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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1
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人口老龄化早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深入。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Peterson(1999)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归纳为以下6个方面:
①医疗成本以惊人速度上升。
由于老年人需要更多医疗保健,这将给年青一代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负担或者导致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②不断扩大的养老费用支出,同样导致高额的保险费用或财政赤字;③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导致经济不断恶化;④劳动力严重短缺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⑤储蓄率下降(更少的年轻人储蓄,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他们的储蓄),导致投资减少;⑥从事工作的热情减少,或者改革阻力大,导致经济缺乏活力。
D.PeterBroer(2001)分析了荷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分配的效应,结果显示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税负的大幅增加和未来几代人口生命周期中大约4%的福利损失。
(2)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
MidoriWakabayashi(2008)运用截面数据分析发现日本工作家庭退休时的预期和实际消费都远低于退休前的消费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相吻合,即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储蓄倾向不同,人们在工作年龄阶段储蓄倾向为正,退休后储蓄倾向为负。
Doh-KhulKim,HyungsooKim(2006)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他发现许多已有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很少采用时间序列分析。
因此,他应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韩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有长期的均衡联系;但是短期之内老龄化和国民储蓄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JakiraYakita(2008)应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均衡增长路径上的公共投资的影响。
他认为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减少使得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积累面临两难选择,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仅要提高收入所得税而且要增加维持基本需求的支出比例,才能达到最大化的均衡增长率。
(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就业和人力资本的影响
WilliLeibfritz,WernerRoeger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投入增长的减速,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同时减少的话,社会总产出将下降。
但是如果老龄化也导致劳动生产率减少,那么产出下降的幅度将大于老龄化通过影响劳动供给而使产出减少的幅度。
人均GDP也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但其变化幅度不及产出的变化幅度。
KazutoshiMiyazawa(2001)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他提出了计算人口结构变化代际效应的一种新方法,认为老龄化具有双重效应:
非刺激效应和产品多样化效应。
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模型预测认为生育率下降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死亡率下降意味着机会而不是问题。
2、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区际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人口的流入与流出的现象,他们认为人口流动也会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会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增长。
Lee(1980)根据韩国的普查数据发现,在1965-1970年间,有较小比例的农村人口在迁移到城镇后选择回到家乡,尽管这一比例不高,但是也说明这是一种暂时性的迁移。
人口的回流必然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格罗姆(1992)在文章中指出,人口流动行为很好的阐释了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
Barro(1995)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尽管人口迁移在跨国层面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效果,但是其通过对美国1800-1990年各州数据的分析后指出,人口迁移对州际经济增长是绝对收敛的。
Razin(1996)则认为人口流动使得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不断缩小的前提是知识外溢的存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人口流动扩大了区际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J.G.Williamson(1965)通过对2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流动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Nelso(1976)运用调查手段,了解了一些周期性迁移的资料。
他发现,非洲和亚洲农村居民流入城市,会在赚取一定资本后回到家乡,属于暂时性的迁移;但是拉丁美洲则正相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述地区间区域经济的发展。
Puga(1999)利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得出人口在不完全流动和自由流动的两种状态下,贸易行为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他指出当人口不能流动时,贸易成本会降到最低,生产的均衡分布将会减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3、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二战之后,亚洲、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出生率却保持在较高水平,导致了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
基于人口学家对于世界人口将保持这种发展态势的基本判断,大多关于人口和经济的研究把目光集中在了人口规模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
直到世纪年代初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人们才开始关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在前期的理论研究中,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种判断悲观论、乐观论和中性论。
(1)悲观论:
人口增长遏制经济增长
悲观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根据著名的个级数的原理,他得出了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将远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结论。
因此他认为,人口增长将抑制经济的增长,因为食物增长将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结果将是饥饿、瘟疫、战争和死亡。
美国的NAS(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1971)和联合国(1973)的两项研究也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是负的。
首先,人口的增长对于一定的资源来说,必将降低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
其次,人口增长还将降低资本密度。
人口规模的增长将增加对房屋、工厂、就业等各方面的需求,长期内,这些需求可能会被满足,但是短期内,如果人口增长迅速,那么一部分的投资势必要被用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求而不是用来提高劳动—资本比率。
近代以来最为著名的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观点当属罗马俱乐部的研究结论。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团体,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
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
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的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
这篇报告最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悲观论的观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很多实证研究的结果都不利于悲观论的论调。
新的发展经济学则开始越来越关注于技术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乐观论:
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过去20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加重了人们对悲观论的怀疑特别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内,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人均收入同时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二。
饥荒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贫穷以及缺乏购买食物的资金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物资短缺。
技术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这些事实支持了很多人口增长乐观论者关于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的论断。
Kuznets(1960,1967)认为,人口增加的同时人类创造力的存量也在增加,人口规模的增加使人类更容易获得知识的发明和传播的规模效应。
Simon(1981)的研究表明,快速的人口增长最终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正的影响。
他的一个论据是在长期内,人口的增加刺激了技术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资源价格在长期内的降低。
人口增长在对资源造成压力的同时,也会对人们进行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作用。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50年以来,绿色革命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四倍,但是使用的耕地仅仅增加了1%。
(3)中性论: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
和悲观论以及乐观论的观点不同,从经验角度来看,大多数实证分析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发现二者之间并无显著的联系。
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会慢一点,但是当加入其他变量(国家大小、贸易开放程度、人口受教育程度等)之后这种负向的关系通常都会消失。
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并无太多的跨国数据支持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关系。
这支持了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第三种观点人口增长中性论(Bloometcal,2003)。
AllenKelley(2001)列举了三个促使人口增长中性论得以提出的研究结果。
一是自然资源。
对于自然资源的损耗并不像悲观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强烈的取决于人口增长。
技术、储备和有效率的市场配置都能起到延缓自然资源损耗的作用。
二是储蓄,人口增长对储蓄的负影响也未被证实。
三是资源多样化。
乐观主义者认为人口增长将导致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机制的作用远没有乐观主义者想象的那么深远。
二、国内研究概况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学和老年学界也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上有不同的见解。
于学军认为:
从长期趋势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
到21世纪,我国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邬沧萍(1999)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放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来考察。
认为: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表现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家庭、代际关系等诸多方面。
经济方面影响表现在对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等的影响,但是这种程度和影响的方向(正面或负面)目前尚难得到定论,主要是因为缺乏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可以明确的负面影响在于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和老年医疗保健的影响上,即人口老龄化加大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可以得到统计数据的证明。
唐绍欣(2001)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的创造起到了一个减速的作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导致消费基金增加和积累基金减少,同时还导致消费基金内部和积累基金内部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彭秀健(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PRCGEM)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人均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会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会不断下降。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
(2)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
田雪原认为在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每升高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
然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特别是社会总抚养比超过50%以后,将导致储蓄水平下降,因为退休后的老年人一般由存款人变为提款人,老年人口增多意味着提款人增多,导致储蓄水平下降。
王金营,付秀彬(2006)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通过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以及模型的检验分析证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的影响。
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
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
(3)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王金营,蔺丽莉(2006)在考虑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影响的基础上,对未来劳动供给进行了预测。
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到2016年将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58亿,其后将持续减少,到2050年前后减少到6.4亿;如果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我国的就业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
到204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将大规模减少。
届时劳动供养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时的重视。
2、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对于人口学本身来讲,人口流动最直接的结果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受到影响,随之带来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的变化。
但是,人口流动并不是简单的人的生理变化,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为此我国学者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1)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经济增长。
王向明(1988)指出,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对经济增长差距有明显的收敛作用。
一方面,对于流入地而言,人口的不断流入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流出地而言,人口流出缓解了该地区劳动力过剩而带来的低工资现象和就业压力。
马晓微、张岩(2004)以建筑业为例,计算了劳动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出流动人口对与城市建设和发展作用明显。
段平忠、刘传江(2005)分析了1978-1987年与1996-2003年期间的人口流动数据,认为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长效作用,且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成同向变化的趋势,即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接受了大量流入人群,反之中西部地区则逊色很多。
人口流动不但对其流入地的大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乡镇建设的作用同样不可磨灭。
朱镜德(2002)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世纪发展报告》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抓住新增就业机会的农民的流动,同时这也为城乡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邱子邑、谢平和周方亮(2004)在研究湖北省咸宁市的人口流动状况时发现,该市所辖通城县在城镇化建设中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农民;同时,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积极吸纳建设资金,很多外出人员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前景而选择回乡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蔡昉(1995)等人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不但加大了小城镇原有居民的生活、就业压力,而且也对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挑战。
朱力(2002)认为流动人口进入城镇时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资本,这阻碍了其对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导致其仍然保持旧有的生活状态。
这种不可融入也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弊端。
(2)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而人力资源和资产的重新配置与整合,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我国中、西部地区很高的人口迁出率与其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相抵消,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相去甚远,人口在地区间、产业间分布不尽合理。
董栓成(2004)利用实证分析得出,区流入人口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优于流出人口,只有打破区域壁垒才能促进人口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有利于改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李实(1999)的研究指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有利于缩小两地人口收入的差距。
王德等人(2003)以1985—2000年每五年为一个时期,通过比较三个不同阶段我国人口迁移前后各省市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起到了改善作用。
孙峰华,李世泰等人(2006)通过分析我国2005年跨省净流动人口所引发的资金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得出,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流动不仅为流入地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也带来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
这些观点说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态势,且这一差距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改变,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迁移,这种状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人口流动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均以提高收入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为前提。
同时,这种流动人口以农民工居多,因此就人口流动对于就业和收入影响的研究多以农民工为主。
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个人因素、社会资源和体制因素上。
在个人因素方面,高文书(2005)和卢志刚(2006)等人认为,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情况、户籍、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均影响了其职业选择和收入程度。
在制度层面,王春兰、丁金宏等人(2006)认为,无论从就业途径,还是就业后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化,都反映出我国的择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阶层存在歧视。
而李树茁、杨绪松等人(2007)从社会资源角度分析了城市的人群网络与农民工就业的关系,认为社会关系网和职业的相似性对流动人口所处职业阶层影响显著。
孙要中(2008)据此指出,鉴于农民工的收入部分流出城市,且不能转化为本地的有效储蓄和消费,因此导致我国城市总体收入低于预期。
3、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认为人口增长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对经济发展会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田雪原(2003)认为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抑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抑制了国民储蓄额的增加,阻碍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并且认为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才可能实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
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缩小至零,降低经济增长强度。
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贺菊煌(2001)根据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是通过三方面影响经济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
人口数量影响人均收入进而影响消费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储蓄率、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需求,把人口作为内生变量进入中国人口经济长期预测模型,模拟和预测我国1992-2020年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情况。
王金营(2001)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28个省区人均GDP和人口出生率进行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各省社会发展程度的差距是导致人口转变过程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绝大多数地区尚处于人口转变阶段的1978年和1990年,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上,表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转变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但1998年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降到了0.26,这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弱,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人口转变已经完成或接近于完成的地区人口转变的影响逐渐减弱,并不会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三、研究动态述评
1、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国内外人口经济学方面的文献众多,涉及的领域较广,有些是从整个国家宏观视角出发,有些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圈,而有些则是研究某一个省份内部人口迁移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其中,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的具体特征,增长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文献最丰富。
目前国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是以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阶层的转变导致的经济效果为分析视角,研究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这些研究可以为现今的研究打好了理论基础,做好进一步的铺垫;并从宏观层面上,指导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何利用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亦或理性看待现有阶段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首先,从理论意义上看,虽然学界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并未针对每一区域有具体研究,人口作为国家之根本,我们将人与经济直接挂钩,以人为数据,再将研究成果造福于人,指导人们合理安排生活,顺应社会形势。
其次,从实践意义上看,当前中国各界对人口因素对经济影响的争论很大,特别是十三五下发后,关于人口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对未来经济增长一些流行的观点,构成了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问题。
此外,我国之前为了经济快速追赶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模式,然而现今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等现实问题,恰逢人口问题也较为凸显,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更为重要了。
2、现有研究有待完善之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有经济对人口发展的“经济效应”,也有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人口效应”,二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既有危害论、促进论、单独无作用论,还有悲观论、乐观论、中立论。
不同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口发展过程所处的阶段不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同即使是同一时期,由于各国人口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口变量的初始值不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同。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些国家有促进作用,可能在另一些国家起阻碍作用。
但归纳总结这些前人最基础的理论研究还少有人完成,也少有人可以从中获得规律或结论。
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看,生育率受多方面的影响,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城市化的进程,教育水平的提高,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这些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人口转变时期,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假设政策合理的话,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积极作用。
较低的生育率或较低的死亡率,以及较大的人口密度、较大的人口规模,也会导致高速的经济增长率。
较高的出生率稀释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现有研究多从数据模型入手,对于合理性政策这些规范研究仍有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是花费父母的费用,是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从个人储蓄周期看,青少年确实是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
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
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
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没有增长,今后人口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现今更多研究偏向于将劳动力与人口老龄化相结合,忽略了从其他方面全面看待问题。
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时间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因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来规范中国的人口转变历程。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特殊性,对社经济会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是积极的、消极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3、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1)人口教育与产业结构调整
人口素质与个体可以从事工种有密切的关系,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发展速度也逐步放缓,提高人口素质乃国家当务之急。
然而随着十三五规划的下发,产业结构也将产生巨大改变。
国家需要实施何种政策鼓励国民参与到教育队伍中,地方政府如何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培育特色人才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我国现在面临的就业难的问题,是否也可以从人口教育的角度重新出发,理性看待。
首先我们应理性认识失业率的问题,特别处于现今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下,然而基于目前状况,我国培养了过多学术型的高等教育人才,高级技工等技术人才却依旧紧缺。
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基于数据分析采取何种应对政策,改变人们对职业价值的看法,也是值得学者关注的。
(2)人口差别与其他差别
此方向首先针对人口差别与城乡差别。
学者可以以城乡差别入手,分析城市和乡村对个体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生活观念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到个体未来的发展。
现今大多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入手,试图以国家政策或地方因素来论证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个体的因素对个体自身经济的分析还少有研究。
基于对个体的研究,学者最后可以再回到宏观层面,分析国家从何入手提高整个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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