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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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训诂”这一名称自产生以来便没有过统一的认识。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训诂”二字之涵义尚无一致的解释。
关于各家之言,在此我们暂不作讨论。
解放之前,有的大学单就“训诂”二字的解释就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要想对“训诂”二字作一个相对客观的解释,最为有效地办法就是在众多纷繁复杂的说法中,择取最恰当、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一种说法,并加以交代即可。
比较之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及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书对“训诂”二字的解释,是比较客观、恰当而且容易被读者所理解的。
(一)许慎、段玉裁对“训”、“诂”的解释
1、对于“训”。
《说文解字·言部》:
“训,说教也。
从言,川声。
”段玉裁注云:
“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
引伸之,凡训皆曰顺。
”说教,就是教训、训导的意思,即通过解说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引申之也可理解为开导、通晓之义。
既然要开导、通晓,则要顺着事物的具体形貌来解说,才能使人明白,在这一点上,段玉裁“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
引伸之,凡训皆曰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从语源上考证,从“川”的字,多有穿行、疏导、和顺的意思,如和顺叫“顺”,驯服叫做“驯”,周行而无阻碍叫做“巡”,水流畅通无阻碍叫做“𡿯”(即“汩”,gǔ);另,“灾”字,古作“葘”,这个字中间的“𡿧”,像川流受阻不通不顺,所以就成了灾害。
“训”与上述这些字是同源关系。
除此之外,古书体裁中专门有一种叫“训”,如《淮南子》一书,其中每篇篇名之后都有一个“训”字,如“原道训”、“天文训”、“时训”、“精神训”、“齐俗训”、“兵略训”、“人间训”,等等,即用“训”的方法解说事理,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训”的理解。
2、对于“诂”。
《说文解字·言部》:
“诂,训故言也。
从言,古声。
”段玉裁注云: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
训者,说教也。
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谓之诂。
……训诂者,训释其故言也。
”段氏认为,诂,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
可见,许慎《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都将“诂”理解为动词,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
不过,除此以外,“诂”还可以是名词,是“古语”之意。
诂,可以单独使用,如《尚书》有《大小夏侯解诂》,《周礼》有《周官解诂》,等等。
(二)“训诂”二字连用的最早用例
“训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
如《汉书·艺文志》中有“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训故”即“训诂”,“故”、“诂”为古今字)的话。
又《公羊传·定公元年》:
“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
”何休注云:
“读谓经,传谓训诂。
”这两个例子当中的“训诂”,“训”和“诂”(故)在字面意义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大约是“同意复合”的关系。
因此,“训”就是“诂”(故),“诂”(故)就是“训”,笼统地说,“训诂”就是“解释字义或词义”的意思。
(三)对“训诂”涵义的其它具有代表性的解释
不过,对于“训诂”的涵义,学术界还有这样的解释:
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训”和“诂”之间是动宾关系。
换句话说,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通晓,就是训诂,如近现代学者中的齐佩瑢、陆宗达、胡朴安等先生,对“训诂”的理解便如此,如齐佩瑢先生在《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2005年重印)中说:
“‘故’(诂)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诂),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诂。
”
孰是孰非,大家可以不必太过于深入追究,我们之所以罗列二说,只是想给大家多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
二、什么是训诂学
(一)古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
1、汉代至明代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训诂始终是经学的附庸,仅为解读经书服务。
所以,历代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大量的依附于各种文献中的训诂材料,人们对训诂的认识始终没有上升到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和理论的阶段。
2、清代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训诂的体例和方法,并将零碎的训诂材料概括为富有指导意义的条理,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训诂学的轮廓。
到晚清时期,训诂逐渐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阐述训诂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至此,训诂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现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综合黄侃、陆宗达、郭在贻、方一新、赵振铎、黄灵庚等人的看法):
从理论上讲,训诂学的核心有两个(黄灵庚先生的观点):
一是建立时地观念;二是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1、建立时地观念
时地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历史观念(即“时”)和方言差异(即“地”)。
清代陈澧有一段话,说的其实就是时地观念的重要性:
“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之也。
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
有翻译,则使邻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
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起来还有重要的意义。
古人虽然在训诂实践上早已认识到语言有古今之分,可是总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实在没有办法,就牵强附会,“叶xié音说”(按:
“叶音”之说,始于南北朝,当时,学者按那个时候的语音读《诗经》,发现多不押韵、不符合韵律,便以为某些字需临时改变其读音,称为“叶xié韵”。
这种风气,到宋代而大盛。
直至明代,陈第始建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言观,认为读古音就能谐韵,而不应随意改读。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诗经·召南·甘棠》第一章: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第二章: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其中,“家”与“屋”、“狱”、“墉”、“讼”等字上古本韵部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可以互为押韵,但是,到了宋代,这几个字之间韵部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于是朱熹在遇到“家”要与“屋”、“狱”押韵的情况(即第一章),就把“家”改读为“谷”,而在遇到“家”要与“墉”、“讼”押韵的情况(即第二章),就把“家”改读为“工”,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随着历史的进程,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时代变了,语言必然要发生变化。
训诂学不仅要承认语言的变化,而且要掌握变化的规律,以期指导训诂中的实际问题。
例如《愚公移山》中有这么一句话:
“聚室而谋曰:
‘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
’杂然相许。
”“杂然”二字,许多注释本注释云:
“杂然,纷纷。
”言外之意,“杂然”乃是“七嘴八舌”之意,有杂乱的意味。
这个解释不太确切。
《说文·衣部》:
“杂,五采相合也。
从衣,集声。
”所谓“五采相合”,是说五种彩色协调配合起来,《文心雕龙·情采》:
“五色杂而成黼黼(fǔfǔ,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五音比而成韶夏。
”其中的“杂”,用的就是本义。
在这个本义的基础上,引申为“集合、齐同”之义,后来才进一步引申出“纷乱”的意义。
“杂然相许”,是说齐声答应,杂,是“齐同”的意思。
这个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纷乱”的意义。
所以,用现在的“纷乱”的意义去解释《愚公移山》中“杂然相许”的“杂”,就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
2、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对于“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黄侃先生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他说: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
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
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这段话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八个字。
法式,即方法,训诂学要研究训诂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方法,并且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义例,即规律,训诂学就是要从前人的注疏中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然后应用到训诂实践中去,例如,前代学者已根据前人的注疏,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训诂条例,如“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右文说”、“据文证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遗产,对于今天的训诂实践与训诂学理论的构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广义的训诂学和狭义的训诂学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训诂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训诂学,习惯上称为“小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狭义的训诂学。
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结构及其演变的规律,重点在字音,历代的韵书是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文字学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重点在字形,历代的字书是研究文字学的主要成果,《说文解字》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狭义的训诂学,相当于后来的“词汇学”,重点研究古书中的字、词、句的意义。
△特别说明:
音韵学、文字学及狭义的训诂学的分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内容上看,三者往往相互渗透,例如,韵书中除了字音之外,一般还对字形和字义作解释,字书中除了字形之外,一般还对字音和字义有所解释,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侧重而已。
因此,音韵学、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献语言所必须具备的常识,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离不开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了解和掌握。
换句话说,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和文字学,学习训诂学,必须贯通文字、音韵之学,加以综合运用,才能达到训诂的目的。
除此之外,训诂学还与语法学、校勘学、修辞学等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一一讲解。
△训诂学的涵义:
理综上所述,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问,它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零散的、感性的训诂现象作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揭示其规律、阐述其义例,总结其方法和手段,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三、训诂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前面说过,训诂学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它和语言文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训诂学还和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训诂学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进行研究。
下面,我们就训诂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一个简要地论述。
(一)训诂学和音韵学
训诂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正确解释古书中语言,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词的存在方式,因此,训诂学和音韵学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明代方以智说:
“欲通古义,先通古音。
”清代戴震说:
“故训音声,相为表里。
”这些认识是很客观的。
因此,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常识的帮助,例如,诸葛亮《出师表》: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又李白《蜀道难》: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两个例子中,“尔来”的“尔”是指示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这是因为“尔”、“那”在古代声母相同,“尔”的声母本为[n](“你”为形声字,从“尔”得声,可证),后来才发生了转化,这样一来,便做到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总的说来,训诂学和音韵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破除假借。
古书多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里,许慎说的是造字假借,是指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来是一条河流名,借作第二人称代词。
还有一种是用字假借,一般称之为通假,是指本来有这个字而不用,却借用另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如借“蚤”表示“早”、借“罷”表示“疲”、借“害”表示“曷”,等等。
严格的说,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不同,但习惯上也把后者称之为假借。
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假借,其特点都像许慎所说的那样“依声托事”,必须从声音上寻找线索,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例如:
《庄子·至乐》: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júe,蹶蹶,惊动貌)然恶之。
”句中的“柳”字,清代以前的人大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如唐成玄应《庄子疏》:
“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椁之象,此是将死之征也。
”直接将“柳”解释为“杨柳”。
唐代诗人王维《老将行》诗中则有“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一句。
直到清代郭庆藩才从音韵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在《庄子集释》解释说:
“《说文》:
‘瘤,肿也。
’……瘤之生于身,假借者也。
……柳、瘤字,一声之转。
”郭氏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柳”、“瘤”都属于来母幽部,读音非常接近,仅有声调上的差异,所以借“柳”来表示“瘤”。
《谷梁传·隐公五年》:
“苞bāo人民,殴牛马,曰侵。
斩树木,坏宫室,曰伐。
”范宁注“苞”为“制”,不确。
王引之认为,这里的“苞”应该是“俘”的假借字,两者古音相近(古无轻唇音f),“俘”意为“取”。
(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榖梁传》)又,《尔雅》:
“俘,取也。
”贾逵《国语》注:
“伐国取人曰俘。
”亦可证。
《诗经·邶风·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毛传:
“隐,痛也。
”按《说文》:
“殷,痛也。
”毛传训“隐”为“痛”,即以“隐”为“殷”的假借字。
不过,学习研究音韵学并非训诂学的目的,训诂学研究、分析语音,只是想掌握并运用古今语音变化的规律,最终为解释词义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清人提出的“因声求义”、“以声音通训诂”,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探词源。
训诂学中所谓“声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声音作为线索来探索词语的来源。
突出的例子是东汉刘熙的《释名》,刘熙撰写此书,就是要把事物之所以命名为某某的缘由告诉人们,也就是要探求语源。
许慎的《说文解字》,今天学术界公认,此书乃是从字形的角度解释字义的辞书,但是,据黄侃先生统计,《说文解字》中的“声训”(即从读音的角度解释字义)占了很大的比例,举几个例子:
黍,禾属而粘者,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
(黍部)
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
(韭部)
婚,妇家也。
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
(女部)、
姻,壻家也。
女之所因,故曰姻。
(女部)
以上《说文解字》中的例子,有些不一定正确,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声韵对于训诂学的重要性。
下面再举一个以声音为线索准确探求语源的例子:
“句”(gōu)在古书中是“弯曲”的意思,而用来悬挂或者探取东西的工具叫“钩”(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弯曲);弯曲的木头叫“枸”,车轭(è,牛马拉物件时驾在脖子上的器具,形状弯曲)叫軥(qú);捕鱼使用的竹篓,形状弯曲的叫“笱(ɡǒu)”;驼背的人脊梁弯曲叫“痀”(gōu,“痀偻”后写作“佝偻”),肉晒干了以后弯曲起来的叫“朐”(qú)等等,这些词表示的意义都和“弯曲”有关,为什么呢?
因为从古音上看,它们之间的读音很相近,都是从“句”得声的。
(二)训诂学和文字学
语音是词的存在形式,文字则是词的书写形式。
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以及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汉字表意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学和训诂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训诂学上诞生了一种通过汉字形体构造来解释字义的方法,叫做“形训”。
例如:
《说文·自部》:
“自,鼻也。
象鼻形。
”自,甲骨文写作
,象人的鼻子,正好印证了许慎的说法是十分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由“自”组成的汉字,常和鼻子或鼻子的功能有关联,如“臭”、“息”等。
又如:
左手,甲骨文写作
,右手写作
,和左右手的形状非常相似;
(秉)字,乃取用手拿禾之义,左边是禾苗的形状,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得)字,乃取用手握贝之义,左边是贝壳的形状(古代曾以贝壳作为货币),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獲)字,乃取用手执鸟之义,左边是鸟的形状,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服)字,乃取用手揪人之义,左边是下跪屈服的人形,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再如,《季氏将伐颛臾》: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其中“相”,一般解释为“攙扶、辅助瞎子的人”,这当然没错,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解释呢?
这就需要从字形结构上加以分析。
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个说法:
其一,“相”,其本义是“以目视木”,即用眼睛观察树桩留下的年轮,以辨别南北方向,一般面南的一方年轮较疏,面北的一方年轮较密,古人借此辨别行走的方向。
瞎子没有视力,不能辨别方向,故需要有人搀扶,“相”就可引伸来指搀扶瞎子的人;其二,“相”,从木、从目,并非表示眼睛看树木的意思,“木”,只是表示替代目视的功能,这相当于盲人手中的那根木棒,所以“相”字从木、从目,盲者是靠手中的木棒来辨别方向的,所以可以引申为“辅助”,又引申为“审视”。
这两种说法,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第一种更有说服力。
另如,《诗经》中有很多“不”字用在形容词的前头,《毛传》认为是语助词,无义,如“不盈,盈也”,“不难,难也”,“不多,多也”,“不宁,宁也”,等等。
戴震《毛郑诗考证》根据石刻材料,知道“不”字其实是“丕”字,《尚书·立政》篇中的“丕丕基”,汉代石刻作“不不基”,这是字形笔画变化所致,故两字容易混淆,上述《诗经》中的“不盈、不难、不多、不宁”实为“丕盈、丕难、丕多、丕宁”,《说文》:
“丕,大也”,这个解释比毛传更加确切。
另外,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分支——俗文字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了解俗文字,阅读六朝以来的经卷就会很困难,如西晋竺法护《生经》卷二《佛说舅甥经》:
“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宗,共酤饮。
”其中,“见酒宗”三字实在不好理解。
其实,“宗”是“宍”的误写,因两者字形相近,誊写的人或录入的人搞错了,因此,“酒宗”即“酒宍”,而“宍”是“肉”的俗字。
“酒宍”就是“酒肉”。
(如果对汉语俗文字学感兴趣,可参看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
(三)训诂学与词汇学
严格的说,词汇学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范围,而是一个舶来品,如今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学不太讲究词的意义,而偏重于词汇内部的组合结构形式,并将其归结为合成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补充式等类型。
表面上看,词汇学与词义解释不相干,训诂学可以抛开词汇学不管,其实不然。
例如《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与人庸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
‘苟富贵,无相忘!
’庸者笑而应曰:
‘若为庸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
‘嗟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非常普通,似乎根本不必在意。
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看司马贞《索隐》的解释:
“按鸿鹄一鸟,如凤凰然,非说鸿雁与黄鹄也。
”殷孟伦通过这个解释,认为,“燕雀”、“鸿鹄”这两个词语是对文,结构相同,“鸿鹄”是偏正结构,是一只鸟而非两只,其中,“鸿”是大的意思;由此推断,则“燕雀”也应是偏正结构,也是一只鸟,而不是两只,“燕”与“鸿”相反为义,“鸿”是大的意思,“燕”是“小”的意思,“燕雀”即“小雀”。
这么说,似乎还有些牵强,不足以令人信服。
不过,殷孟伦先生还有补充说明,他说:
“燕麦即小麦……《尔雅·释草》:
‘蘥yuè雀麦。
’郭注:
‘即燕麦也。
’按郭注知雀麦即燕麦者……盖古义相传这样,雀之言小也,所以‘燕’‘雀’同有‘小’义。
由此可见,说‘鸿鹄’是一鸟,燕雀亦是一鸟,寻其语义,一同得于‘大’义,一同得于‘小’义。
”(殷孟伦,《有关古汉语词义辨析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5页)这个例子说明,词汇结构的分析对训诂是有帮助的,由此可见词汇学与训诂学之间的关系。
(四)训诂学与语法学
语法学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训诂学研究离不开语法学的帮助。
近代学者杨树达先生曾经说过:
“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
……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
”可见语法学之于训诂学的重要性。
王力先生对于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很重视,在《新训诂学》一文中,他说:
“语义学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或语法的关系。
关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前人已经注意到……至于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为了说明训诂和语法的关系,王力先生还举过一个例子:
《孟子·滕文公》:
“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
”这一句中,“舍”字不好理解,章太炎在《新方言》中认为,“舍”即后来的“啥”,啥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也。
对此,王力先生指出,“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一类的句子不符合上古汉语语法,“什么都……”只是近代语法的产物,唐宋以前,这种语法结构是没有的。
又如:
《战国策·齐策四》:
“居有顷,倚柱弹剑歌曰: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不少选本都把“归来”解释为“回来”,对于其中的“来”则没有专门的解释。
其实这个“来”是一个虚词,它常常用在句子的末尾,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都曾提到它,还举有先秦文献的例子。
他们举的例子有:
《庄子·人间世》:
“虽然,若必有以也,常以语我来!
”《孟子·离娄上》:
“盍归乎来!
”当然,先秦时期“来”用作虚词的例子不止这些,下面这个例子中的“来”也是这种用法。
《礼记·檀弓下》:
“齐大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
‘嗟来食!
’”虚词“来”后代也还在使用,而且它不仅局限于句子的末尾,如晋代陶渊明有一篇《归去来辞》,开头两句是: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里面的“来”就是助词。
唐诗中“来”也有用作语助词的例子,如李白《行路难》:
“行路难,归去来!
”
再如《墨子·非乐上》: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
”《左传·昭公十九年》:
“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
”又《左传·昭公十九年》:
“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
”以上各例中,“野于饮食”即“饮食于野”,“私族于谋”即“谋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即”怒于室,色于市”。
这种“倒句”很可能是远古汉语语法的残留,不明所以,就会不知所云。
又如“大名冠小名”,是古代汉语语法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这一点,清代学者已发现,如王引之说:
“《礼记﹒月令》:
‘(立夏)行春令,则蝗虫为败。
’引之谨案:
‘蝗虫’皆当为‘虫蝗’,亦犹《礼》言‘草茅’,《传》言‘鸟乌’,《荀子》言‘禽犊’,今人言‘虫蚁’耳。
”俞樾则明确提出了“大名冠小名”的构词条例,他说:
“古人之文,则有举大名而合之于小名,使二字成文者。
如《礼记》言鱼鮪wěi,鱼其大名,鮪wěi其小名也;《左传》言鸟乌,鸟其大名,乌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犊,禽其大名,犊其小名也。
皆其例也。
”
(五)训诂学与修辞学
除了文字和语法之外,修辞学也和训诂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互文”,这是一种修辞现象,指的是上下相对的两句或同一句的前后两个部分参互见义,以使行文简洁而富有变化。
古文中互文的现象比较多,不明其例就会导致理解错误。
例如“互文”:
柳宗元《捕蛇者说》:
“殚其地之出,竭其地之入。
”这两句是互文,就是把田里的出产和家里的收入都用完了,不一定要把这两句逐句分开来解释。
又《捕蛇者说》: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huī,横行、骚扰)乎南北。
”这两句也是互文,不是说悍吏来乡,只在东边西边吆喝叫骂,只在南边北边冲撞骚扰,而是吵得四面八方(即东南西北)都不安宁。
又,白居易《琵琶行》: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这句也是互文,意思是:
浔阳江上送客,主人和客人一起下了马,一起下了船。
如果照字面意思理解,主人下了马,客人在船上,又怎么能够举杯共饮呢?
又,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暮宿秦淮近酒家。
”以前有人把第一句翻译为“烟笼着寒水月笼着沙”,从字面上讲是通了,但是这句诗所包含的意义却没有说明白,因为烟只笼着水,月只笼着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如果把它们说成是互文,意思就准确多了。
又《汉书·货殖传》:
“頫有拾,卬有取。
”“頫”、“卬”互文,“拾”、“取”互文,是说俯仰皆有所拾取。
再如“对文”,这也是一种修辞现象,指意义相反或关联的词句相对成文,对文对于辨析词义和考订文字有一定的作用,如《庄子·山木篇》: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寸,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其中“目大运寸”之“运寸”,晋司马彪曰:
“运寸,可回一寸也。
”对此,王念孙说:
“按司马(彪)以‘运’为‘运转’之‘运’,非也。
‘运寸’与‘广七尺’相对为文,‘广’为横而‘运’为纵也。
‘目大运寸’,犹言目大径寸耳。
《越语》:
‘句践之地广运百里’,韦注曰:
‘东西曰广,南北为运。
’是‘运’为纵也。
”就是说,王念孙首先注意到“运寸”与“广七尺”为对文,由此推断“运”、“广”相对为义,“运”是“纵”的意思,指的是眼睛的直径,然后才与《越语》韦昭注相印证。
又《诗经·小雅·正月》:
“哿(ɡě,欢乐)矣富人,哀此惸(qiónɡ,孤独无依的人)獨。
”《毛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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