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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研究
武术文化研究
第一讲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略述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武术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也必然会受到所在时代、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所受影响的不同,而形成了现在千姿百态的武术文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1 中国武术文化的渊源
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艺术、道德等,使他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1.1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
我们必须追溯到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
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发挥出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敢的性格和格斗的技艺.这种原始社会形成的勇猛善习性和技艺,构成了与武术的萌芽极其紧密的文化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
1.2 准武术文化形态
从时间上看,是指先秦到汉唐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杂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安定,两晋南北朝的战乱、动荡、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得到交流.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情形.汉代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
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二十八篇”.“手博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术,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形成.
1.3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式
它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宋代,民间武术界流行着:
“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七载:
“臣闻军器二十有六……武艺一十有八”.另外,这一时期的武术发展还出现了武术套路,武术流派,并且武术除了技击外,表演性也日趋成熟.明清时期武术作为军事技术、健身手段及表演技艺的多种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武术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渗透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因而,中国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在中国文化板块上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独特的分支.但是由于中国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一个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注定了她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独立于其他文化形态而存在.
2 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传统武术精神
中国武术精神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形态是各门派必守的武德.武德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内容.《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出武德有七:
禁暴、践兵、保大、走坊、安民、和众和来财.《春秋榖粱传》中认为习武者必须“德、技”兼备.《武技书》、《太极拳谱跋》中都对武德做了规定.武术界与民俗中将不讲武德的视为可恶者,并极力赞扬德高望重的武林高手.如宋代爱国将领岳飞、文天祥,清代韩慕侠、程延华、张占魁、孙福全等人均被世人视为武德的楷模.在武术门派中均有“未习武者先修德”,“短武者不可与之学”,“丧理者不可与之教”的格言.《少林戒约说》提出:
“习武者以强体魄为要旨”,“只要备以自卫,切戒呈血之和,好勇斗狠”.倡导济危扶贫,匡扶正义,不可逞强凌弱.
武德修养以礼为先.“未曾学艺先识礼,未曾习武先明德”.这是中国武师授徒的常用语.“礼”,在中国含义颇丰,其中之一是泛指古代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话.这里把德与礼连在一起,是指社会道德规范.当今讲武德修养要以礼为先,旨在倡导习武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以文明礼貌待人处事.
自古中国武林推崇“武以观德”,“尚德不尚力”的格言,几乎各个流派开宗明义都要讲明武德.这同中国是个重伦理的国家,以至有的学者称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许有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武术重德还有它自身的特殊需要.纵观武术的起源与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武术是以人与自然搏斗,同敌对双方作战的行为密不可分,动起手来就要打败对手,制服对手,甚至杀死对手.如一些武侠小说中所描绘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虽然系文学创作笔法,不无虚构夸张之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武术是具有杀伤力的.所以,习武者重视武德修养.进入现代体育领域的武术运动,仍然需要发扬传统武德中所具有的爱国、正义、守信、重义、有礼等思想,遵循奥林匹克精神和现代科学文明,使武术充分地体现现代体育文明和体育道德.
3 中国武术文化与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是一座博大的宝库,是中华思想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鲜艳夺目之花,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包含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道家学说、儒家学说等许许多多的分支.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论是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地理,还是宗教、伦理、艺术、中医学等等,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它们各自的理论根据.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指导起决定作用.
3.1 中国武术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
阴阳原是指日光的背向.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又被引申为一对辨证对立的范畴,被视为自然界最根本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万物都可用阴阳来进行划分,世上万物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于阴阳,阴阳学说是推动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动力。
《内经》对阴阳联系方式用“阴阳离合”来概括.“离”就是分离、排斥的意思;“合”就是结合吸引的意思,“阴阳离合”就是说阴阳之间是能分能合,既相互排斥而又相互吸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阴阳学说中的这种分和合,分之为二。
合则为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理,构成中华武术极为丰富神奇的技击理论和方法.王宗岳《太极拳论》说:
“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太极拳者无极而生,阴阳之舟也.”这些阴阳离合的原理在中华武术中表现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虚实并举、刚柔相济等阴阳对立面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五行,是将宇宙间的事物属性归纳为五类和五类间关系状态的概括.五行学说概括了世界上一切事物行为的属性,把事物间的各种联系方式概括为“互利”(相生)和“互害”(相克)两种关系.相生是表示事物间相互资助、相互滋养、相互促进;相克是表示事物间相互斗争和相互控制的关系.五行学说对中华武术的影响较大,它为中华武术提供了理论依据,构成了武术理论.形意拳的代表套路“五行拳”,包括劈、崩、钻、炮、横拳,外应水、火、木、金、土五行,内应肾、心、肝、肺、脾五脏.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向武术的渗透,使武术多数拳种都强调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动迅静定、虚实分明等.刚柔、动静、虚实相辅相成,寓于矛盾的统一体中,它们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不仅丰富了武术的技法,而且也促使武术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这正是中华武术阴阳五行思想精华之所在.
3.2 中国武术与道家学说
道家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老子、庄子的学说为主.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武术起到指导作用.
老子学说的主体思想是:
“反者道之动”,老子从这个主体思想出发有一系列的发挥,如:
“致虚极”、“守静笃”、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等等.对虚实、动静、刚柔、曲直、强弱作了精辟地论述.老子的这些论述明确指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向其对立的方向转化,而克制它的东西恰是其对立面,事物向哪个方向转化这是自然规律:
太极拳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慢制快”无疑是老子哲学思想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最好体现.
庄子是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认为只有进入不受任何现实关系规定限制的境界,才能“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泾而不能寒,疾需破山而不能仞,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达到生死不惊,万物不介于怀的境界.
所谓“道”是一种只能用直接的体验去把握的存在,是一种无规则又恰有规律的自然运行.正是庄子的这种思想将中国武学推向了最高顶峰.所谓武学最高境界实质上就是要摆脱武术招式技能等的束缚,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除武技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和感受能力.因此,在庄子的哲学思想引导下追求武术的最高境界,归根结底就是养成一种旁若无人,无所畏惧,至刚至大的精神境界.
3.3 中国武术与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因而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武术自然不能例外.
儒家“武备”之说推动了动态型技击武术的发展,儒家以在家为孝,入国为速“作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孔子一再强调“礼”则是维持这一标准的秩序规范.但这套道德标准,远非言礼即定,仍需拳脚、刀枪做后盾,武术的本源正寓于争权夺利之中.所以孔子说:
“有文事者,必须武备.”以后各朝代便把它列入“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对中国技击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讲求“仁、义、礼”的儒家哲学,大大影响了中国武术的伦理思想,并成为其基础与核心.第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品德的修养,把德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中国武术具有重礼节、尽忠、尽孝的特点.孔子所说的“德”,包括“义”和“信”两个内容.“义”主要包括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义,君臣之义就是君主使用臣于要按礼节,臣子事奉君主应忠心,实一不二,父子之义就是要讲求“孝”.因此“孝”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忠”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第二,儒家主张要构已正身、重义轻利、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其理想人格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胸怀坦荡的“谦谦君子”.第三,儒家哲学具有十分深厚的功利色彩,讲求积极入世的社会作用.另外,孔子认为人要立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后来孟子又提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的这种思想对中国武术伦理有极大的影响.翻开中国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武林豪杰,如岳飞、文天祥等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体现出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宁死不屈的精神.
3.4 中国武术与中医学
武术与中医学同属于人体文化的范畴,有着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并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又共同丰富、发展.传统医学是在唯物主义元气论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特点与优点就是它的整体综合观与阴阳辨证观,并进而提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的观点,认为三者一体,相互依存;武术则将中医学的这些理论完整地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养生思想和健身之道.不少武术家同时又是中医学家、气功学家.如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傅山,不光是博学多才,还是一位杰出的武术家,并擅长中医.在他的诗文和医学著作中关于打禅练功,以气功治病的记载屡见不鲜.又如武术家王子平先生,其武艺威震武林,他的伤科医术也很精湛.武术家郑怀贤教授,他以伤科明医声蜚海内外.并著有《正骨学》、《伤科诊疗》、《伤科按摩术》等著作.可以说,中国民间的武术家几乎都懂得一些伤科医道,诸如推拿、按摩等.武术与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相互渗透、相辅为用,武术不少拳种就是在中医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练拳健身的,一些拳种还具有防病治病的功能.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集健身、防身、修身、养生于一体.我们充分认识大力开展武术运动,对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具有神州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发扬武术传统文化的精神,以练武来改善精神面貌,塑造勇敢刚强的品格.
第二讲古代体育起源
1 导语
同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相比,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古代体育的研究成果,但鉴于语言问题,西方学者对其内容了解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对古代体育的比较学研究显然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为此,西方的体育史家也正在搜寻更多的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资料。
在本文中,作者将主要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是何时出现的,并进而提出两个关键问题:
①中国古代体育是在西周之前、之后或正是在西周时出现的?
②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关于体育的内容的可信程度如何?
2 有关中国古代体育的神话传说
1926年,就是在安阳殷墟被发掘的前三年,清华大学的郝更生教授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的身体教育》的著作。
在序言当中,郝谈到了中国古代体育的起源问题。
因为没有任何考古学的证据,他试图从民间传说及神话学资料中去寻找依据。
他认为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
他宣称黄帝是中国第一个“可证实的统治者”,中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697年。
根据代代流传的神话事故,黄帝不仅发明了文字、医药和农业,也发明了身体教育的各种形式如狩猎、摔跤、射箭、击剑和足球。
而舞蹈出现得还要早,大约在黄帝以前若干个世纪。
郝还提到,蚩尤和他的兄弟们是最早的摔跤手。
1939年,蒋(音译)出版了一部更为详尽的研究中国古代体育的著作。
他接受了郝关于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的论断。
在他的书中,他用文学化语言将郝更生著作的第一章翻译成了德文。
自然,他同样认为狩猎、摔跤、射箭等都可追溯到黄帝时代以及商代。
这两位先生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学说完全是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之上的。
黄帝和蚩尤实际上是被古代文人给人格化了的神。
他们被描绘成远古时代的君主。
这些君主和传说中的其他英雄们都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被认为是中国的创始人。
20世纪以前,用神话资料来构筑历史的方法不仅被中国的,同时也被西方的学者所接受。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在“将神话历史化”。
实际上,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才认识到了这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弊端。
这种迟来的进步要归功于顾颉刚等眼界开阔、有想像力的年轻历史学家们。
中国主要的神话传说都记载在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上。
在《诗经》、《礼记》当中记录了一些关于周代早期的民间野史,很自然提到了一些身体活动如舞蹈、射箭等。
尽管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些材料已被认识到是不可靠的,但大部分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出版物仍然在不加分析地利用这些材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对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还停留在50年以前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水平上。
著名学者伯纳德·卡尔格林于1946年开始对这种不严谨的史学方法提出批评。
在评论关于汉朝以前的中国历史的著作时,他指出:
大部分论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把握资料上缺乏理性分析。
”卡尔格林特别批评了不加挑选地将来自不同年代的资料拼凑加以利用的作法,“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丰富、详尽的描述,但唯独得不到用科学方法能得到的那一种。
”他建议应当将中国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文献按年代分为两部分,即汉代以前就存在的和经两汉的学者编辑甚至虚构的。
这种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汉朝文人对先秦的东西都做了修正以适应大一统的需要。
大多数体育史家显然并没有去进行这样的划分。
这种不严谨的方法论导致史家试图依靠后人的文学性描述去构筑前代的体育的历史,其结果是将体育史的研究引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这种不可信的历史结论到现在仍未被考古证据证实或证伪。
中国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指出:
“在公元前1000年当中的那些文献所记录的‘历史’只能作为传说来看待。
”
3 有关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既然传统神话不能用来证明历史,我们就只能将目光转移到考古学的研究上。
神话常常将“历史”推向远古的时代,而考古学也同样被用于确定历史的年代。
每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试图追索自己文明最早的源头,其中包括体育的起源。
中国体育史家刘秉果先生、杨山先生和石友权先生最近曾发表这样的观点:
“大多数人类原始的体育活动方式”可以追溯到10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石球作为狩猎的工具。
而舞蹈、赛跑和杂技则是出现在4000到10000年之前。
1990年,张彩珍(音译)发表了名为《古代中国体育的起源》的文章。
她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可以在旧石器时代找到渊源。
在前言当中,也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史前体育作了分析:
“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随着复杂劳动的增多以及人类语言、思维能力的提高,身体锻炼活动逐渐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不再是本能的而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在新时器时代(5万到10万年以前),人类模糊的意识更加自觉并出现了舞蹈和竞技性体育活动。
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战争引起的社会变动、文字的发明、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建立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
谷世权先生的理论更为极端。
他认为跑步是“中国身体文化最早的代表性活动”,“跑步活动可以追溯到50万年以前。
”这个令人惊异的日期甚至比45万年前现代人类在中国的出现还要早。
而应该记住的是智慧型人类的出现距今仅仅3万5千年。
另外的四十多万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体育活动形式仅是跑步这个观点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在经过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在公元前3万8千年到公元前2万6千年之间,中国出现了新的体育运动形式甚至是运动会。
谷先生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使用球状物和弓箭。
又过了3万5千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最早的关于人类体育活动的证据,比如绘有祭舞内容的壁画。
谷先生和其它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体育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是在岩画当中发现的,但我们却不能回避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这些岩画创作的年代难以确定;其二,因为岩画往往很模糊,所以其内容也难以确定。
事实上许多岩画描绘的形象像是狩猎和舞蹈。
但这种神秘的身体活动是否能归类于古代体育仍很难说,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活动是竞技性的还是人处于痛苦状态中的一种自然表现。
况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岩画描绘的根本就是神话中神的而不是人的动作形态。
如果认为这些壁画反映了远古时人类的体育活动,那就意味着体育的起源同人类的起源具有同步性。
针对这种理论,威勒反对说:
“所有将早期狩猎活动当作体育的假设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存在一种生物遗传学上的‘体育人’。
”这也是体育考古学家布兰德查和切斯卡斯认为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史前时代有体育存在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史前时代的中国有体育存在。
”
3.1 商代(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比如顾颉刚、杨苦纳(音译)第一次指出关于夏、商、周三代的传说并非历史的记录,仅是中国神话的一部分。
通过研究后周及汉代的一些文献,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信的编年史最早能追溯到公元前850年,而这之前的“历史”,即使不完全是传说也有很大的可疑性。
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安阳也有令人激动的发现,他们发掘出了未被人知的一处青铜器时代的文明遗址。
这个发现证明商代确定是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
考古学家从中受到鼓舞,在这之后还试图找到夏代也同样存在过的考古学证据。
但是很遗憾,仅就商代文明而言考古发现也仍显得不够充分,仅有很少几个遗址,而其中安阳提供了“大约90%的关于商代编年的器物及文献资料,而99%的关于商代的学术研究又都是依据安阳发掘的这些资料。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对商文化的全部了解几乎只来源于安阳一处考古发现。
50多年来,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很一般。
很多历史编年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三代”的问题,其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可能:
夏、商、周并不像一般所相信的那样是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而只是同一时期共存的三个“国家”。
中国最权威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强调过这样一个事实:
“夏、商、周的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三个子文化,而三个朝代只是三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实体。
”这种共存性可能会帮助我们解开一个疑团,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至今不能从同一处遗址中发现这三种文化延续性的证据。
可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及体育历史的阶段性研究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对于体育史家而言,主要的问题是能否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体育或格斗竞技的证据。
中国的体育史家相信,古代体育如果不是起源于石器时代至少也能追溯到夏和商。
甚至历史学家乌伯赫斯特也认为早期体育的一些形式如狩猎、马车赛跑、射箭、足球和舞蹈可以追溯到商代。
而射箭“在商代不是一种竞技形式而被用来狩猎。
”
甲骨文从真正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历史文献,它不能为体育史学提供证据。
比如关于“马”,甲骨文只提到与农业、皇家马车有关,而商代的马车从未用于比赛。
舞蹈也只是一种祭祀时的活动。
也就是说,这些活动不具备竞技的特点,不能归入体育或竞技格斗的范畴。
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体育只能追溯到后周时代。
3.2 西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70年)
商代文明是何时衰落并出现新的周代文明的仍没有定论。
周代(西周和东周)被认为是封建制的时代,处于中国成为统一帝国的前期。
从考古学的角度确定铜器时代结束的时间是困难的,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
铁器时代开始于西周和东周交接的时候,即大约公元前8到7世纪。
根据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周公在周代初期建立了新的法律、新的军队训练方法和教育体系。
据说教育的内容是“六艺”,其中有体育的内容,比如摔跤、射箭还有马术。
总之人们相信在周代身体教育变得更加普遍了,“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并被用来作为军事训练和贵族娱乐的手段。
”
这些观点根据的是中国早期的文献如《尚书》、《礼记》、《易经》、《诗经》。
比如《诗经》当中就记载了舞蹈、武术和器械格斗等活动。
但问题在于,这些文献被创作或编辑的年代是在其中叙述的内容发生之后的若干个世纪。
《礼记》写于公元前3世纪,《尚书》则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逐渐成书,《诗经》一般认为成书于大约公元前600年。
也就是说,最早的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公元前6到5世纪。
很有可能这些文字反映的是当时东周而不是几百年前西周的情况。
有趣的是,在古希腊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三讲中华武术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武术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体育中至今仍广泛流行、不断发展的东方体育代表性项目之一。
对中华武术的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迄今已有80余年。
武术的历史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术发生、发展历史进程的探讨,对武术演进的特点与规律的总结,对于更好地继承与发展中华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中华武术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对于如何制定出更加适合实际的武术发展战略,更好地宏扬武术文化,武术史的研究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
笔者拟就本世纪初以来武术史研究的情况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武术史研究的任务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对体育史及武术史研究有所助益。
1 近代武术历史研究的发端
中华武术史研究始于民国初年,至本世纪中叶,武术史研究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为体育通史中的武术史研究,一为武术专史的编撰,一为武术史研究之深化与武术史目录学、文献学的建立。
兹就此三方面分别论述。
1.1 郭希汾《中国体育史》开武术史研究之先河
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开创性的体育史专著为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希汾编著之《中国体育史》。
郭氏即后日成为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之郭绍虞(1893-1984)。
1918年,郭氏在上海从事文化学术研究,应一些学校之聘任体育史课程,乃编成此书。
郭氏在编篡过程中,就体育史的内容体例等问题,还同后日成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绍钧)多次商讨,书成出版,叶氏亦作序,可知中国近代第一部体育史即出自两位名学者青年时期之手。
郭氏《中国体育史》共列十编,其中八编分项论述古代体育,“角力”、“拳术”、“击剑”、“弓术”四编属武术史,占古代体育50%,可知郭氏视武术为中华古代体育之主要组成部分。
郭氏从事文史研究,颇具学术根柢,其体育史编撰虽属初创,然旁搜博引,论述得当,基本上勾划出中华古代武术之概况,其尤其有价值者有如下几点:
1)郭氏以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之教育观来评述中华武术之作用与地位。
《中国体育史•序例》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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