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衰落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赵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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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帮衰落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赵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

题　　目：

　徽州商帮衰落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学生姓名：

　　赵华　　　

教育层次：

本科

学号：

　0934********　

专业：

　工商管理　　

省级电大：

　安徽省电大　　

分校：

　　滁州分校　

指导老师：

　　　张家智　　　

徽州商帮衰败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使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交易费用以及企业产权理论等来解释徽州商帮衰落的原因。

非正式制度对于徽商的影响不仅存在着积极的方面，同时，也有很多消极的方面。

徽商的很多行为，如捐监，奢侈浪费，购买大量无用地产、窖藏财富等行为都是在它的影响下做出的。

这些约束使得徽商的经营理念不能在进行现代化，以至于在竞争中被淘汰。

通过对徽商中的典型代表——盐商的交易费用的分析，得出徽商交易过程中交易费用不断的扩大，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家族制的经营制度虽然也曾对徽商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伴随着徽商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家族制的弊端日益显出，最终成为徽商发展的禁锢，并影响了徽商的衰落。

最终得出了，非正式制度的不利影响，交易费用的不断扩大，以及家族制的经营方式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徽州商帮；衰落；新制度经济学

Abstract

Thispapertriestouse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heinformalinstitutionandtransactioncosttheoryofpropertyrightstoexplainthereasonofthedeclineofHuimerchantclan.Itisinfluencedbytheinformalinstitutionsnotonlyonthepositiveside,atthesametime,therearealsomanynegativeaspects.Manyoftheiractions,suchasbuyinggovernmentposts,extravaganceandwaste,buyuselessproperty,suchbehaviorsarecachedwealthinitsinfluence.TheseconstraintsofHuizhoumerchantsmadeinmodernmanagementidea,thatmustbeeliminatedinthecompetition.ThroughthetypicalrepresentativeofHuizhoumerchants-behaviorsoftransactioncostanalysis,Huizhoumerchantstradingprocesscontinuouslyexpandingtradingcosts,isoneoftheimportantreasonsfortheirdecline.TheclanmanagementsystemreallydohelptothedevelopmentofHuimerchants,butwiththeexpansionoftheirbusinessscopeandscale,theyshowthedrawbacksobviously.Therefore,thedevelopmentofHuicommercialclanisinflucedandbecomedeclining.Finallywereachsuchaconclusion,theinformalinstitutionaladverseeffects,increasingtransactioncost,andtheoldestofthemodeofoperationisthebasisandcauseofthedownfallofHuimerchantclan.

Keywords:

Huizhoucommercialclan;decline;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

目录

一、绪论1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中的徽商商业行为1

（一）1

（二）2

（三）2

三、徽商的衰落：

一种制度经济学的解析3

（一）3

1.捐监3

2.奢侈消费3

3.大量购地或者窖藏财富4

（二）4

（三）6

四、结语8

主要参考文献9

一、绪论

徽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之一。

自明朝中叶起至清朝中叶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商界纵横捭阖、独占鳌头，赢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极高的商誉。

“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便是它极盛时期的真实写照。

自清中叶之后徽商便开始衰落。

对于徽商的衰败原因，研究者已有深入的探讨。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政策论。

王世华等认为，徽商衰落的主因在于清代社会相关政策的变动，

如徽商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盐业因道光年间盐业政策调整他而失去了垄断的优势；

2、战乱论。

周晓光等认为，在清末的咸丰同治年间，徽州的战乱延绵了十年之久，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从而加速了徽商的衰败；

3、勒索论。

叶显恩等认为，封建王朝对徽商无休止的勒索榨取，使得徽商资本大量流失，最终导致了徽商走向衰败；

4、不适应新市场论。

葛剑雄等认为，徽商没有及时把握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及商业中心向上海转移的新态势，故在与外国资本及其它商邦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以至于走向了衰落；

以上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呈现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上的徽商”，但对于徽商发展和衰落的深层原因和规律仍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如果在徽商的研究中使用一些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模式，利用经济学理论对徽商衰落的深层原因做出某种说明。

尽管这种说明不一定正确或者完善，但是它却可以启发人们对于“徽商的历史”的新思考。

本文拟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做这方面的尝试。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中的徽商商业行为

（一）

斯诺在进行制度的分类时，将制度分为正式约束（或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或制度）两种类型。

它明确指出：

“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

[1]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具体的说，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2]244在正式制度设立之前，人们的关系主要就是靠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即使是在正式制度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中，正式制度也是远远不够的，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候还是要靠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对于封建社会中的徽商这个团体更是如此。

徽商吸收和集成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精神；同时他又把自己禁锢在封建传统思想之下，并形成了以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为核心的具有双重特征的非正式约束机制。

这种非正式约束机制其中有一些具有积极作用，促成了徽商的崛起。

但是其中一些消极的成分，如捐监，一掷千金造园林，大量购置无用地产，窖藏财富等，则成为徽商面临新形势下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的阻碍力量，从而影响到徽商经营理念的现代化转型，乃至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逐渐落伍。

（二）

科斯在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的基础上发现了“交易费用”的存在。

1937年，科斯发表了划时代的名著《企业的性质》。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他首先“发现”了交易存在着费用的问题，而后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对交易费用的内容做了初步的界定。

而后在阿罗、威廉姆斯、诺斯等人的发展之下，交易费用理论逐步完善。

对于交易费用的内涵，各位学者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却是基本一致的，即是一种“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或者“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费用”。

[2]40徽商本着“诚”、“信”、“义”、“和”的商业伦理观，形成很好的商誉。

在经营中可以节约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首先，它代表了一种公平、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有助于人们缩减在选择过程中的时间和成本。

其次，可以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

再次，能减少强制执法的费用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3]508-509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徽商在传统的重本轻末、抑制商人的制度环境中，为谋求商机，不得不求助于官府，乞求官府的保护，甚至勾结、贿赂、与官府沆瀣一气。

为此，徽商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例如,徽商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垄断的利润是巨大的；但是他们为了维持这个垄断，就必须要将大量的财物用于结交地方官员、朝廷大臣，甚至是封建的皇帝。

这样的话，这个制度运行的费用将大大增加，徽商在获取巨大垄断利润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此支付巨额的交易成本。

（三）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的发表，促使人们思考企业这一习以为常的经济组织的本质。

继科斯之后，契约理论、博弈论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企业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人们倾向于认为，企业是各个生产要素投入者的合同的集合。

但由于人们无法准确的预见未来，人们签订的契约也是不完全的。

这必将有一方即企业主承担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而在企业主获得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同时，也相应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责任。

但是现代公司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却意味着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企业主往往完全或部分让渡自己对公司的剩余控制权给经理阶层。

由于企业主与经理层之间存在所谓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就产生了“委托与代理”的利益冲突。

而家族制企业往往能很好的解决之一问题。

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相符信赖、利益一致，有效的降低了激励成本和信息成本。

但是这种讲究学院、任人唯亲的管理模式在企业的成长时期往往效果显著，但在企业过程中则会显示出它的弊端。

在徽商这个团体中，家族制经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这种产权制度在徽商的发展阶段曾给他们带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随着外界以及徽商内部面临的情况的改变，家族制却成为了制约徽商发展的一大禁锢，并最终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徽商的衰落：

一种制度经济学的解析

徽商诞生并成长在我国封建社会，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熏陶。

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中，徽商所要面临的非正式制度同样也是有好有坏的。

不可否认，在徽商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好的非正式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与官府勾结以取得官府的庇护，家族制带来的凝聚功能以及徽商传统的诚信观念带来的良好商誉，这些都在徽商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一些不好的非正式约束则导致了徽商的衰落。

（一）

徽商这个团体，存在着大量的陋习，这些陋习都可以归为非正式约束。

1.捐监

我国古代有着这样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为何是“唯有读书高”呢？

自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以后，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晚期。

唯有读书参加科举才能够有机会摆脱原有的身份，而加入到封建的统治阶级的行列中去。

这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

徽商同样也不例外，他们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更是希望能够摆脱传统的地位。

所以就有很多人选择“商而优则仕”。

如江登云,清康乾时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虽大获成功,却殊不自得,决心要“为国家作栋梁材”,终于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官至南赣都督。

[4]这在徽商团体之内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2.奢侈消费

明朝万历年间，在扬州盐商资本部下三千万两，从盐业经营中每年可获子息九百万两，其中绝大部分，用于盐商的奢侈性享乐。

[5]110《清朝文献通考》言及扬州徽商“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

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

徽商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及奢侈之能事：

食，扬州盐商黄均太，早起之后，饵燕窝、进参汤，还要外交两枚鸡蛋，这鸡蛋可不一般，产蛋的母鸡每天所喂的饲料竟然都是人参和白术之类的东西；更有很多活食驼峰、猴脑等畸形行为。

住，扬州多园林，时人称“城中烟雨胜如山”，其中南河下盐商聚居区最为稠密；而这些园林更是很多出自名家之手，金安青目睹园林之盛后写道：

“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

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连，无一处重复。

”行，盐商骑马外出游玩，常常是一支马队，长达数里，而这却仅仅只是一户人家。

[6]202-203、217-221向来标榜自己儒商身份的徽商在风雅上的消费更是不知有多少。

盐商马曰琯好学博古，与其弟马曰璐均好交游四方名士，家有小玲珑山馆别业，名士过扬州，款留殇咏或适馆授餐于其中，岁无虚日，终无倦色。

四方名士以不踏其户为一憾事。

而江春、江昉两兄弟家中则有紫玲珑阁以招纳名士，卢见曾、袁枚、程武桥均与之交好。

徽商更是大多会有蓄养家班，皆因当时扬州流行高雅的昆曲，时称“堂戏”，徽商自然会去赶这时髦。

各大盐商的私家戏班更是成为中国昆剧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

同时，扬州画坛的兴盛与扬州盐商喜好书画作品也有着很大的联系。

[6]211-216扬州的盐商只是徽商中的一部分，但是也可以说他们是徽商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个时候，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已经占到了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3.大量购地或者窖藏财富

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这四民之末。

我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实行都是“抑商”的政策。

即使是到了明清事情，政策发生了改变，由“抑商”变成了“恤商”和“扶商”，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商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封建统治者也仍然把商人归纳到传统农本社会的框架之中。

再者，我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下，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人们的衣食根本，也是人们心目中最稳固的财富。

而且在当时，土地是能够带来丰厚而稳定的利润的。

“凡置产业，自当以土地为上”，就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

[7]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徽商大量的购买土地。

窖藏财富同样也是徽商在封建传统的“以末富之，以本守之”的观念下做出的愚蠢行为。

正是这些不合理的非正式约束，使得徽商不能将从事商业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追求富裕之后的科举入仕，衣锦还乡，买田购舍。

那种“以末富之，以本守之”的传统思想，使得徽商的资本大量离开流通领域而沉淀下来，从而大大限制了徽商商业活动的前景，削弱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作用。

徽商传统的价值观，使得徽商缺乏商业资本的积累，更别说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在制度环境改变的时候，徽商的经营理念不能在新形势先顺利转型，并最终影响了徽商的衰落。

（二）

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于交易过程之中的，那么对于徽商而言，他们的经济活动必然也存在这一概念。

下面，就具体分析徽商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交易费用。

首先，徽商要保有自己的财产而不将其运用于交易活动，就自然会产生排他成本，如当把货物存放在仓库里的时候，徽商必须给仓库的看管者工资。

其次，如果徽商想要积极地运用他们的产权，即当与他人发生交易或者将产权与其他人的产权在一定的组织内结合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协调成本。

协调成本同时也分成了两个部分：

当徽商在市场交易中使用他们的产权时，一方面需要获取市场信息，另一方面需要进行谈判、签订契约并维护，所产生的成本被称为交易成本;而当徽商选择将他们的一些产权结合进入一个组织的方式来运行时，他们应用于信息搜寻和设计方面的沉淀成本以及之处和协调组织内部冲突的成本，所产生的成本被成为组织成本。

同时，徽商同时必须按照税制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制度约束行事，这时候就会发生服从成本。

这样的服从成本必须由徽商自己来承担，他们会明显的增加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和排他成本。

下面，就以徽商中的典型代表——盐商，来分析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交易费用的过度增加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徽商的兴盛与盐业有着很大的关系。

徽商中的大商人大多都是盐商。

食盐，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物品，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的商品。

所以，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一直把持着对于盐业的垄断。

到了明清时代，官方在大部分的时间内采取的是纲运法，即只有列入纲册中的盐商才有运销食盐的权利。

食盐在徽商经营的四大支柱产业的盐、典、茶、木中当之无愧的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徽商在实行纲盐法的时候敏锐的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并以已经积累下来的财富从官府的手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窝”（徽州盐商间术语，即经销权及配额），进而在两淮地区取得了食盐垄断的位置。

徽商才可以迅速的积累下巨额的财富。

当时就有人说：

“两淮八总商，邑人（歙县）恒占其四”。

明清时期，在那种官商结合、官督商销的形势之下，商人要想取得食盐的经销权，就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和庇护。

结交好官府就必然成为所有盐商的必修课，在官员里，盐商首先要巴结的便是盐政。

盐政有需求，盐商就尽力满足；盐政有索取，盐商就按单供奉；盐法有变革，徽州盐商们就坚决的遵从。

两淮都转运盐使卢见曾酷爱古玩，江春便投其所好，仅为他一次性支付古玩费用，就是16000多两。

[5]79如此徽州的盐商们便赢得了盐政衙门的青睐。

江春在乾隆时期任两淮盐务总商50年，乾隆六次南巡，他接驾六次，但这些殊荣都是用银子换来的。

[8]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市场商都充斥着官府指定的牙人。

这些牙人从事贸易的居间活动。

凡是民间的大宗交易都必须通过牙行才能进行。

随着徽商的兴盛，徽人经营牙行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徽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的培植自己的牙行势力，利用宗族关系和利益关系把自己与牙行结合起来，以便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盐商为了取得和维持统治阶级的政策倾斜，要花钱，而且是一笔很大的费用；盐商要培植自己的牙行以及获取他们的支持，依然要花钱；盐商为了获取两淮地区的风土人情之类的一些信息，还是要花钱；盐商要在徽州那个文化风气之下，不可避免的要在教育上进行投资，同样也要花钱。

盐商在这个这种制度下，上面提到的所有花费都可以统一的归类到交易费用的范畴之内。

这种制度下，当徽商的收入大于他所要付出的交易费用的时候，这种经济系统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但是伴随着统治阶级不休止的勒索，盐商所要承担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

资料显示，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年盐课从269万两白银增长到625万两，增辐为130%，[9]99并且盐商捐输也在变本加厉:

在鲍志道接任江春担任两淮商务首总后，仅仅20年内就捐输白银2000万两，粮食12万石，这样的沉重的负担使许多盐商身背巨大亏空，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只有破产。

[10]江春，担任了两淮地区盐务盐商总首的位置五十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盐商死后，他的子孙不得不变卖地产以维持生计。

可见，当时的盐商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盐商是徽商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勾结官府对于盐商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取得和维持他们在两淮盐业的垄断地位，但是其他的徽商也是必须与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的。

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徽商与官府交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寻找政治保护。

商人经商时，常常会遇到贪官污吏的勒索、地痞流氓的敲诈和土匪盗贼的掠夺，只有依附于封建政治势力，才是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而且在经商中难免会遇到官司，这个时候于官府的关系好坏就是相当的重要了；同时，与官府交好更是可以提高声望，有利于竞争。

所以，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他们所要付出的这种交易费用对于徽商而言是普遍存在的。

当他们所要付出的交易费用越来越大，而他们不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手段来较低交易费用，那么他们最终的结局只可能是衰落下去。

而当时，徽商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交易费用的不断扩大也成为了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

从内部结构上来看，“徽商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千家之家，不动一（手+不），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11]家族经营是徽商经营模式中的典型模式。

徽商与家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的兴起、发展、兴盛都与家族制的支持有着很相当大的关系。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家族在创业期可以更好地凝聚力量，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这也是徽商迅速崛起、后来居上的原因之一。

如婴源李士葆，“家境贫寒，弱冠为人当佣工，备极辛劳。

中年贷本经营，家道隆起。

”[9]162又如歙县商人江国政，初到淮阴时。

两手空空，是他到达淮阴经商的族人，借给他数千金做本钱，才发达起来的。

[5]27一般来说，这些来自宗族的贷款的利息都是很低的，甚至有很多是不计息的，更多的带有着同族之间接济的味道。

在徽州，很多的家族都规定，凡“官有余禄”、“商有余资”者，都有资助族人经商的义务。

徽商的家族制经营使得徽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加强，从而使徽州商帮的内部结合更加牢固，这种向心力是徽州商帮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商帮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家族内部的加法、家规以及其他的其他非正式制度可以极大的调动徽商团体内部人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节省资源。

这大大降低了徽商经营过程中的组织成本。

可以说，徽商的宗族经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徽商的发展。

但是家族经营模式自身也具有弊端,而且这种弊端会随着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显现。

首先,以血缘关系建立企业的内部管理,把产权关系与血缘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在企业的拓展阶段容易导致经营者将财产权与经营权不分,经营者之间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企业也难以摆脱家族血缘关系的过度干预。

伴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近亲繁殖”的问题就会显的越来越突出，“近亲繁殖”使得企业逐渐的失去活力，最终造成企业经营的困境。

其次,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小家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家族内部,使得企业在拓展阶段资本筹集渠道就显得比较狭窄,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

徽商作为商人，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其中很多都是来自家族。

徽商资金的主要来源有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等等，其中除了劳动资本以外，其他都与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在封建的传统思想受到冲击的时候，传统的信用制度几近崩溃，使得宗族融资不能继续下去。

而徽商又缺乏新的融资渠道，使得徽商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再次,在家族经营模式下,还会出现经营者不堪管理重负和决策失误的情况,企业的传承也会存在问题。

在宗族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就会涉及到家长制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商人的家族中，必然会有一个家长的存在。

这个家长，是家族内部的最高管理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财产拥有绝对使用权和处理权。

那样的话，首先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所有管理的事物都落在了家长的头上，从而造成家长不堪管理的重负；另外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家长的专制，家长的地位和权威造成了家长专制，一旦家长的经验策略出现错误，那么整个家族都将遭到极大的打击。

而家族的其他的成员，思想和感受得不到忠实的话，就会产生逆反心理。

这也会增加内部管理的成本。

与家长制伴随的还会出现家长对于“生育”的重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观念深植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徽商的心中，所以，徽商中常常会出现“惜子”、“爱子”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使一些子弟养成穷奢极侈的生活习惯，最后导致家道中落。

除了家族制本身就存在的弊端之外，徽商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在强烈的宗族观念和荣光耀祖心理的驱动下,徽商还会在原籍修建超过正常需要的豪华住宅，购买大量的田地以及修建祠堂。

这些，无疑都会消耗徽商大量的商业资本，不利于徽商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商大举挺进中国。

徽商仍拘泥于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没有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其家族经营模式进行完善和创新,导致其最终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大大落后于外商。

尽管也有一些徽商走出这种传统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