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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北宋诗僧地域、宗派分布的不平衡及原因分析(2009-12-0619:
45:
28)转载标签:
杂谈分类:
佛教文学之崇佛文学:
诗僧创制
作者:
高慎涛,原载《前沿》,2009年第8期。
摘要:
诗僧的地域、宗派分布是研究诗僧与僧诗的基础资料,通过对北宋诗僧籍贯、宗派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北宋诗僧在分布上明显呈现宗门差异和地区差异,其分布的不平衡性有文化、政治等多种原因造成。
关键词:
北宋,诗僧,分布,原因
文学与地域分布是古代文学研究当中重要的一环,作家的占籍等情况对一时期一地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如唐圭璋先生的《两宋词人占籍考》即是对宋代词人地域分布的详细考述,其占籍结果不独对宋词研究、乃至对整个宋代文学的研究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料的新的研究思路。
受此影响,近来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所谓“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即是由占籍扩大到对年龄结构、作品数量等方面的统计。
在北宋诗僧的研究当中,此种方法的运用尚少。
个别学者曾提到过诗僧的地域分布,如覃召文论述诗僧的分布:
“最早的诗僧活动中心主要集结于庐山及会稽天台山地区;中晚唐时期,诗僧的分布广及长江流域,并有沿江铺缀之势;到了宋、元、明、清之时,诗僧就不仅仅限于长江流域,而是辐向全国,特别是向着中国南方、东南方、西南方作扇面的辐射,广及长江以南地区。
”[[1]](P94-95)以上论述虽总体不差,但多是宏观的泛论,缺乏有力的证据。
另外尚有一些文章对宋代宗教分布、宋代寺院经济的差异进行过探讨,如程民生有《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但仅据某朝情况而言,且是针对整个僧尼,不足以表明北宋一朝诗僧的地域分布情况。
另游彪有《论宋代寺院经济地域差异》一文,曾涉及到寺院、僧尼分布等问题,但着眼点在论述寺院经济,只是偶尔触及到诗僧的地域分布。
鉴于诗僧基础资料的缺乏,本节对北宋诗僧进行定量分析,对其籍贯、宗派、人数等进行详细统计,以求能为北宋僧诗的研究提供可信而翔实的基础资料。
所录诗僧主要以《全宋诗》所收北宋诗僧为参照,收录北宋300名诗僧。
其中地域分布先以诗僧籍贯为准,凡诗僧籍贯不明确者一律以弘法地为准,并且一律用今省、地名替代旧称。
诗僧宗派不详而其师宗派能定者一律从其师。
兹将统计情形[[2]](附录一)叙述如下:
一、地域、宗派分布的不平衡
北宋诗僧以附录一中所收300人为准,其中240人为禅宗,60人为其它宗派。
有籍贯可考者约262人、宗派分布可考者238人,现将各省人数超过5人的省份按人数多寡列简表如下:
表一:
北宋诗僧地域分布
省份
浙江
江西
福建
四川
湖南
安徽
江苏
河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合计
人数
77
38
37
23
21
15
13
13
11
9
5
262
序次
1
2
3
4
5
6
7
7
8
9
10
表二:
北宋诗僧宗派分布
宗派
云门
临济
曹洞
法眼
沩仰
不详
天台
净土
合计
人数
71
125
10
17
无
17
7
1
共238人,其中禅宗213人
杨歧
黄龙
未详
21
76
28
由以上两表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1.北宋诗僧中就地域而论,诗僧人数超过5名的省份共有十一家。
其中以浙江居多,近80人;江西次之,四川、福建、湖南紧随其后,均在20人以上;江苏、河南位居中下,各有13人;广东、广西人数较少,均在10人以下。
2.北宋诗僧中就宗派而论禅宗最多,在宗派可考的238名诗僧中,禅宗就占了213名,禅宗以外仅25人。
禅宗中又以临济宗人数为最,多达125人,占宗派可考的禅诗僧人数的58.7%。
其中临济下又以黄龙宗为最多,是杨歧人数的三倍还多。
云门宗人数与黄龙宗人数相差不多,是五家七宗中唯一与可与临济相抗衡者。
曹洞、法眼两宗则略显寂寞,其总和尚超不过云门一宗,更难望临济项背。
另外诗僧中无沩仰宗,或者是此派绝少出能诗之才,亦或是资料流传较少。
3.综观北宋诗僧分布,明显呈现宗门差异和地区差异。
诗僧中禅宗占压倒性优势,有213人,占宗派可考总人数的97.7%,其它宗派仅25人,占12.3%。
地区分布上东南为盛,且随时间的推移南方越来越强。
诗僧人数超过5名的十一省中仅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籍的诗僧就有175人,占籍贯可考者262人的66.8%。
前十名中北方仅河南一地入围,并且名次还排在后面(并列第八)。
除河南外余十省全在南方,其中除四川位于西南外,余九省又以东南为多,尤其是浙、闽一带最多。
以上统计结果只能大体表明北宋诗僧的宗派、地域分布,限于资料尚有很多不完备之处:
如北宋净土宗兴盛,很多僧人往往是禅净兼修、或(天)台净兼修,这在宗派归属上容易造成取舍不当;另外大部分诗僧的弘法地有多处,究竟将其归于何地也是难题;还有一些僧人因资料不足,无法断定其归属等。
诸如此类问题只好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而进一步完善。
二、不平衡因素分析
(一)宗门分布之不平衡因素
诗僧中禅宗人数为最,在宗派分布上禅宗遥遥领先,这一现象在北宋非常显著。
而在唐代诗僧群体中,禅僧并不占多数。
日人河内昭原指出:
大历诗僧都有长于律学的共同倾向。
陈引驰也指出“中唐出现的诗僧大多是修习律宗的僧人。
”[[3]](P98)缘何北宋禅宗诗僧独占鳌头?
我以为有如下因素:
1.禅僧作诗偈的传统
作诗几乎可以说是禅僧专利,这与禅僧素有作诗传统不无关系。
六祖与神秀即是通过各呈所作偈子来相较高下。
自中唐以来,禅僧诗偈越来越具有诗意,并且以诗偈上堂说法,以诗偈开启后学,以诗偈表达开悟境界,如:
师入院上堂,僧问:
“如何是杨岐境?
”师云:
“独松岩畔秀,猿向下山啼。
”进云:
“如何是境中人?
”师云:
“贫家女子携篮去,牧童横笛望源归。
”师乃云:
“雾锁长空,风生大野。
百草树木作大师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
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
若也会得,功不浪施。
若也不会,莫道杨岐山势险,前头更有最高峰。
(《古尊宿语录》卷十九)
袁州仰山和尚,僧问:
“如何是仰山境?
”师曰:
“白云峰下猿啼早,碧嶂岩前虎起迟。
”僧曰:
“如何是境中人?
”师曰:
“寒来火畔坐,热向涧边行。
”(《五灯会元》卷十四)
“如何是境中人?
”师云:
“闲持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古尊宿语录》卷二十《初住四面山语录》)
问:
“如何是双峰境?
”师曰:
“夜听水流庵后竹,昼看云起面前山。
”(《传灯录》卷二二《竟钦禅师》)
僧问:
“得何三昧?
便乃随波逐浪?
”济曰:
“两岸春风香不断,一溪流水落花新。
”曰:
“怎奈学人不会。
”济曰:
“蜻蜓飞尚缓,蛱蝶舞偏忙。
”曰:
“和尚莫将境示人。
”济喝,僧便作礼。
济曰:
“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四《法舟济禅师》)
诸如以诗偈形式来回答如何是境、如何是家风的俯拾皆是,在此略引数例可略窥一二。
2.北宋禅宗最为兴盛
佛教发展至北宋,惟有禅宗、天台、净土三宗尚能别开生面。
而三宗中禅宗最为兴盛。
宋代士大夫与僧人的交游频繁,而所结识的僧人多为临济或云门僧徒,均为禅宗弟子。
秦观《庆禅师塔铭》曰:
“自唐以来,禅家盛行于宋者,惟云门、临济两宗。
是时云门苗裔分据大刹,相望于淮浙之上。
”[[4]](P1082)
3.执耒耜的农禅开始让位于执笔砚的士大夫禅
周裕锴指出北宋中叶以后,在禅宗队伍中,随处可见披着袈裟的博学之士和文彩风流的诗人。
他以南宋初释晓莹《云卧纪谭》所载为例:
惟政禅师雅富于学,作诗有陶、谢趣,临羲、献书,益尚简淳。
至于吐论卓荦,推为辩博之雄。
南昌信无言者,早以诗鸣于丛林,徐公师川、洪公玉父品第其诗,韵致高古,出瘦权、癞可一头地。
南海僧守端字介然,为人高简,持律严甚,于书史无不博究,商榷古今,动有典据,丛林目为“端故事”。
亦喜工诗,务为雅实。
中际可遵禅师,号野轩,早于江湖以诗颂暴所长,故丛林目为“遵大言”。
金山达观颖禅师,为人奇逸,智识敏妙,书史无不观,词章亦雅丽。
蒋山佛慧禅师,丛林号“泉万卷”者,有《北邙行》曰:
“前山后山高峨峨,……纵经劫火无生死。
”观其词理凄壮,有关教化。
西蜀政书记,居百丈山最久,而内外典坟,靡不该洽。
至于诗词,虽不雅丽,尤多德言。
象曹山本寂那样“文辞遒丽”的禅僧,不再是凤毛麟角,而比比皆是。
从“端故事”、“遵大言”、“泉万卷”这样的别号中,我们可看出禅宗队伍的学术化和文学化。
[[5]](P16)
(二)地域分布之不平衡因素
上述地域分布情况的不平衡性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还有文化的因素,考察如下:
1.各地文化状况影响分布的不平衡。
宋代南方文化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从诗词人的占籍中可得到印证。
北宋诗人的分布[[6]](P334)中前三甲均在南方,分别为两浙路231人,福建路128人,江西路91人。
另外西南的成都路有71人,可和北方最多的京西路78人相仿佛。
宋代著名词人的分布[6](P332)上前四名尽在东南,分别为两浙路87人,江西路37人,江东路23人,福建路29人。
另据王兆鹏、刘学分析,两宋词人有籍贯可考者为880人,共有词作量为17933首,其中南方浙江、江西等11省746人,占籍贯可考的作者总人数的84.8%;其词作量为13939首,占词作总量的77.7%。
北方河南、山东等6省市为134人,占总人数的15.2%;其词作量为3994首,占词作量的22.3%。
[[7]]可见两宋文学人材的分布上集中在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四川等南方各地,北方仅河南和山东略为发达。
南方文化水平发展还可从宋人的言语中得以印证。
如洪迈说:
“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
人才之盛,遂甲天下。
”[[8]](卷五“饶州风俗条”P665)张孝祥言四川情况曰:
“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
本朝独盛,频年辈出。
”[[9]](卷37《虞并父》)叶适论及吴、越、闽、蜀等地是说:
“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
”[[10]](卷9《汉阳军亲修学记》)虽不无夸张之词,但足见吴、越、闽、蜀等地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南方各地的文学之盛,人才辈出,势必会影响到僧人学习文学的热情,也为僧人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钱塘诗僧居昱曾学习于当地名士林和靖,[[11]](P2179)北宋名诗僧道潜曾学法于苏轼,另一著名诗僧惠洪也曾学法于东坡,并学习黄山谷。
苏轼曾不无自豪地说:
“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
”[[12]](P41)僧人在与文士的交往中自然会受到他们作诗作文的影响。
另外东京、杭州、蜀中、福建四大印刷中心竟有三地居于南方,图书的流行为僧人学习文学提供了方便。
2.南北所擅文学的差异影响分布的不平衡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曰:
“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13]](P1973)指出了南北词人文风的不同。
文风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擅长的文体。
北人尚质,多擅于策论;南人尚绮,多长于诗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载冯拯曰:
“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
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
”可以看出南北所擅文体的差别。
南人业诗的传统极易影响僧人作诗,也非常有利于僧人学习作诗。
故而南方诗僧的数量大大超于北方诗僧数。
3.各地风俗影响到分布的不平衡
文化状况对北宋诗僧的分布有重要影响,笔者发现北宋诗僧最多的四省基本与诗词最盛的四省相吻合,也就是说与文化状况有关。
但文化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就诗僧众多。
如京东东路的孔孟故地,现属河南的宋之东西二京,以文化而论自不输于南方各地,但山东、河南的诗僧人数的总和只及浙江人数的五分之一。
可见文化状况并非决定性因素。
宋人张守谈及京东东路佛教寺院的情况曰:
“山东朴鲁,非江浙比,俗不为僧、道,故寺观绝少而广济小垒,止定陶一邑,天宁一寺。
”[[14]](P811)这就是山东文化发达而诗僧却绝少的原因。
开封和洛阳虽然佛教势力不弱,但两地以儒学为中心,宗教气氛远不如两浙、福建诸地。
如:
京西郑州“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
”[[15]](P17)陕西成州(今甘肃成县),居民“勤生而啬施”,使之“施一钱以济贫赈乏且不可得,况奉佛老者乎!
”(《陇石金石录》卷四《广化寺记》)[6](P261)可见北方民俗尚朴,不甚重视浮屠之教。
与此相反,东南好佛之风甚炽,“自佛法流入中国,民俗趋之,南方尤盛。
”[[16]](P6563)如福建路“其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
”[[17]](卷89《地理志》)宋徽宗大观三年,臣僚曾进言:
“福建路风俗,克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九)福州“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者。
”(汪应辰《文定集》卷13《请免寺观趱剩田书》)泉州“素号佛国,好善者多。
”(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40《泉州劝孝文》)“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东坡文集》卷12《成都大悲阁记》)可见南方各地普遍好施舍、重佛事,佛教气氛浓厚,加之文化又比较发达,既利于僧人安身立命,又利于僧人学习外典,增进诗文等技艺。
4.僧尼、寺院人数的分布影响分布的不平衡。
宋代僧尼、寺院分布以两浙、福建为多,兹以《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十四所列北宋天禧五年(1021)僧尼数列表如下:
表三:
北宋天禧五年各地僧尼数
地名
东京
京东
京西
河北
河东
陕西
淮南
江南
两浙1
荆湖
福建
川陕
广南
人数
22941
18159
18219
39037
16832
16134
15859
54136
82220
22539
71080
56221
24899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方地区僧尼总数为115188人,南方总数为327000人,南方僧尼人数是北方僧尼人数的近3倍。
另外僧尼人数在五万以上的福建、江浙、江南、川陕(应指川蜀四路)均在南方。
“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
”两浙、福建路僧尼人数之多已足以引起政府的重视,甚至慌恐,至道元年(995)规定两浙、闽“每300人许放1人”,[16](P7876)较其它路70~130人放1人要严厉得多。
另外在寺院分布上,福建路寺院的数量独占鳌头,两浙路紧随其后[[18]](P31)。
宋人吴潜曾说:
“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
”[[19]](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此语恰恰道出了寺院分布的不均,也从侧面反映出福建、江浙等地的寺院之盛。
寺院多则僧尼众,僧尼众则产生诗僧的机率自然就高。
5.前代发展基础影响到分布的不平衡
南方佛教的发展在唐代后期已表现出渐超北方之势,唐后期出于南方的高僧有140人,是北方75人的1.9倍;在全国总数中的比例,南方由前期的43.3%跃升为65.1%,北方则由56.7%下降至34.9%。
这是唐代后期高僧籍贯地理分布的一个显著变化。
在刊沟——江南运河沿线的高僧密集分布带中,苏、湖、杭、越又是核心地带。
而且唐后期江南东道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密集分布带,即今浙闽地区的温、福、泉、建四州。
[[20]](P44-45)六祖惠能以来的南宗禅,自唐中叶以后,多在江南及以南地区发展,湖北、江西是禅宗重地。
而福建一带,五代乱世基本未受影响,自前朝以来统治者多支持佛教发展,福建历史上先后属闽及南唐,福州先后属闽及吴越。
众所周知南唐及吴越王室崇教,因而使此地佛教得以发展,其基础明显好于遭受法难的北方诸地。
北宋诗僧的分布重镇基本承唐末分布趋势,绝大多数分布在唐代的江南道一带。
此外,地理位置、经济因素也起了相当作用。
僧人喜欢在通都大邑、自然形盛之地聚集,如两浙之天台山、钱塘等地,名僧辈出,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即提到近十位,其中好诗文的妙总参寥子,善诗及歌词的仲殊,行峻而通、文丽而清的径山维琳等皆是精于诗文之僧。
钱塘的孤山智圆、杭州永安翠微山的佛日契嵩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各地及寺院的经济势力也是导致诗文僧产生的重要因素。
“民有余财方能施佛,财众有羡利方能植佛福。
”[[21]](卷125《镇州龙兴寺铸像修阁碑》)经济的发展是佛教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18],在此基础上僧人才有可能从事诗文创作。
但是这些因素的作用较小,如诗僧较少的陕西、山东等地,经济并不算很差[6](P316-318),山川形盛也不太逊,但诗僧人数上却与东南各省差之太远。
因此影响诗文僧产生的主要因素更多在于文化传承、风俗及历史基础。
注 释:
1《宋会要辑稿》第7875页原载两浙人数为2220人,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福建71080人比显然差之太多,此处记载肯定有错误。
并且《辑稿》同页载僧尼总数有458854人,各路数字之和尚差8万多才达到所列总数。
关于此点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页260中认为两浙人数前漏掉8万之数,应为82220;游彪在《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中定为96532人。
兹从程民生之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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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08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重点研究项目《〈参寥子诗集〉校注》(河南,2008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慎涛(1978-),男,山东新泰人,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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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覃召文.禅月诗魂:
中国诗僧纵横谈[M].北京:
三联书店,1994.
[[2]]高慎涛.北宋诗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3]]陈引弛.佛教文学[M].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4]]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7]]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J].文艺研究,2003(6).
[[8]]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10]]叶适.水心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11]]厉鄂.宋诗纪事[C].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苏轼,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3]]魏征.隋书:
卷76[M].北京:
中华书局,1973.
[[14]]张守.詹扑墓志铭[A].毗陵集[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庄绰.鸡肋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6]]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7]]脱脱.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8]]游彪.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3).
[[19]]吴潜.许国公奏议[M].丛书集成初编本.
[[20]]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化[M].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1]]王昶.金石萃编[C].北京:
中国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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