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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原因分析及防范策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原因分析及防范策略
摘要: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攀升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遭遇政治干预的成因和防范策略进行了系统分析。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带来的不利外部性,是造成东道国政治干预的关键原因。
本文指出,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海外自然资源或专利技术、并将其用于国内市场的基本逻辑,增大了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未来,我国一是应在原有基本逻辑下,通过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推进双边投资谈判、进一步开放本国外商投资限制等方式,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二是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探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逻辑。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政治干预;“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遭遇东道国的政治干预是指一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遭到东道国政府部门或司法机构对投资进行干预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东道国一般会以投资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公共利益为由,对外国投资进行干预。
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简称CFIUS)为例。
该机构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其任务是对外国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如果CFIUS认为投资涉及敏感数据、关键性基础设施或关键性技术,而投资主体又不能满足一定条件,就可能判定该投资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具体而言,CFIUS有权对投资进行审查评估,有权要求投资计划进行整改或直接拒绝投资交易发生。
当前,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原因及防范策略进行研究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未来OFDI规模很可能将继续攀升。
根据我国官方数据,2018年我国OFDI流量达14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相关投资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未来我国OFDI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第二,在过去十几年间,我国企业OFDI已屡次遭遇外国政府政治干预,遭受了较大损失。
有关案例作为冰山一角,可被视为我国企业OFDI遭政治干预的一个粗略度量(见表1)。
第三,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兴起。
特别是在2018年美国颁布《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和2019年欧盟实施《外国投资者对欧盟直接投资法规》之后,我国OFDI遭遇政治干预的风险进一步升高。
本文将首先从OFDI外部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系统的分析OFDI为什么会遭遇政治干预的分析框架。
然后,结合已有文献结果,对我国OFDI的内在逻辑及因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干预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一、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遇到政治干预
文献中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导致OFDI遭到东道国政治干预。
第一,有研究认为,OFDI可能会危害东道国的国家安全,这已成为政治干预外国投资的主要理由。
例如,CFIUS拒绝外国投资的主要依据便是怀疑投资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第二,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国家支持,其对外投资违反“竞争中立”原则,对东道国企业是不公平竞争。
第三,有研究认为,东道国的政治稳定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OFDI倾向于流向政治稳定、无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
这些文献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只从这些理论出发,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屡遭政治干预。
第一,如何定义国家安全以及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投资将会危害国家安全,是比较困难的。
例如,有研究指出,对于哪些技术、信息和基础设施是敏感的或关键性的,CFIUS的定义是复杂而且宽泛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具体案例评估中评审者的主观因素将会发挥较大影响,东道国政府完全可能借维护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第二,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OFDI遭遇政治干预的案例明显增多,例如,华为公司对美投资屡遭美国政府干预。
这说明外国政府在对中国OFDI进行干预时,中国企业是否是国企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第三,我国企业OFDI的经验显示,在政治稳定性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遭遇政治干预的风险未必很高,反而是在美国、澳大利亚这类政治稳定、国家治理能力强的发达国家,会遭遇更多的政治干预。
随着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审查力度的加大,相关风险更加不容忽视。
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利益的冲突。
应从投资行为本身所能产生的“外部性”出发,分析投资行为本身对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所能产生怎样的溢出效应。
这对理解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遭遇政治干预至关重要。
一项公平自愿发生的投资交易,虽然会使交易双方获益,但可能会使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受损。
“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被投资公司的员工、消费者以及东道国同行业中的其他公司等主体。
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投资交易的“外部性”。
例如,新老板投资后,员工可能担心自己被解雇,消费者可能担心产品售价会提高,其他公司可能担心市场竞争加剧。
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益相关者可能不希望投资能够成交。
但是,在纯粹的市场机制下,投资能否成交只取决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双方的意见,利益相关者无法阻挠。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尊重公平自愿的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基本的价值观,在市场机制下,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市场交易不应被阻止;第二,市场交易的实现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执法部门提供制度保障。
有鉴于此,为阻止投资交易的发生,利益相关者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找到另一种价值观,占据道义制高点。
利益相关者往往会打出“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共利益”或“反对不正当竞争”等旗号,以此来否定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的合理性。
例如,员工可能提出外国投资会导致本国工人失业,可能在媒体报道中采用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和表述;竞争对手可能抨击外国投资会泄露本国公民隐私、窃取军事或外交机密、打击民族工业、损害本国经济命脉等。
第二,游说政府,寻求政府或司法部门的干预。
政府或司法部门可以制定政策和法规,也可以调动执法人员采取具体行动。
利益相关者往往会通过选举投票、工会活动、媒体报道、游行上访、议会游说等形式,对政府或司法部门施加影响,以便令其利用公权力改变政策规则,或直接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干预。
由此,便使得OFDI可能遭遇政治干预。
在已有文献中,就有研究指出,外商投资会对东道国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或对东道国某些行业造成冲击。
这些都是OFDI可能给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带来负面外部性的证据,都可能导致政治干预的发生。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逻辑 我国企业OFDI之所以可能遭遇东道国政治干预,与OFDI内在逻辑存在紧密关联。
因此,本文将先对我国企业OFDI的内在逻辑做出简要分析。
在传统意义上,对外直接投资多应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或在发达国家之间互相流动。
其内在动力为具有技术、专利、品牌、资金等优势的领先企业,试图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并在海外市场销售,以获取最大化利润。
对我国的OFDI,目前的实证研究主要有这样几点结果:
第一,认为中国OFDI具有追求自然资源、专利技术和品牌的动机,且实证研究普遍支持这一结果;第二,认为中国OFDI具有追求海外市场的动机;第三,认为中国OFDI具有追求海外廉价劳动力的动机;第四,认为中国OFDI倾向于流向税率低的国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具有避税动机。
本文认为,与传统模式不同,我国企业OFDI存在特殊的内在逻辑。
其主流并非是为了追求廉价生产要素并在海外生产销售,而是要在海外市场获取国内市场稀缺的资源,并将其用于国内市场的生产和销售。
本文认同文献中认为中国OFDI具有追求自然资源和专利技术动机的结论(本文分别称之为“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和“技术获取型OFDI”),但对于文献中认为中国OFDI意在获取海外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观点,本文认为暂时还不是主要因素。
(一)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的内在逻辑:
以国有企业为例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多由国企发起。
原因在于我国自然资源勘探、生产、加工等行业多由国企垄断经营。
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后,我国国企OFDI实现了快速增长。
获取海外自然资源,并在国内市场销售资源加工品,成为OFDI的基本逻辑。
一方面,根据2005年至2018年的数据,国企OFDI投向能源领域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为47.82%,投向矿产领域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为15.24%,合计为63.06%(见图1)。
前十大国企OFDI公司除中投公司和外汇局外⑥,其他公司主业均为能源或矿产资源类。
2018年,我国企业海外权益油气产量达2.01亿吨,而2017年,我国国内油气产量为3.198亿吨。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海外对原油的加工量以及对成品油的销售量却相对较低。
以中石油为例,近年来,其海外销售的成品油,在其总产量中占比不足两成(见表2)。
(二)技术获取型OFDI的内在逻辑:
以民营企业为例我国国企和民企的OFDI行为均可能为技术获取型。
相比而言,民企OFDI更倾向于以获取国外先进的专利技术、研发或管理团队为主要目的。
2013年以前,民企OFDI在我国OFDI总金额中占比一般在20%以内;2013年后,民企OFDI快速增长,并在2016年超过了国企OFDI总金额。
与国企OFDI相比,民企OFDI行业分布更为分散,各主要领域投资金额差别不大。
与获取自然资源并在国内销售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专利技术获取型OFDI,并不会涉及实物的生产和转移,但仍有三个重要现象,可以揭示其内在逻辑。
第一,投资多分布于发达国家。
2005年至2018年,我国民企OFDI总金额的八成投向了发达国家,明显超过国企OFDI投资于发达国家约53.18%的比例。
第二,主要OFDI公司的营业收入仍来自于国内市场。
以我国前十大OFDI民企为例,除未公布相关数据的公司外,只有海航的国外营业收入占比超过了20%,其余公司的国内营业收入占比一般都在95%以上(见表3)。
第三,相比于国企OFDI,民企OFDI更倾向于在被投资公司中占据控股地位。
在2005年至2018年我国OFDI样本中,我国国企投资后持股比例均值为55.84%,而民企投资后持股比例均值为69.58%。
此外,49.90%的国企在投资后持股比例超过了50%,即不到一半的国企在投资后实现了绝对控股,而对民企而言,该比例高达68.54%,近七成的民企在投资后实现了绝对控股(见表4)。
上述三个特点的存在,支持了民企的技术获取型OFDI具有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支持国内市场经营的内在逻辑。
第一,资源获取型OFDI受自然资源分布影响大,因此有大量投资投向了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以获取技术为主要目的的民企,OFDI必然以投向发达国家为主。
第二,我国民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总体较弱,获取国外技术后主要用于国内市场,因此,虽大量对外投资,但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并不高。
第三,对民企而言,为获得先进技术专利或研发团队,最初很可能采取租用或购买专利的方式;但随着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而外国企业又不愿出售前沿技术,遂使我国企业转而通过收购对方公司来获取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若持股比例不足,在董事会中话语权较低,将先进技术运用于我国市场时可能会遇到外国董事的反对。
这很可能是近七成的民企OFDI倾向于在被投资公司中占据控股地位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自然资源和先进的专利技术是各国企业普遍需要的重要生产资源。
为什么在2005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投资竞争中击败外国竞争对手呢?
这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密不可分。
首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竞争中愿意付出高溢价,从而能够击败外国竞争对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经济飞速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国内市场,且市场规模还在不断快速扩大,从而使得将全球优质生产资源运用于中国国内市场具有合理性。
而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市场对于外商投资存在一定壁垒,外商难以直接将优质生产资源运用于中国市场。
因此,在国际投资竞争中,中国企业往往愿意付出比外国竞争企业更高的价格来收购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和专利技术。
此外,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中国企业OFDI提供了融资,使其能够付出高溢价。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仍是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由于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提升和银行体系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以及2014年、2015年中国股市的大牛市为一部分上市民企提供了充足的再融资手段,使得一部分中国企业由资本相对稀缺转变为资本相对富裕。
当然,尽管获得了融资支持,规模巨大且仍在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才是中国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根本保障。
从这样的分析视角来看,本文不太认同在过去十几年间,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是我国企业OFDI主要追求目标的观点。
原因在于,这不符合我国OFDI基本逻辑。
从数据来看,国内市场仍为我国主要OFDI企业绝大部分营业收入的来源地。
此外,民营企业对成本相对更为敏感,2005年至2018年,民营企业超过八成的OFDI投资额投向了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
这充分表明,我国OFDI不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
一些研究也指出,我国OFDI投资额对东道国工资水平不敏感。
三、我国企业OFDI为什么会遭遇政治干预 我国企业OFDI的内在逻辑导致相关投资行为对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带来了影响,从而导致OFDI可能遭遇政治干预。
(一)能否有效拉动被投资国家的就业第一,就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而言,由于我国企业在海外主要从事自然资源的勘探和采掘,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当地就业的带动能力较弱。
第二,就技术获取型OFDI而言,由于民企投资分布在交通、娱乐、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带动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强,但也不能过于乐观。
因为我国企业OFDI主要意在获取对方技术并用于中国市场,对外国劳动力(高技术人才除外)需求不大,所以外国工会往往会担心中国投资者会以中国工人替代外国工人,或将国外生产线裁撤并转移至中国。
根据商务部的有关数据,2006年至2017年期间,除少数年份外,我国OFDI存量增速始终高于OFDI境外企业外方员工的增速。
虽然,随着民企OFDI的增多,外方员工人数与OFDI存量的平均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从2006年至2017年的数据看,OFDI存量增幅高达约1896%,而外方员工人员的增幅仅为538%(见表5)。
(二)能否有效地服务当地消费者无论是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还是技术获取型OFDI都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
这从我国油气公司成品油销售集中于国内市场,以及主要民企海外营收占比低于5%等现象中即可得到印证。
由此可知,这两类OFDI服务当地消费者的能力显然较弱。
(三)是否有较多绿地投资OFDI主要可采用两种形式:
一是海外并购,即买下已有的海外企业;二是绿地投资,即在海外投资新建一家企业。
与海外并购相比,绿地投资能带来新的资本增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拉动能力更强。
从全球角度来看,近年来,绿地投资的总金额一般要高于海外并购的总金额。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05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累计为8.14万亿美元,而全球绿地投资金额累计为11.60万亿美元。
但就我国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而言,由于不熟悉国外地理条件,资源勘探与开采的风险很大。
为控制风险,一般都会收购一家已有的外国公司,在其基础上继续生产。
而对技术获取型OFDI而言,自然要收购已有的高技术公司。
因此,在我国OFDI中,绿地投资占比较低(见表6)。
(四)是否加剧了行业竞争对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而言,一方面,因我国企业较少在海外销售成品油,对当地公司竞争较弱;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开采具有排他性,外国公司不希望让中国公司占据优质的矿区或油田。
例如,2009年,中石油出价4.6亿美元购买加拿大Verenex公司拥有的位于利比亚的某油气资产,但交易遭到利比亚政府阻挠,该油气资产最后以2.937亿美元卖给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对技术获取型OFDI而言,过去,由于我国民企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在海外营收较低,对国外公司的竞争相对较弱。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部分企业的综合技术实力已达国际前沿,甚至已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逐渐突破了我国传统OFDI的基本逻辑,并试图通过市场竞争获取海外市场。
其中,华为公司和我国高铁项目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这类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后,带动当地就业、拉动经济增长以及技术传播的能力较强。
但是,由于这类企业正处于由弱变强、快速赶超阶段,必然会给现有国外公司带来巨大的挑战。
这些利益相关者因此很有可能会去影响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进行干预。
例如,2014年和2015年,我国国企在海外投资高铁项目,两次遭遇挫折,在已经签订相关项目协议的情况下,受到政治干预,被迫搁浅。
又例如,2008年至2011年期间,华为公司四度试图收购美国公司,但均遭到CFIUS的拒绝。
(五)小结综上,可对我国OFDI遭遇政治干预的原因做出总结。
无论是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还是技术获取型OFDI,因为都具有获取海外优质资源、支持国内市场的内在逻辑,所以OFDI普遍存在拉动被投资国家就业能力较弱、服务当地市场能力相对不强、绿地投资比例较低等问题。
这些都降低了OFDI对利益相关者的正面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的客观物质属性,被我国企业获取后外国竞争者将无法再使用,从而加大了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从表1也可看出,相关投资曾屡遭外国政治干预。
相对而言,专利技术是无形的,我国企业获取后不影响外国竞争对手继续使用类似技术,又因为在海外市场销售比例不高,所以对外国竞争者的挑战就相对较小。
这为2013年以后兴起的我国民企海外投资热潮创造了条件。
但是,华为和高铁的例子则说明,一旦我国企业的技术实力逼近或已超越国外竞争对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可能遭遇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击,导致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大增。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防范政治干预 为防范针对我国OFDI的政治干预,首先,应判断在短期内,我国企业是否还有维持原有OFDI基本逻辑的必要性。
如果认为有必要维持,则应在原有逻辑框架下寻找防范政治干预的对策。
但同时,也应探索在传统逻辑之外,我国OFDI是否还有新的内在逻辑能够帮助规避政治干预风险。
(一)原有的OFDI基本逻辑仍有存在的必要我国OFDI基本逻辑是建立在我国的要素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础之上的,因此短期内仍有存在的必要。
第一,虽然近年来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的投资金额占比出现下降,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外部原因,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我国不需要通过OFDI获取海外自然资源。
根据美国企业家协会的数据,2005年至2012年,我国每年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的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一般都在65%以上;但此后不断下降,到2017年跌至13%左右。
该比例的快速下降,一是与2013年后民营企业OFDI金额迅猛增长直接相关;二是与国际能源矿产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密切相关。
2008年至2012年间,国际铁矿石、原油、天然气价格普遍出现了快速上涨,导致投资标的估值上升,OFDI金额较大;但此后能源、矿石价格开始逐渐下滑,投资标的估值随之下降,降低了自然资源型OFDI的投资金额。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仍有存在必要性。
一是因为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原因,未来我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仍可能继续增大,但我国原油、天然气、铁矿石、铝矿石等重要自然资源的自给率均在不断下降,已呈现出高度依赖海外自然资源的态势。
二是因为随着全球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大,从规避国际市场自然资源价格波动风险和保障国家自然资源供给安全的角度出发,仍有必要继续推进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的必要性。
第二,技术获取型OFDI短期内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科学技术的飞跃是建立在不断实验试错基础上,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和长时间的不断积累,才能捅破“窗户纸”。
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力度呈赶超态势,研发投入占GDP比例快速提升。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快速增加(见表7)。
但由于长期积累不足,我国在短时间内完全靠自主研发全方位突破高新技术难关并不现实。
因而,通过购买外国专利或购买外国公司等方式获取先进专利技术和装备设施,仍是帮助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追赶、捅破“窗户纸”的捷径。
只要能够快速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凭借每年巨大的科研投入、专利数量和人才数量,未来我国完全可能在相关科技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近年来,我国购买外国专利的支出金额快速增长,2018年已达355.91亿美元。
购买专利固然是提升技术实力的有效措施,但随着我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购买最前沿专利的难度正在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技术获取型OFDI获取技术便显得很有必要。
(二)在固有对外直接投资基本逻辑下,如何防范政治干预既然保持固有OFDI逻辑对我国仍有必要,那么又该如何防范欧美国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干预呢?
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开展OFDI应更关注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以此来降低政治干预的风险。
第一,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应继续推进,但可考虑未来更多地面向发展中国家。
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投向发展中国家时,在东道国遭遇的竞争对手相对较少;而投向发达国家时,东道国的竞争对手较多,且竞争对手能够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
因此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OFDI,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治干预。
从数据中也可看到,2012年之前,我国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大量集中投向发达国家,相关投资多次遭遇政治干预;而在此后,由于自然资源获取型OFDI投向发达国家的比例快速下降,转而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遭遇政治干预的情形遂有所减少(见表8)。
第二,与被投资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有效开展对外援助,提供医疗、教育、灾害救援等公益服务。
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比较恶劣,为了保障我国投资的正当权益,应与东道国各政党普遍建立较好的关系,以在该国人民中树立良好形象。
2005年后,我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出现了快速上升,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见图2)。
这可能与我国高度依赖国外自然资源,大力开展资源获取型OFDI是相关的。
未来,应注意对东道国民众做好解释工作,获取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另外,与政府部门相比,智库和媒体在开展宣传解释工作中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三,我国一些较国际先进水平落后较多的产业,仍应抓住时间窗口,继续推进技术获取型OFDI。
随着欧美等国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审查,我国向发达国家开展技术获取型OFDI的难度显著增加,但也应辩证看待这一问题。
根据本文提出的OFDI外部性分析框架,对于一些我国与外国技术实力差距不大的产业,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很高;但对于一些外国具有优势而我国企业与之差距较大的产业,受挫的可能性则相对较低。
华为赴美OFDI受挫,而吉利汽车2010年成功收购沃尔沃,正反两面的案例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当前,对于我国一些较国际先进水平落后较多的产业,外国同行警惕心理较弱,仍可抓住时间窗口,有效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资源。
但也要意识到,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会太久。
第四,应推动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投资谈判,稳步深入推进国内市场向外商开放投资,以此降低针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干预。
随着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未来OFDI必然将加剧海外市场的竞争,从而压缩外国公司的市场空间。
从长远来看,唯有向外商进一步开放我国国内市场投资,为外国企业提供新的市场空间,才能提高外国竞争者对我国OFDI的容忍程度,从而降低政治干预。
近年来,我国修改了《外商投资法》,发布了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未来,还可加强与美欧之间的双边谈判,例如,努力推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指出了新的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OFDI指出了新的逻辑,可有效减少相关投资遭遇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建立一个经济圈,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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