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系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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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系列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解读五中全会公报——
五中全会凸显三个关键词:
民生、风险与改革
改善民生、风险决策与综合改革
“‘改善民生、风险决策与综合改革’是五中全会体现的三个关键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研究员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专访时说。
刘尚希说,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
无论从全球来分析,还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历史正处于一个分野的重要时期。
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世界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战国时代”,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以及矛盾的多边化日趋明显,全球公共风险不断扩大。
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为标志,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以政府为中心逐渐地转向以市场、社会、公民为基础。
这意味着我国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需要摆脱路径依赖,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和改革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一】民生
刘尚希表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五中全会凸显出三个关键词:
民生、风险与改革。
民生是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适应各族人民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改善民生,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是未来五年的最终目标。
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蛋糕不做大,就失去了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
同时,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
不转换发展方式,发展就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不可能提高。
又好又快地发展,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做好蛋糕,这样才能改善民生。
另外,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更是必不可少。
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社会安全网,也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制度基础。
围绕民生这个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达成这个目标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全新的,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
【关键词二】风险
在实现民生改善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会面临着各种风险的挑战。
刘尚希认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抵御风险意识的凸显,是这次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尽管直接表述风险这个概念的地方不多,但风险意识强烈,充分认识到实现目标的艰难。
刘尚希说,把加快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视为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表明发展方式的转换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高难度的复杂问题。
“五个坚持”的表述更是表明了转换发展方式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任务,否则,就无需“坚持”。
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改革开放等等,这都需要不断“坚持”。
未来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无法预见的风险在等着我们,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去闯过一道道难关。
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以风险理性去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实现我们的目标。
【关键词三】改革
“改革是实现目标的根本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根本动力。
当下的改革不再可以‘重复昨天的故事’,改革本身也面临着改革。
”刘尚希绕口令式的话充满智慧和启迪。
刘尚希表示,在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任何单项的改革都已经不能奏效。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综合改革的历史时期,经济改革的单兵突进已经失效。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等各项改革协同推进,意味着原有的改革路径、改革方式、改革方法都已经不合时宜,如何推进新的改革,这同样需要创新。
面对新的改革环境和条件,以及新的改革对象,我们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尤其是社会改革等方面的理论准备,相当欠缺。
拿来主义肯定行不通,以国外的东西为样板,打着借鉴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旗号,照抄照搬,将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带来改革灾难。
改革是实践性极强的人类活动,国外现成的理论和做法都不足以证明在中国的适应性。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将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没有捷径可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解读五中全会公报——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历史定位“稳、准、全”
一切为了经济转型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时期的定位,‘稳’、‘准’、‘全’”, 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电话专访时表示。
杨宜勇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一个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未来的十二五时期仍然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总得来说,这个定位“稳”、“准”、“全”。
“稳”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未来五年历史性阶段的把握比较稳,稳了就不会盲动。
五中全会强调,要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在发展速度上是用“较快”,淡化了经济增长速度,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要“好”,即经济结构要取得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明显改善。
公报提出了两个“加快”,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也就隐含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这个意思。
现在关键是那些低收入用户的增长较难。
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杨宜勇认为,“十二五”时期,应该着力解决低收入用户增长难的问题。
公报提出,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即十七大提过的,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无非就是政府要怎么让税、企业怎么让利,以确保居民收入提高的问题。
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规范最低工资的标准,建立一般职工工资增长的集体谈判和协商机制。
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收入要普遍增长,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要同步,要着力要提高这两个比重,缩小收入差距,以让社会和谐、平稳发展。
“准”
杨宜勇表示,“十二五”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的时期,前面有”十一五”,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后面是“十三五”,即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十二五”定位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还是比较现实的。
这个定位很“准”。
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平稳优先,防止大起大落。
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应该在七上八下,也就是在7%-8%之间,因为要在2020年GDP翻两番,经济增长速度只要在6%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实现十七大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可以达到了。
公报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将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位置提出来,这个战略任务必须得到强化,这个战略任务提得很准。
“全”
“十一五”总得来说是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目标,重视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而“十二五”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因为“十二五”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所以在对经济规划之后,就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最后要落实到三个力的加强:
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要显著提高。
增强国际竞争力,一般而言即指增强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的国家和企业都要提高防御国际国内各种风险的能力。
五中全会提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还需要有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所以,公报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十二五”是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的五年,应有历史性的使命。
杨宜勇认为,“十二五”归根到底是一个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就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如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完成,那么“十二五”的使命也就完成。
公报强调,在“十二五”时间要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全过程、全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从这五个方面来说,都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任务。
解读系列之三
解读五中全会公报:
最大特色是务实 多了具体可操作举措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 景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今天在北京闭幕。
会议《公报》发布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周天勇表示,五中全会《公报》中体现出来最大的特色是务实,少了抽象概念的表述,多了具体可操作的举措。
他认为,《公报》中传递出的一个信号就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在未来五年的改革中得到全面加强,各领域改革有望得到更加协调和统一的推进。
周天勇注意到,《公报》中多次提到了“转变”,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明确指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重要支撑、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要着力点,以及强大动力,强调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周天勇说,《公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公共服务、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等具体方面做出部署。
《公报》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报》中指出,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周天勇说,“两个比重”的表述更是为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出具体要求。
五中全会《公报》解读系列之四
迟福林:
《公报》全面部署“十二五”改革攻坚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编者按:
备受瞩目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8日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专访。
迟福林表示,“十二五”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十七届五中全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做出重大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五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
“十二五”改革内外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
记者:
在“十二五”期间,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迟福林: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深远影响下,我国改革发展至少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外部市场需求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即使有所恢复,也不是原来数量的简单恢复,而将伴随着重大的结构调整;第二,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压力逐步增加;第三,世界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动对我国开放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这三大变化逼迫着要积极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求对外开放的新突破。
与此同时,要把改革发展的立足点放到扩大内需基础上。
从内部环境看,我国改革发展“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现实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危机,要清醒认识我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5年。
可以预见,发展方式转变必将引起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化。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要求我们作出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这个选择是什么?
就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十二五”改革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攻坚
记者:
《公报》强调指出,“十二五”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如何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迟福林:
“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与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比如“九五”期间,提出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但是现在的转变远不是这样的,今天更重要的是要出台历史性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追求经济总量向公平可持续发展转变,如何由国家增长优先转变为富民优先发展,由投资生产主导到消费为主导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选择。
推进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总体性判断。
公报对此已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在此基础上,公报特别强调“十二五”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要以扩大内需为总体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环节,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基本路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推进以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十二五”是我国社会转型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关键在于对社会问题的估计与改革决策的选择。
如果能够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进“十二五”的社会体制改革,就能够为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为推进和谐社会建立制度保障。
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
“十二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实现重大突破。
“十二五”改革的基本要求在于“五个坚持”
记者:
《公报》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并用五个“坚持”阐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迟福林:
公报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用五个“坚持”具体阐述了“十二五”改革攻坚的基本要求。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几个要点:
第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其实质是追求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第二,“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旨在强调这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载体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持续发展机制,其关键在于启动国内居民消费需求。
所以,无论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还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十二五”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二五”改革的总体思路在于推进全面改革
记者:
《公报》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对《公报》的这个提法,应该如何正确理解?
迟福林:
我认为,这是“十二五”改革攻坚的总体思路,即推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第一,三个不同定语修饰的“推进”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现实情况。
一是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先易后难”,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必须要“大力推进”;二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以要“加快推进”。
第二,这三个“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依赖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加快推进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第三,全面改革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基本要求。
比如,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如何促进国民收入结构调整,社会体制改革如何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推进国家软实力提升。
“十二五”改革涉及六大重点领域
记者:
《公报》指出,“十二五”改革重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迟福林:
我认为,这是对“十二五”改革重大领域的总体把握,需要在未来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和充实。
发展方式转变涉及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十二五”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同时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要与财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与社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十二五”改革的动力在于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记者:
如何推进“十二五”改革?
《公报》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迟院长,《公报》的这个提法应该如何解读?
迟福林:
这完全符合实际需求。
第一,这次改革涉及各种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形成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基本共识,才能凝聚改革动力;第二,只有实现改革发展理念的转变,才能形成改革勇气和魄力。
比如,从“国富”转向“民富”;第三,无论是改革动力的凝聚,还是改革勇气和魄力的形成,最终都取决于改革行动。
“十二五”改革处于我国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
改革攻坚不仅仅在于关乎我国未来5年的发展,更在于对我国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深远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5年。
如何科学把握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是现实和未来赋予的重大历史课题。
五中全会公报解读系列之六
陈少峰:
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性支柱产业,制定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应避免十种错误做法
编者按:
在各地制定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前夕,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针对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规划发展应当重视的问题,结合如何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
陈少峰教授谈到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文化发展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精神时说,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性支柱产业”,这是对文化产业在推动我国文化发展和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
这也意味着,国家将持续加大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支持力度,文化产业的未来前景更加美好亮丽。
陈少峰同时指出,各地政府在深入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时,应当按照国家对“十二五”规划的整体部署,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于“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课题,陈少峰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政府已经初步具有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意愿和意识,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有力举措。
然而,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在表面的积极和数量上升的繁荣下面,各地政府和企业也存在不少盲目性的冲动,存在许多脱离实际或者违背产业发展规模的观念和做法。
因此,在各地政府制定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无疑需要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来规范和统领文化产业的发展,避免各种错误的做法。
陈少峰教授归纳总结了十个方面应当重视的问题。
第一,避免盲目性。
发展文化产业不能盲目,因为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包括该地区(城市)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人才储备和产业配套资源等。
文化产业以知识创意和无形资产的增值为主,而不是一般的经济行业。
因此,不是所有的地区(城市)都适合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
各地政府和企业还应当避免盲目跟风。
各地许多影视基地和影视拍摄基地等都没有两个效益,都是盲目跟风的结果。
政府应当根据科学判断,对已有不合格的影视基地、主题公园等进行新的规划改造。
第二,避免见物不见人。
人力资源是文化产业第一资源,也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瓶颈因素。
因此,各级政府在扶持文化产业的有关政策中,应当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提升的要求,不能将政府的专项支持资金或者补贴资金仅仅用以产品或者项目补助、奖励企业,应当用其中的部分资金来支持人才培养和人才培训,以持续提升本地的文化产业人力资源。
第三,避免急功近利。
文化产业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持续性的积累,需要孵化企业、培育企业,需要人才培养和创意经验的积累等等。
因为市场上缺乏成熟的文化企业,因此,一些政府开出许多优惠条件吸引外来企业,效果很不好。
实际上,传统的筑巢引凤的做法不适合文化企业,因为市场上缺乏“凤”,多数文化企业为小企业。
吸引少数大企业不仅成本高,而且代价也大、效益很少。
因此,各地政府应当注重培育企业,通过企业积累经验与方法,避免短期化做法。
第四,避免硬件思维。
以划拨土地兴建大楼为主的做法是硬件思维的表现。
有的地方政府划拨几千亩地来做影视版权交易,实际上,市场上的版权交易数量极少,而且最多一栋大楼已经足够办公之用,影视版权交易完全不是靠土地和建筑物所能堆砌出来。
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是知识产权,是推动系统创意、软件、内容、设计、明星与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增值为主导的产业化经营,而不是仅仅依靠硬件设施和大型建筑的点缀。
第五,避免各种圈地和吃政策的做法。
文化产业需要产业集聚,包括打造文化产业集聚园等,但是,不少企业却盲目圈地,有些政府缺乏判断力,甚至与企业合谋,实际上造成了滥圈地的结果。
表面上看,一些主题公园很有气派,实际上是通过政府配套了许多住宅用地让其牟利,在文化产业上的投入没有产生什么回报,只是通过建住宅获得暴利。
还有企业为了吃政策而成立,吃完政策补贴,企业也就搬走或者销声匿迹。
许多地方在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吃占政策和圈地之后,发展文化产业的支持资源就明显萎缩。
这样的做法都是浪费资源的做法,应当改正。
第六,避免数量至上、忽视质量的做法。
文化产业内部的文化制造业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也需要在各种内容产品上进行质量上的持续提升。
因此,十二五规划应当包括提升各地的文化产业制造业,以及重视内容质量的提升而不是节目数量的增加。
品牌和企业盈利能力,产品以及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力,资源消费状况,员工收入水平等等都是质量提升的内容。
此外,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促进繁荣文化、促进文化自觉,提升文化竞争力。
这些也是提升产品与企业质量的目标。
再者,也不能为了文化产业的产值提高而实施大跃进的做法。
第七,避免因循守旧的方法。
应当转变以制造业从事文化产业的方法。
依靠低端印刷和各种简易娱乐设备、低端玩具等,以及以硬件设施的多寡等等来看待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错误的。
长期的制造业经济的结果容易导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因循守旧,导致产业方向的偏差。
因此,各地在文化产业领域要转变方法,从制造业的硬件制造转向新的创意方法,以知识产权和品牌提升传统的制造业。
由此,各地文化产业集聚园需要孵化创新企业,需要持续提升已有文化企业的竞争力,需要重视培育龙头企业,通过新的企业和新的增长方式来转变和体现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模式。
第八,避免部门分割。
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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