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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民一346号定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6)浙民一终字第3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建军,男,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开化县电信局职工,住浙江省开化县城关镇钟山路77号。
委托代理人郑金都,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利萍,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210号。
法定代表人:
蒋萌,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永桃,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住杭州市上城区燕子弄9幢1单元703室,该中心副主任。
原审被告徐东辉,男,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开化县83055号体育彩票销售点负责人,住浙江省开化县城关镇花山路18号。
原审被告吴文君,女,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开化县83055号体育彩票销售点销售员,系徐东辉妻子,住浙江省开化县城关镇花山路18号。
上诉人黄建军、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体彩中心)与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彩票纠纷一案,原审原告黄建军、原审被告省体彩中心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衢中民二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06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黄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郑金都、姚利萍,省体彩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蒋萌、委托代理人吴××、俞永桃,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等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
被告徐东辉、吴文君系夫妻关系。
徐东辉为省体彩中心设立在开化县解放街84号城中广场编号为83055号销售点的负责人,徐东辉与省体彩中心之间系体育彩票代理销售合同关系。
吴文君为该销售点的销售员,曾到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进行业务培训并获认可。
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系省体彩中心委托的管理机构,其代表省体彩中心负责所在地体育彩票销售的日常管理工作。
原告系开化县的老彩民,经常到83055号销售点购买彩票,购买金额从几十元至上千元不等。
2006年5月5日上午10时45分左右,原告将1张自选号码清单交给83055号销售点的销售员吴文君,向其购买体彩6+1第06051期体育彩票17张,其中单注彩票15张75注,复式彩票2张32注。
2006年5月5日上午10时55分左右,原告与其妻子开车来到83055号销售点拿取彩票,吴文君即将打印好的彩票连同原告的自选号码清单通过原告的妻子交给原告,打印好的彩票中含有1注号码为3610716。
当日下午15时16分,原告又在衢州83010号销售点购买了1张5注体彩6+1同期彩票。
当日体育彩票销售的关机时间是下午17时30分。
当晚,省体彩中心公布了体彩6+1第06051期的中奖号码,其中特等奖中奖号码为361091+6。
2006年5月6日上午8时左右,原告拿着1张含有号码3610916的自选号码清单以吴文君将其自选号码错打导致其丧失500万元中奖机会为由与83055号销售点进行交涉,吴文君、徐东辉在该自选号码清单背面写下了“10:
47拿过来的单子,10:
55左右打好,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急,没仔细核对,产生误打,将3610916打成3610716”字样的书面说明。
2006年5月9日、5月16日,原告两次书面致函省体彩中心,向其提出赔偿请求。
2006年5月17日,省体彩中心书面答复原告,认为其所持有的彩票号码并非特等奖中奖号码,省体彩中心不负有兑奖义务,同时,其要求赔偿损失的理由依法也不能成立。
另,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第一条规定:
“本彩票为中国体育彩票电脑型。
每注兑奖号码售价2元,兑奖号码以本张彩票记录的电脑打印数码为准”,第五条规定:
“凡购买本彩票者,均视为已认知和接受本须知之约定,并据此履行权利和义务”。
省体彩中心内部的《体育彩票销售培训手册》规定了销售点不得赊帐销售,在彩民离开销售点时,销售员应请彩民做好所购彩票的内容核对工作,销售点应主动为大户彩民代帮购买电脑体育彩票工作,并规定了销售机的布置等内容。
原审法院认为:
省体彩中心与徐东辉之间存在体育彩票代理销售合同关系明确,省体彩中心应对徐东辉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徐东辉妻子吴文君作为销售员进行体育彩票销售活动,属徐东辉的转委托行为。
因吴文君曾到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进行业务培训并获认可,而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是省体彩中心委托的管理机构,故其认可行为应视为省体彩中心同意徐东辉的转委托行为,从而省体彩中心亦应对吴文君的体育彩票销售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省体彩中心作为本案被告,其主体适格。
在没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根据吴文君、徐东辉于2006年5月6日在原告提供的1张自选号码清单背面书写的说明,可以认定原告于2006年5月6日提供的自选号码清单与其于2006年5月5日交给吴文君打印的自选号码清单系同一张,吴文君存在将原告选定的号码之一3610916错打成3610716的事实。
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照事先公布的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
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的规定作为彩票买卖中的格式条款,彩票购买人必须全部接受。
从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第一条的规定看,买卖彩票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彩票本身即为合同。
省体彩中心按照彩票所记载的内容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不存在违约行为。
从本案事实看,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要购买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但因销售员吴文君在打印彩票过程中未尽审慎义务,未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记载于彩票之中,故吴文君在销售彩票的过程中存有过失。
原告在接受吴文君交付的彩票后,未及时验票并提出变更号码的要求,其亦存有过错。
省体彩中心应对吴文君的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原告支出的缔约费用及其期待利益,并考虑社会公众所能普遍接受的程度,酌情确定省体彩中心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
原告要求徐东辉、吴文君连带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建军损失50000元;二、驳回原告黄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10元,其他诉讼费7000元,合计42010元,由原告黄建军负担30000元,由被告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担12010元。
原审原告黄建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2006)衢中民二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省体彩中心赔偿上诉人损失500万元人民币;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省体彩中心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
(一)上诉人黄建军未能中特等奖是因省体彩中心的违约行为所致,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缔约过失。
黄建军把原先拟订的号码交给吴文君,吴文君接受黄建军选定的号码,并同意打印,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即为成立,故本案彩票合同成立在黄建军购买彩票选定号码之时,吴文君把打印好的彩票交付给上诉人,系履行彩票合同的行为。
现因吴文君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致使黄建军遭受损失,省体彩中心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二)一审判决以黄建军在彩票交付后未及时验票并提出变更号码为由,认定黄建军存在过错是错误的。
根据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与6+1电脑体育彩票的交易习惯,黄建军无法定及约定的验票义务。
黄建军作为大户老彩民,购买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是经过深思熟虑,周详预测后才决定,不可能提出变更号码的请求,且黄建军根本就不知道号码被打错的事实。
黄建军失去中特等奖的机会,丧失了500万元,完全是由于省体彩中心的销售员将黄建军所选中的号码3610916误打成3610716所致。
根据《体育彩票销售培训手册》的规定,在彩民离开销售点时,销售员应请彩民做好所购彩票的内容核对工作。
但本案中省体彩中心的销售员并未书面或者口头提醒黄建军在离开前应检验彩票。
省体彩中心所设立的83055销售点也未在醒目处张贴要求彩民当场点清所购彩票张数并核对号码的书面告知。
事实上,直至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该销售点才在醒目处张贴了相关告知,这恰恰说明省体彩中心有提醒核对彩票内容的义务。
根据惯例,销售点对老彩民和小彩民购票服务不一样,像黄建军这样的老彩民,无须一组一组核对号码。
故核对彩票内容的义务在省体彩中心。
(三)一审判决赔偿依据有误,应以500万元损失为准。
购买彩票虽是一种射幸行为,黄建军所选定的号码3610916在开奖之前能否中奖是不确定的,但开奖后是否中奖却是确定的、必然的,特等奖500万元的奖金本应是黄建军的囊中之物。
但因吴文君的履约过错,使得黄建军失去了中特等奖的机会,丧失了500万元,省体彩中心造成黄建军的损失是确定的,并且因果关系明确。
体育彩票设定了特等奖500万元,省体彩中心预见或应当预见到每个彩票号码都有中特等奖的可能。
500万的损失并未超过省体彩中心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审判决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原告支出的缔约费用及其期待利益,并考虑社会公众所能普遍接受的程度”为由,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仅5万元,存在错误。
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存在错误。
本案的损失系在履行彩票合同的过程中,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而非缔约过失所致,应适用《合同法》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而非《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缔约过失的规定。
省体彩中心辩称:
一、黄建军与省体彩中心成立的是彩票号码为“3610716”的买卖合同,而没有成立彩票号码为“3610916”的买卖合同。
本案中,假定黄建军要求购买的号码是“3610916”,而销售人员出具的彩票号码是“3610716”,则双方之间尚未建立投注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合同。
如果黄建军拒绝,则销售人员应收回“3610716”号的彩票。
事实上,黄建军接受了“3610716”号彩票,双方由此确立了号码为“3610716”的彩票合同。
因此,黄建军要求行使中奖权利或者赔偿其相应损失,显然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
二、即使吴文君打错了黄建军选中的号码,即使吴文君打印彩票号码的行为应被归入销售彩票的范畴,省体彩中心也没有任何理由承担500万元的赔偿责任。
1、彩票是确定彩民是否获得中奖机会的权利凭证,也是最终反映彩票发行、购买行为内容的直接证据。
彩民中奖机会的确定只以彩民拥有的合法有效的彩票为依据,与彩民购买彩票的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彩票销售人员错输彩民自选号码与彩民中奖机会的丧失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作为彩票销售人员的差错行为所引起的责任,只能表现为收回错票,予以纠正,而不能延伸至彩民的中奖机会。
2、《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本案中,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中500万元大奖,这是双方在购买彩票时不能预见到的。
这正如黄建军也承认彩票合同带有射幸性一样,既然是射幸,本身就包含了在合同订立时合同的后果是无法预知的含义。
黄建军以事后结果来证明所谓的因果关系,显然不符合《合同法》上述规定。
3、黄建军在接受彩票以后未履行验票义务,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五十八条,视为标的物的交付符合合同的约定,因而无权就数量和质量再行提出异议,更无权提出赔偿请求。
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与省体彩中心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认为:
黄建军当时拿单子过来让我们打,我们打好后,彩票在他那里停留了6、7个小时,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要求换票或者指出我们打错了,但他始终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如果我们打错了,他可以告诉我们打错了,也可以把彩票拿走,黄建军选择了后者,所以中奖的彩票应按照黄建军后来买的彩票为准。
对于新彩民,我们都尽过提醒义务,对于老彩民,我们也就不用说了,因为都知道的。
省体彩中心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黄建军在一审时对省体彩中心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黄建军负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
一审判决判令省体彩中心赔偿给黄建军损失五万元之法律依据,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即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缔约过失责任是为解决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因一方的过失而造成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如何承担的问题而设,如果存在合同关系则仅有合同责任,而无缔约过失责任之适用。
从一审判决所做出的“从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第一条的规定看,买卖彩票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彩票本身即为合同。
省体彩中心按照彩票所记载的内容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认定来看,一审判决是承认合同已成立,且省体彩中心并无违约行为的。
既然合同已成立,且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则就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
但一审判决却以吴文君在销售彩票的过程中存在过失为由,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省体彩中心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
根据一审判决所做出的关于“彩票本身即为合同”的认定,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
彩票买卖,在《合同法》分则中并无明文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合同法主要是以主给付义务为标准,对各种有名合同进行分类的,故判断“最相类似”的标准,也应是该无名合同之主给付义务的类型与哪种有名合同最相似。
彩票销售应属买卖合同或与买卖合同最相类似。
一方面,彩票购买者的意思是支付对价获得一种中奖机会,并取得彩票的所有权,具有买卖合同的属性;另一方面,从现行法规、规章的用语看,比如彩票的“发行与销售”、“彩票购买者”等字面,反映的也是买卖关系。
故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对彩票买卖有适用的余地。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
“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
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
”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物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买方在接受卖方交付的标的后,如发现卖方交付的标的在外观上等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则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否则即视为卖方的交付符合合同的约定。
如何确定“合理期限”,法律虽无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编著的《合同法释解与适用》第731页认为,“对数量短少的,买方在检验货物时即应发现。
如属公开瑕疵,应于验货时发现,如属隐藏瑕疵,则应在标的物使用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现,对数量短少还是质量瑕疵,无论是当时发现还是在事后发现的,买受人均应于合理期间内通知卖方”。
该释解第733页又称“本条规定的‘视为’,是对卖方给付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要求的法律拟制,它与“推定”不同,不允许用反证推翻。
即使卖方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或数量不足,买方也无权向卖方主张补足数量或承担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诚然,该释解并不是司法解释,但却反映了我国最高审判机关法官对合理期限的理解。
同时,彩民购买彩票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博彩行为,彩民付出一定的金钱,得到一种可能中奖的机会,带有明显的机会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任何一个号码都有同样的中奖机会。
这就逻辑地要求,作为彩票买卖合同的买方如若提出标的物瑕疵异议,其合理的期间至少必须是在当期投注截止时限前(按黄建军自己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应于当天17时30分之前)。
而一审法庭调查表明,黄建军在接受吴文君打印的彩票后,并没有即时提出异议,而是直到当晚开奖以后才发现号码打错了,在次日上午才与销售点交涉,这显然已过了合理的异议期,依法应认定交付彩票的行为符合要求。
就此而论,黄建军向省体彩中心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
另外,本案彩票合同不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首先,到目前为止,在合同法分则和其他法律中并没有射幸合同的法律规定,不存在适用射幸合同的问题。
其次,彩票合同带有射幸性,这并不影响彩票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合同的性质。
彩票合同的射幸性,只是一种学理解释,正如我们在说买卖合同时,同时还使用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诺成合同等表述一样。
第三,仅仅因为彩票合同也属于射幸合同进而得出彩票合同与保险合同最相类似,这犯了一个逻辑上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保险合同和彩票合同根本没有可比性:
保险是将不幸集中于某个个人身上的危险通过保险的危险分担法则将其转嫁给保险人使之消化为无形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而彩票合同不是为了消极地分散危险而是为了积极地冒险射利;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以支付保险费为代价而获得保险期内的危险保障,而彩票合同则是以支付彩票款为代价获得彩票及物化在彩票中的中奖机会。
退一步讲,即使适用保险法,投保人要求支付保险金也须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为前提,这就如彩票上的号码与开奖号码应该一致一样。
而本案中黄建军所购的彩票号码并非中奖号码。
同时,按《保险法》的规定,投保单与保险单的记载不一致的,应以保险单为准,同样黄建军要求购买的号码与彩票上的号码不一致时,也应以彩票号码为准。
二、一审判决判令省体彩中心赔偿黄建军五万元损失,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
即使按照缔约过失责任,也应以信赖利益作为赔偿范围的,限于直接损失,即因为信赖合同成立和生效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并不包括因另一方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成立而产生的间接损失,如机会丧失等,更不包括履行利益。
对该损失的有无及多少,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
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对此未予举证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承担五万元的赔偿责任,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不符。
黄建军辩称:
一、彩票合同为诺成合同。
黄建军向吴文君表达购买彩票的意思并将事先拟定好的彩票号码单交给吴文君,吴文君接受号码单并同意打印时,与黄建军拟定好的所有彩票号码相对应的彩票合同即告成立,包括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合同。
国内学理上也是持这一观点(黄建军向法庭提交了清华大学韩世远的文章《彩票的法律分析》)。
二、省体彩中心交付的彩票不符合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黄建军的损失。
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吴文君将黄建军选定的“3610916”错打成“3610716”,且省体彩中心在上诉状中未提出异议。
吴文君将号码为“3610716”的彩票作为号码为“3610916”的彩票交付给黄建军,不符合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500万元的损失是确定的,因果关系明确,而且是省体彩中心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
三、省体彩中心存在过错,黄建军没有过错。
四、彩票合同本质上不是买卖合同,而是射幸合同,保险合同也属于射幸合同,故本案应当参照《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而不应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因此,黄建军也就没有在合理期限内验票义务。
五、黄建军要求省体彩中心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要求兑奖。
本案不受购票须知第一条“兑奖号码以本张彩票记录的电脑打印号码为准”的约束。
即使本案受购票须知的约束,购票须知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
首先,彩票本身与彩票合同是不同的概念。
其次,购票须知为格式条款,省体彩中心没有尽到提醒义务。
最后,购票须知中“凡购买本彩票者,均视为已认知和接受本须知之约定,并据此履行权利和义务”应属无效,因为默示的行为需要法律具体规定。
六、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不是个案中对抗的问题。
不能牺牲彩民的利益来支持中国彩票业的发展,本案也是彩票业发展应该付出的正常代价。
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同意省体彩中心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省体彩中心、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对吴文君错打号码的事实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该异议事实,本院认为,作为省体彩中心的销售代理,徐东辉、吴文君于2006年5月6日在黄建军作为本案证据提供的1张自选号码清单背面书写“10:
47拿过来的单子,10:
55左右打好,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急,没仔细核对,产生误打,将3610916打成3610716”字样的书面说明,原审法院依此认定吴文君存在将黄建军选定的号码之一3610916错打成3610716的事实,并无不当。
另,二审庭审中,黄建军也能合理说明“3610916”与其他选定号码之间的规律性。
故吴文君错打号码的事实应当属实。
二审中,黄建军提供了两份证据。
证据一、公证书两份,分别为(2006)浙开证民字第111号(复印件)、(2006)浙开证民字第209号,欲证明本案纠纷发生前,省体彩中心设在开化的四家彩票销售点均没有张贴要求购买彩票的彩民当场点清所购彩票张数、核对所购彩票号码的书面告知,但本案纠纷发生后,这四家销售点均在醒目处张贴了“彩票(号码)离柜请当面确认”的书面告知,说明省体彩中心也认为自己有提醒彩民核对的义务,故省体彩中心在本案中存在明显过错。
证据二、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两种(复印件),欲证明本案纠纷发生前的中国体育彩票购票须知中没有要求购票者核对确认号码;本案纠纷发生后的购票须知中要求购票者在打印前核对确认,由此可见,省体彩中心也承认自己有提醒彩民核对确认的义务,故省体彩中心在本案中存在明显过错。
省体彩中心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在销售彩票的过程中省体彩中心有责任,之所以张贴告知说明,是为了杜绝不必要的纠纷,更好地体现中国体育彩票的服务理念,而且吴文君也介绍到,对新彩民会提醒核对,但对于老彩民,属于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需要再告知了。
原审被告徐东辉、吴文君同意省体彩中心的质证意见,另认为,事实上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这在彩票上也能体现,购票须知已明确是以票面数据为准而不是以清单号码为准。
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虽可认定,但不能支撑黄建军所欲证明的事实。
本案中所争议的提醒核对号码义务,属于因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附随义务,而非合同的主给付义务。
《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据此,不同的合同,其附随义务的内容不同;即便同一种合同,附随义务的内容也并非整体划一,该附随义务内容为何、是否发生以及有无必要实际履行,取决于各个具体合同关系的情势、交易习惯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本案中,黄建军是一个对彩票规则比较清楚的老彩民,在83055号销售点也不是第一次购买彩票,此为黄建军所自认。
对其而言,号码是中奖的关键要素,稍有出入,得失之间甚大,已是常识,因此即便省体彩中心有提醒核对的义务,也因此没有实际履行的必要。
而且,彩票交易是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当事人对自身权益本应具有合理的谨慎。
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庭前调查和庭审归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有四:
一是本案彩票合同应参照适用《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还是《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二是本案彩票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
三是黄建军有无核对彩票的义务,如果有,则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限为何?
四是黄建军的损失范围和数额,500万的奖金,是否是可预见的损害?
依次评析如下:
一、本案彩票合同应参照适用《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还是《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彩票合同系一无名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具体如何参照“最相类似的规定”,应以分析彩票合同的内容及特征为前提。
彩票合同,是指彩票购买人按照彩票票面金额支付价款,彩票发行人交付彩票并移转彩票的所有权于彩票购买人,彩票购买人按照彩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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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 346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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