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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陈淳
【英文标题】Doubtoftheold,archaeologyandhistorical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 200433;
陈淳(1948—),男,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
“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
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
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关键词】疑古辨伪方法论范例变革文献与考古文明探源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古史辨运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继承与结合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的辨伪精神,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运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的检讨。
由于无论是疑古学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信史”来,中国学界于是认识到真正的古史重建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
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使得西方科学考古学能够在20世纪初疑古思潮最为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
20世纪末,我国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回顾。
在基本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是“释古”和重建古史的时候了。
提出这种见解的学者主要是认为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了基础,并且认为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研究应该和文献学联系在一起,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资料来说明才有价值。
但是,也有学者坦言对考古学的失望,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张皮,考古报告搞历史的人没法看,两者无法契合[1](P137)。
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该进入释古和古史重建的时代,这种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审慎考虑这样的提法是否现实,可行性究竟有多大。
第一,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思辨方法,还是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
认为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无需怀疑精神和科学思辨,把疑古和释古割裂开来,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二,如果认为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经为释古和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可能有点过于乐观。
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其大部分都是无言的物质遗存。
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何况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没有或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
许多历史学者坦承他们无法读懂考古报告。
在这种绝大部分考古学成果无法得以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可信的历史重建又从何谈起?
在1998年一次回顾疑古思潮的讨论中,有人指出中国学者的看法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认为这是外国学者不开窍,不了解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进展。
李零提到,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的。
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国外学者的想法,所以需要沟通和对话。
于沛也呼吁将疑古思潮放到世界学术背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可能更全面一些[2](P321—322,P324—325)。
而笔者则认为中外学者看待古史辨的立场既有科学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学术传统的不同。
西方学者特别难以接受中国学者那种只重材料、不讲理论、缺乏批判意识,以及“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3](P4),他们也无法接受以文献为主导的古史重建方法。
由于大部分倡议走出疑古、进行古史重建的学者是历史学家,他们对文献资料情有独钟,认为考古发现中有文字的东西比没有文字的东西负载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
他们对考古学的作用,特别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并不十分了解。
大部分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在20世纪初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以为考古学家可以为他们挖到古代的文字资料,有了这些佚籍,他们就能据之重建古史了。
其实,这种对考古学作用的认识已过于狭窄。
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史,其理论方法发展的精髓就是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我国古史重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考古学如何才能真正为历史重建提供材料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疑古、考古及古史重建的关系进行一番思考和梳理,并从国际学界的科学价值、科学思维以及学术发展现状的角度对我国这项研究课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比较中外学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介绍科学范例变革和学科交叉所带来的课题重心转移,以期能为我们讨论和评估疑古思潮提供一种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
一、考古学史的背景
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被认为对考证古史有用的方法,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分支。
加上史学在国学中的尊贵地位,更让人们认定考古学只有依附于历史学才有意义,只有用来重构国史才有价值。
正是源于这种对考古学作用和地位的褊狭认识,才会有学者提出考古发掘成果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的见解。
这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难道考古的发现因为没有文献可以解释就没有意义?
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TheEvolutionofUrbanSociety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指出,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对于我们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几乎很少提供社会信息,更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
[4](P347)。
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那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价值,而其中蕴涵的大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技术、艺术、信仰和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与它被接纳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背景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
可以这样说,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在理论方法上摆脱和超越文献记载的局限上来体现其科学价值的,而中国考古学却是通过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科学价值的。
这种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考古学跟欧美考古学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
就积极方面来说,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一根弥补文献不足的拐杖。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中国考古学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出土材料的潜力来全面重建影响社会演变的各种条件。
考古学家在解读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到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
换言之,历史学家无法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原始资料来重建古史。
他们至多只能根据出土的一些青铜铭文和简帛的文字资料来补充他们的信息,面对出土的大量物质材料只能表现出对考古学“本位主义”的浩叹和与考古学难以沟通的无奈。
19世纪科学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有几个关键的条件。
第一是18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
启蒙思想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它提倡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法则,对于民众世界观摆脱宗教束缚和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二则是欧洲古物学的基础。
与中国金石学依赖文字不同,从很早起,一些早期欧洲古物学家就开始尝试和创造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古物,比如从器物形制和建筑风格来分析它们的时代和源流,这些方法都对后来科学考古学方法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
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说过,欧洲古物学向考古学发展有赖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
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论被广泛接受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5](P13)。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三期论的确立。
三期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求助于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来独立研究古物的路径,成为古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水岭。
丹尼尔在评价三期论时就论及考古学超脱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说,汤姆森没有陷入关于凯尔特人、古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迷茫和想入非非之中,而是根据器物石、铜、铁的材质变化,提出了三阶段的分期学说,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
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物学的窠臼。
由此可见,不依赖文字材料,从物质遗存本身来研究历史是科学考古学的精髓。
正是汤姆森的系统理论满足了这种要求,使得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5](P39—40)。
在汤姆森以三期论来建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同时,将出土文物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民族相对应的方法也十分流行。
汤姆森的助手、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塞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丹麦的古代史,但是他反对将考古学上分辨出来的古代群体与历史传说中的民族挂钩。
他认为,史料中不可能全面保留了最初居住在北欧的所有民族;面对少得可怜又似是而非的材料,也就犯不着执意将它们和史料上记载的古老民族拉上关系。
历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他的做法对史学研究毫无助益。
但是他反驳道,如果接受这种批评,那么全部的史前学将在史学研究中变得毫无意义[5](P38—39)。
不可否认,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博良(J.F.Champollion)和罗林生(H.G.Rawlinson)二人对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延长了两地3000年的文明史。
但是倘若依赖文字记载来解读古物以重建古史,马上就会因文字记载的缺乏、内容的含糊不清,以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难以对应而变得困难重重。
比如在地中海东部的早期考古研究中就彰显了史学家的痼癖,学者们努力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文化和重建区域历史,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贴上腓尼基人文化、利古里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等标签。
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斥为完全的虚妄之谈,被视为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
虽然谢里曼的考古发掘始于对荷马史诗的向往,得益于历史的启发,但是其贡献却完全超越了文献的范畴。
他起初打算用考古发掘来证实荷马讲述的历史事实,但是结果却表明,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存在局限性。
他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真正提高到一个显要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明,考古发掘与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同样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古史体系。
换言之,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5](P142—143)。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背景和科学考古学在欧洲诞生的背景十分不同。
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思想的禁锢,但是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中国有发达的经史学传统,却缺乏产生自然科学的土壤和条件。
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金石学根基,但是却没有从文字释读转向对器物进行独立研究的探索动力。
所以,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获取“地下之材”的掘地技术而引入的。
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方法,包括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思想在像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等考古学处女航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田野工作完全是以考证古史和文献为出发点的。
李济发掘西阴村,是因为他推测夏县可能是夏王朝的所在地。
对于殷墟发掘,张光直指出它完全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
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6](P6—7)。
在殷墟出土遗存的处理中,对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重视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殷墟其他相关材料,成为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
李济将1936年夏第十三次发掘所发现的H127甲骨堆积称之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7](P88)。
由此可见,科学考古学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后,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国学者将考古学仅仅看作是挖掘“地下之材”的有用方法,使得孕育科学考古学的思想精髓没有和操作技术一起输入,而科学考古学的要义就在于超脱文献来独立研究物质遗存。
令人困惑的是,我国学界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比如李学勤先生便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呼吁考古学应该超越文献才能吸收新东西的看法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8](P57)。
从上面介绍的考古学发展史可见,这种所谓的中国考古学特色,在本质上是与科学考古学的宗旨相抵牾、并早在谢里曼时代就已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研究途径,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大误区。
二、认识论与方法论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出土材料激增,但是具体研究仍没有给古史重建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我国学界只把考古看作是掘地技术,是历史学的附庸,而不是一门独立提炼信息的学科。
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缺陷显然是在它被引入中国时的定位和期待所决定的。
一些学者信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发掘为文献研究提供材料才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殊不知,像甲骨和金文简帛这样的地下之材毕竟有限,大量无言的物质遗存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信息,中国的上古史仍将是一片迷茫。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信息解读则不重视,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
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
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可以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
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H.Poncare,1854—1912)曾经说过:
“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
”[9](P66)而这正是中国古史重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转化为历史学家所能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之外,还需要其他理论方法的开拓与帮助。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认识论的问题。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或实证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无征不信”,这种认识论与建国以来大力提倡的唯物史观也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
但是中国治学传统也有重视主观性的一面,即“心知其意”[10](P40)。
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形容为:
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
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3](P4—5)。
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的认识寄希望于材料的积累,而不是持续反思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能力。
为此,我觉得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起源研究不能再闭门造车,不能再局限在文献学范畴内来进行了。
其实,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的目标相同,但各自的研究材料和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异。
即便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涉及的地下之材,也仅仅是指出土的文字资料,而大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多地依赖考古学的探究。
其他文明古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法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
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
但是,文献和考古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庸,认为有文献帮助才可以使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
不然,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严重限制考古学的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宗教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
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变量的互动关系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古史和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任务。
19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对如何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都应该明瞭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
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
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
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
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器物的含义各不相同。
比如,那些倾心古董的人可能只关注出土文物的市场价值;关注类型学的考古学者可能主要留意出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谱系;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文字资料才是他最关心的内容,其他东西则毫无意义;而关注社会发展和文化适应的学者则会留意许多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迹象;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什么都不是。
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积极的探究。
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
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现象。
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的认知概念是习得的。
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习得的概念,任何观察都将毫无意义。
此外,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过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
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
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
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
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
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身感知结合而已[11](P97—99,p110—115)。
今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
为此,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说,考古学阐释受现代社会的左右不会随学科的进步而减弱,它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项永恒特点。
从最坏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研究,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今天阐释的对象只不过是“过去留在今天的印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无法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
由于考古记录作为过去的产物是由完全独立于我们信仰之外的力量所塑造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重构和解释之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重建的历史是真的?
因此特里格认为,希望利用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12](P379—382)。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古史辨的评价上,虽然口头上肯定其时代意义,但是又以指责其怀疑过头、造成古史的空白为由加以贬低。
于是,1990年代初便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认为疑古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应该走出这种阴影。
其理由是,考古出土的文献表明许多古籍不可轻易否定,疑古搞了许多冤假错案[8](P28—30)。
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疑古派的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贯穿了一种对待史料的合乎现代史学规范的要求,但实际上它本身是非常不严谨的,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这些传说是由某部文献或某个古代学者编造出来的直接证据,在方法上的不严密是显而易见的[13](P94—95)。
这些批评的片面之处在于:
刻意纠缠于疑古辨伪之太过,完全不顾及其求真的一面,而疑古辨伪的目的正是为了求真[10](P41)。
傅斯年当年曾说:
“史学便是史料学”。
他进而将史料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
比如,像《周书》和《明史》是间接的史料,毛公鼎和明代档案则是直接的史料。
直接的史料比较可信,间接的史料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和加减。
但是直接史料也许是孤证或例外,而有时候间接的史料却可能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所得。
所以,要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需要随时随地、分别看待。
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辨,是历史学和考古学进行历史重建时所必须慎重考虑和对待的问题。
他这样评论历史记载的可靠性问题:
“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
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
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
”[14](P2—5)
傅斯年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古史辨学派的精髓,也是任何从事科学探索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
此外,吕振羽也指出,伪造历史是剥削阶级的传统。
限于当时科学知识的水平,大家不但竞相从历史上找根据,且不惜托古以加强自己的论证,因而演成伪造历史的风气。
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15](P16—17)。
遗憾的是,疑古辨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学界似乎一直很不吃香。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虽然被人尊重,但是因为挑战传统,从来不被看作是学界的主流。
以批评疑古派怀疑过头或怀疑方法很不严谨来否定史料梳理的必要性,集矢于材料梳理过程中出现误判这种正常现象,藉此来否定对文献资料进行科学梳理的必要性,本质上是维护和回归传统的一种辩解。
殊不知,怀疑精神正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真正有见地的科学家都提倡并强调怀疑精神。
古人云,于无疑处见疑,方是进展。
朱熹说,学贵善疑。
明代学者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
李四光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爱因斯坦说,科学家很难察觉他们训练中所习得的概念会存在问题。
所以,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评判这些基本概念,以免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它们支配。
欧洲谚语说,怀疑是智慧之母。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
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人们进行科学探索的首要环节。
这种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更不是否定或抹杀一切,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基础之上的怀疑。
人的认识发展就是一种由疑而信,由信而疑的过程。
初看起来怀疑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它似乎是要否定一种知识,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它常常意味着思维的进展和认识的提高。
科学问题通常是以否定的形式向当代的科学理论提出疑难和诘难,这种疑难和诘难有时带有极大的挑战性,动摇了那一时代的科学根基,实际上正是这些疑难和诘难,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甚至造成了科学的革命。
在科学的思辨方法中,“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1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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