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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近海航路考述
宋代近海航路考述
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黄纯艳教授
本文所指近海航路是联系宋代中国沿海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航路。
宋代海上贸易除了空前繁荣的海外贸易,还有规模巨大的近海贸易,形成了有相对独立性的近海区域市场。
近海航路连接了南至广南、闽、浙,北到京东、河北所有沿海地区,是宋代近海贸易运行的基础,并通过与远洋航路和内河航路的联系,将近海市场与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联为一体。
学者们已对宋代远洋贸易航路作了深入研究。
冯汉镛、曹家齐对宋代近海航路也作了初步的研究,但皆使用"国内海道"的概念。
本文使用"近海航路",以更准确地包容不同政权并与远洋航路的中国境内段相区别。
与已往研究相比,本文试图根据近海航路的特点作明确的分段论述,并考察近海航路与远洋航路和内河航路的连接状况,在材料上较以往研究更为充实,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明州以北的近海航路
根据地区间交通联系程度和中转状况,大致可以将宋代近海航路由北向南分成以下几段登州以北;密州至明州含长江口分路;明州至泉州含温州、福州;福州、泉州至广州;海南岛与大陆。
这几条航路也有交叉,如广州可直达明州,泉州也可直达海南岛。
广州、泉州、明州三大贸易港在近海航路中发挥着最重要的枢纽港作用,其中背靠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并通过浙东运河、钱塘江和长江连接内河航运网的明州在近海航行和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尤其重要。
登州在北宋前期曾是与高丽通使和贸易的起点,随着宋辽关系的紧张,登州成为海防重地,与高丽的交往转至明州。
除联系高丽外,登州还有前往辽东半岛的苏州辽、金朝境间的近海航线。
北宋"建隆以来,熟女真由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而且女真卖马较为频繁,"常至登州卖马"雍熙战争后辽朝用武力阻断了女真与宋朝的通道,登州到苏州的航路中断了。
宋神宗曾一度想恢复航路,重开"市马"而未得,但直到宋徽宗朝这条航线"故道犹存"宋徽宗与金朝结海上之盟,先后派郭药师、马政等到金朝约夹攻辽,都是从登州"由海道入苏州"金朝遣李善庆等使宋也是走苏州到登州的航路。
当时苏州是金朝的边防重镇,政和七年宋朝高药师等受命出使金朝,自登州航海"到彼苏州界,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这些兵是"女真巡海人兵"登州到苏州的航路沿途循庙岛列岛,"自登州泛海,由小谢、驼基、末岛、棋子滩、东城、会口、皮囤岛",抵苏州关下。
赵良嗣宣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出发,四月十四日抵苏州,全程航行十九日。
金朝灭北宋后,这条航路完全在金朝境内,仍在使用,金朝曾"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并"高其价直募人入粟,招海贾船致之"这条航路既是通使之路,还是商人的贸易之路。
北宋时因登州地近辽朝,宋朝严格限制民间船只从南方往登州贸易。
熙宁以前编敕就规定了"客旅商贩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违者并徒二年,船物皆没入官"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有此规定。
熙宁、元丰和元祐也重申了这一规定。
京东东路沿海被划为"禁海地分,不通舟船往来"只有崇宁五年以前海盐实行钞法时短暂允许京东东路"客人借海道通行,往淮南等州军般贩盐货"但随即"行下沿海地分,令依旧权行禁绝百姓船"虽然"山东沿海一带,登、莱、沂、密、潍、滨、沧、霸等州,多有东南海船兴贩",但都是走私航路。
官方漕运有时还走海路,如天禧元年,"诏江淮发运司漕米三万硕,由海路送登、潍、密州"另如大中祥符四年,"以登、莱州艰食,令江淮转运司雇客船转粟赈之";明道年中,京东路发生饥荒,宋朝"转海运粮斛"赈济,走的都是淮南东路沿海到胶东半岛以北的航路。
包拯还说到宋朝曾运京东三十五万石粮食,"转海往沧州",和雇客船,"一年可发得两运"
南宋初,吕颐浩说到京东、河北沿海航路京东诸郡"潍、密、登、莱、青州皆海道地分,自来客旅载南货至密州板桥镇下卸"河北诸郡"滨、沧州乃海地分,自来商旅贩盐行径"他建议将福建等路海船积聚于明州,"前去沂、密州",并说"京东、河北界边海去处,亦如浙东海岸边,有居民市井",可以买到粮食,沿线城镇和市井为航路提供了支撑。
河北黄骅市海丰镇遗址部分发掘,出土数量巨大的瓷器,90是定窑、磁州窑,也有南方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品。
海丰镇宋代属沧州。
这也是当时南北方近海走私贸易存在的重要证据。
可见,明州、密州前往胶东半岛以北的近海航路从未曾中断。
由于登州受到限制,使位于山东半岛南面的密州成为山东沿海最重要的枢纽港,它"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系南北商贾所会去处""密州接近登、莱州界",联系北方的近海航线就是绕过山东半岛,到达登州和莱州,向南则依次经淮、浙、福建,连通广南。
吕颐浩将密州到两浙的近海航路分为两条一是浙东路,即"抛大洋,至洋山、三孤、宜山、岱山、猎港、岑江,直至定海县";二是浙西路,即"自通、泰州南沙、北沙转入东签、料角、黄牛垛头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来,至青龙港,又沿海岸转徘徊头至金山,入海盐县澉浦镇黄湾头,直至临安府江岸"浙西线也可到明州。
"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镇等处","次至平江苏州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头"向头位于钱塘江口南侧定海县。
浙东路又称为外洋航路,浙西路又称里洋航路,这两条航路以东的深海航路又称为大洋航路,即"自新旧海州入海言之,则其所经由者有三路"一路是"自旧海发舟,直入赣口羊家寨,迤逦转料,至青龙江、扬子江,此里洋也";二路是"自旧海发舟,直出海际,缘赣口之东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刘诸沙,以至徘徊头、金山、澉浦,此外洋也",此路虽与上述浙西路南线有所不同,但都是直指浙江口的航路;三路是"自旧海放舟由新海界,分东陬山之表,望东行,使复转而南,直达昌国县之石衕、关岙,然后经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
这三条航路南北最重要的两端就是明州和密州。
南宋时登州和密州都已归金朝版图,上述所言航路主要从海防角度而言,但往山东的航路仍以走私贸易的形式存在,有"闽、越商贾常载重货,往山东贩卖"于是南宋对"沿海州军兴贩物货往山东者,已立定罪赏",但"尚有冒法之人,公然兴贩"吕颐浩曾说,浙东、福建和广南船货要往京东、河北,一般先集结于明州。
南宋谋划袭击京东、河北诸郡时,计划先"聚集福建等路海船于明州岸下",准备停当,再"前去沂、密州","以扰伪齐京东、河北及平、营诸郡"刘豫谋划袭击定海县,"调登、莱、沂、密、海五郡军民之兵且二万人,屯密之胶西县",把密州作为集结港。
这三条航路都可看作密州南行的航路。
外洋航路和大洋航路都是走深海航线,利用季风航行,"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虽然"有大洋、外洋风涛不测之危",但这两条航路取直线,速度快,所以吴潜曾说,如果金人南下,最可能走的航路就是外洋航路,因为里洋航路"旷日持久,迂回缓行,使人知而避之。
此转料从里洋入扬子江一路潜以为决不出此","若论二洋形势则外洋尤紧"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命苏保衡从海路袭击宋朝,大军集结于密州胶西县。
李宝奔袭朝密州金军走的就是外洋航路。
八月甲寅李宝船队"发江阴","放苏州大洋"当时正值西北风,船队逆风被催散,被迫"退泊明州关澳,追集散舟",九月壬辰后由明州关澳出发,十月庚子至海州东海县,共经九日。
外洋航路充满危险,李宝军"中流飓风漂溺过半"但里洋航路金人并非不可逾越。
绍兴元年金人船五十余艘曾犯通、泰,并占领了海门县,任命知县、主簿等官。
里洋航路循岸而行,途经数州,较为复杂,长江口以北,"料角水势湍险",长江口以南的"苏州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径趋浙江",便于航行。
但楚州以北又易行,"楚州僦船,泛海至密州板桥镇,不过三二日"难行的航路是楚州至通州一段,因沭河、黄河、淮河和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航路水浅沙多,最有效的航行船只是平底船。
绍兴三年,宋将徐文叛逃伪齐,"以舟师过青龙镇,遂至海门县,尽弃南船,掠民间浅底湖船,放洋而去"徐文放弃南船即尖底海船,选择平底湖船,说明所走的显然是里洋航路,如果是外洋、大洋航线,南船比平底船更有优势。
里洋航路上航行需要乘潮而行,潮退则停,"缘趁西北大岸,寻觅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间南风潮长四分行船,至潮长九分即便抛泊,留此一分长潮以避砂浅,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沈与求讲到这条航路的风险,到"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此航路虽然难行,但风险还是小于外洋和大洋航路。
所以该航路是商人惯行航路。
"盖海商乘使巨艘,满载财本,虑有大洋外洋风涛不测之危",只要掌握好潮汐时节,就是"保全财货之计"特别是里洋航路的南段近海贸易较为频繁。
至道元年王濣说"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
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
"这些商人都是从事近海贸易,往高丽和日本贸易则是从明州直出大洋。
南宋有人分析,金人如果南下,很可能选择里洋航线
"若曰山东之贼欲送死鲸波,则自胶西放洋,绕淮东料角诸沙之外,自有径截洪道直达前所谓嘉兴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测之渊而至定海"
有人指出,"海道虽亘数千里,其要害不过数处"里洋航路沿途也有多个关节点。
这条航路自密州而南,先经海州,有东海县处于航路之中。
其次入楚州。
楚州是淮河和黄河入海口,东面临海,"抵接淮海,与山东沿海相对",对内可通运河。
南宋时楚州官置"海船二百余只搬运海州军粮,间探之类"楚州盐城县是南宋产盐重地,也是此航路上的重要泊船之处。
洪适任淮东总领,主持将集聚于镇江的纲米,通过运河,经扬州、泗州输"往楚州盐城县,分付龚涛津运入海",再通过海路运往海州。
宋朝派人到盐城县筹集海船,盐城知县龚尹"曾有官造多桨船二十余只,及裕口羊家寨有海船数十只"南宋末年,盘踞山东的李全意欲图谋南宋,就是以海州和楚州为基地。
他从青州南下海州,在海州训练海战。
绍定元年七月,李全"提兵三万如海州","大阅战舰于海洋",八月李全往青州,九月再到海州,"治舟益急,驱诸崮人习水"次年李全又往涟水军和海州视察战舰。
而楚州是他"据扬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趋海",南图南宋的基地。
他在楚州大造战船,着力经营海上力量,并从楚州"遣海舟自苏州洋入平江、嘉兴告籴,实欲习海道,觇畿甸"他的"籴麦舟过盐城县",走的就是里洋航路。
绍定二年李全攻占盐城县城,同年又攻占楚州。
徐文叛逃伪齐,自长江口"泛海至盐城县"建炎三年宋军全线败退,韩世忠"走盐城县,收散卒,得数千人",然后自盐城"以海舟还赴难",抵达常熟。
说明盐城是里洋航路上的重要港口。
再入泰州,有上文言及的泰州石港。
此航线南端的通州"东北正系海口,南接大江,最为要害"通州的要害之处是料角和崇明,苏州平江府则有黄牛垛头和许浦。
秀州金山和明州向头也是重要站点。
韩世忠还说"明州定海、秀州华亭、苏州许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都是明州至密州航路上的要地。
二、明州以南的近海航路
杭州、明州往南,如果不去外国贸易,则只走近海航路,即"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明州以南近海航路可以分为明州至泉州、福州泉州至广州、海南岛与大陆三个单元。
宋朝市舶条法规定,往日本和高丽贸易的商船只能从明州出发,广州和泉州至发放往南海航路的贸易公凭。
也就是说,明州和泉州间、泉州至广州间的航路只是近海航路。
明州至泉州间的近海航路中温州是重要中转港。
温州"海育多于地产,商舶贸迁",号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台州也是重要港口。
建炎四年"浙西以银十万两、钱十万缗籴之,储于华亭县;浙东以银十万两籴之,储于越温、台州"备非常之需。
宋高宗避难至台州章安镇时,江淮发运副使宋辉"自秀州金山村以海舶运米八万斛、钱帛十万贯匹至行在"
《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向南到温州的航路"至昌国县,乘西南风,不待潮径至舟山头登岸,风不顺,泊大、小谢港口,或大、小茅山,候潮回方行"昌国县往南,有奉化县鲒埼镇及辖下袁村市"皆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再向南"至象山县,乘东北风行,一泊乌崎头,再泊方门,三泊陈山渡头步,至县一十五里"象山县南一百里有东门寨"当海道之冲,舟舶多舣于此"象山县往南依次进入台州和温州境。
台州至温州的航路建炎三年末至四年初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自明州入海逃往温州,记载甚明。
宋高宗从昌国直达台州港口章安镇。
从章安镇出发后,先后停泊松门、青澳门,到达温州港。
从温州返回明州,在温州境停泊管头、海门,在台州境停泊松门、章安镇,自章安直达定海县境。
宋高宗从明州至温州,除了在章安镇逗留的时间外,全程用时十四天。
从温州返回明州全程用时也是十四天。
尽管往返途中各因阻风、搁浅、大雾等不同原因耽误过行程,但这些自然因素是航行中的常见情况,可以说十四天是这段航路轻装旅行所需通常日程。
但纲运的航程却要长得多。
天圣四年十一月以前规定温州到明州的纲运限四十五日内到达,因考虑到虽然"军梢用心挽驾",仍可能"内有船或遇便风时月别无阻滞",此后"不约日限"
温州向南航路上第一个重要港口是福州。
福州作为福建路路级治所,在近海航路中地位较对外贸易大港的泉州更为重要,是福建近海航路的中心。
蔡襄曾这样评价福州在福建水路交通中的地位"福建一路州军,建、剑、汀州、邵武军连接两浙、江南路,乘船下水,三两日可至福州城下。
其东界连接温州,并南接兴化军、泉州、漳州,各在海畔,四向舟船可至。
闽中诸州,皆福州为根本。
"同时也是福建联系浙、广的近海贸易枢纽"北抵永嘉,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渺在天外,乘风转舵,不过三数日。
岁小俭,谷价薄涌,南北舰捆载倏至"绍兴初,广东转运判官周纲从广东运米十五万斛,"自海道至闽中,复募客舟赴行在",就是将福州作为广米输往两浙的中继站。
《淳熙三山志》记载自福州福清县南端的迎仙港向北到温州的海道,共十五潮一潮自迎仙港乘半退里碧头;二潮过洛化洋牛头门泊寄沙;三潮至燕锡泊婆弄澚;四潮至海口镇;五潮泊大小练;六潮出练门至东西洛止,七潮泊慈澚;八潮至刘崎;九潮至角埕、荻芦;十潮至罗源港;十一潮至官井洋港;十二潮泊斗米;十三潮泊松山港;十四潮泊圆塘;十五潮过沙埕港,泊莆门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温州总辖海船王宪曾"献策,乞用平阳莆门寨所造巡船为式"可见泊莆门寨已入温州界。
自北而来,过温州铜盘山、半洋碓等处而入福州境,自南而来者,自兴化南啸山、南匿寨等处可入福州境。
福州境内沿海航路上有多处要害,即"涵头、迎仙、江口、岩浔、商屿、波浪澳、小练等处乃行劫商船之所也。
中间西之小练山,东之荻芦头,乃南北出入之关"特别是荻芦寨是控扼温州至福州航路的关键,"若于此把断,使南不得以过北,北不得以过南"此外宋朝在这条航路福州境内多个要害之处设有巡检,保障航路通畅。
福清县有海口巡检,即北宋前期的钟门巡检,职责是"掌海上封桩舶船,其令出海巡警","巡栏香药","巡捉私茶盐矾、防护番船"又有水口巡检,"路当要冲,最为透漏私贩地方",故驻兵把守,巡捕私茶盐。
福清县还设有南匿巡检和松林巡检,都负有"催纲、巡捉私茶盐矾"等责。
长溪县有烽火巡检,实为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巡检,职责是"往来海上收捕"罗源县设有南湾巡检,宁德县设有两县巡检。
怀安设有五县寨巡检。
闽县有刘崎巡检,所管闽安镇"枕居海门,为舟船往来冲要之地",职责是"监纳商税兼沿海县分巡检",巡捉私盐。
福建的泉州、漳州也是近海航路上联系广南和两浙的重要中继站。
建炎四年宋高宗令广东籴粮十五万斛,福建十万斛,"并储之漳、泉、福州"泉州自元祐二年设市舶司,是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在福建近海贸易中自然也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真德秀说到经过弹压,"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其中既有远洋贸易船,也有近海贸易船。
泉州外的石井港"宋为安海市,东曰旧市,西曰新市,客舟自海到者,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
建炎四年创石井镇"围头湾也是"舟船可以久泊","实为冲要"漳州"建州泉、潮之间,以控岭表",在近海航路上也有重要作用。
"漳州旧有黄淡头巡检一员,号为招舶"
泉州设置市舶司以前,福建商船须到广州领取往海外的贸易公凭,而设市舶司以前泉州已是"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也可见泉州与广州之间近海航路商船往来频繁。
二广及福建沿海是海盗最猖獗的地区,"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都是海盗聚集之所,两广到福建间繁荣的航路运输是海盗生存的基础。
广州到福建的近海航路中潮州是重要中转港。
潮州农桑发达,"稻得再熟,蚕亦五收",粮食丰富。
建炎四年宋朝派人在潮州收购粮食,一批"就潮州装发三纲,每纲各一万硕,经涉大海,于今年绍兴元年正月内到福州交卸了足",另一批"于潮州装发纲运,前来温州交卸"福建地方政府也曾募人往潮州、惠州,收割季节在地头收籴粮食。
宋代潮州盛产瓷器,主要供给出口,韩江下游的凤岭港是重要的商贸港,出土了大量宋代船板、船桅、船缆等古船残骸。
揭阳港在宋代是很大的粮食出口港,同时也具有外贸港口的性质。
广州以西近海航路可联系广西雷、廉、钦诸州。
其中钦、廉两州是广东以西近海贸易中的主要港口。
元丰年间,根据曾布的建议,"钦、廉州宜各创驿安泊交易人,就驿置博易场"宋代舶商总结了这条航路的情况"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
盖福建、两浙滨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
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
至于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钦州和廉州之间的海中有象鼻砂,砂碛长数百里,隐在海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
钦州往西,近海航路可至交趾。
交趾来钦州,"率用小舟。
既出港,遵崖而行"钦州城西行,"大海扬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阳镇"这条航路上有几个重要水口,成为航路停泊点和海防军镇有咄步砦从"咄步水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阳镇";抵掉军铺从"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如洪镇从"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镇"廉州西行,海路经钦州,通交趾。
中间也有多个重要水口,作为停泊点"有谭家水口、黄摽水口、藏涌水口、西阳水口、大湾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最重要的停泊点是鹿井砦,"在州西南,控象鼻,涉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廉州东行,海路可通雷州,航路中有"三村砦,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雷州"递角场抵南海,即琼州对岸,泛海一程可至琼州",并可通海南岛的万安、昌化、吉阳军。
雷州向东自本州"谭源泛海,至罗场,接吴州县,通江水,从吴川上水,至化州"化州向东则"入恩、广州,通江、浙、福建等路"
海南岛完全靠海路与大陆联系,"官吏文书,商贾往来,皆道于海"笔者在《宋代海外贸易》中曾指出海南岛与大陆往来有三条主要航线一是广西沿海诸州到海南岛"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雷州递角场,"正与琼对,伺风便一日可达";二是广州到海南,这条航路也是南海贸易商船出入广州的必经之路。
广州是"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
《宋史·张鉴传》载,张鉴知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附商船寄赡之",可见往来于广州和琼州之间的商船一定十分频繁;三是泉州至海南。
闽浙商人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海南。
"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
若载鲜槟榔才先则四月至"每年"闽、越海贾惟以余杭船即市香。
每岁冬季,黎峒俟此船方入山寻采,州人从而贾贩,尽归船商"
三、近海航路与远洋航路及内河航路的联系
所谓远洋航路就是从贸易港直接通向海外诸国的航路。
这首先需要辨明哪些贸易港是可以直接发放海外贸易船舶的港口。
开宝四年在广州设置第一个市舶司,随后杭州和明州也设置市舶司。
更准确地说,杭州和明州所置是两浙路市舶司下的市舶务,两浙路市舶司治所先后在杭州、明州和华亭间移治。
端拱二年宋太宗诏令"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
"这即规定了只有设置市舶机构的港口才能颁发贸易公凭券。
咸平二年宋真宗诏"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笔者注实为市舶务,仍取蕃客稳便"更早设置且贸易规模最大的广州当然也是可以发放贸易公凭的港口。
元丰三年市舶条法就明确提到了广州"诸非广州市船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元丰八年市舶条法则称"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海商舶船者,以违制论"不论单言明州还是杭、明州并提,实际都是指两浙路市舶司。
元祐二年和三年增设了密州和泉州市舶司。
密州市舶司存在时间短且主要是接纳广、泉、明诸港的转口贸易。
泉州市舶司也是限于发放往南海诸国的贸易公凭。
元祐四年杭州市舶司处理了泉州百姓徐戬"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一案。
商人李球元祐四年"请杭州市舶司公凭,往高丽国经纪"元祐五年有泉州纲首徐成向杭州市舶司反映"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崇宁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向"提举两浙路市舶司"申请公凭,公凭规定其归来时"赴明州市舶务抽解"日本僧人成寻赴宋朝,在明州登岸,所乘唐人船一船头曾聚、二船头吴铸、三船头郑庆分别是南雄州疑为南剑州之误、福州和泉州人。
这艘船应该是福建船,因往日贸易,所以需从明州往返。
以上数例事实说明即使是泉州的商人要往高丽贸易也需到两浙路市舶司所属的杭州和明州市舶务申请公凭。
往海外贸易的船只回舶时必须返回申请公凭的港口接受抽解并缴回公凭"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
"在具体执行时"三路市舶相去各数千里,初无一定之法",会出现"住舶于非发舶之所,有禁有不禁"的情况。
李充公凭所附市舶条法有商人"于非发舶州舶者,抽买讫,报元发州验实销籍"的条款,但李充公凭仍然写明"李充前去日本国,经他回,赴本州市舶务抽解。
不得隐匿透越"实际上广州市舶司和两浙市舶司都有于非发舶州抽解的情况。
崇宁五年宋徽宗诏"广州市舶司旧来发舶往来南蕃诸国博易回,元丰三年旧条只得却赴广州抽解,后来续降,沿革不同。
今则许于非元发舶州往舶抽买,缘此大生奸弊,亏损课额"令严格执行元丰三年旧条。
南宋前期市舶机构的设置格局发生了变化,两浙路除杭州和明州外,增设了温州、华亭和江阴三个市舶务。
福建和广南仍维持泉州和广州两个市舶司,形成了"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务及分建于五所"的格局。
但只有设置市舶机构的港口才能直接发放往海外诸国贸易公凭的规定仍然不变。
宋孝宗朝臣僚上奏指出,"三路舶船各有司存。
旧法召保给据起发,回日各于发舶处抽解。
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遂坏成法"隆兴二年重申旧法,令"三路照旧法施行。
"即使到设置市舶机构的非元发舶港抽解也被禁止"若有别路市舶司所发船前来泉州,亦不得拘截,即委官押发离岸,回元来请公验去处抽解。
"乾道九年宋孝宗朝驳回了在琼州置司抽解的建议"诏广南路提举市舶司申乞于琼州置主管官指挥更不施行。
"宋孝宗还曾"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船回日,内有妄托风水不便、船身破漏、樯柂损坏"而到非发舶处,"即不得拘截抽解"总体上还是执行回原发舶港抽解的规定。
为防止铜钱等违禁物资的外泄,取得了远洋贸易公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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