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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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商业向金融业发展。
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直至民国时期,晋商才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规模之大,延绵时间之长,经商领域之广,源于其独特的经商秘诀:
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
学而优则贾。
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高中进士后依然弃官从商的案例。
晋商领袖人物之一的渠木翘,光绪年间以全省第一的身份考中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但他依然将精力放在创办现代化工厂上,创办的双福火柴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在生产着火柴。
一批又一批最优秀人才的加入才使晋商的事业持续百年。
学而优则贾的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商帮,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使得财富得以传承。
从“晋商”到“皇商”
虽不乏巨贾大富,但晋商始终寥若晨星。
直至明清,晋商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才开始了集体暴富。
明朝初年,明蒙对立,兴建九边重镇,常驻军队高达36万,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消费区。
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蜂拥而至,做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北走大漠,南抵闽粤,着实发了一笔战争财。
与此同时,他们还越过茫茫戈壁和蒙古大草原,东跨日本海,西越英吉利海峡,驰骋于亚欧市场,真可谓“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清朝才是晋商的“黄金时间”。
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就会疯狂,有200%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一切原则,有300%的利润就敢发动战争。
用此形容晋商再贴切不过。
明末,后金崛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晋商甚至干起了“里通外国”的勾当。
史载,后金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全部由晋商提供。
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也由晋商提供。
可以说,晋商为颠覆明末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帝接见了介休范氏等最著名的八大晋商,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山西商人实现了从晋商到“皇商”的质变。
除了宫廷贸易,晋商还为清廷筹办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官府财政周转等,包括康熙征讨噶尔丹、雍正征讨准格尔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粮草军需。
庚子之变,撤离北京前,慈禧太后甚至向北京的票号借银50万两,在西逃途中又向晋商乔致庸借银50万两。
为了实现政治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晋商甚至干起了帮官员销赃行贿的勾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典范。
袁世凯向李鸿章行贿,就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实现的。
从晋商到皇商,山西商人搭上了权贵的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但晋商的好日子也随着清朝的“脱轨”而到头。
政府欠款无法偿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军阀的军费摊派、天下大乱导致商路中断……一系列因素加速了晋商的衰亡。
诚信之殇
三晋古称唐。
周成王年幼即位,一次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游戏,随手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说:
“我封你做唐王。
”辅佐他的叔父周公旦对成王说:
“天子无戏言。
”叔虞从此被分封为唐王,后称晋王。
晋王励精图治,把三晋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
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
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
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最后沦为废纸。
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这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
两年之后,约有80年历史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悄然歇业。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
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品牌晋商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
”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而对贸易环境、制造业、人力资源投资不足。
山西作为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研讨在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重振晋商雄风,对中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借鉴意义。
内蒙古有句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从来没有哪批“贩夫走卒”如晋商般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历史。
如今的晋商已无往日的辉煌,绝大多数都小富即安似的着眼于煤、铁等资源。
而随着一轮轮煤炭国有化的“洗礼”,资源型晋商已到了不转型即死的地步。
出路在何方?
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打造品牌!
山西票号为何能汇通天下?
根本原因就是品牌。
正是由于品牌的力量,人们才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毕生积蓄存在票号。
正是由于“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百川通”等知名票号的品牌效应,晋商才没有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随处可见的大院并不是先辈们留下的唯一财富,以诚信为本、以市场为本,建立品牌,打造品牌晋商,才是晋商先辈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晋商重新崛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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