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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湖南社院学报JournalofHunanInstituteofSocialismVol.10，No.1（2009）

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周秋光*

【摘要】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楚文化是其源头。

从秦汉到魏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

隋唐五代，是湖湘文化的酝酿期。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湖湘文化开始在全国形成自己合。

的特色，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低迷期，到明代才走向复兴，其时移民增长，农业经济获得发展。

清代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新阶段。

造成其空前发展的原因首先是湖南的单独建省，这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其次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是发展的基本动力；再次是教育的兴盛与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这是发展的重要因素。

能够体现湖湘文化在清代空前发展的还不仅仅是湖南在清代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科举政治人才，而且是在思想学术上也有非凡的人物及其建树。

湖湘文化；形成；发展；概略【关键词】古代；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93（2009）01－0071－10一、楚文化：

湖湘文化的源头

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旧石器时代，湖

南境内便发现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湖南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有九百多处，分布的范围包括今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的澧县、安乡、华容、临澧；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的常德、桃源、辰溪、靖州、麻阳；湘水、资水中下游和湘中区的长沙、株洲、汨罗、平江、益阳以及湘东区的浏阳、湘南区的郴州、永兴、安仁、桂东等地。

经测定，这些文化遗址证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至少已经历了距今8250至9100年的“彭头山文化”、距今6900至7200年的“皂市下层文化”、距今6500年的“大溪文化”、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和距今4400年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五个发展阶段。

其发展的状况表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开始摆脱原始的

并且通过采集和渔猎经济，进入到古代的农业文明。

上古传说中的炎帝南徙葬于酃县和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的故事，也可知那时的湖南与中原有着一定的联系。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全部文化积淀到了青铜器时代，便都融入到逐渐形成的楚文化之中。

楚文化即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

楚在当时被周人称作荆楚、荆蛮，因其立国在荆山一带，开发较晚。

楚的地域辖现今的两湖，都城在丹阳。

楚国争霸时的地域，曾西到陕西，东到安徽，北到河南。

楚文化存储孕育于夏、商时期。

其时也是中原文明泽被两湖的时期。

考古材料显示，湖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到商代才渐趋明朗。

主要表现是在青铜铸造方面。

商人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中期已传至湖南北部，商代晚期传至湖南中部和整个湖南。

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

据载向南辐射到两广，向东辐射到立即向四周辐射。

江西和安徽，向西辐射到四川，向北辐射到河南等地。

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湘文化的源头。

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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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

湖南原土著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从湖南各地挖掘的楚墓看，铁制农具包括锄、锸、铲、斧、锛、刀、削等已普遍使用；粮食生产除种粟之外，还广泛种植稻米、麦子、豆类等；用来祭祀有牛、羊、鸡、凫等家禽，有鹄、鸿等猎物，有鳖、龟等水产，还有甘蔗、蜂蜜、椒、姜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

并且湖南地区已成为楚国重要的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基地。

手工制造品有各种各样的铜镜、漆木器、竹器、琉璃器以及丝织品。

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货币蚁鼻钱，即铜贝，还有黄金货币。

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并且商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兴起。

如澧水流域的鸡叫城，沅水流域的黄楚城，湘水流域的长沙城等等。

其中以长沙城最有代表性。

到目前为止，仅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即达3000座，发掘材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1]

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制度文化与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是较早实行封建郡县制的国家。

征服湖南的土著民族后，即在湖南设县任尹，封君封邑。

无论郡县或者封邑，都必须向楚王室缴纳贡赋。

对原居住湖南各地或新迁入的楚人或巴人，都一律按土地征收实物地租与田赋。

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和标志之一。

春秋以前，湖南的土著居民还不曾掌握和使用文字。

楚人入湘后，湖南土著居民便普遍地学习由楚国输入的文字。

与此同时，楚人给湖南带来了中原的文献典籍并传播了当时北方较为先进的礼仪习尚及其文化思想。

刻在青铜器上和书写在简牍与帛书上的文献典籍在湖南广为流传。

其礼仪习尚主要是江北的生活习惯与民俗风情。

其文化思想突出地表现为中原五行、阴阳术数学说与老庄的消极避世观念。

春秋战国时，湖南的土著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种社会神与自然神。

楚人入湘后给湖南带

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

湖南土著与楚人

带入的宗教、神话相互影响、融合，便构成了春秋战国时独具湖南特色的宗教与神话。

反映这些宗教与神话的文献有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

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

二、秦汉魏晋：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秦灭楚统一六国后，湖南成为了秦王朝统治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自秦至汉，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逐步形成。

民族文化的形成首先是从民族自身的融合开始的。

秦汉时期因兵祸与天灾的频繁发生，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徙。

湖南境内的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成倍地增长。

据载，秦时湖南地区的人口尚不足50万，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达到约51万，及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便增长到281万。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人口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由于中原和北方人口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湖南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留下广大的江湖平原供中原人和楚人聚居，这些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没有退徙的湖南土著居民融合，便构成了湖南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

在民族融合的同时，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汉文化。

在物质文化方面，秦汉时期铁器、牛耕的普遍应用，农作物品种的增多与产量的增加，使得湖南在当时的粮食不仅能够满足内需，而且还大量外调。

手工制造业除原有的外，另增加了新的门类，如印染、刺绣、造瓷、造船等。

某些手工业已达到全国领先的水平。

如马王堆出土的轻薄素纱禅衣重49克，其经纬丝纤度已达到与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纤度相当的程度。

并且交通运输业与商业也发达起来，利用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沟通了湖南与中原地区以及大江南北的联系，同时在陆路上也开通了与两广的出入通道。

商品流通中使用的货币除“五铢”铜钱等之外，还出现了铁钱币。

在制度文化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行郡县、修

[1]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从第一至第六古代部分的写作重点参考了该书。

凡文

中未注明出处的有关资料亦多出自该书，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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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驰道、划一币制与度量衡等等举措都在湖南得到施行。

湖南地区的行政建置是在秦朝统治时期初步完善的。

到西汉时期，湖南的郡县设置更为严密，同时封国遍及各地。

东汉时期朝廷对于湖南境内的诸“蛮夷”采取了一系列招抚和羁縻的措施。

在精神文化方面，黄老之学在当时的湖南已十分流行。

在马王堆出土的汉墓中发现一大批医学帛书和两部我国至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天文学专著，还有三幅古地图，说明当时湖南的医学、天文与地理学也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大概与东汉名医张仲景在长沙担任过太守不无关系。

文学艺术上，有长沙王太傅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服鸟鸟赋》，在中国赋史上极具地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葬中，还有大批的帛画与古乐器，也反映出当时湖南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并且东汉时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以来国家统一的局面不保，出现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乱。

战争使得全国的人口大幅度减少。

据载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湖南地区的人口由140年前的281万减少到只有97万。

在这数百年间，湖南由于地处江南，相对来说受战祸兵灾的影响比北方要少，社会安定的时日较多，因此经济仍得以向前发展。

农业上，随着耕地拓垦，水田灌溉面积扩大，以及牛耕的进一步推广，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使得粮食作物有了很大程度的增产，湖南在当时已开始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

三国时，“长沙好米”已是名声在外。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在湖南特别兴盛发达。

独具特色的青瓷制造业和麻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以及金属制造业都有长进。

各种产品的增多使得商业流通领域也十分活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早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颠峰时期，其突出表现是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湖南地区也同样出现了一批世家豪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广占田地，私募佃客、部曲，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当时反映世家豪族意识形态的清谈玄学之风在湖南也盛极一时。

所谓玄学，即《老子》、《庄子》、《周易》三玄。

清谈玄学就是对“三玄”的研究作出解释。

湖南当时颇有名气的清谈家和玄学家有泉陵（今永

邓粲，武陵人潘京、伍朝、龚州）人刘先，长沙人虞授、

玄之等。

他们都崇尚“老庄”，提倡“安于陋巷”“避世，山林”“终身隐而不仕”，。

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与之相近的道教在湖南得到广泛的传播。

道教的主要据点在南岳衡山。

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观，西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所建。

在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观有巴陵的青霞观，醴陵的登真观等。

佛教传入湖南也在魏晋之际。

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为麓山寺，建于西晋初年。

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圆通寺、桃源净照寺、衡阳上圆清寺、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庙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在文化学术上已经有所表现。

东晋耒阳人罗含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

三国时湖南的著名文士有蒸阳（今衡阳）人刘巴、湘乡人蒋琬和长沙人桓阶。

并且刘巴作过蜀国的尚书令，蒋琬作过蜀国的尚书郎与大将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央一级的官吏。

湖南人最早崭露头角，参与中央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东汉时有耒阳人蔡伦（任中常侍）、桂阳人胡腾（任窦武之佐治属官）、泉陵（今零陵）人蒋晋（任尚书郎）和刘优（任尚书右仆射），到魏晋时期则为刘巴与蒋琬。

到南朝时，湖南文学上的杰出人物有澧州人阴铿与车胤。

此外，邓粲还是东晋时著名的史学家，罗含既是哲学家又是地学家。

南朝时著名的地学家尚有武陵人黄闵与伍安贫。

湖南的文化学术从秦汉到魏晋，虽然较之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估量，其总体水平还不高。

据有关学者统计，西汉出书282种，湖南仅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无一出于湖南；西汉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人数湖南均为零。

东汉出书568种，湖南仅2种；《后汉书》列传中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有1人，五经博士人数仍为零；东汉三公九卿302人，湖南仅有三公2人。

三国时期，《三国志》列传中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

西晋出书649种，湖南仅1种；将相大臣和辟雍学士人数均为零；《晋书》列传中士人中湖南亦仅16人。

南朝时期《宋书》、《齐书》、《梁书》所含列传人物中，湖南人物分别只有1个，《陈书》中也只有2个，

[2]

《隋书》中竟然为零。

上述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是从东汉末年以来，湖南在将近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中长期与中原脱离联系所致。

［2］张伟然：

“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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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五代：

湖湘文化的酝酿期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隋唐时国家由分裂重新走上了统一。

湖南与中原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中央也加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央在衡州设立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

“湖南”之名由此始。

大历五年（769），湖南观察使始迁往潭州（今长沙）。

其时，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徙，加之湖南战乱较少，人口自然繁殖较快，据载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湖南境内的人口已达123万余人。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湖南在唐朝的早中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

均田制破坏后，又实行两税法。

由于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各地兴修和扩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多数地区的水稻已实行一年二熟制。

粮食作物除种水稻，还种小麦与粟、黍等。

经济作物有桑、苎麻、茶叶和棉花。

手工业方面，以前的青瓷烧制工艺已发展到釉下彩烧制工艺。

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已能代表当时国内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其他手工业如纺织业，也由以前的麻纺为主变为丝纺与棉纺并举了。

此外传统的有色金属矿产的开采和冶炼，除了金、银、铜，还有朱砂和水银。

隋唐五代湖南对外畅销的农副产品除大米外主要是瓷器与茶叶。

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不仅行销于国内的通都大埠，而且远销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远达北非和南非。

茶叶主要是销往北方各省，据载每年上交的茶税以百万计，可推知其销售额是相当大的，很可能湖南茶已压倒了江淮茶和福建茶，垄断了北方市场。

其时，湖南对外的商道和交通线主要有四条，即通长江下游各地的商道，通中原的商道，通岭南两粤以及通巴蜀的商道。

通长江下游的商道是水路，即沿湘江入洞庭，再顺长江以达扬州。

唐时湖南的粮食出境和铜官窑的瓷器外销多由此道。

至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此道受阻，对湖南经济影响至大。

通中原的商道即顺湘江而入洞庭过长江，入汉水，进入荆襄地区，再由陆路以达中原。

湖南的茶叶北销主要依赖此道。

通岭南两粤的商道，自秦汉修驰道、凿灵渠、开峤路以来，一直有东西两道：

一是循湘江而入广西，一是经耒阳、郴州而入广东。

两道的汇合点在衡阳。

通巴蜀的商道也有两线，一是由洞庭过长江后经三峡而入川；一是经由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而入川。

隋唐五代时期，湖南的文化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所改观。

但改观是从中唐以后开始的，中唐以前，唐朝的诗歌发达，然而湖南除了虞世南外，

却没有出过一个知名的诗人。

唐重进士，在大中以前也没有出过一个进士。

湖南的第一个进士是长沙人刘蜕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所中，号称“破天荒”。

有唐一代湖南进士共9人，全部出于后期。

唐前期的湖南文化之所以不竞，据有的学者分析，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湖南缺乏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唐初，现在湖南地区尽属江南道。

开元二十一年析江南及山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湖南被分割属于三道，湘资流域大体上属江南西道，澧水流域及沅水下游属山南东道，沅水上游属黔中道。

而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之后，湖南的西部虽仍被分割，岳阳地区也划归于鄂岳沔节度使管辖，但湘资二水流域大体上从江右（江西别称江右）分出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辖区，即置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5州，这就使得湖南有了一个政治经济中心———长沙，于是中唐以后，在今湖南地区除澧州出了李群玉、李宣古等诗人外，湘、资流域也出了刘蜕、胡曾等知名的作家及怀素、齐己两位诗僧。

五代时马殷据湖南，其势力曾一度扩展到沅水、澧水流域，文化更有发展，在长沙聚集了一批文人，属湖南籍或定居湖南的有邓洵美、韦鼎、狄焕、廖昌图、廖凝等人。

这些人的成就虽然不高，却形成了一种声势，对振起湖南地区的文风起了重要作用。

从中唐到五代，湖南还先后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之始，更开创了湖湘以重教育著称的先河。

[3]此外，湖南在唐代出现了全国第一流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及怀素，他们三人都是长沙人。

欧氏父子的“欧体”与怀素的“狂草”比湖南的诗文创作在全国更有地位和影响。

然而我们估量唐后期湖南文化的发展也不宜过高。

因为与当时的中原文化相较，湖南还仍然是地位低下。

在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

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

“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

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曦之日，冬

[4]

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

”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

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

［3］参见马积高：

“漫论湖湘文化”，《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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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锡被贬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赵冬曦、张说被贬岳州，令狐楚被贬衡州，元结、吕温被贬道州，戎昱被贬辰州等等。

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游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及诗篇。

四、两宋：

湖湘学派的形成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五十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当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到北宋统一后，由于北方党项、辽、金和蒙古族的相继南侵，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

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而得到相应的带动。

原来北宋都汴京，江西与之相隔较近。

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

江西又是连结岭南的主要通道，这就使得江西成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

湖南距江浙虽远，但南宋时国界线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阳及沿江要地都成了边防重镇，湖南遂成了边防重镇的腹地之一，地位较之北宋时反而更为重要了。

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

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

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面的江西。

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

据统计迁入湖南的移民达16个省区，其中江西占64．45%。

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对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进行更新与改造，从而导致了人口素质的提高。

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

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多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

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

[5]

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

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粟。

两宋时期，

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二麦（大麦与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

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约65万石的糟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

湖南的茶叶生产每年也有113万余斤，约占全国茶叶产量的10%左右。

其他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种植业有棉、麻和各种果树，其中以柑橘最为突出。

由于多山，湖南的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

养殖业主要是养蚕、渔业和猪、鸡、鸭、鹅等畜牧业。

宋代湖南的手工业无论是规模、制作技术还是品种、产量，都较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

此外，陶瓷、纺织、造纸和酿酒，在工艺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

造船业，潭州已能制造装载漕米万石的巨舰。

商业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与繁盛。

两宋时期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就是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其实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

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

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的影响也不大。

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

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反映湖南地区本身在创造文化方面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6]

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曾提举湖南学事。

南宋初转徙荆楚。

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

所著《春秋传》和编辑《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

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

胡宏在南岳衡山讲学二十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

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而以张栻最为出名。

张栻系四川人，幼时随父到长沙定居，后拜在胡宏的门下。

张栻在理学的各种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清人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

[7]

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是一位

［4］《全唐文》卷三十五，转引自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参见林增平：

“近代湖湘文化试探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6］同前注［3］。

［7］《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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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

张栻曾在长沙筑城南书院授徒进学，后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

他的门人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张栻接待了从福建崇安前来访问的闽学派理学大师朱熹，朱、张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两个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

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与闽学两派得以相互取长补短，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

如宋末理学大师魏了翁通过张栻的蜀中弟子范荪吸取了张栻一系的学说，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办起一所“鹤山书院”，不仅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扩大了张栻思想的影响，沟通了湖

[8]湘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有的学者总结和比较湖湘学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有三：

一是以性为太极，居于理之上，与程朱派性即理，以理为最高理论范畴不同；二是主张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恶之说；三是强调践履和经世。

湖湘学派在理

宁远人乐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

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

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侯延庆等。

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的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

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

北宋时湖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

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也同时兼具学校规模，以补州县学之不足，在南宋时尤盛。

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

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

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

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

前文所述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与文学诸家的出现即其例证。

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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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明：

从低迷到复兴

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迷期。

元朝因为是由游牧民族所建，其文化势能低于汉族。

元朝统治者曾经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