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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与粤商
闽南海商的兴起与妈祖信仰的海外传播
——兼论妈祖信仰和华人族群意识的关系
庄国土
福建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潮、宗教信仰等向来仰中原传统文化之鼻息,只有妈祖信仰可能是唯一由福建地方崇拜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仰。
虽然福建的政治影响力和学术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可谓乏善可陈,但闽南海商却主导中国海外贸易与移民活动数百年。
而对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学界多强调历代朝廷的封衔作用。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闽南海商崛起及其与妈祖信仰传播之间的因果关系、妈祖信仰与海外华人族群意识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试图解释何以弱势的福建民间崇拜竟能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仰,并说明妈祖信仰是如何成为华人族群意识的组成部分的。
一、宋元时期:
闽南海商的崛起
闽南海外贸易的重大发展时期始于五代。
闽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发展海外贸易以裕国,以致在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期间,福建却保持了32年的稳定时期,从而奠定闽南海外贸易的发展。
闽国先后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均奖励海外贸易,积极招徕蕃商。
黄巢起义军对广州蕃商的大屠杀,是五代时期蕃商、“蛮舶”大批前往泉州的重要原因,也造就闽南海外贸易发展的先声。
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不但商品经济发达、人口迅速增长,而且各项科技发明层出不穷。
因此,中国可堪称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这时,福建的开发也突飞猛进,茶、甘蔗等商品作物种植,瓷器、棉布、丝绸、造纸等手工业商品的生产,采冶金、铜等矿冶业和造船业等,均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至南宋期间,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已居于国内前列。
福建的经济发展为宋代泉州港繁盛和闽南海商集团崛起奠定了物资基础。
南宋期间,泉州与广州作为中国主要贸易港口的地位开始逆转,泉州港的贸易规模呈赶超广州之势。
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宋室南迁杭州,福建距政治中心更近,加之部分宗室迁到泉州,以致朝廷对泉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视;二是南宋发展与高丽等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泉州在沟通东北亚和南海贸易方面占有地理优势。
到宋绍兴年后期,泉州的市舶收入与广州相当,表明泉州港的贸易规模已和广州并驾齐驱。
在南宋最著名的关于海外贸易与海外地理的名著《诸蕃志》中,凡载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等,多以泉州为基准。
尽管这也可能是因为著者是泉州市舶司提举,但泉州为中国最重要海贸基地之一却是不争之实。
到元代时,“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穴,号为天下之最”。
根据元代最著名的关于海外贸易与海外地理的名著《岛夷记略》载,当时与泉州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达九十多个,比《诸蕃志》所载多五十多个;输出商品的种类也多出数十种,这说明泉州的海外贸易规模与地位超过了广州。
当时游历泉州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认为: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
”
对闽南海商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的尚有宋代漳州港的兴起。
漳州通蕃舶可能始于五代,北宋时朝廷已在漳州设“黄淡头巡检”以维护航道安全和招徕海舶,民间的海外贩运活动亦频繁。
虽然漳州的海外贸易规模不及广州和泉州,但对闽南海商、尤其是漳州地区海商的成长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伴随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海外贸易的繁荣而来的,是闽南海商集团的兴起。
闽南地区掌控和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主要包括:
蕃商及其定居泉州的后裔、外地商人和本地商人。
随着蕃商、外地商人的本土化,及其与本地商人合流,进而形成闽南海商集团。
在北宋年间,主导泉州对外贸易的可能主要是蕃商。
明朝人张燮说道:
“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
”直到南宋时期,蕃商及其后裔仍是闽南海外贸易巨擘,如蒲罗辛、罗智力、施那帏、蒲亚里、蒲寿庚等。
这些蕃商有的是应宋朝廷招徕(蕃商生意的抽直达30万贯者,可授官职承信郎),“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著名者如:
佛莲,波斯人,蒲寿庚之婿,为泉南著名回回巨商,“凡发海舶80艘”,家赀“珍珠130石,他物称是”;大食蕃商施那帏“乔寓泉南,轻财乐施,作丛冢于泉州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
以回回商人为主的定居于泉州的蕃商成千上万,“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巨万,列居城南”,形成蕃人巷,现在当地的蒲、郭、丁、白、铁、金等姓者多是其后裔,而当时辟有的蕃商墓区亦保存至今(现称为“伊斯兰墓地”,是旅游点之一)。
元朝末年,泉州的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蒲氏为首)之间发生教派冲突,关南门相互厮杀,伤亡数千人。
泉州最有名的回回商人是蒲寿庚,其向背竟然关系到宋朝的存续。
蒲寿庚擅长海外贸易,“擅蕃舶利三十年”,致产巨万,家仆数千,又因1274年平海寇有功,被授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使之职,成为官商合一者,与后来的郑芝龙相似。
南宋小朝廷企图依靠蒲寿庚的财力、物力继续对抗元朝,升其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提举市舶,总领海上事宜。
蒲寿庚归降元朝后,受封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权势炙天,在海外贸易上更是独占鳌头。
尽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原因(如元朝对色目商人的偏爱),宋、元时期泉州的巨商多为蕃商及其后裔,但当地海商群体的迅速成长更为引人注目。
除朝廷朝贡贸易外,从事海上私商贸易仍以散商为主体。
他们虽然资力微薄,惨淡经营,“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但人数众多。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本地商人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闽南海外贸易兴起于五代,盛于宋、元。
尽管如中国其他港口一样,蕃商很大程度掌控了当地的海外贸易,但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闽南本地海商群体的崛起。
闽南海商包括本地商人、定居本地的蕃商、外地商人以及定居海外的商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蕃商、外地商人逐渐当地化,与本地商人归为一体,形成闽南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国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肇基始于宋、元时代,至15世纪初基本形成,并在17—18世纪经历扩张和发展而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覆盖东亚、东南亚的商贸网络。
这个商贸网络还与欧洲人的远东经贸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由欧洲人主导的东、西方经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福建在宋末元初的对外贸易规模已超过广州,但广州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经营海外贸易网络的时间更长。
在宋、元至明初时期,闽南海商在中国海商网络中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广东海商,至多在元末明初与广东海商各擅胜场。
15世纪初,在东爪哇杜板、新村、苏鲁把益(Sarabaya,现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旧港等地皆有千人至数千人的华人聚居,其首领和成员还是以广东人为主。
二、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
闽南海商主导海外贸易和移民
明代以降,泉州港逐渐淤塞,海舶难进,且明朝初年朝廷实行海禁,不许海上私商贸易,而将海外贸易集中于朝廷组织的朝贡贸易,以致宋、元时期活跃的泉州海上私商贸易迅速凋零。
明朝初年,统治者惩治支持元朝的色目人,元代聚居泉州的数万色目蕃商及其后裔顿时星散,或逃离泉州或隐名埋姓。
由于明朝厉行海禁,原有的通商港口悉被严查,中国海商将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补给基地等转移到沿海小岛和偏僻澳湾之处,形成从浙江至广东沿海地区的走私港网络。
泉州海商以安平港为基地从事走私贸易,或多往漳州,参与当地活跃的走私贸易。
日本人、葡萄牙人和东南亚商人群趋这些走私港贸易。
漳州地区的经济、文化较泉州相对落后,且远离福建政治中心,不为朝廷官府瞩目,加之沿海岸有多处偏僻港口,又临近走私猖獗的粤东地区,因此在嘉靖万历年间,该地成为中国沿海走私贸易的中心区域。
而将外国商船引到沿海走私港进行交易者多为闽南海商。
嘉靖年间,漳州商人水手最早将日本走私船引到泉州:
“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
”明朝中叶倭患炽烈,勾结倭寇最多者似为漳州人。
明朝末年最先将荷兰人引到福建的是漳州人李锦,即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华商“Enp’o”。
他久居马来半岛的贸易重地北大年,并曾在荷兰居住时接受过荷兰新教的洗礼而成为教徒,荷兰商人把他“当作是荷兰人而不是北大年人……”
明朝廷武力镇压走私贸易的结果是“走私式”商人转变为“海寇式”商人,中国海上私商贸易由隐蔽的走私贸易转为武装对抗下的公开贸易,并以劫掠沿海地区作为武力对抗手段。
“海寇式”商人出于贸易、武装联盟等原因而勾结倭人,即日本海上浪人和海商,联合对抗朝廷的高压政策。
东南沿海商民与朝廷海禁的长期斗争,终于使朝廷认识到,海禁愈严,盗氛愈炽,军事镇压的巨额开支使财政支拙的明朝政府不堪重负。
而沿海地方督抚、士绅基于守土或本地利益,不断上疏要求开放海禁。
这样,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部分开放海禁。
开禁地点定在既远离福建政治中心又是贸易繁盛之地的漳州的月港。
月港成为中国海商唯一放洋港口对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中坚的闽南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中是暂时拥有相对优势地位的话,那么,月港开放则使闽南商人在合法贸易中独占先机。
月港开港时,正值欧洲人东进初期。
欧洲人的远东贸易是用白银交换以香料为主的南洋热带产品和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而明代中国正开始以白银作为通货,从而急需大量白银。
掌控中国出口商品的闽南海商到日本、马尼拉、澳门、巴达维亚与拥有大量白银的日本、欧洲商人进行交易,使闽南海商成为明代后期输入白银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华商群体。
尤其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对马尼拉的贸易,几乎为闽南海商独擅。
月港贸易不但使漳州海商在明朝后期主导中国商品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而且推动了闽南的海外移民。
当地的早期海外移民多为商贩水手,主要服务于海外华商网络。
明朝后期,最重要的海外华人聚居地是长崎、马尼拉和巴达维亚。
万历年间朱国祯的《涌幢小品》载:
“有刘凤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到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
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
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
”而长崎等日本诸地的华商应主要是闽南人。
据载,泉州人李旦(AndreaDitt1es)就是长崎的华商首领之一,另一闽南人颜思齐亦是当地的华商巨孽,他们在长崎及周边集合了一批华商及华人居留者。
1708年,日本幕府管理唐人街的167名文译员中,有101名专门译闽南语。
17世纪初,在马尼拉有华人近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漳州人。
闽南人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记载,马尼拉“其地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者,其久贾以数万,间多削发长子孙。
”而在巴达维亚,闽南籍人至少占当地华人总数的60%左右。
以漳州海商为主导的闽南海商集团在17世纪初迅速衰落,泉州海商取而代之。
漳州海商集团衰落原因有三:
一是在菲律宾西班牙殖民政府对马尼拉的漳州海商进行屠杀。
1603年,西班牙人对马尼拉的华人大开杀戒,华人殉难者有2.5万人,其中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
马尼拉的华商被屠,以致漳州籍海商元气大伤,这是造成其地位日后被泉籍商人所取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月港逐渐淤塞,其作为明代后期中国私商贸易中心的地位被厦门、安海等港取代。
三是泉州籍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泉州安平为大本营组构“海上帝国”,郑氏主导的闽南海商集团以泉州籍人为主,漳州籍人退而为辅。
17世纪初,远东水域的中国海商集团虽经多次分化、组合,仍是诸雄并立。
在迅速打垮和收容其他海盗集团后,郑芝龙确立了其在华商贸易网络中的领导地位,福建沿海地区成为其“独立王国”和牢固的后方。
1633年,在明朝政府支持下,郑芝龙统率部下与荷兰舰队在金门料罗湾决战,击败了荷兰舰队。
金门的胜利对中国海商集团具有重大意义。
此役之后,“荷兰驻台湾总督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台湾海峡成为郑氏舰队的“内湖”。
郑芝龙还违禁开辟了对日贸易,从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区这一稳定的货源地和转运中心,并确立了在与日本及大陆沿海各地的贸易中对荷兰人的优势。
郑氏集团组构严密的国内外贸易网络,即著名的以金、木、水、火、土命名的陆上五商和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海上五商。
陆上五商分布于杭州及其附近地区,向公衙预支资本后负责采购贩运到海外的货物,交付海上五商,再与公衙结清帐目。
驻厦门及附近地区的陆上五商接货后,运往海外销售,返航后再与公衙结帐。
郑氏集团覆灭后,其海、陆商人想必定居当地,成为后来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闽南人商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1661年,郑成功挥师进攻荷兰在台湾的基地。
荷兰人在被围困7个月后,正式向郑成功的军队投降。
自此后,荷兰人撤出台湾,也就意味着其退出了南中国海以北的贸易。
以郑氏集团为代表的华商贸易网络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而荷兰人被逐出台湾则成为其远东扩张的转折点,从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控中国海外贸易的局面不复存在。
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的华商贸易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的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
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被指定为前往南洋进行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的澳门则被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漳州、泉州的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
到清代中期,广东海商也被允许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前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贸易网络中的领先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内地交通不便,因而该地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
明代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独控海上贸易,除凭借闽南人无畏的冒险精神、熟练的航海技术、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地处偏远的地理位置使该地的海外贸易在朝廷对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外,与朝廷的解禁密不可分。
正如明代后期漳州的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前往南洋进行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以致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随处可见闽南商贩。
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
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
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因而在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
1757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所有外国商船仅许在广州停泊交易,清朝初年常来厦门进行贸易的番船不得再抵厦门。
由于欧洲商船能运来大量白银,所以不能在厦门与欧洲商船交易给厦门海商造成较大损失。
但是,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中期,从厦门出洋的船舶还大大多于广州,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及该地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要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活动远较其他沿海省份便利。
欧洲人在东南亚地区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动力,华商在东南亚地区贸易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帆船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
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使得闽南的海外移民活动在清朝初年就已开始大规模进行。
直到清代中期,前往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中仍是以闽南人居多。
直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契约华工移民开始之前,除暹罗外,南洋各主要商埠的华人中都是闽南人占多数。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海上运输和商贩贸易,也可能是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在江南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
广东的澳门与闽南的渊源更深。
由于明代中期以来漳州人在走私贸易方面最为活跃,加之其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因而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于此。
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来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
从明朝末年至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
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在闽南诏安。
在广州,闽南籍商人的地位更为显赫。
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的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
乾隆、嘉庆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皆为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而闽籍行商全部来自漳州和泉州。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跃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港,一部分闽籍商人从广州和福建来到上海,继续经营对外贸易。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覆盖地域广外,还具有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
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的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因而主导了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
闽南人还长期垄断对台湾的交通和移民。
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与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
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
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移民台湾一直络绎不绝,其主要方式是偷渡。
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人。
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归福建省管辖,居民中的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的延伸。
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不仅使闽南人的海外商贸活动如虎添翼,而且也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随着闽南的海商和移民向海外扩张,闽南人的妈祖信仰也远播海外,并逐渐成为华人社区的共同信仰。
三、妈祖信仰的国际化及其对华人族群意识的影响
妈祖从民女到航海守护神女,先为福建沿海谋海为生者所崇拜,继而成为中国沿海乃至海外华人社区顶礼膜拜的最重要神祗之一。
历代朝廷对妈祖累加封赠,从夫人、妃、天妃逐步升级,直至封为天后,为女神之极。
朝廷的推崇固然是妈祖信仰为国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但妈祖信仰在中国沿海地区、内地商埠和海外华人社区迅速传播的原因,则与闽南商人的海外商务扩张有莫大关系。
妈祖信仰的传播途经和范围,大抵与11—19世纪闽南人的海外贸易与移民的扩张过程相一致。
妈祖作为海神崇拜,与两宋时期泉州港地位的跃升有密切关系。
妈祖本福建莆田湄洲的林氏女,死后被称为神女,显灵于元佑元年(1086年),受民间建祠膜拜。
宣和五年(1123年),以庇护出使高丽之功,朝廷赐“顺济”庙额,开朝廷封赠之先河。
莆田原属泉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于泉州游洋镇置兴化军,并割莆田、仙游等县以属之。
因此,莆田的妈祖被泉州人视为本地神祗,也为理当所然。
元代,泉州为中国第一大港,闽南海商水手从泉州发舶,出没于风波浪尖,其足迹遍及东亚和印度洋各港,作为航海守护神的妈祖,更成为其膜拜对象。
元代加封妈祖时,屡次称之为“泉州神女”、“泉州海神”,足见妈祖与泉州的密切关系,不仅在于地域上的渊源,而且因为泉州是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
由元朝至明代,随着闽南人向海外拓展及其在中国海上贸易地位的增强,妈祖作为海上守护神的地位也更加凸显。
福建海舶将祭祀妈祖作为出洋远航的仪式,大小船舶多供奉妈祖神龛,“凡舶中来往,具昼夜香火不绝。
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
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
以闽南海商水手为主的福建航海者不但在本地、海上祭祀妈祖,而且还将妈祖祭祀推广、阔展到其目的地。
由于闽商在海外贸易的优势地位,从明末到18世纪中叶,闽南海外移民的规模和数量均居东南沿海各地之首。
闽南海外移民仍奉妈祖为守护神,妈祖崇拜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的主要信仰。
中国南北沿海、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所建的妈祖庙阁,多为福建商人、尤其是闽南商人和移民所推动。
菲律宾的妈祖庙早在1572年就已经出现,为福建海商所建。
到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群岛的妈祖庙已达100多处。
大约在1650年前后,华人在爪哇的巴达维亚建金德院庙宇,可能已供奉妈祖。
1751年,巴达维亚的华人始建天后宫。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棉兰、廖内、苏拉巴亚、锦石等地,都有闽商所建的天后宫。
越南会安的天后宫至迟在1741年就已经存在。
缅甸的天后宫建于19世纪初。
始建于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为漳州人郑芳扬所倡建,其偏殿也供奉妈祖。
仅在吉隆坡,就有10来处华人庙宇供奉妈祖。
妈祖信仰的效能不但在于能寻求共同的心理安慰,而且还是海外华人族群传统意识的体现,有助于华人群体的沟通和互助。
同时,各地的天妃宫常成为华人社群聚会和议事的场所,有的妈祖庙宇甚至是同乡会馆所在。
其典型者如新加坡祭祀妈祖的天福宫,同时也是福建会馆所在地。
在闽南商人和移民热衷于推动妈祖信仰的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对妈祖的崇拜已不单是寻求家乡神祗的保佑,妈祖更被塑造成为闽南人共同的信仰,通过共同祭祀妈祖建立起统一的“神权”,并通过天妃宫的建造形成闽南籍社群早期的异域聚会场所。
诚如钱江博士指出:
华人“神权”的建立能加强“绅权”,从而实施对海外乡亲的领导。
由闽南人推动的海外妈祖崇拜,由于历代朝廷对妈祖的推崇和闽南商人在海上贸易与海外移民活动中长期所处的优势地位,闽南商人和闽南海外移民的崇拜也为其他地区的商人和移民所效仿。
妈祖不但是中国沿海地区崇拜的主要神祗之一,更成为海外华人社区的最重要的崇拜神祗之一。
如新加坡的天福宫,固然主要为闽商出钱出力,但名义上则是新加坡全体华人所建,因而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尊崇,成为华人共同的祭祀和社交场所。
天福宫的建宫碑刻记载:
“新加坡天福宫,崇祀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
自嘉庆二十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
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
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
”
二战以后,华侨华人作为移民或移民后裔的群体,也在近50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华侨社会由落叶归根转型为落地生根,归化为当地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归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体现了或多或少的趋同于当地主体族群的趋势。
但在族群认同层面,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仍程度不同地坚守华人的族群意识。
在东南亚的华人族群认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是族群的群体行为特性的概括,高度表现为自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
而由于二战后作为华人文化主要基础之一的华语在东南亚日益式微,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核心已非华语,而是“由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与习俗所组成,常在不知不觉中由个人或群体表现出来,构成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中国移民带来的文化包袱”。
华人意识的保持不但是华人族群认同的基础,而且也是对他人和他族群的有意识的文化界定。
因此,东南亚的华人族群很大程度是一种主观归属感,按照所认同的族群的典型来定义和评价自己,一个人也会根据他认为是该族群的行为规范所要求的去做。
妈祖信仰崇拜,即是华人一系列重要价值观和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构成了华人族群意识的组成部分。
对妈祖的信仰不但表现了对华人特有信仰的主观认同,而且是华人之间心理沟通的渠道之一,因为共同的信仰能使华人之间产生共同的文化渊源和社群源流的认同,这一点在华人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仰和习俗沟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当老一代华人在家中供奉妈祖时,已潜移默化地对下一代灌输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和华人意识。
家庭是海外华人的核心力量,是维持事业和华人族群意识的基本单位。
家庭成员之间共通的信仰增进了家族的凝聚力,从而也加强了华人对族群的认同感。
而祭祀妈祖的活动,则为华人之间的社交提供了重要场合。
东南亚各地祭奉妈祖的场所,多被华人用于增进同乡情谊、互通经济与政治信息、举办华埠慈善事务、推动华文教育和调解华人社会纠纷等。
因此,共同的信仰和信仰沟通的场所、渠道成为华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期性的祭祀活动也不断唤起华人的文化和族群意识。
通过妈祖信仰崇拜等各种文化活动,华人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得到保持和增强,成为维护华人族群意识的重要渠道。
迄今,全世界共有妈祖庙1500多座。
在闽南商人活跃的台湾省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妈祖庙和妈祖祭祀地最为密布,日本有数十处,台湾有500多处,马来西亚有30多处,而供奉妈祖的新加坡天福宫更是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聚会场所之一,是新加坡华人追寻文化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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