拆。
经过多年的争论,基本的结论现在很清楚,这一法案属于过分监管,应该把投行与商业银行间的防火墙拆掉,当然,相应的监管也应跟上。
同样,在安然、世通事件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现在也知道,这一过分监管提高了美国股市的上市成本,使得美股相对欧洲逐步丧失了优势。
一般认为,一旦国家介入了金融机构,就要7-8年才能逐步退出,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就在于未来国家如何退出。
陈志武:
危机时政府介入不同于中国式调控
真正的全系统危机时政府的介入,跟中国式国家调控不是一回事。
中国式调控是不管是正常时期还是危机时期,总是由国家控制经济。
张宁:
救市不意味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等于政府会看着金融体系崩塌而袖手旁观。
在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出现问题,政府会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但此次政府以非市场手段干预危机,相当于危急情况下的救命之举,是为了防范金融体系崩溃与经济陷入萧条,如果政府不出手,美国经济无可避免会出现较大的萧条。
因此,救市并不有悖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意味着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
而美国在危机过后,经济恢复正常后,应该会尽快退出直接作为股东或不良资产的管理。
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高善文: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
尽管自由市场的制度存在问题,需要修正,但救市并不违反自由市场精神。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的变迁中,一直有外在力量的干扰。
比方说,国家调控在1929年大萧条时代之后得到增强;此外,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一直是通过货币、财政等政策来干预的,其市场经济也一直处在国家调控之下的。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即监管的范围需要重划。
例如,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先发制人干预资产价格,从而维护资产价格的合理性以降低系统风险?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资产价格的标准,央行就要实时进行判断。
从这个意义来说,央行会更加注重对信贷创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以及表外业务等的监管。
新财富:
危机结束后,对金融业的监管应作出怎样的调整?
金融业将更多监管,更趋透明
李稻葵:
整合监管机构,监管中介机构,
检讨会计制度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至少对美国而言,有几方面需要改进。
其一,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整合。
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过于松散,其职能分散在财政部货币控制司、美联储、SEC、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未来这些机构可能需要整合。
这一教训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过去无形中学习美国的体制,设立了一行三会,其职能也非常分散。
其二,对中介机构要加强监管,比如评级机构,以前没有任何监管,主要靠市场自律。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引起关注,有学者批评评级机构只是事后诸葛亮,还有研究发现,往往是股价先跌、评级后跌,相当荒唐。
第三,是很重要但受到关注很少的会计制度需要检讨的问题。
目前,资产按市场定价的方法有助于控制单个企业的风险,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则有负面作用,会在泡沫时吹大泡沫、恐慌时放大恐慌,所以,会计制度中应该考虑系统风险。
梅建平:
金融监管国际化,
限制衍生品和杠杆率
现在各国都在探讨这一问题,目前来看有三个趋势比较清晰:
一是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二是对衍生品的发展有更多限制,过去10年衍生品市场发展过快、监管滞后的局面会改变;三是会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加以限制,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资产会更严格地限制,金融机构把一些资产和负债放在表外会更加困难。
陈志武:
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
还是该监管的才管,不该管的不能管。
重点在于信息披露、在于透明度的提高。
张宁:
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监管范围
危机之后的调整会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金融业的监管加强,一是对世界货币体系的修正。
从对金融业的监管看,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会提高要求;二是拓宽监管范围,以前主要的金融监管对象是商业银行,未来会强化对保险、证券公司的监管,变相放大杠杆率的工具也会受到严格限制。
同时,各国会探讨在监管跨国金融机构中的国际协调问题,金融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会受到更多监管,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为独立法人,而非分支机构,因此,其较难调动中国境内资金。
对跨国机构的监管加强会影响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不过,虽然危机后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但不会太过分,因为基于1929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经验,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效率,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哈继铭:
监管真空有待缩小,
巴塞尔协议有待重新审视
金融监管有待革新。
当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情况就如推倒金融体系中危机环环相扣的第一张骨牌。
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是问题的根源,放贷机构在缺乏风险管理的情况下向大量还贷能力存疑的人借贷购房,又透过投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工具向全球借贷。
投资产品复杂的互联关系和高杠杆比例,使资产快速地形成泡沫,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为危机埋下伏笔,而避险工具在此情况下根本发挥不到什么作用。
如约1.3万亿美元的次贷,其中只是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规模已接近次贷的50倍,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对次贷风暴可谓“功不可没”。
此外,在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时代,监管体制的改革根本追不上金融机构一日千里的金融创新,留下监管真空,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
同时,金融管制放松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美国在2004-2006年间积累了大量的房市泡沫,这成为触动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本次危机亦暴露了资本充足率在银行风险监管中的不足,事实上,危机爆发前,华尔街大投行的资本充足率一度使监管者感到高枕无忧,全球金融监管所倚重的巴塞尔协议(BaselAccords)有待重新审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也有待加强。
高善文:
提高透明度,控制杠杆率
在此次危机平复后,未来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可能会增强,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会向更多干预方向发展。
尽管关于如何干预会存在争议,但我们猜测大方向应该是:
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控制合理的杠杆比率、改进交易流程等等。
新财富:
危机会否带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美元的地位会否受到威胁?
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会出现
陈志武:
短期难有实质改变,
监管的国际合作增加
短期内不容易有实质性改变,只是像IMF这样的国际机构的重要性会提升,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会增加。
李稻葵:
金融秩序不会动摇,
美元地位肯定动摇
金融秩序是人为的约束,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危机不会带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
我不相信,危机后会出现像1944年那样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大家能坐下谈出一个规矩。
现在这个世界,欧洲和美国互不信任,而即使它们互相信任,但中国、俄罗斯、中东呢?
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为主导或美元与欧元相互挂钩的格局,未来新的金融格局可能是一个不合作的格局所产生的均衡博弈。
危机后,美元的地位肯定会动摇,美元市场会有一定的萎缩,欧元、日元、瑞士法郎都可能逐步蚕食美元的一部分地盘,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行不像以前那样强势,美国的国库券市场肯定会有所扩大,债券市场(非国债)、股市会相应萎缩,所以,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工具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投资者对投资于美国、投资于美元会打一定的折扣,各国央行会调低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国际投资者会调低美元资产在组合中的比重,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会有所下降。
目前好比是春秋战国时期,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都会趁机扩大自己在金融业的地盘,美国作为金融大国会走向衰落。
梅建平:
自由兑换后人民币将成硬通货
未来美元的地位虽然会动摇,但不是根本性的,短期内它仍然无可替代。
这次危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以前采取日本式的增长方式,虽然有部分内循环,但出口在外面,这次危机已使中国更深入地反省这一模式。
今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已不能再持续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政策。
中国因此积累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远远高于稳定汇率和国际支付的要求,并不得不配置了很多可能贬值的资产,中国应当在未来5年内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今后会成为硬通货,并与美元、欧元、日元一起成为四大主要货币在全球流通。
张宁:
美元、人民币、欧元主导未来货币体系
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短期内很难变化,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削弱,信誉会降低,部分国家可能将外汇储备转向资产,但目前来看,仍没有货币可以替代美元。
长期看,美元、人民币、欧元未来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英、日、印等国货币处于辅助地位。
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统一的市场与财政政策,政府对货币政策负责任的态度,中国能成长为大型经济体,中国GDP赶上美国指日可待,因此,人民币的地位会逐步走强,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但前提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同时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快速的发展。
高善文:
美元地位可能逐步弱化
本次危机中,美元地位无疑会受到很大冲击,但考虑到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美元替代货币,预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得以维持但其地位可能逐步弱化,各国外汇储备与贸易货币将逐步出现去美元化、分散化的趋势。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地位可能也有所上升,但短期内指望人民币取代美元还不现实,因为这首先需要中国金融管制的进一步解除,同时也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对美元构成威胁的货币或商品来看,就日元来说,尽管过去20年,日本政府一直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但其成效仍然有限。
欧元替代美元也不现实,因为在本次危机中欧洲受到的损失不会少于美国。
至于黄金替代美元,几十年来一直有这种呼吁,但考虑到其供应增长受自然条件限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哈继铭:
全球经济新秩序呼之欲出
原因有三。
其一,在美欧日经济江河日下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庞大的金融体系救助计划不得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助,这是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借助欠发达国家度过金融危机。
其二,美国过度消费而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大量出口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的失衡状况已到了难以维系的程度,以美国消费者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时代将结束,全球经济再平衡呼之欲出。
其三,单一投资银行模式消失,分业经营制度备受质疑,监管当局对金融创新监管的缺位及仅靠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金融体系安全性的弊端已经暴露,对巴塞尔协议的重新审视迫在眉睫。
尽管这场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是美元不贬反升,在不久的将来,美元升至与欧元等价不足为奇。
这不是因为美国强,而是其他国家更弱。
有四个因素促使近期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一是早在去年9月美国就开始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危机,包括大幅减息和财政退税,而欧洲央行和政府无所作为。
二是欧洲许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大于美国,而且价格下跌迟于美国,意味着未来下跌的空间更大,时间更长。
三是对其金融机构的援助将使欧洲政府债台高筑,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将远远超过《马斯垂克条约》(MaastrichtTreaty)规定的GDP的3%和60%的上限,而且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参差不齐,这将动摇欧元的根基。
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旗鼓相当,但欧洲国家宣布的金融援助计划规模三倍于美国的7000亿美元,显示其财政负担更大。
四是目前的国际信贷危机对欧洲经济的打击大于美国,因为欧洲经济的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远高于美国。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资源出口国的货币也对美元大幅贬值。
利差交易的平仓和国际资本寻求安全避风港的需要会推高美元汇率和国债价格。
研究数据显示,考虑汇率因素后,美国国债近期回报率远高于美欧股市、新兴市场股市、黄金、石油等资产。
美国经济放缓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正逐步蔓延,且通常有1年左右的时滞。
现在欧洲、日本及新兴市场经济前景恶化加剧,2009年将面临更大风险,使美元得以保持强势。
此外,美国经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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