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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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

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但传统工业化以大量消耗资源、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以人为万物的主宰，以征服和掠夺自然为生存发展理念，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发展同物理极限、社会极限的冲突，《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一度给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人类的发展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因此，创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建立，实现了人类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理论基础，开创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崭新模式。

一、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作用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深刻反思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转换思维、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一个新的尝试，它对保护和发展环境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有利于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相协调。

第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保证了资源在特定状况下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作为支撑，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

虽然在全球化时代，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市场从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自然资源推动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在资源环境问题全球化的今天，对资源的消耗意味着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可持续发展合理分配资源，维持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对人类的延续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和生态基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资源的承载体，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天然、地绿、水净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为了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摧毁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发展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

可持续发展要求防止人类活动破坏自然环境，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加快生态恢复步伐，依法治理环境，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了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经济资本与生态资本并重，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经济的发展不再走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老路，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先破坏后恢复”，使原来主要依靠资源、物质的投入转向依靠知识、技术、信息、教育的投入，第一、二、三产业形成合理高效的比例关系，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兼顾了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四，可持续发展模式谋求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为公众提供一个可持续生存的社会条件。

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在承认发展差别的前提下，追求全人类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人人享有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利，打造一个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综合治理、全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缺陷

1．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代际生态伦理

代际生态公正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生态公正，既不能为了当代人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子孙后代无自然资源可用，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使当代人不能使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合理的状态应该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既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不会对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资利用的生态资源和发展条件。

当代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并不完全属于当代人，可以说一方面是从前代人那里继承而来的，另一方面又是从后代人那里借用过来的，生态资源属于所有的人，包括子孙后代。

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就要求当代人所有的生态足迹其效益计算不仅要计算当代的生态效益的损益，还要计算子孙后代生态效益的损益。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开发自然生态资源是当代人极端自私心理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一种断子孙后代生存之路的行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取而代之。

2．“部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带来的缺陷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的浪潮席卷全球，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强度有增无减。

其根源还在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建立在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没有脱离工业文明的框架。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工业文明的新发展模式。

从可持续发展进程看，可持续发展源于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人类发展同物理极限、社会极限的冲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建立在“部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价值观。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代际生态公正理论，但忽视种际生态公正、代内生态公正和个体间生态公正。

忽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种际生态公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今天的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根源；在“部分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下，对同处一个时代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众、群体、性别之间的代内生态公正的践踏导致了今天环境污染的转移和不发达地区生态的破坏，对特定时空之下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个体间生态公正不重视才出现浪费资源能源、高碳消费、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病态消费而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程度。

“人类中心主义”以及“部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价值观，使可持续发展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面临困境——“全球资源紧缺在国家赶超战略面前的困境”、“全球‘可持续发展’在落后国家‘可持续生存’面前的困境”、“全球意在国家意志、‘类生存’在‘国生存’面前的困境”、“人类终极文明在阶段愚昧的面前的困境”。

要真正构建一个人类未来发展的全新模式，必须转变发展模式。

三、中国的绿色发展

1．绿色发展的兴起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

绿色发展必选之路》提出了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中国应该抛弃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高速发展经济的“危险之路”，选择一条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绿色发展之路。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绿化造林、草原保护、水土保持、防沙治沙、各类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成效，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绿色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绿色发展规划，规划以“绿色发展”为主题，通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表明“绿色发展”已经进入执政党的视野，并以此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的绿色化。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绿色转型。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对中国未来5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部署，“绿色发展”贯穿于《纲要》的始终。

2．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观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生态文明新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态文化积淀，为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道家、儒家、佛家、墨家等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理念在当代极具历史继承性，“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给了当代人类如何在可持续生存基础上求得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史学大师汤因比认为，中国文化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精神，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中国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儒家和佛家思想中有合理主义思想，道家对宇宙和人类之间的深刻认识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和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共生和谐”思想给陷入工业文明道路中的世界提供了继续向前的有意启示：

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仁民爱物”、佛家的“三世”和“尊重生命”、墨家的“节用”和“民本技经”、阳明心学的“明明德”和“知行合一”、管仲的生态经济智慧、图腾与禁忌文化……

儒家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佛家提倡现世与来世之间的和谐、道家探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空间和时间上的“共生和谐”相统一的生态文明观奠定了文化基础。

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化背景下人类走向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有益参考。

生态文明观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工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

它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观、具有建设性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意识的理念和发展观，它跨越自然地理区域、社会文化模式，从现代科技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从人类自我中心转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关系。

生态文明观是一种新的生存意识与发展意识的文明观念，它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以信息文明作为管理手段，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在这个理念下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必须协调，人类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既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保护自然、既满足当代所有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需要、既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满足人内心深处的心灵需要、满足自然界生物发展需要、满足人与人工自然物协调发展需要的一种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四、绿色发展原则与内容

1．绿色发展的原则

共生性原则“自然—社会—经济”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共生不仅是生物演化的机制，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制。

在大自然中，不存在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地球上生物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不同物种之间的互惠互利和生态位互补，才能发挥整个生态系统的效益，尽管人类是自然中的高级生物，但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和自然是内在统一的一个整体，人类、自然和其他生物都应该得到相同的尊重和关怀；在社会系统中，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所组成，人就生活在共生网络里，人人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要合理地在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分配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资源，改善人的共生关系就能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在经济系统中，同样存在共生关系，经济组织之间会以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形成共生体，从而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

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消费所需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供给，同时剩余高熵物质和能量又还给自然界。

在自然循环中，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过程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稳定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持续的自然资源以及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支撑。

和谐性原则 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的关系。

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以及各个系统内部分系统中，有各自的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自然系统是否合理、经济系统是否有利、社会系统是否有效是“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合理的目标。

如果不能做到天和（人与大自然及万物的和谐）、人和（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心和（身与心、我与非我、心灵与宇宙的和谐），“自然—社会—经济”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和大自然相比，人类尽管渺小，但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作为社会的人和作为生物的人具有二律背反性，其社会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环境驾驭，而生物性又决定了人类必定受自然环境的约束。

只有事物之间的和谐，人类才能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通过必要的调整，使环境得到有效的恢复、经济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

发展性原则 人类是从地球表层中演化而来，地球表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

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量和质的变化，人类的进化只有依赖“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

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协调发展的生态环境经济系统，使其既能保护人类经济活动免受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也要保护环境免受人类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既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矛盾，又寻找相对的平衡，既保证当前的经济的增长，又为长远发展提供基础并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环境，这是发展的要义之所在。

由于人类是全球系统进化的客体同时又是进化的主体，协调人与自然的机制，达成生命进化与意识进化的统一，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2．绿色发展的内容

环境持续发展 环境持续发展是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防止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同时对受到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必须做好综合治理，建设适合于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天然自然的保护和人工自然的合理建设是环境持续发展的两大内容，当前特别要加强对生态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积极开展非固态环境污染和固态环境污染的防治，建设美丽地球。

经济绿色发展 经济绿色发展是指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人均收入等经济活动过程。

从生态文明的经济建设角度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生态产业建设的步伐，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次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等构成了完整的生态产业体系。

同时，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建立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政治民主发展 政治民主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在此基础上，用生态文明理念把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社会全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法规、条例、规则等制度，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指导社会成员的生活，规范人们行为。

要使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必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要建立完善的以国家意志出现的、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同时实现法律体系的生态转型。

健全完整的法律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文化生态发展 文化生态发展是用生态文明理念重构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之引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生态文化并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相反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特别是产业革命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急功近利，以为人类有能力征服大自然、战胜大自然，生态文化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化了、空白了，无节制地、超量地向大自然索取，结果是严重地打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破坏了生态的平衡。

造成的后果是使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谈化，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后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并存这种状况，清楚地证明了发展生态文化的重要性。

在社会发展到经济生活空前繁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必须重建优秀文化的传承体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建立新的生态文化体系，培育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发展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和生态文化产业，打造现代生态文化科技，关注生态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和谐发展是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对人类一切生存和发展活动赖以进行的结合体本身进行的建设。

在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发展各方面社会事业，建立和优化与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协调，化解社会矛盾。

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取代可持续发展引导人类真正走向持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将对促进人类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五、国内外绿色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1、打造空间开发开放新格局

围绕全面拓展发展新空间，日本采取“点-轴-面”综合开发模式。

国土开发采用“大都市圈规划为核心、发展轴构建为引导、广域地方合作圈建设为重点”的空间开发模式,构建由多样化广域板块构成的多轴、多核型的国土格局。

通过制定三大都市圈整治计划,对大都市区进行改造和重新开发,促进大都市空间修复和再利用。

提出了由四个国土轴（东北国土轴、日本海国土轴、太平洋新国土轴、西日本国土轴）组成的多轴型国土结构。

地域联系轴设想的实现,推动了新观光线路的整备,为地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加快了各地信息化的进程。

在强化城市功能的同时,支持地方具有个性的、自立型的发展,加强地域自立,形成以地方为中心大范围的广域国际交流圈。

树立以广域板块为单位的独立圈,形成由自立的、多种多样的8个广域板块构成的国土。

同时有效利用各地区资源的独特区域战略,形成不过分依赖城市的独立的圈域。

美国推行“面状区域开发”模式。

国土规划采用“以公共土地用途规划为核心,流域开发规划和跨州经济区建设规划为重点”的国土空间开发模式，通过实施法律和管理,在联邦政府管理的公共土地上,实现了土地的多用途目标。

以流域为区域界限进行的国土开发规划在全世界具有典范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纳西河流域治理开发,通过流域统一的综合规划可以同时解决水资源开发、航运、能源、防洪、环境保护等问题;水电资源的开发又促进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并使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重庆市通过功能区划实现绿色发展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一是明确功能定位。

重庆五大功能区域的发展定位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都市功能核心区实施优化开发,大都市服务功能明显增强;都市功能拓展区实施重点开发,注重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提升;城市发展新区注重提速增量;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重点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同步强化。

二是突出地域特点。

功能核心区、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以主要生产物质性的工业品、服务产品、农产品,同时兼顾生态保护功能与生态产品供给职能。

都市功能核心区围绕产业升级和非核心功能产业有序向外疏解;都市功能拓展区确立新兴产业创新集聚和功能组团优化开发;城市发展新区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制造业提档升级;渝东北、渝东南生态涵养保护发展区以保护生态环境,突出生态保护、脱贫攻坚,以及特色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点上开发”。

三是强调区域间联动发展。

通过明确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突出了不同区域各自的优势和竞争力,同时增强其联动性,引导形成功能明确、优势突出、紧密联动、配置优化、效能提升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2、激发绿色经济活力

围绕构筑发达生态经济体系，韩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绿色战略规划与路线图,确定了战略实施的重点。

2009年政府公布了《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和《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韩国的绿色技术产业和绿色能源的发展。

政府还颁布了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规章,建立了能耗量化管理制度、绿色交通制度、绿色增长基金制度等有利于国家绿色发展的制度，确保绿色经济的有效发展。

此外,韩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组成绿色经济发展政策促进系统,对不同领域的绿色发展进行管理协调。

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的科研力量鼓励绿色技术的研发,并根据《京都议定书》等协议提出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以技术创新带动绿色发展。

同时，政府十分注重环境投入,其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是我国的5倍。

除财政支持,对环保也给予支持,实施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如公共金融、税收优惠、技术指导等。

此外，还支持非盈利性质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创办了政府非盈利金融机构,为节能环保企业提供贷款优惠。

鼓励企业在环保设备等领域进行投资,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如减免税收、简化环保投资贷款、提供低息贷款等政策,鼓励企业提高节能环保技术。

当前日本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设备出口国,日本的生物应用、智能技术研发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重庆市推进发展绿色，坚持产业跟着功能定位走,打造资源配置优化、集群特色发展、高效可持续产业发展格局。

农业方面，在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渝东北、渝东南着力面上保护、点上开发,传统的粮猪二元结构向粮猪菜家禽特色效益农业转变,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集约化经营趋势明显,规模、经营、流转、家庭农场改变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

工业方面，坚持产业结构向集群化、高端化、绿色低碳发展,由过去较单一的汽摩产业,发展到目前电子信息、能源、汽车、材料、装备、化医、消费品“6+1”齐头并进的发展局面,部分高端工业制造体系初具规模。

服务业方面，重庆市服务业正在接替工业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收入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商品展示交易、跨境结算、保税贸易、大数据云计算等行动计划的强力推动,服务业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服务业态,为重庆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提供了新鲜动力。

福建省坚持生态优先于产业发展,加快调结构转方式,努力实现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增长。

一是严守生态环境底线,限制盲目的矿产开发和大量的森林砍伐。

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了物联网、移动通信、LED及太阳能光伏、节能环保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三年实现翻番,约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比重的10%,培育了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

三是大力提升改造传统优势产业，泉州率先向“数控一代”迈进,推动“泉州制造”向“泉州智造”转型,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首个地方试点。

国家级贫困县安溪,依托茶业特色产业发展,跻身全国经济百强县。

3、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围绕生态环境建设，日本政府相继修改和制定了14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包括完善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公害对策基本法》《关于废弃物处理和清扫的法律》等。

同时，在垃圾处理方面采取分类回收管理的方式,将垃圾分为可燃、不可燃、生活垃圾等十几个种类,分门别类地进行回收再利用,并要求民众在指定日期将垃圾放置于指定地点进行统一回收。

日本文部省制定环境教育规则,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环境教育体系。

提倡学校教育为主体的正规教育和社会宣传为主体的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环境教育体系,通过自上而下、长时段的教育,促进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云南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政绩考核导向。

制定的《七彩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09—2020年），把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之中,要求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推行政府任期和年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

2015年省环保厅、财政厅共同出台了《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检测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对全省129个县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统一量化考核,以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为抓手,督促基层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云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重庆市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地方法规体系方面先行先试。

制订《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长江三峡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在全国首创“加倍征收排污费”“按日累加处罚”、处罚环境违法企业主要负责人等规定，其中“按日累加处罚”的规定被纳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率先在全国推进环保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市高院和区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市公安局成立了环境安全保卫总队,区县公安部门也组建了相应机构。

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