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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校训论析

　　文献标识码：

A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根本改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近代最早以“实事求是”为校训的高校有两所，一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工专”），二是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

嗣后的浙江大学，亦以“求是”为校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河海大学、河北大学、宁波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相继采用“实事求是”为校训。

“实事求是”及其衍生出来的“求是”、“求实”等词，已经成为我国大学校训使用的高频词语①。

探究“实事求是”作为大学校训的思想源流及发展脉络，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湖南大学溯源于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凝炼并实践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校训。

本文以湖南大学为例，论析“实事求是”作为大学校训的历史发展及现实启迪。

　　一、溯源于岳麓书院务实求是的教育传统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务实”、“求是”不仅是衡量知识价值、才能品行的价值标准，也是一种尊重知识、追求真理的学术旨趣。

务实求是作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育传统，可分为宋代奠基和清代发展两个阶段。

　　宋代湖湘学者坚持并论证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前提。

在儒家思想中，“道”既是体现最高目的的价值体系，又是体现绝对必然的根本规律。

湖湘学派认为，“道”存在于有形的万物之中，而认识真理即“求道”的过程，不能离开对客观事物的探求，无论是学术研究或从事教育，都应该引导人们从客观事物中探索真实的“道”，否则只会“离形以求道，妄而已矣”[1]。

这正是儒家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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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为宗旨，提倡“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2]，要求学生笃实践履，克己求仁。

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重修岳麓书院，“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

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

”[3]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岳麓书院成为传习理学的重镇，也奠立了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

　　清代以后，务实求是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师生传习与学术研究也呈现出经学与理学并重的局面。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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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经学大师先后担任山长，恪遵“实事求是”之训，同时推行经世之学。

王文清“一生不肯为凿空无据之谈，而必以实事求是、切于人生日用之学为归宿”[4]，要求学生“人求多闻，时惟建事”、“礼乐兵农，经天纬地”[5]，还制订了“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的《读经六法》和“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的《读史六法》，主张研读经史“重在讲求经传大义，通知治乱根源”[6]，与乾嘉学派考训诂、记掌故的学风明显不同。

罗典“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

”[7]王先谦认为：

“中国之学，期明道而习为空谈；西人之学，尚制器而事归实用。

”[8]他主张“士子读书，期于致用”[9]，因而要求学生“留意时务”，并“仿西学式”改革书院课程，使书院迈出了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

　　务实求是的传统还通过书院的学规、学箴、院训固化为制度约束。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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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生读书应“反复推详”、“共相质证”、“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

”王文清制订的学规要求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疑误定要力争”[10]。

清代多任湖南巡抚也倡率实学，促进了岳麓书院的务实之风。

他们要求学生“以实心相砥砺”、“务实修”[11]，“讲求实学”[12]，“实力加功，切己体察，毋徒涉空谈，毋辄自满足。

庶几日新月异，不愧有用之实学。

”[13]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创设湘水校经堂，贯彻“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同时提出“奥衍总期探郑（玄）许（慎），精微应并守朱（熹）张（?

颍?

”[14]的学术主旨，要求学生通过诂经读史的训练，达到探求儒家义理的目的。

　　1903年11月，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第一所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为湖南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迭经清末民初的学制变更，岳麓书院务实求是的教育传统却一脉相承，成为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主要源头。

　　二、彰显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核心特质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

河间献王传》：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5]，称赞献王刘德注重事实和实证的治学风格。

班固认为刘德注重“实事求是”，是因为“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

”他指出：

“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

……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

”[16]由此可见，班固认为“实事求是”应该有益于“治道”和“助化”，已经暗寓经世致用之意。

这一命题经过清初“崇实黜虚”学风的洗礼，在乾嘉时期复兴，逐渐成为考据学派的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但是他们只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7]，成为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清人方东树曾对此予以尖锐批评：

“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18]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既具有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经世致用的核心特质。

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有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发扬光大，他“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19]，为湖湘经世致用之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当乾嘉学派极盛之时，湖湘学者的学术风气与江浙异趣，重视经世之学，即使研治经学也仍以义理为基础，体用兼备。

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湖湘士人经世致用之风更为突出。

他们对考据之学和理学末流均持批评态度，倡导注重现实实际，同时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睁眼看世界。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近代湖湘文化精英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面向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观，使“实事求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曾国藩倡导“务实之学”[20]（P441）。

他为了恢复儒学的实用理性精神，矫正士林空疏浮伪之习，对“实事求是”做了新的解释：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

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

是者，非理乎？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20]（P166）他将考据学派倡导的“实事求是”与朱熹提出的“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传统意义上的考据学命题成为哲学认识论命题，并使治学方法发展成为治政理念。

在1863年撰写的一封奏折中，曾国藩称赞属员穆其琛“巨细躬亲，实事求是，厘剔向来积弊，据实上达”[21]，已经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工作作风了。

左宗棠也一直以“实事求是”为治国理政的指针，直到临终还在遗折中建言朝廷：

“上下一心，实事求是。

”[22]

　　郭嵩焘曾尖锐批评乾嘉学派“标立汉学、宋学之名，假实事求是之说，推求度数训诂，以攻击程朱，而宋学亦微矣，并不能与为敌。

要其实，则所谓记问之学也，亦不足言变也。

”[23]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郭嵩焘对“实事求是”有了新的理解。

他将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提出“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英斯（Science）。

”[24]（P173）他进一步指出：

“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24]（P766），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西方科学的基本精神，西方自然科学得以发展，与科学家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针对当时有学者主张“以西法佐中法”，他指出：

“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

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24]（P731）因此，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知己知彼，正确辨别、吸收和消化“西法”。

郭嵩焘从哲学高度将学习西方奠立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影响十分深远。

　　湖南大学以湖南命名、成长于湖南，湖南的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对湖南大学办学治学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特质的湖湘文化，亦深深融入了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精神之中。

　　三、接引了西方文明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将中国传统实学思想与西方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接引起来，以科学态度重塑中国文化，逐渐成为教育界的一种重要主张。

宾步程、赵天麟等两位教育家分别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其所主掌学校的校训。

　　宾步程（1880-1941），字敏陔，号艺庐，湖南东安人，曾就读于两湖书院。

1903年3月赴德国留学，初习陆军，但他深感“中国患在贫弱，何以救贫弱而跻富强？

则惟在提倡实业而已”[25]，遂改入柏林帝国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受到以强调科学研究及注重实践而著称的德国大学的系统训练，对他日后的工作作风与教育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0年，宾步程学成归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先后担任粤汉铁路长沙-株洲段工程师、金陵机器局局长、湖南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等职务，并先后主持过多家工矿企业，为发展民族工业贡献了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崇尚实学、实事、实业的理想。

　　宾步程自1914年起至1923年任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工专）校长。

该校的前身是1903年建立的省垣实业学堂，为清末全国最早开办的三所实业学堂之一。

1914年，依民国政府《专门学校令》正名为工专。

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旧址办学。

当时湖南尚无正式的大学，而工专无论办学规模还是教学水平都达到了工科大学的水平，享有“中国南七省第一校”的美誉[26]。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教育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

面对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等，中国人需要一种科学的治学精神和方法。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受过中国传统儒学教育和西方大学学术训练且具有工矿实业管理经验的宾步程认识到实践作为认识世界、检验真理的方法，对于人材培养和工科教育尤其重要。

因此，他用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实事求是”术语表述了这一认识世界的方法，并确定为校训，制成匾额悬挂于讲堂之上，鼓励学生讲求实证，注重实践，精研实学，投身实业。

他还撰有一副对联：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联首既嵌入“工业”校名，又昌明学风，与“实事求是”校训相呼应，告诫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同时要注意研究方法，解决工具问题。

宾步程提出的“实事求是”校训，集中体现了他的治校理念，形成了工专教育的独特风格和人文特色，为湖南大学奠定了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多次寓居工专校舍，“实事求是”的校训无疑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2月1日，工专和法政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湖南大学，“实事求是”精神也得到继承和发扬。

　　首先，这一理念为主政者所推崇。

湖南大学首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李待琛曾教诲学生：

“研究学术之目的，在探求事物之真相”，“学科既经择定，必具独立自由之精神从事研究，切毋人云亦云。

如公式法则，不仅求知其应用，更求知其根本原理”[27]。

其实事求是的态度显而易见。

1929年至1930年任校长的胡元，是湖南近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强调“从来纬地经天业，皆在躬行实践身”，提出了“躬行实践、自求自得、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近代著名教育家胡庶华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3年，他主持制定湖南大学校训，由于当时国难深重，他认为书院讲堂刊刻的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此八字适为今日救时之良药”[28]，遂改以“忠孝廉节、整齐严肃”为校训，同时亲自撰写校歌歌词，提出“承朱（熹）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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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取欧美之长”的办学理念，要求学生“华与实兮并茂”，并将“平稳踏实的脚膀”作为学生人格标准之一，标志着以“实事求是”精神为主旨的办学理念逐渐成熟。

1936年，黄士衡继任校长，明确提出“务崇朴质，实事求是”[29]的办学理念，推动了学校建设发展，为学校改归国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这一理念为湖南大学教师所认同。

湖南大学在选聘教员时，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对理、工学院教授，尤其强调专业对口，理论联系实际。

以1930年土木系的六位教授为例：

系主任柳克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株萍铁路管理局工务处及机务处长；周凤九，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曾任湖南第一汽车路局总工程师；萧光炯，比利时岗城大学毕业，曾任法国巴黎享利比克建筑公司工程师、湖南第三汽车路局省道工程师；盛廷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毕业，曾任威斯康辛公路局工程师；蔡泽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曾任湖南机械厂建筑工程师；钟巍，法国里昂工专毕业，曾任水口山矿总工程师。

这六位教授既有坚实的理论学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将西方先进科技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学生受益匪浅[30]。

又如中文系杨树达教授，治学力主实事求是，倡导温故知新。

他认为清儒学问分两派：

“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

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

”[31]（P106）1949年9月，杨树达撰写了《实事求是》一文，提出“清代皖派汉学家戴东原等标榜实事求是，故其学派超越汉、唐，今中共治军行政概以实事求是为口号，且能实行，建国成功，决无可疑也”[31]（P293），充分认同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体现了对“实事求是”的坚守。

　　再次，这一理念为湖南大会学学生所承扬，形成了“耐劳肯干”、“淳朴笃实”的校风，学生们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学以致用。

学校对理、工学院学生除开展工场实习及实验实习外，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实地考察，并鼓励学生大胆创造发明。

1930年2月，数理系学生喻古弼发明的几何计算器经省教育厅送工商部审核，准予专利五年。

民国时期的湖南大学工学院“先后毕业千余同学，人才辈出，于湘省建设事业，贡献甚大。

……均本淳朴笃实之校风，卓然有所建树，而为各方所推重。

”[32]作为湖南的最高学府，湖南大学的学风引领着湖南的学风，这种风气“表现于知识方面者，则为求真知实学，以期致用。

……这是湖南学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结果。

”[33]

　　四、形成了人民湖大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任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为了“使湖大成为适合人民需要的革命大学”[34]，李达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鼓励师生员工“少说多做，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紧紧抓住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师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35]：

（1）倡导为人民办教育，不能为教育而教育。

（2）以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为根本办学方针，造就适合新国家需要的人才。

（3）以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为办学宗旨。

（4）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学习，使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

（5）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计划，精简课程，提高质量。

（6）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提高教学与学术水平。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湖南大学面貌焕然一新，由一所旧型大学改变成为人民的新型大学。

　　李达在承担繁重的学校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毛泽东的哲学名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0年和1952年，“两论”先后重新发表，李达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两部著作和一系列文章，既准确又通俗地解说了“两论”的基本观点，并联系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

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36]李达积极动员湖大师生学习“两论”，鼓励师生“领会毛泽东思想实质、立场、观点与方法，用以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作为实践的要求。

”[37]他的言传身教，在湖南大学进一步普及推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湖大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2000年，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组建新的湖南大学。

2001年，学校组织开展了校风校训和湖大精神大讨论，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校训，并进行了新的解读：

“实事求是”指立足实际，夯实基础，务实求实，追求真理，“敢为人先”是指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勇攀高峰，追求卓越。

“实事求是”是“敢为人先”的前提和基础，“敢为人先”是“实事求是”的目标和指向。

　　综上所述，湖南大学“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继承了岳麓书院务实求是的教育传统，彰显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核心特质，接引了西方文明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要求，是一代代湖大人长期办学经验的结晶，其特质和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成为湖南大学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五、现实启示

　　我国大学的校训虽然援引了日语“校?

”（Kokun）这一概念名称，借鉴了西方大学校训（Motto）这一制度实体，但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当前大学校训文化建设和校训教育活动带来诸多现实启示。

　　1.深入挖掘大学校训的文化内涵

　　校训作为“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38]，对内是一种文化向心力，对外则是学校特色和精神的缩影，同时体现着学校所处时代的特点。

我国大学校训建设与教育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传统，凸显区域文化特质，适应时代文化需求，体现文化传承创新，不断丰富文化内涵。

“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39]，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基础。

大学发展的历程表明，一部人类大学史也就是一部文化史。

大学深受所属民族与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同时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互动、学术交流的桥梁。

“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并直接融入到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中。

宾步程、赵天麟、竺可桢等教育家对“实事求是”的认同是科学理性的认同，并使这种认同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借鉴外国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了富有现代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李达、成仿吾等人民教育家更是将“实事求是”传统与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极具时代精神的办学理念，融入学校人材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全过程。

他们堪称以校训精神引领学校建设发展的典范，对于新时期传承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切实增强大学校训的育人功能

　　在大学众多的育人元素中，校训由于其高度浓缩了学校的办学理念、治校精神和文化传统等内涵，因而具有十分独特而有效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也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转化到立德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宾步程、赵天麟提出的“实事求是”校训，始终贯穿于湖南大学和天津大学这两所高校的办学实践中，成为几代师生员工认同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也成为两所大学的精神内核和发展动力，生动地展示了校训在学校办学历程中的巨大作用，为社会从精神层面认知中国大学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如何切实增强大学校训的育人功能，使校训对师生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价值引领作用，值得认真探索实践。

　　3.始终坚持大学校训的特色引领

　　大学校训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继承性的特征。

经历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大学校训已经成为彰显学校特色的文化符号。

我国近代各个大学的校训训词虽然相近甚至相同，但在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土壤、制度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思想来源、价值观念等方面还是有所区别的，因而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和育人风格，成为学校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在当代大学中，特别是部分历史悠久的大学在重新制定校训时有一种向传统回归和与时俱进共存的现象，这既表达了对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也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当前，构建校训已经成为我国许多高校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但也存在着训词雷同重复的现象。

这固然由于对传统思想的认同和对时代精神的趋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认识到过于雷同的校训容易淹没大学的个性，不利于学校特色的形成和发挥。

因此，我国大学的校训建设与教育活动必须坚持特色引领，只有建立在对学校历史充分了解、对办学理念见解独到、对学校发展定位精准的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学校的独特性和个性化，发挥大学校训凝练学校特色的作用。

　　4.不断赋予大学校训新的时代精神

　　历史表明，我国大学校训在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科学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传递时代信息与紧跟社会步伐方面尤具特色，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着高度契合。

当前，在大学这样一个培养和传播公民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校训正通过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释放着正能量。

我们应进一步探索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将校训教育宣传与校史校情教育、课堂教学、管理服务等结合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注重通过校园历史文化遗存、景观景点和校史、院史、学科史、人物史等丰富的教育资源来活化办学历史，涵养大学精神，充分发挥校训、校徽、校歌作为大学三大永久性标志的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功能，使其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价值理念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不断赋予大学校训新的时代精神，让广大师生对校训精神内涵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进而增强大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引导师生向上向善向前；同时，应竭力增强大学校训的辐射影响，把大学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传播先进文化的优势，使之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2、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罗曼·罗兰

3、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