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看冷战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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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看冷战后

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看冷战后

大国关系的调整特点

[摘　要]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

外战略,大国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本文认为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最突出特点有:

一是以构筑伙伴关系为标志的相互合作加深,但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二是大国关系

中的经济因素比重上升,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三是大国之间的互动和制衡态势使大国关系更

加错综复杂。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突出问题比较多,本文作者在教学和研究中体会到,以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挑

战为分析起点,能够比较系统地把握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最突出特点。

这里就从该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变化的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以构筑伙伴关系为标志的相互合作加深,但西方大国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二是大国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比重上升,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三是大国之间的互动和制衡态势使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对大国关系的新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组织解散和联解体,以东西方冷战对峙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世界政治多极

化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

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

两大发展趋势客观上对冷战后的大国关系提出了新的严

峻挑战。

（一）政治多极化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概括地说,冷战结束后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促使当今

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试图在未来新

的国际格局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最大限度地维护和

追求自身国家利益。

国际格局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活跃

于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而形成的力量对比的结构或状态,其发展演变往往受大

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

同样,国际格局

的剧烈变动也会促使大国关系重新调整。

就此而言,大

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1.“一超多强”为基本形态的政治多极化的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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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多极化而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

基本力量对比态势是“一超多强”,国际政治格局并非某

些西方人士所希望的“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也没有形

成美、日、欧“三极共管的体制”。

从多极化进程看,“一超

多强”既不是多极化进程的开始,也不是多极化进程的结

束,而是多极化进程的深化。

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实际上

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苗头,当时除了美两个超级

大国外,西欧、日本和中国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中

心。

冷战的结束则强化了向多极化迈进的趋势,各大政

治力量之间重新组合与调整,使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更

加不可逆转。

政治多极化的主要标志是:

（1）长期以美两个超级

大国为主导的两极格局完全被打破。

由于联的瓦解,

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综合国力的各个方面

居绝对优势地位。

（2）以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为核心

成员的欧洲联盟,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

力的不断增强,政治上的一体化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外

交自主倾向更加明显。

（3）与美、欧的经济发展形成对照,

进入90年代的日本因国政局动荡和经济状况低迷,在

一定程度上使其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从美、日、欧三方

力量对比看,美、欧地位上升,日本地位有所下降。

但日

本毕竟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继续为成为政治大国而

积极活动,试图通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争取成为联合

理会常任理事国。

（4）东欧剧变和联解体后,俄罗

斯虽然取代了前联在国际社会的位置,但因其国政

局动荡和经济困境仍未根本扭转,故俄罗斯目前已不具

备世界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

的地位已不能与冷战时期的联相比。

但由于俄罗斯依

然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所以其军事大国的地位使

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5）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90年代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挫败西方反华势力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图谋,综合国力稳

步上升,在外交上通过改善和加强与世界各大国及发展

中国家关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2.政治多极化使大国关系必须适应国际关系化

与平等的客观要求。

由以上可见,90年代后的政治多极化体现的“一超多

强”特点非常明显。

它是多极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格

局,是一种不平衡的力量结构。

（参见顾关福编著:

《战后

国际关系》,第50—51页,,时事,1998。

）这种

“一超多强”的政治多极化印证了冷战的结束确实导致了

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重组。

西方学者也表示,虽然美国

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世界政治日

益多极化……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比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

（[美]梅尔·格托

夫:

《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第17页,,新华,

2000。

）多数学者认为,“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要持续一

个相当长时期,真正意义的政治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

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这种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客观上将促进世界政治经

济的化倾向,因而也要求“一超多强”的相互关系向

更加化与平等的方向发展。

因为在“一超多强”的发

展阶段,各个大国围绕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除了美

国试图构建以它为领导的单极世界外,其他大国或力量

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由于失去冷

战时期那种共同的严重安全威胁,欧盟和日本以经济实

力的不断提升为基础,外交上的自主性继续增强,在西方

联盟希望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更明

显。

欧盟成员中的法国特别表现出反对美国独霸世界、

主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外交姿态,使若即若离的欧美关

系面临更复杂的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有许多相同和相近的立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

秩序。

这些国家虽然在综合国力方面还不及美国,但是,

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它们都希望国际关系向平等

的方向发展,反对美国独霸世界的图谋,反对在国际关系

中有主从之分或领导与被领导之分。

因此,这种政治多

极化的发展就要求各大国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

要调整自己的大国关系战略。

（二）经济全球化及大国关系调整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也给大国关

系提出严峻挑战,迫使各大国调整其对外战略,重新塑造

各自的大国关系框架。

1.经济全球化的涵及在当前的体现。

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它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的

经济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形

成一种高度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

的过程和态势。

它涉及了生产要素在全球围的配置

和重组,体现了生产、投资、金融、贸易等在全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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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流动。

作为经济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一个过

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从早期的地理大发现和近代资本

主义向世界扩展时期就已开始。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

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

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

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2版,第1卷,第276页,,人民,

1995。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

发展的产物,冷战时期虽然继续得到发展,但东西方冷战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其发展速度。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局

势总体明显趋向缓和,为全球经济合作创造了更良好的

外部环境,再加上新科技革命呈现全方位、加速度的强劲

发展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这使经济全球化

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目前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国际

贸易不断增加、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跨国公司迅

猛发展、世界市场体系加速扩大、国际金融资本加速流

动、区域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等态势。

2.经济全球化向大国关系提出更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各个方面。

就其对当前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国关

系提出的挑战来看,至少需要注意下列两点:

（1）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各

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

国际相互依存趋势的不断

加强,使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将被双向的、

平行的相互依存所取代,相互依存将由不对称逐步走向

对称,并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相互依存的加

深,客观上要求各主权国家加强国际合作。

这对各个大

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占有主

要地位和承担重要责任的各个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中特别需要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更加注重相互间的

合作、对话与和平竞争。

因为在相互依存加深的情况下,

冲突和对抗对任何大国的代价都将日益高昂。

（2）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对国际关系一些传统的基本

原则和理念提出挑战,这突出表现在对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原则的挑战。

自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国家

主权原则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主权所

特有的对最高权威性和对外独立性一直是国家主权原

则的核心涵,主权被赋予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剥

夺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

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观念日益受

到挑战,在西方纷纷出现了挑战国家主权原则的各种所

谓新理论,如“主权演变论”、“主权可分论”、“道德相互依

存论”、“主权弱化论”、“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论”

等一系列挑战和否定主权的所谓新思潮。

（立朋:

《冷

战后主要国际政治思潮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

2000（5）。

）这些理论主基本上是“主权过时论”的翻版,

为西方国家以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奉行新干涉

主义、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如

有西方学者指出的,在全球化时代,主权的困境是国家主

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作为强权政治的

世界主义伦理,西方和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打着人权和自

由贸易的旗号,干涉其他国家的曾经是“部事务”的事

情。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

《全球化与政治》,第

14—15页,,中央编译,2000。

）

全球化引发的主权思考,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全球

政治与人权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长期以国家主

权和不干涉政为原则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怎样才能使

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类似悖论性的争论,必然使社会

制度不同的大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更加复杂

化。

各大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当然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在

发展对外关系时继续僵硬地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

线,也不能仅仅因为人权领域的争执而使大国关系全面

恶化。

这就要求大国必须对此采取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妥

善予以处理。

这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来说尤为必要。

二、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突出特点

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综合推动下,大

国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经历重大而深刻的调整。

应当指

出,冷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错误地估计

了中国的国形势,对中国实行制裁措施,企图使中国也

像东欧那样向西方演变,导致西方大国与中国关系一度

处于低潮。

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国政治稳定,西方

的制裁宣告失败。

自1992年以后,西方大国被迫与中国

探索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的渠道。

到90年代中期,西方

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其他重要的大国关系

也是经过冷战结束初期的磨合、调整而逐步走向相对稳

定。

其中90年代中期以后大国关系的调整最为突出,明

显出现大国主动相互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的势头。

90年代

以来大国关系调整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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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构筑伙伴关系为标志的相互合作和西方大国

坚持的冷战思维并存

1.大国纷纷谋求建立伙伴关系。

经过冷战结束初期的磨合与探索,从90年代中期前

后始,俄、美、中、日及欧盟的核心成员法、德、英等大国纷

纷构建自己的大国伙伴关系框架。

1994年,美俄宣布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起,中俄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

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法宣布建立面向21世

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1月访问美国以及

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中国和欧盟宣

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8年中日宣布建设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伙伴

关系;此外,法俄之间宣布建立优先伙伴关系,欧俄、日俄

之间也不同程度地谋求建立各种伙伴关系。

大国谋求建

立伙伴关系一时成为大国关系的新特点。

2.大国伙伴关系的新特点。

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特别是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

各种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出现

许多积极的变化。

从许多国家宣布建立伙伴关系的声明

来看,除了强调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考虑外,更鲜明地

体现了一种新型国家关系。

首先,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这与冷

战时期大国关系中的结盟、对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冷

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中的大国关系往往以政治军事结盟和

集团对抗为主要特征,无论是多边性的北约和华约的对

峙还是美各自建立的许多双边军事政治同盟,都是结

盟对抗政策的典型反映;但是90年代建立的许多大国伙

伴关系明确强调不针对第三国而结盟,也不为第三国而

对抗。

（房乐宪:

《当前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特点———构

筑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载景治主编:

《世纪之交

的中国与世界》,第140页,,中国人民大学,

1999。

）大国伙伴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敌友阵线分明,大国之

间存在激烈竞争,但尽力不采取新的结盟和直接对抗,以

争取最大限度地扩展自身外交回旋余地。

其次,强调务实合作、对话协调、互相依存,但并不单

向依附。

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框架,分属东

西方阵营的许多大国往往受控于各自的盟主,对超级大

国的单向依附色彩突出;在多极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化的

新形势下,这些大国已经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而且大

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许多大国拒绝接受过去那种绝

对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主从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外交自主倾向更加突出。

最后,尽管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依

然存在分歧,但是中国与其他大国建立的伙伴关系特别

强调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正常的国家

关系。

这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表现最为突出。

尽

管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实践中常常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进

行污蔑攻击,但随着中国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构

建的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

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思

想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

总之,这种新型伙伴关系

是对冷战时期那种不正常的大国关系模式的否定,反映

了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客观要求。

3.西方某些大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

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试图凭借世界惟一超级大

国地位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使大国关系

调整中也存在明显的危险倾向。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

国不顾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强化了以人权为借口对

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奉行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

策倾向,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了新的动荡和人道主义灾

难。

这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的必然结果。

所谓冷战思维,就是以美争霸世界为中心,以两大

阵营、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与

竞争对手全面对抗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

它以瓦解对

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争夺世界政

治的控制权为重点。

（参见景治主编:

《当代世界经济

与政治》,第73页,,中国人民大学,1999。

）它

产生和盛行于冷战时期,本应随着冷战结束而被抛弃,但

美国仍继续紧抱冷战思维不放。

这典型体现在美国与有

关国家继续扩大和强化军事政治联盟:

在欧洲,美国力主

北约这个冷战的产物继续扩大和深化,制定北约新战略,

强化和扩大了其军事政治联盟的功能,使俄罗斯的地缘

战略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在亚洲,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

约和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日美军事同盟,对

中国和朝鲜等国构成严重威胁。

这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坚

持冷战思维的最典型例证。

此外,美国还以防止所谓“无

赖国家”导弹威胁为借口,加紧研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试图打破全球战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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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谋求美国单方面的军事优势。

这不仅遭到中国和俄

罗斯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引起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不

安。

美国这些反映冷战思维的举措与新型大国伙伴关系

的原则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随着许多国家推进世界多极

化和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美国的单极霸权

图谋将受到更有效的抵制。

（二）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比重日益上升,综合

国力的角逐更加激烈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因素

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军事因素的作用相对下降。

经

济繁荣与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容。

因此,经

济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重头戏。

这在大国关系中表现尤

为突出。

1.大国对经济利益的更迫切追求提升了经济因素、

经济外交在大国关系中的比重。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出发

点和归宿,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南。

国家利益具体包含

国家的政治利益（维护主权和独立,维护本国的社会政治

制度等）、安全利益（主要是防止外敌入侵、捍卫领土完整

和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和经济利益（发展国民经

济、促进国民的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

不同时

期大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重点也不相同。

冷战时期,东西方的政治、军事对峙气氛严峻,各大

国虽然也涉及经济合作,但多数国家往往把政治和军事

安全利益置于首位,国际关系中一度把国防、外交列为所

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把经济贸易、移民、环境等列为“低

级政治”领域。

当时大国对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

远远高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大国的经济关系很大程度

上受制于政治关系状况的好坏,特别是军事安全被视为

国家安全的代名词。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主题更加鲜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促

进了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大国之间相互发动大规模战

争的代价日益高昂,即使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难以承担

与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因此,传统意义上

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划分观念日益不合潮流,

虽然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依然重要,但是经济关系构成

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迅速成为

各大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考虑之一。

例如,90年代美国的

克林顿政府明确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

支柱之首,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把经济外交提到美国全球

战略的高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强化美国的经济外交力

度。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明确提出对外政策

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

大国关系中积极拓宽和深化经济交流与合作。

比如,尽

管9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多次出现严重波折,但两国经贸

关系仍然持续发展。

从1990年到1998年,据中国海关统

计,中美贸易额从117.7亿美元增加到549.37亿美元;据

美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额从200.31亿美元增加到

854·14亿美元。

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

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参见长久:

《经济外

交:

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和平与发展》,

2000

（1）。

）此外,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也不断提高,相互

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日俄关系、中俄关系中,各

方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也在不断探索和扩大经济合作

的领域。

总之,冷战结束后大国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

为大国关系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强调国家经济利益成

为大国关系的突出特点,谋求国家经济安全成为新安全

观的重要容。

2.大国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与综合国力的激

烈角逐也密切相关。

综合国力又称国家实力,它包括物质要素（地理条

件、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实力、经济和科技实力等）和精

神要素（国民士气、社会制度、政府素质、与外部世界的关

系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并直接决定了一国

的国际地位。

冷战时期,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中,军事实力被认为是

最主要、最直接的国力要素。

美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强

大军事实力在全球争夺霸权强化了大国对军事实力的追

求。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向深度

和广度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发

生了明显变化:

军事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因素在国

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实力开始成为决定各国

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

因此,各国的对外政策目标首先

要确保其经济利益的实现,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经济实

力为核心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

大国在这场激烈角

逐中更加看重科技、特别是高科技来推进经济实力的快

速提高。

为此,各大国纷纷出台自己的高科技及经济发

展战略计划。

例如,美国通过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

划,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以推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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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成员国也通过科研和技术发展框架计划,力争在高科

技领域抢占“制高点”;日本也多次修改其科技创新计划,

争取与美、欧在新经济领域的竞争中一比高低;中国也提

出“科教兴国”战略,力求成为世界高科技强国。

新时代

的国际关系表明:

任何一个大国只有拥有先进强大的科

技、经济实力,才能在世界政治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否则

会受制于人,处于被动。

这是冷战后大国关系中经济因

素、经济外交比重明显上升的直接动因。

（三）大国之间的互动和制衡态势使大国关系更加错

综复杂

1.各对大国双边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制衡。

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为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往往无

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甚至不顾盟国的愿望和利益,单

方面采取重大外交或军事行动,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

冷战结束后,虽然各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

益仍不尽一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存在差异,但是,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相互依存加深,特别是诸如生

态环境、移民、毒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

全球性问题的凸现,使大国之间共同关注的焦点增多,相

应的共同利益交汇点也在增加,这就促使大国之间加强

合作、相互借重的势头增强。

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突

出结果就是以双边关系为主,形成全球围的大国伙伴

关系的互动框架,各对大国关系之间出现相互拉动、相互

推进的态势。

比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

展客观上推进了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努

力,而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也不以损害各自与俄罗

斯建立的伙伴关系为出发点。

同样,中美致力建立建设

性伙伴关系也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加强发挥积极影响。

应当看到,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和美日在东亚强化军事

同盟,不符合新时期大国伙伴关系的原则精神,不利于维

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使中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当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不是结盟,也不是针对第三方,但它在客观上起到制

约西方某些大国冷战思维的积极作用。

特别应指出的

是,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北约热衷于继续东扩,美国

积极准备研制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

系统,虽然矢口否认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但牵制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