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苏东坡《赤壁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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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苏东坡《赤壁赋》
我读苏东坡《赤壁赋》
一、存在前提:
生命沉疴与生命走向
几乎,在所有经典的文学中,凡是跨越时空的作品,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关系:
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的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归元。
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
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声音。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朦胧出几分祥和的亮色:
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
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联欢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
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
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集团幽默:
当政府决定要把某个人拿来把玩把玩,总是先把猎取对象像猪一样豢养起来,膘肥体壮之后,就让他浮在水上或飘在空中。
在苏轼的时代,作为北宋政府,还是相对开明的;作为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
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善良的小人了。
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
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的结果。
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的被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
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获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
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
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社会的必然。
其实,政府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本来没有什么。
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
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噪音蛊惑。
为此,苏轼的宿命悲剧,几乎是社会与自我的相互决裂。
好在苏轼在自我意义上,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地浪迹天涯。
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自我的内在气节。
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自身的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其人文意义,社会意义。
当一个人站在社会或时代的断面,看得最多的,不是时代的欢宴,就是时代难以言说的阴暗与阴险。
在苏轼的时代,社会格局是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和谐的。
唯一不和谐的,只是权力的相互倾轧。
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使人丧失人性。
作为苏轼本人,或许并不想卷入这种纷争。
作为翰林院学士的苏轼,或许只想读读书,看看天,泡泡茶,喝喝酒。
偶尔去灯红酒绿一下,以完成自我的宿命根本。
但朝廷并不给苏轼这种机会。
谁叫你才学和名气都高呢?
当一个社会整体弱智,出类拔萃,或者具有相对健全智慧的人,总是率先受到攻击,这几乎是一条阴险的定律。
作为苏轼,本意是善良的。
本意善良的苏轼,当然不太考虑个人,或者基本上不考虑个人。
因为苏轼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忠于朝廷的,也是忠于皇帝的。
忠于朝廷的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不欣赏司马光的顽固保守。
深受儒家浸淫的苏轼,希望走一条比较中和的道路,在稳步中走向新的彼岸。
但朝廷却扼杀了他的善良愿望。
苏轼的唯一结局只能是发配,发配,再发配。
这在当时,还算朝廷的恩典。
因为“乌台诗案”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即使没有“乌台诗案”,也可能出现“鸟台诗案”,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诗案文案情案命案。
朝廷要收拾一个人,总是很容易的,无论你多么杰出。
越是杰出的人,朝廷收拾起来,总是越加顺手,也就越有成就感。
因为通过此,可以更加证明,朝廷是无所不能的,朝廷是绝对不可战胜的。
无坚不摧的朝廷,在如此背景下,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公众道德,社会格局,民众走向的意愿如何。
其实,苏轼被朝廷赶出来,这应该是佛主的庇佑。
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轼没有被砍头,实在是运气,虽然差一点就被砍了。
如此看来,北宋政府还是不喜欢砍文人脑袋的。
比较喜欢砍文人脑袋的,还是秦始皇,以及后来的皇上或者陛下。
秦始皇在砍文人脑袋方面,开了个绝妙的好头。
也许,秦始皇的愿望并不在此,他只是给自己开了个冷幽默式的玩笑,结果无人喝彩,只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始”。
这在某种意义上,有解决自我归宿的意思,结果弄巧成拙,到最后居然事与愿违。
好在宋朝皇帝没有向秦始皇学习,或者已经学习了,结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临头又不好意思想起来。
否则,十个苏轼也被玩完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轼从朝廷走向民间,终于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转,也完成了作为朝廷的苏东坡,转向民间的苏东坡的抒情叙事。
话虽如此,苏轼还是朝廷的,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其自我无论怎样被贬,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因为,无论官职大小,总是国家干部。
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
有了这个出发点,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
这当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
有了这个前提,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暂时的迫不得已。
黄州,实际上可能比苏轼的想象还要差劲。
但再差劲的地方,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
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还有黄芦苦竹,还有青山杜鹃。
虽然景色不佳,鸟声不脆,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再说,浔阳江头,脉脉的夕阳,白白的芦花,皎皎的秋月,凉凉的金风,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
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听听,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
所以,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别友朋,闻见江中琵琶声,也不禁悲从中来,道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虽然,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
苏轼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种景象,那种际遇,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借助景观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
文人,一旦一帆风顺,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长街跃鞭,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难描难画;一旦遭厄,不是愤怒,就是幽怨,抑或自残,甚至自戕。
屈原烈士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
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
老李当年未出山时,总是郁郁寡欢,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
一旦被朝廷召见,却立马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超级男声。
可在被朝廷驱逐时,又禁不住长喟短嘘,特别是在个人美梦飘渺无依之际,居然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咒语。
因此,作为苏轼,除了政治理想的牵绊以外,在自我意识中,还饱受佛、道、儒三家强力思想与观照理念的相互夹攻,苏轼的自我与他我,几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许还有一部分什么也不是。
面对生存的丛林法则,此情此景之际,也难免不心潮起伏。
从京城到此地,早就饱含凄风苦雨。
茫茫苍苍的黄州,断壁巉岩,森然高耸,滔滔滚滚的大江,无日无夜,无始无终。
满眼萧然的苏轼,放眼远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宅黄芦。
苏轼摇头喟叹之余,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条被朝廷遗弃的狗了。
我们从他的《寒食帖》中,明显看到,老苏的内心,块垒与苦痛相兼,迷惘与梦想共举:
苦雨搅着湿柴,泪水拌着忧伤,独上层楼,浩虚苍茫,静观自我,归路何在。
内外交困的苏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自我人生。
好在还有几个友朋,愁苦郁闷之际,可以举酒邀月。
这其中,一个老衲──弥勒和尚,始终对老苏充满了人文以外的宗教关照;一个山谷──黄氏庭坚,誓死捍卫老苏,典型苏轼门下一走狗。
老苏拥有这几个人,苍凉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几许晨曦黄鹂的混合温馨。
暗淡寂寞的黄昏,阴风撩人的夜晚,也因宗教的关照渐渐变得安详明亮。
这就是苏东坡,人文,情理,事理共处的苏东坡。
宗教,作为人类心灵的皈依,作为人类世俗生命的绝对补充,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
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其他什么教,常常引领人类的心灵。
让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宁静、自然。
当然,我们不否认,宗教在局部意义上,也是政治或者政体的补充。
政治蒙羞时,宗教总是跳出来;宗教蒙难时,政治也总是跳出来。
正如老子所说,损有余而补不足。
作为个体,对宗教的赞美与崇拜,也是摆脱世俗苦难的有力途径之一。
因此,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是危险的,在此前提下,苏轼的宗教理念终于照亮了自己:
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尽量微笑,能哭泣尽量哭泣,坚决不模棱两可,或者坚决模棱两可。
这就是苏东坡。
当然,作为人文的苏轼,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从世俗走向世俗,然后在不自觉当中升华,这升华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
二、文本绝唱:
谪居叙事与谪居情怀
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一篇为十月。
前者写水,后者写山。
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里程的自我观照:
无论世事怎样换山换水,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丰富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深刻起来。
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的文本叙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
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事理走向。
使之更像游记: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
时间: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地点:
赤壁。
人物:
苏子与客。
事件:
游览。
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
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
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
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作为文本本身,界定为“赋”,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
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叙述中又有描写,形成一种情感回归主观再现的有机循环。
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要素走上了前台。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和与心灵的安详,扩展了自然与自我的有机嫁接。
“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
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
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
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
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基本提醒。
这种提醒,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也敏感了文人的情感自我,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比照关系。
这种嫁接,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内敛与言语张扬的外射。
后面的叙述与描写,更加强化了这一点。
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
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
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
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道,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唯一追求。
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
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
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
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
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
一个低境界的人,是不太可能在内心产生自我强化的态势的。
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
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
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
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为此,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者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
这实际上属于乐境:
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
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
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常常有乐极生悲之说。
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的渴望:
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
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
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
我们联系苏轼的生平,就能明显看出,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有自我壮志,又满腹经纶的人,不想在自我生命,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
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
作为客人,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
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发配之心。
赤壁,本来不是古战场所在地。
自然雄浑的山势,奔腾咆哮的江水,在秋江月明之夜,显得分外安详。
这种动静相兼的自然景观,构成了赤壁秋夜特有的韵味。
苏轼面对客人的洞箫,无言以对,禁不住灵魂的黯然,无奈之中,只说了一句,“何为其然也”。
想借此,掩饰住自己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喧腾。
而客人的回答,却又加深了这种沉默的态势:
一世枭雄曹操,当年挥戈赤壁,那气象,那阵容,那不可一世的辉煌,而今安在?
或许,任何丰功伟绩,在时间面前,都微不足道。
任何生命,在时间面前,都绝对无依。
任何人,无论伟大,无论渺小,在时间的追赶下,最终走向虚无。
与其在尘世苦苦挣扎,抛却人性与生命,为那虚幻不存的东西,不惜扼杀,摧毁,甚至葬身荒野,远不如渔樵江渚。
侣鱼虾,友麋鹿,驾扁舟,举匏尊,寄蜉蝣,渺沧海,如果有可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当然仅仅是想象。
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就导致了人的困惑性,生命的内在价值究竟何在。
所以,在生命的自我走向里,任何得意都有失意,任何失意,当然也可能有得意,但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无奈。
无奈之际,我们除了把情绪或者情感自我转向以外,还有什么呢?
当年徐文长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情感扭转遇到误区,不得不对自己下手,对自己下手不成功之后,又不得不把这种自戕的心理转到对艺术的顽强追思,正是因为这种追思,我们今天的书画苑囿里,才有了一朵潇洒飘逸的不死之花。
苏轼在此,借客人之口,表达出自己的基本人生态度。
仕途不顺,不如求归。
归隐,是失败文人们的崇高妄想。
当年陶渊明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很快矫正自己的心理视角,赶紧回家,过上真正苦闷的幸福生活:
物质与精神的悍然决斗,使得老陶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更加自我完善,咬牙切齿地走向不归的远方。
苏轼在此,不得不再一次展现自我的基本情愫:
在这逃亡的路上,真的有自我的尽头吗?
苏轼内心没底。
内心没底的苏轼又不得不再次面对。
这是一种矛盾,自我与他我的矛盾。
怎样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
这又回归到了宗教。
宗教,在苏轼的生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宗教总是在苏轼无助的时候,从幕后走了出来,充当了精神教父。
在苏轼对客人的回答中,几乎都是宗教伦理的翻版,这其中,有佛教,也有道教。
苏轼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辩论中,展现出苏轼对生命二元的理解,也表达出苏轼对生命本我的尊重与正视:
水,逝者如斯,却未尝往;月,盈虚如彼,却卒莫消长。
从变者而观,天地不能一瞬;从不变而观,物我都将无穷。
于此,无论英雄豪杰,无论山村野夫,都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只要按照自我的生命轨迹走下去就是。
再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正如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物我共有,又何必去杞人忧天?
面对如此良辰美景,不好好享受生命的快乐,反而去忧心忡忡,于情于理,能说得过去吗?
这一段回答,明确表达了苏轼的自我生态观:
生命无论走向哪里,也无论富贵贫穷,都不值得高兴或者悲哀。
生命有限,主要是过程,而不是结局,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灵魂。
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和健康,灵魂没有困扰。
因此,无论生命走向如何,有酒就喝,困来就睡,该来则来,该去则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经有人问一得道高僧,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老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
我们纵观苏轼的一生,旷达是主体,苦难是客体,欢乐是媒体,在黑夜里追寻自我是绝缘体。
苏轼在此的答复,实际上是以乐写哀,只是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已经很难体会当事者的苍茫。
苏轼的内心理所当然在煎熬中:
今天如此,明天呢?
如果没有明天,那是例外。
这当然是潜台词。
纵观苏轼的这篇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叙事走向在文本中是弱化的,情绪转换是显性的。
通篇的情感暗示都控制在弱化的叙事当中。
但弱化并不等于没有,叙事脉络的清晰走向,也可以理解成是情感的支线:
白天──月夜──白天(早晨);叙事经过:
游赤壁──从流飘荡──主客对话──主客把盏──主客酣睡;情绪转换:
喜悦(物我一体)──悲伤(物我各异)──喜悦(物我又一体)。
如此的转换,我们不多不少有些明白,苏轼此为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
任何外在的叙事,都是为内在的情感张本。
任何生命,无论伟大,渺小,健康,残缺,都是时间女神的馈赠。
对此,我们没有必要隔离自我,也没有必要背叛自我,更没有必要相互背叛,我们只能珍惜,如岁月珍惜黑暗,如生命珍惜死亡。
这其中,对生命个体,对生命种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表达自己的敬畏。
总之,叙事是感情的外化,情感走向的升华才是本文的根基。
司马迁评价屈原的《离骚》说,整个一部《离骚》,都是遭遇忧愁的结果。
当一个遭遇忧愁的人,总是率先想把自己的忧愁表达出来。
这点,也符合我们当今的社会心理走向。
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当一个人的内在情绪不通过外化的方式转换,那是非常危险的,又特别是当生命群体遭受压抑或扭曲。
苏轼的情感纠结,在谪居的路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我们不得不说,星光也是寂寞的。
也许,只有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一种境界。
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
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走向自我意义上的安详与宁静。
苏轼的情怀让我们怀念,无论他的孤独,不幸,悲哀;无论他的旷达,隐忍,善良;无论他的笑看人间,用自我生命,滴出幽暗苍茫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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