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综述自己总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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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综述自己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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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总结的一些资料，比一般的综述要详细。

看了它，我感觉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应该有了一个框架。

若有朋友喜欢，就顶一下啊，毕竟弄了个把月啊，呵呵。

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是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利益、贸易格局变动的理论。

在1776年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发表至今的200余年间，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

这四种理论在当时都能解释这样和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分析这四种理论产生的条件、背景、结论以及局限性，着重分析了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是在人类历史上了出现了剩余产品和这种剩余产品跨国界交换时就已经产生。

15世纪到17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是对国际贸易的第一次解释，其代表人物斯塔福提出的“货币差额论”和托马斯·孟提出的“贸易差额论”。

他们认为，唯有金银才是财富，唯有对外贸易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国际贸易是单方面有利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利益在国际间的分配。

但是第一次系统提出国际贸易理论却是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贸易理论）四个阶段。

本文对这四个阶段的研究观点予以综述如下。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1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提出来的。

他认为社会财富应以商品劳务的生产来实现的，劳动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最重要原因，贸易的利益是双方的，他反对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创立了放任自流的经济贸易理论——绝对优势说。

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含三个观点：

1．1．1国际贸易取决于国际分工和一个国家的优势

斯密从抽象的人类本性出发论证社会分工,在他看来,个人之间的贸易只是个人剩余产品的交换,地区之间的贸易只是地区剩余产品的交换，国际贸易只是各国剩余产品的交换。

但是,当斯密从充分利用优势出发论证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时,他注意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是社会劳动的节约。

正是在后一场合,斯密提出了颇有创见的论点。

他说,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这一格言:

一件物品做比买贵,就宁买不做。

裁缝不愿自己做鞋,而是向鞋匠买。

鞋匠不愿自己做衣服,而是雇裁缝做。

农民不愿自己做衣服,也不愿自己做鞋,而是雇裁缝和鞋匠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愿意发挥自己的优势。

“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优势的方面,而以产品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

”由此可以看到,斯密要说的是,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每个劳动者的产量,从而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总产量。

斯密直接从个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推论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他认为,同个人一样,对于同样的商品,一个国家也要把本国生产的费用和向国外购买的费用加以比较,以便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从国外进口。

斯密主张:

“如果某个外国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势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

”

1．1．2一个国家的优势来自于多方面，并且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本国的优势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

自然优势和后来获得的优势。

前者是自然所固有的,如气候、土壤、矿藏以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后者是后来获得的,如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等。

自然优势和后来获得的优势使一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

斯密还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促使较不发达的农业国学习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使它们在制成品生产和出口方面也将具有优势。

对农业国的居民来说,外贸在短期内能够供他们以国内所缺少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使他们在国内感到的那种最重要缺陷,在最适当、最有利的情况下得到填补。

即用商品的流动来代替生产技术等要素的流动。

从长期来看,外贸对于农业国还有特殊意义。

他以中国为例加以说明,对不发达的农业国来说,外贸不仅有助于它们提高国内的分工程度和劳动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为它们提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缩小它们与商业国之间的技术差距。

1．1．3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自由贸易或者对特定商品征收适度关税等不同贸易政策

斯密虽然主张自由放任,但并未将这一思想简单照搬到国际贸易领域中,而是主张按照具体情况对于不同商品实行自由贸易或者征收适度的关税。

斯密把进口物品分为两类:

一类是包括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制造品的原料,另一类主要是那些进口奢侈品,如外国葡萄酒、巧克力糖、茶叶、咖啡等。

对于第一类物品,斯密认为,其自由输入能够从不同方面降低英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有利于扩大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

生活必需品原料自由输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货币价格必低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必在此限度内低落,国内一切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必然伴着低落。

这一来,国内制造品就可在一切国外市场上获得若干利益。

若干制造品,因原料自由输入,其价格可降低更大。

不但会保证英国商人,使能占领国内市场,而且能大大支配国外市场。

对于第二类物品,斯密认为,应征收适度的关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由于自由输入必需品和原料而遭受损失。

而且对于由外国输入为本国消费的奢侈品所课的税,主要则是归中产及中产以上的人民负担,它们也不会导致英国货币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削弱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上面的叙述就是学术界认为的绝对优势理论，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按照斯密的观点，经济发达的国家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之间是很难或者说是不存在国际贸易的，也就很难解释当时的英国为什么和很多殖民地国家进行贸易。

实际上，斯密关于相对优势的论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事实上,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提出了相对优势原理的基本论点。

他说:

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

……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像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

……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低廉方面,即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

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土壤气候位置适宜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

在斯密的这段议论中,至少包含这样几点:

第一,富有国家的制造业和农业都居绝对优势,贫穷国家的制造业和农业都居绝对劣势。

第二,对富有国家来说,农业和制造业虽然都居绝对优势,但比较而言,制造业的绝对优势比农业更大,对贫穷国家来说,农业和制造业虽然都居绝对劣势,但比较而言,农业的绝对劣势比制造业要小。

第三,贫穷国家只能在农业上同富有国家竞争,而在制造业上则不能同富有国家竞争。

斯密上述议论的实质是,富有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制造业;贫穷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农业方面,应当专业化于农业。

这样可以形成国际分工,这就是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

由此可见,斯密的优势原理不只是绝对优势原理,它还包含相对优势原理。

诚然,在斯密的优势原理中,绝对优势概念是最重要的,然而相对优势概念也是不可忽视的。

后来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相对优势概念,系统地提出了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

1．2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作为国际贸易成因的比较优势,其来源是比较成本。

虽然首先提出比较成本这一观点是托伦斯,但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此进行系统论证用以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却是李嘉图。

李嘉图首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他说:

“使我们决定输入商品的动机是发现外国的价格比较便宜,是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较。

如果一国输出帽子,输入毛呢,那是因为制造帽子以交换毛呢比自己制造毛呢所得更多。

”李嘉图曾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模型来说明比较优势以及比较利益的形成。

他假设英国和葡萄牙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如下表所示: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　　　单位:

人年

呢绒酒

英国100120

葡萄牙9080

比较成本（英葡）100/90=1.1120/80=1.5

从表中可以看出,英国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葡萄牙高,但比较起来,英国生产呢绒的效率相对高一些（或者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即英国生产呢绒具有相对优势,通过交换可获得比较利益;而葡萄牙尽管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但两相比较,生产酒的优势更大,故生产酒更有利,生产呢绒则相对不利。

李嘉图借此说明:

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增加,通过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比较利益。

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科学的。

对此,马克思事实上也曾予以肯定。

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比较优势学说,是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

斯密曾从劳动分工原理提出了“绝对优势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所得必然是另一国所失去）的片面看法。

但在具体的贸易格局上,斯密虽然也指出了比较优势，但是他把互利性贸易重点限制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其理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领域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规律:

只要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贸易,就可获得比较利益。

这就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嘉图的研究奠定了其后贸易纯理论的发展方向，后来的学者就一直将国际贸易的研究重点放在比较优势原理上。

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称他的理论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

关于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李嘉图本人强调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性，这一结论是以李嘉图所设想的劳动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而在国家之间不能流动为前提。

其后的一些学者，如穆勒、马歇尔和埃奇沃思都对贸易理论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研究中关于比较优势的概念并没有比李嘉图的思想前进一步，他们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的讨论和比较静态学上的研究。

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比较优势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

2．新古典贸易理论

2．1赫克谢尔—俄林模式（Ｈ—Ｏ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立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实际上是师承赫克谢尔,因此又被国际贸易界称为“赫克谢尔—俄林模式（Ｈ—Ｏ模式）”。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可以描述为:

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

俄林论证的逻辑思路是:

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

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基础。

这样,他就把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基础之上。

Ｈ—Ｏ模式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但又有新的发展:

第一,李嘉图用比较成本差异论证了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俄林进一步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

第二,俄林把李嘉图的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是仅比较两国两种产品的单位劳动耗费的差异,而是从一国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最基本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

第三,Ｈ—Ｏ模式还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因为国际贸易可以引起一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并导致其价格变化（即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涨,相对稀少的要素价格下降,最后逐渐达到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从而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收入增加。

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获得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2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Ｈ—Ｏ—Ｓ模式）

1941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和斯托尔伯在美国经济统计周报上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俄林提出的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Ｈ—Ｏ—Ｓ模式）”。

20世纪60年代,萨缪尔森用数学的方式演绎了Ｈ-Ｏ模型,形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完整体系。

Ｈ-Ｏ模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可如下表示:

要素的自然禀赋→要素供给→要素的相对丰饶程度→要素相对价格→价格差→国际贸易。

它的主要观点认为不同商品的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这是一定资源技术条件下产品的固有特性决定的,而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所以各国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不均等的。

于是各国在生产那些比较密集的利用其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的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进口商品。

如两国要素存量的比率（Ｋ/Ｌ）不同,即使两国资本、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也会产生成本差异,这就是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

Ｈ—Ｏ—Ｓ定理认为,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以至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单位都能获得相同的地租报酬,而不管两国的生产要素供应量或需求模式如何。

雷布津斯基定理的内容是单一扩大使用某一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生产,必然导致使用另一要素生产的产品的产量的绝对减少。

斯托尔泼—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在两种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密集的使用本国丰裕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必然会增加,密集的使用本国稀缺要素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必然会减少。

相对于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更侧重于从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发生以及贸易均衡条件的实现，削弱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应该发现，新古典贸易理论也有较严格的假设条件：

（1）各国相同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实际上剔除了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

（2）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相同，实际上剔除了消费的差异性；（3）规模收益不变；（4）各国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不存在外部经济。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以美国进出口结构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时,发现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这一结论与Ｈ—Ｏ模式推断的贸易格局相反而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迷”，新古典贸易理论很难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同时新古典贸易理论也不能有效的解释为什么生产要素禀赋大致相同的国家之间能有大量的贸易存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大多数，也无法解释自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贸易模式、产业组织和投资模式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是资源禀赋非常相似的国家间贸易不断增长,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规模大大超过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

（2）是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3）是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运动迅猛发展；（4）是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使很多行业的市场结构从战后的竞争格局向垄断格局不断发展；（5）是伴随跨国公司的兴起,发达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所增加,它进一步强化了国际贸易的垄断格局；（6）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在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格局方面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其发展没有规律可循,特别是那些用相同要素密集度生产的产品。

这些新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1）资源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大规模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在传统贸易理论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导模式；

（2）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出发,；贸易的自由化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无法得到顺利推行；（3）市场结构的垄断性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完全不相符；（4）国际分工的模式在传统贸易理论看来是确定的,可以根据各国的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或偏好差异来进行预测,而不是随机的。

3．新贸易理论

3．1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过程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在修正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

例如,克拉维斯提出可获得性理论；波斯纳和胡夫鲍尔提出技术扩散和技术模仿理论；弗农和赫尔西提出产品周期理论；林德尔提出收入效应理论；巴拉萨和克拉维斯提出规模经济是解释工业国家之间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关键；格鲁贝尔和劳艾德在Ｈ—Ｏ分析框架中利用国际贸易产品分类提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创新存在着很多致命的缺点:

一是这些理论大部分只能将产业内贸易以及相似国家间贸易的贸易基础放在十分狭小、偶然的范畴之上,例如季节的差异、交易成本以及需求条件的变化之上,建立在这些范畴上的理论是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以及相似性国家间贸易所具有的巨大规模,无法说明为什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贸易现象迅猛发展的原因。

二是很多理论虽然找到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林德尔理论就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理论范畴纳入其中,但是它从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论思想,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的理论体系。

三是面对垄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上述理论修正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来处理由垄断引申出来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这些缺陷决定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理论发展从根本上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对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在解释战后新贸易现象时也发现,利用简单修正传统贸易理论来解释新贸易现象是理论发展的一个死胡同,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革命是惟一的出路,并且贸易理论的革命必须把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规模经济”、“垄断”、“产品差异性”等范畴之上。

因此,导致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命性突破为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分析方法的结合提供理论基础,使经济学家可以将以往无法处理的“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以及“偏好的多样化”等理论范畴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为解释新贸易现象提供更为合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库恩-塔克定理和拓扑学为基础的角点解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改进,使经济学将“规模收益递增”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2）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创新,使经济学家可以从最一般的角度来处理各式各样的策略性行为,从而推动了新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

这些发展为经济学家处理“不完全竞争”提供最为一般的分析框架。

（3）微观经济学各种封闭模型的发展,直接为新贸易理论提供了整合新贸易思想和分析技术的切入点。

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微观经济模型完全可以经过简单的修正被推广到开放体系之中,并为解释新国际贸易现象提供全新的理论基础。

3．2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行业内贸易理论;二是战略性贸易理论;三是新贸易政治经济学。

这些理论不仅在方法上存在一致性,而且在发展上存在很好的逻辑关系。

3．2．1行业内贸易理论

林德尔、德雷泽率先对Ｈ—Ｏ分析范式无法解释的行业内贸易现象作出了解释。

林德尔认为,当要素禀赋条件以及产品开发过程、创新和规模经济能够在特定的商品上创造出出口潜力时,这种潜力只有在出口国具有对该种产品强大的实际需求条件下才能开发出来,即出口优势应当有需求基础。

一旦国内贸易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被开发出来,国际贸易尤其是在那些具有相似的（但不相同的）国内需求模式的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发生。

如果收入水平是国内需求模式的衡量指标的话,那么这种国际贸易将会在具有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间得到展开,并达到相当的规模。

德雷泽则进一步指出,产品的差异性、需求的差异性和收入的相似性必须在与规模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发生国际贸易。

沿着这一线索,克鲁格曼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引入开放经济之中,总结出包括消费偏好多样化和规模经济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的核心思想是:

经济中的纯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厂商的生产中却有无止境的规模经济。

如果每个产品对消费者而言都不是必需品,则消费品种越多,消费者的效用就越多。

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多生产商品的品种就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数量将会减少,商品的生产也就无法获得规模经济,这将意味着每种商品生产的成本将上升,价格上升,效用下降。

因此在消费多样化与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着不能两全其美的两难冲突。

但是正是这种两难冲突可以内生决定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

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同时实现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需求呢?

方法就在于市场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来表示）或可使用的经济资源的增加。

因此进行国际贸易,扩大市场规模,利用各国在行业内的专业化和分工就可以调和上述问题。

新贸易理论的创始性模型也就形成了。

由于规模经济的引入,使国际贸易理论自然对不完全竞争特别给予关注,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引入直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使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在不完全竞争国际贸易理论中典型的模型包括:

（1）寡头垄断下的行业贸易理论。

（2）不完全竞争中的产品差异化理论。

（3）纵向产品差异化理论。

3．2．2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和行业内贸易理论构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前沿。

但是,相比而言,战略贸易理论的出现所引起的理论关注和政策效应远远大于行业内贸易理论。

因为该理论主张,各国政府应当确立“战略”产业,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通过出口补贴等政策,帮助“战略”性产业中垄断企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以获得来自规模经济、知识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等方面的收益,从而改变本国的竞争地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福利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主张不但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政策主张相左,而且与世界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潮流完全相反。

但是,这种贸易理论主张却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石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国家的贸易哲学思想。

寡头垄断下的行业贸易理论以及规模经济基础上的行业内贸易模型同时也是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

这些模型在阐述新的国际贸易基础的同时,在贸易所得以及贸易格局方面的结论直接引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

布兰德和斯宾塞在1981年开创性的文献中,吸收20世纪70年代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思路,建立了布伦德-斯宾塞战略贸易政策模型,将“关于政府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以提高物质要素的租金或额外利益的方式来增强本国福利”的流行说法,变为了正式的理论观点。

克鲁格曼在1984年的经典文献中指出,仅仅依赖于垄断的假设和利润转移分析并不能给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充分考虑规模经济、学习效应以及知识的外溢性等外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