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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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内容提要】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

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

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汉魏：

宋诗；古雅；议论；融合

　　湖湘诗派是兴起于近代初期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一大诗歌流派。

其代表作家“湘中五子”结“兰林词社”，以《骚》心《选》旨为宗，取法汉魏诗歌形式，抒发心中悲情，在近代诗坛上形成了一股感伤文学思潮。

近代宋诗派在精神上则已有宋诗张宋学的倾向，尚理趣，好议论。

二派论诗歌主张似乎水火不相容，历来学者亦多指责湖湘诗派复古之论而称道宋诗派诗歌之典雅，但是二派诗人之间却有密切的接触，在创作中也相互影响。

从近代早期的曾国藩、郭嵩焘与王闽运到晚期的陈诗与寄禅，都有唱和之诗。

二派的相互影响促进了近代诗歌的发展。

今举其大者，考述

　　一、曾国藩与湖湘诗派

　　在近代诗坛上，曾国藩与崇尚《骚》心《选》旨的湖湘派诗人明显存在着差异。

作为湘籍诗人，曾国藩论学尚宋学，论诗宗江西。

“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

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

”尝自谓：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是当时宋派诗人的领袖。

　　曾国藩与湖湘诗派诗人虽然取舍不同，但并不排斥湖湘派诗歌。

曾国藩诗歌不多，但集中就存有《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诗中称：

“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

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

”诗中对闽运倍加推崇，虽然所看重的是王氏“高揭姬、孔情”，但是“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

”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与湖湘间其他尚宋学与宋诗的文人相比，曾国藩更能容纳异己的思想，曾国藩承桐城之学，诗歌以载道为务，而湖湘诗派竞有“诗不论理，亦非载道”之言，诗不论理则不近宋诗，诗不载道则不近宋学。

“兰林词社”初立，李寿蓉在曾军中称道“湘中五子”，罗泽南不以为然，曾国藩却能容纳。

可见两派思想之差异，同时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的复杂性。

　　曾国藩论诗虽主江西，但对魏晋也有所取，并不排斥《骚》心《选》旨，论五古的境界与江西之好议论与脱胎换骨完全不同：

“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

……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

……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

”文中所谓“比兴之体”、“盛气喷薄而出”两种境界，与汉魏诗歌尚比兴之风及建安诗歌之慷慨激昂之气很近似，湖湘诗派重比兴之法，诗歌多写悲情，也与此相类。

曾国藩主张以汉魏为骨，以六朝为肉。

又教子弟读《文选》，以为：

“《文选》纵不能全读，其中诗数本则须全卷熟读，不可删减一字。

”因此有人以为曾国藩诗歌以《选》体为宗：

“曾文正公国藩，诗宗《选》体，长于五言，尝取子建、嗣索、渊明、康乐、明远、元晖六家诗，编为一集，以示学者。

后经王鼎丞观察定安增辑，即《三十家诗钞》是也。

”此论说明《三十家诗钞》原为魏晋六朝之六家诗，而长于五言诗歌也正是崇古尚雅一路。

又选十九家诗歌，也不废魏晋诗歌：

“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

”曾国藩论书也重魏晋：

“诸葛武侯王右军两公书翰风神高远，最惬吾意。

”则可见曾国藩对魏晋文化的偏好并没有因为雅好宋诗而改变。

　　湖湘诗派尚雅尚绮，曾氏论诗文亦尚古雅，且要求从字句开始做起：

“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

”可见曾氏论古雅并非一时之兴，而是要求从文章的字句到文气都力求作到古雅；同时论文之法又称：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

”曾氏自命为桐城之文的继承者，然此论与桐城“义法”大相径庭。

湖湘派的绮丽是绮丽中有自然，绮丽中含灵性，曾氏所称“无法”与此相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思想有倾向魏晋、接近湖湘诗派的一面。

由程恩泽、祁寓藻阐扬道学、专尚宋代之诗的倾向，向曾国藩兼取魏晋、张扬个性之诗主张的转变体现了近代社会特定时代背景对宋派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宋诗派也在吸取湖湘诗派的特点而取径有所扩大。

　　二、“同光体”与湖湘诗派

　　“清诗至同光而极盛，诗人云起，其确能卓立成家亦多，世称同光体。

”同光诗人不满于宗唐诗歌之肤廓，欲以宋诗之质实救之，“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

”随着同光体的兴起，湖湘诗派逐渐衰落。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

“湘绮老人，……学赡才高，一时无偶。

门生遍湘蜀，而传其诗者甚寡。

迄同光体兴，风斯微矣。

”“同光体”在当时是作为湖湘诗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陈衍说：

“同光作者，苏戡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可见“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同光体”与湖湘诗派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论诗取向的不同，王阊运自称：

“凡所着述，未涉唐后。

”所尚上自远古歌谣、楚辞以至于三唐；陈衍则自视为“不墨守盛唐者”，但以宋诗为宗却不容否认。

在具体的创作方法上，宋诗派多发议论，以文为诗，以“义理”、“考据”入诗，又好用典，多显得峭刻苍老；湖湘诗歌则多用比兴、借鉴汉赋与骈文浑厚回宕的气韵，而在表达上力求自然。

马积高论二者的差别：

“‘同光体’诗人多由宋之江西派入，虽非不求意境的创造，而刻意在诗的章法和句法的变化上下功夫，务求有惊人之句；王氏（指闿运——笔者注）……刻意在以浑雅自然的语言创造意象，其刻意之处在意象的圆融与气脉的贯注，尽量泯除转折变化的痕迹，无论古体近体，都难有句可摘，而自有其整体之美。

”以为二者的差别在于诗歌形式上的峭刻工巧与拙朴自然，“同光体”诗人的特点在“务求有惊人之句”，而湖湘派诗歌“自有其整体之美”，前者工于句法，后者长于气韵。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二派诗歌创作目的不同。

尽管“同光体”诗人与湖湘派诗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诗歌是为己而作，但湖湘诗派重视情感，尤其是长于抒发悲情的特点非常明显，是为情感的艺术：

而“同光体”诗人则接近于为艺术而艺术。

湖湘诗人的个人悲情表现的范围并不限于个人生活，诗人是抒情的主体，所表现则是整个世界，不过被赋予了浓郁的个人色彩而已；“同光体”诗人则不一样：

　　“‘诗者一人之私言’（郑孝胥语——笔者注），这正如陈衍所云：

‘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

’”此论与湖湘诗派“不关载道”之说相近，但是郑孝胥所谓“诗者一人之私言”把诗歌看成与他人无关之事，陈衍说：

“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

”更是把诗歌看作了诗人的自言自语。

陈衍所谓“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于利禄”，其实表达的是“同光体”诗人的共同心声，表明了这派诗人对纯艺术的追求，此论容易脱离现实生活陷入空寂之中。

　　尽管“同光体”诗人与湖湘派诗人诗歌创作目的不同，但是都有“古雅”的美学特征：

“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其它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

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

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也。

”王国维以为，“古雅”是形式美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更走向极致的形式美。

毫无疑问，此二派在近代诗歌中“古雅”的特征最为突出，尤以追求艺术的“同光体”更为典型，无论是郑孝胥的清苍幽峭还是陈三立的生涩奥衍，都是“古雅”的体现。

不仅如此，诗界革命派也仍然具有这一特点。

人们指责诗界革命派没有脱离旧诗歌的樊篱时，并没有考虑其在保留“古雅”与追求清新中的两难处境。

当然，后来者更难以认识到湖湘诗派在熔铸“古雅”的同时所实现的变革，可以说湖湘诗派的古艳之风中包涵着“古”与“艳”两个方面的内容，“古”以求美，“艳”以生新。

相比较而言，“同光体”作家偏重于对“古雅”美的追寻，甚至其诗风之变也更多地是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考虑。

　　“同光体”与湖湘派诗歌都有“古雅”的特点，与二派诗人的思想倾向有关。

湖湘派诗人与同光体诗人之间有过频繁的交往，陈三立早年即从王闽运游，又与陈锐、寄禅等人唱和，郑孝胥兄弟、沈曾植也与王闿运有过接触。

二派都有学魏晋六朝的记载，沈曾植“三关”说就已经上溯到六朝，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也说；“沈乙庵诗深古排戛，不作犹人语。

人谓其得力于山谷，不知于楚《骚》、八代，用力尤深也。

”郑孝胥也有取于六朝：

“苏堪丈问其（林纾——笔者注）为诗祈向所在，答以钱注杜诗、施注苏诗，堪丈以为不能取法乎上，意在六朝也，琴南丈甚病之。

”但是二派学六朝差异很大，沈曾植称：

“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彩，玄理固无人能领会得些子也。

”据《梦苕庵诗话》称袁昶、沈曾植诗歌“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面目”，则精神在汉魏六朝，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以隐者之心、悟者之心为诗，当与湖湘派性情相近，而沈氏自以为沉醉于玄理，则知沈氏非好玄理所指境界，仅好“玄理”本身而已，故沈曾植诗多使事，如真得玄理，则必无心于此。

宋诗派多意不在六朝，纵学六朝，也仅多取其苍劲之貌与老成之态，湖湘诗人学六朝则取其情灵摇荡之气韵。

湖湘派也有指责“同光体”诗人的：

“陈伯严词丑句涩，宋派支流之恶陋者。

郑苏戡颇有清思，惜体裁不高，又病松率，若能除去客气，力求真挚，或可与郑子尹齐肩。

”嘲此论见于杨钧之《草堂之灵》，以“词丑句涩”说陈三立之生涩奥衍，以“清思”而乏情感论郑孝胥之诗歌，都能切中二人之病。

相对于原本经术的前期宋诗派来说，“同光体”偏重于对艺术的追求，被杨钧称为“宋派支流之恶陋者”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宋派中沈曾植谓：

“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

”但诗人如本无积极入世之心，解脱也无从说起。

所以“同光”诗人虽称解脱，实近于荒寒之路，更注重诗歌的形式与技巧。

如果说嘉道间宋诗派为正宗，到了曾国藩及“同光体”则已为“变雅”之声；湖湘诗派则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近于“变风”之音。

林庚白《孑楼诗词话》称：

“逊清同光以来诗人，学宋仅得其貌似。

”正是对“同光体”堕入荒寒之路的针砭。

湖湘诗派则坚守着“缘情”之旨，成为感伤诗歌的倡导者。

　　同光体诗人显然与湖湘派诗人论诗旨趣大不相同，但是，在好尚古雅与有取于汉魏六朝之诗的倾向上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之处。

　　三、湖湘派对宋诗的接受

　　湖湘派诗人反对宋诗与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诗人没有受到宋诗的影响。

由于长期的接触，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自己所反对的事物完全有可能。

苏轼曾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清代前期毛西河也是如此：

“毛大可生平不喜东坡诗，而西河集中如‘三月暮春行海畔，两年寒食渡江东’，‘皓月近云行过疾，空拦压水坐来浮’等句何尝不近苏耶?

”可见不喜好并非不为之，受到自己所反对的诗歌主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自己主张的补充与修正。

湖湘派诗人正是这样，也受到了自己所反对的宋诗的影响。

　　在湖湘派诗人中，王闽运一直反对宋学与宋诗，更反对子弟学宋，并及宋人所效法的唐代诗人。

王氏对杜甫颇多非议，扬李抑杜，对韩愈、孟郊诗歌更不以为然，以为韩愈诗歌粗劣：

“韩愈并推李、杜，而实专于杜，但袭粗迹，故成枯纩。

”《日记》中称盂郊为“鄙细人”：

“重阅孟郊诗，殊不知其佳处，观其谀颂符郎，亦一鄙细人。

”然而王闽运诗歌中“五律、七律间有学杜甫、李颀的痕。

”然以为考据有可能妨碍作诗，但是还是为显才华出众，偶有所作，立论也不以考据、议论为非：

“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

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

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

”虽然不言学宋人诗，但以议论入诗是宋诗的一大特点，清代宋诗派者也好为议论；以考据入诗更有以文为诗之嫌，而王氏不加避忌：

考据中必有典故，则又有好用典之陋。

如此说来，王氏虽说不学宋派，诗歌中已经有宋诗在了。

王闽运的诗歌为求新奇，故发议论，并入经义训诂。

也旁资考证，为炫耀其才华，曾以经义入诗，其子王代功记：

“不用经典字而能以经义入诗，实古人未辟之境也。

”王闿运又曾作过考证诗，《入彭蠡望庐山作》即是：

“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

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

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

扬帆挂浮云，拥揖玩波涛。

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

浩荡开荆、扬，淙淙听来潮。

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蛲。

川灵翳桂旗，仙客閟金膏。

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

”诗人自谓“皋”、“潮”二韵是考据，以为《史记》“九江甚中”之语未解《禹贡》“江、汉朝宗”之义，王闿运自以为此即百川归海之意，故云：

“浩荡开荆、扬”，并称：

“廿字中考据辩驳，从容有余。

若不自注，谁知其迹?

”此诗虽与宋派诗仍有差异，但在诗歌中人发议论却为事实。

不仅如此，王闿运中年还参加过“展寿苏之集”，晚年还去上海愚园赴“寿苏之会”。

可见王闿运诗歌也受到了宋诗派的影响。

　　邓辅纶之诗歌似乎从不学宋。

但老杜为江西派之初祖，邓辅纶雅好杜诗，能写实，工苦吟。

人称邓诗“守杜法，语多忧愤沉郁”，王闿运《湘绮楼说诗》言：

“邓弥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

每吟一句，必绕室百转。

诗学杜甫，体则谢颜”，如其《述哀诗》惨痛彻心，铺叙手法似《石壕吏》中之老妇人，梅尧臣诗也善用此法。

《三缢哀》又如宋诗般好发议论：

“天乎，贪吏安得而雨，嗟我民为岁凶，一独何苦!

”可以说，邓辅纶即使不学宋诗，所作也有近宋诗处。

“兰林词社五子”中，邓辅纶弟邓绎受宋学影响很深，张之洞也称许其有儒才之风，邓绎论学兼综汉宋，论诗歌之语中不废以文为诗之道即有宋诗派的倾向：

“以诗为文者始于《文言》之释《易》，而六朝之骈俪继之。

以文为诗者始于屈原之《离骚》，而杜韩之诗歌继之以辞章之变。

化随世代，因而古今不能限隔，惟睿智而希圣者能观其通。

众人则束缚于绳墨之不暇耳。

”持论通达，颇有趋宋之嫌。

“五子”中龙汝霖诗歌也不能说与宋派毫无关系，吴敏树在《坚白斋集题辞》中说其五言体“大类、孟韩”，则龙氏诗歌以似韩、孟者为多，诗近宋派的张修府称：

“龙诗坚劲处纯似东野”当为不谬，韩、孟诗歌尚奇，也不乏议论，距离宋诗不远。

不仅湖湘派代表诗人，其传人也与宋诗派有交往，傅屯艮云：

“伯严时贤，吾湘诗人若程子大、陈伯弢皆与相近”，《湘雅摭残》言陈锐曾与陈三立等人唱和，并在创作中“注意吸取宋人的长处。

”湖湘诗派对宋诗的接受是近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该派诗人讳言宋诗，但与宋派作家时有交往。

尤其是到了湖湘诗派后期，王闿运与陈三立、沈曾植等交往密切。

民国初年，王闽运还参与了有许多宋派诗人出席的上海愚园“寿苏之会”，表现出了接近宋诗的倾向。

　　以上的分析表明，湖湘诗派论诗虽主“缘情”说，但此派诗人的诗歌仍然有时以议论为诗。

后期的湖湘诗派诗人对宋诗态度的转变，表明了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

　　从宏观上看，湖湘诗派之起，是以抒情与感伤的思潮取代道学家所代表的诗坛正统，是桐城诗派与嘉道间宋诗之反动，在精神上与宋诗派分道扬镳，成为近代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大诗歌流派。

但是，从近代宋诗派的开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论诗取向、宋派诗人对汉魏六朝诗歌的认同及二派诗人都有崇尚古雅的倾向来看，宋诗派并不局限于效法宋代诗歌，而是有取于汉魏之诗；湖湘派诗人虽然反对宋诗，其诗歌中也不乏议论甚至间或也以考据为诗。

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