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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滥用外来语
不可滥用外来语
不可滥用外来语董洪亮
针对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应用外语词的现状,10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语言是国家的标志之一,我们应该树立语言文化自信,以科学态度对待外语词,既要敢于交流、不断吸纳,又要将其中国化,而不是盲目堆砌、无条件直接吸收。
有关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外语词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分场合、不分层次,过度使用外语词的情况,甚至外语词出现在正规出版物和正式文件中。
这种现象造成阅读障碍,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
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
“使用国际组织外文名称或其缩写形式,应当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准确的中文译名”。
姚喜双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正在采取措施,规范外语词的使用。
在大力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同时,启动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研制工作的前期调研,以加大对外语的管理力度。
《外国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定》已完成起草,将适时颁布。
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建立。
据姚喜双介绍,外语中文译写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今年上半年、下半年将分别发布第二批、第三批《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
《第一批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共10组外语词及其中文译名),已经于去年9月13日由该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推荐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规范的外语词中文译名。
对于一些已经长时间使用的外语词,比如“X光片”等,可以在一定场合使用,公众口头上也习惯使用,但是,正式文件和出版物中,还应该规范使用。
姚喜双强调,规范使用外语词,媒体是表率、公务员是龙头、服务业是窗口、学校是基础。
要预防外语词“捷足先登”最近,中文出版物中直接嵌入外语词的现象又在增多,对此,该怎么看?
怎么办?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外语中文译写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黄友义说,这种现象不符合国际惯例,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将这些外语词“化”为中文使用。
现在,许多外语词直接嵌入中文,使得中文失去了纯洁性。
黄友义说,国际惯例对外语词都是“化用”的,而不是直接嵌入。
比如,中文“土豪”一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被译为“Tuhao”;“中国航天员”的英文新词taikonaut就是用中文拼音“taikong(太空)”和英文“astronaut(宇航员)”合成的,发音有点像“太空人”,它也被收进了《牛津简明英语辞典》(第11版)等主流英文词典里。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语国家等都是将外语词“化”为自己民族语言的一部分之后再使用的。
黄友义强调,将外语词“化”为中文使用关乎国家、民族的尊严,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他反对把外来语直接“塞”进中文中,认为这种做法不代表开放程度,也不代表国际意识,只能说明我们不负责任、对汉语不尊重。
应该制止这种现象,应该经常不断地提出这类问题,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谁也不可能不吸收外来语。
黄友义认为,吸收应该采取认真、仔细和主动的态度,让外来语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丰富我们的语言。
具体而言,外语词“化”为中文有两个途径,一是按照意思译为中文,比如将英文“plane”译为飞机;二是按照读音翻译,比如将英文“jeep”译为吉普车。
许多科技外语词往往直接书写,捷足先登,比如“PM2.5”等。
尽管我们发布了“PM2.5”的规范汉语为“细颗粒物”,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怎么样有效改变许多外语词直接嵌入中文这一现象?
黄友义建议,建立及时、长效的传播机制、推广机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等社会各个系统要紧密配合,共同推进。
否则,外语词直接书写了、使用了,再纠正,真如逆水行舟。
黄友义说,外来语“化”为中文,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符合我们的国情。
他特意举例说,我们曾将美国的外交部翻译成国务院,就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因为外交部在中国只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应该改为“外交部”或者“国务部”。
法语:
定期规范外来语法语曾经是国际上盛行的通用语言,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随着英语的崛起和普及,法语的地位遭受挑战。
为推广法语和维护法语的纯洁性,法国不遗余力,从顶层设计到民间推动,采用各种方式并积极出台一整套保护性政策与措施。
在支持法语地位和规范语言方面,法国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是在制度和机构设置上。
仅政府一级,法国就设立了多个落实语言政策和法令的机构。
例如法语和法国方言总署,该机构负责协调和监督普及法语的各项活动,促进法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使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术语和新词最高委员会,这也是政府下属机构,主要职责是应对外来语冲击,定期为外来词汇和不规范词语寻找合适、规范的法语表述,即便是直接搬用英语原形,也要重新确定法语发音规则。
已有近400年历史的法兰西学院,从创建之日起即承担着规范和发展法语的重任。
凡是由术语和新词最高委员会整理和筛选出的新词和专用述语,都要送其审批通过,并在政府公报上发表。
新词一旦公布,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必须以身作则,在公文中使用标准的法语新词。
其次是以立法形式强制进行语言规范。
法国于1992年6月推动语言入宪,在宪法中补充“共和国的语言为法语”的文字,以立宪形式确定了法语的地位。
1994年8月法国议会通过的《法语使用法》规定,公共场所的标语、公告牌都必须使用法语书写,禁止用外来语,对违反者处以高额罚款。
2011年,法国文化部推动“语法去外来语化”,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削弱英语对法语语法的污染。
除此之外,法国还规定,影院里放映的外国电影必须有法语配音版。
1990年,法国积极推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把每年的3月20日确定为“国际法语日”。
从1995年起,又启动了“法语和法语国家周”活动。
在今年3月份举办的“国际法语日”及第十九届“法语和法语国家周”活动中,法国不仅开展了法语听写大赛和创新词全国竞赛,还在活动结束时推出了“2014十大法语流行词”,向所有的法语国家推广。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链接一:
维护汉语健康人人有责
鲁平
“偶8素米女,木油虾米太远大的理想,只稀饭睡觉、粗饭,像偶酱紫的菜鸟……”
这是重庆市某中学教师王蓉在一次批阅期末考试语文试卷中,一位学生在名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中的语言。
面对考试中出现的这种句子,你能看懂吗?
这几年,随着网络和现实生活的深度融合,网络语言也大行其道。
“十动然拒”(十分感动然后拒绝)、“喜大普奔”(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人艰不拆”(人生已如此艰难,有些事儿就不要拆穿了)等词语走红,有的甚至直接被媒体用在标题上;甚至一些“非主流人群”还自创了一种由符号、繁体字、日文、韩文、字符组合而成的“火星文”。
当然,语言是活的,也具有一定自净能力;对网络语言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要有选择地吸收。
“给力”“高富帅”“宅男”等网语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
汉语兼容并包,但并不代表可以胡编乱造,尤其是媒体和一些公开出版物,不能把语言的规范性扔到太平洋里。
这些年,有媒体以为网络用语吸引人,认为这就是贴近读者;有的在一些专栏里乱造成语,比如什么“慧声慧色”、“郅言片语”,既伤害语言,也误导读者。
现代汉语,一般认为由五四时期肇始,不过百年。
先是在“欧化”、古汉语中两头受气;近些年,又受“零翻译”和网络文化影响,其规范、健康发展一直未如人意。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200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的评论员文章。
不少人认为,语言不就是一个说话写字的工具吗?
对,也不全对!
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智慧的积淀,也是一种民族思维方式的体现,是民族的重要标志。
法国作家加缪言“我的祖国是法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说汉语是华夏子民的精神家园,一点都不为过。
精通中西文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感慨:
“中文在握,就是故乡在握。
中文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长城。
”
读一读唐诗宋词,会觉得现代汉语的担子真的很重。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具有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有端正大方的形体之美,有简洁优雅的意义之美,意蕴悠长,充满诗意和灵性。
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伤逝》等名篇,在沈从文的散文里,体现充分。
现实是,汉语正变得粗鄙、庸俗。
2006年5月,余光中、莫言等在上海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上,发出警示:
“优雅的汉语正濒临失落与亟待拯救的边缘。
”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专家陈众议对民族语言的保护有深入思考。
他认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被快速地杂交化、卡通化、低俗化。
民族语言如果消失了,传统也会随之消失。
王蒙曾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演讲中提出:
我们应该在语言文字上对各种媒体与出版物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少一点错别字,少一点洋泾浜,少一点文理不通。
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尤其是汉语出版物更应当使用规范汉字,不应该让汉语“哭泣”。
维护汉语健康,写字的人,人人有责;从眼下做起,从笔下做起,我们应当担当起维护祖国语言规范、守护汉语健康的历史责任。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22日《人民日报》)链接二:
七成受访者担心过度使用外来词会破坏汉语活力
孙震孙庆玲
近日,媒体热议“外来词”。
有人担心不经翻译直接应用在日常汉语中的“洋文”会伤害汉语的纯洁性。
此话题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进行的一项(34652人参与)调查显示,60.2%的受访者平时常会用到外来词。
82.9%的受访者赞成应通过对外来词高质量的翻译,表达出汉语特有的味道。
调查中,90后占21.2%,80后占14.5%,70后占55.6%。
仅25.3%的受访者从不使用外来词现居重庆的26岁青年谢凯生活中经常使用外来词,比如说NBA、CCTV、LED、VS等等。
因为他感觉直接使用这些词,言简意赅,比如说NBA,如果每次都用中文说“美国篮球职业联盟”显然很麻烦。
“不止外来词,年轻人现在还喜欢用一些“中英三明治”式的词语,比如nozuonodie(不作死就不会死,意指莫要自讨苦吃——编者注),很有意思。
”
“我从来不用外来词,我那正在上高中的孙女倒是经常说一些不中不洋稀奇古怪的词儿,我都听不懂!
”来自宁夏银川,今年已经60出头的康炳阳抱怨,由于他自己不懂英文,对于电视上越来越多的字母缩写有些不能理解。
他疑问,“难道中文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
武汉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魏潇坦言,自己使用外来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边的人都说,慢慢就成了流行语,自己也就习惯这么说了。
她认为,很多词语所指的概念或者物体的第一手信源就是英文,大脑由此建立的认识也是在英文环境下的,因此在以后引用时就容易直接说成英语。
调查显示,47.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周围人平常说话多夹带外来词。
38.2%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也会经常直接使用外来词,22.0%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使用,14.6%的受访者很少使用,仅25.3%的受访者从不使用外来词。
武汉大学翻译系教授胡孝申认为,语言的一个特性是,简单好用就容易适者生存。
对于汉语中夹杂外来词的情况,有的人是因为不太精通两种语言才夹杂使用,也有人是故意为之。
情况很多,不一而足。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学院副教授鹿士义介绍,汉语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借词,一是来自于西域的借词和译词,二是来自于佛教的借词。
此外还有近代史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借词。
这些借词大多以汉语的意译为主,即使刚开始是以音译的形式传入的,但后来这些音译词语很多都经过“汉化”最后转变为一种意译了。
还有一种是来自于日语中“出口转内销”的词语,当新的事物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时,汉语就直接把这些词语拿来用了。
鹿士义指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直接引用而不加翻译的词语,和汉语历史上的借词有着本质的不同。
出现这种“生吞活剥”直接拿来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交流的频繁使得很多新的概念、新的事物还来不及充分消化就直接使用了;另一方面,许多新的事物在汉语中并没有现成词语,也没有及时新造一个词语去指称它,索性直接将新事物连同新词语一起拿来用。
”
70.3%受访者担心过度使用外来词会破坏汉语的活力和严谨
过度使用外来词会破坏汉语的活力和严谨吗?
调查显示,70.3%的受访者有这方面担心,25.9%的受访者则无此忧虑。
在河北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李铮看来,有些词用英文来表达简单方便,但这种简单方便会削弱汉语比较复杂的美感,对汉语本身的表达是一种削弱。
如果平常大量使用外来词,这就不是什么中外文化的交流了,而是侵蚀。
河北省邯郸市第四中学的“60后”英语老师王瑞军则表示,借用外来语来表达自古有之,英语中借用汉语也不乏例子,这是语言很正常的相互交流。
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说,纯洁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语言的生命力不是纯洁,而是包容。
“汉语发展到今天,不正是兼容并包的过程吗?
一个自信的民族不应该有这样的担心。
”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守晋认为,夹杂洋词有时是需要,有时是为了显示一种态度。
这些都属于个人言语修辞的范围,因而也就有社会性或者规范性问题。
一是要把握度,过多的、刻意的夹杂洋文,会引起反感、带来交际的障碍;二是范围的问题,在面向大众的、正式规范的言语表达场合,如政府文告、法律文书等,也要保证严肃性、规范性要求。
“但若要求个人的日常表达都达到这种纯洁性的要求,是不现实的,甚至违反语言本质属性。
”周守晋认为,那些为老百姓所懂并乐于使用的外来词,是汉语社会对于跨文化交流的一种积极反应。
在鹿士义看来,语言的本质是语法和基本词汇。
基本词汇是不可渗透的。
这些外来词语伤害不了汉语的纯洁性。
在开始时,这种音译词会与新的事物一同引进,只是这些词语要进入汉语的常用词语,会慢慢地沉淀下来,经过“汉化”而进入汉语的常用词汇。
这样做不仅会保持汉语的活力,而且也会大大地丰富汉语的词汇。
“汉语发展过程中几次大规模的借词,尽管一开始音译词占多数,但经过大浪淘沙,能够进入汉语常用词汇的都是经过汉化的词语,如因特网和互联网、伊妹儿和电子邮件等,这个过程中,语言的发展是健康的,毫发无损。
”鹿士义说。
如何弘扬汉语文化?
55.3%受访者主张兼容并包
调查中,82.9%受访者认为,对于外来词,我们不应一概照搬,也不应全部拒绝,而应通过高质量的翻译,表达出汉语特有的味道。
对此,武汉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教研室副教授阮桂君表示认同。
他指出,对于汉语中的外来词,一概照搬肯定不行,全部拒绝也不现实,怎么使用、如何使用要看具体的场合。
比如在旅游景点的宣传册、铭牌等地方,那就要考虑汉语的特点,应该以汉语为主导,通过高质量的翻译,表达出汉语特有的味道。
“像可口可乐、佛、雷达等词的翻译,都是神来之笔,这样的翻译词,当然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怎样才能更好地弘扬汉语和汉语文化?
调查中,“发扬文化自信、兼容并包”(55.3%)居于首位,“加强古汉语和语文教育”(55.2%)紧随其后。
其他还有:
“多手写、少打字”、“推动全民古诗文经典诵读”、“搞外来词翻译比赛”、“培养人才,提高翻译待遇”等。
鹿士义认为,在跨文化的日益频繁的时代,交流是双向的。
我们在接受外来词的过程中也在输出汉语,所以我们应该让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与国际接轨。
“例如在欧洲推行汉语时,我们就曾遇到如何与欧盟语言框架接轨的问题,如果只按照汉语的规则和标准,就会一直徘徊在这个框架之外,汉语因而很难走进欧洲的主流课堂。
可见,在相互适应和理解中才能更好地弘扬和推广我们的语言和文化。
”
“语言有体、用两面,前者是稳定的、长期形成的,后者是变化的、临时的。
夹杂洋词;现象属于后者。
”在周守晋看来,既要做好汉语言的规范化、纯洁性的工作,也要体现汉语的调节机制,随着社会发展展现出语言的包容性。
即要让“体”、“用”各得其宜、取得平衡。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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