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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作业范文
姓名
梁乐
学号
1052222011049
武汉体育学院
研究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从大国关系看中美关系
任课教师赵高才
完成时间2011年12月5日
课程名称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应用心理学
年级2011级
从大国关系看中美关系
【内容提要】
在新的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下,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利益重组及磨合期。
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这其中以中美关系最为重要。
我们以大国关系为背景,从中分析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字】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正文】
在新的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下,中国在继续推进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合作同时,竞争和矛盾也在上升,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进入了新的磨合、盘整阶段。
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其中又以中美关系最为重要。
我将从当前大国关系的新特点、中国与大国关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的现存矛盾与利益以及中美关系的展望,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中美关系。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的新特点
1.国际权势“多极化”和“均衡化”同步进行的基本态势将持续。
国际力量格局正加速从传统的以美欧为中心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美国单极独霸图谋已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继续增加。
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着手内政外交的“变革”,努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
从综合实力,尤其是国际机制的制定权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方面分析,美国仍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及“首要”地位。
欧洲、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同时还面临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长期困扰,但也力图通过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转型步伐,推进区域整合和跨区域的合作,争取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保持其影响力。
而中、印、巴等新兴大国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各自在新一轮国际机制改革及创制中的话语权,力争使其制度化。
总之,未来5至10年内,国际力量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将有所加快,但“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多强之间相对优势地位的竞争也将成为国际权势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
2.全球治理的“两重性”凸显了大国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特征。
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
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将延续危机时期以合作为主、竞争为次的总态势。
我们看到,在危机时期,传统和新兴大国对国际体系重组达成了在“维持中改造”的共识,运用“互不挑战的精神”、“合作共赢的原则”,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演,产生了较强的延伸和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尖锐。
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经济社会影响仍在显现,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的复苏阶段,各大经济体纷纷将保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视为政策首要;面对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气候变化对发展模式转变及发展空间的压力、以及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对原有利益的触动或重新分配等敏感问题,各大国或集团服从国内大局考虑的压力急升,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增加,竞争明显加剧,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际合作意愿减弱的迹象。
3.大国关系重组正成为大国互动的新态势。
一是组织形式更加多样。
冷战时期的结盟形式继续存在,(、如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并加速转型,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问题导向型的合作正成为当前大国关系重组的主流。
二是集团驱动力日趋多元。
有关集团正超越单一的意识形态纽带,谋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各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
三是集团间关系性质发生了变迁。
冷战时期以对抗为主及目前零和的关系性质大幅降低,集团之间呈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制衡的复杂状态。
四是机制化水平各不相同。
既有机制化水平较高的大国集团(如G8),也有仍属于对话论坛阶段的会晤机制(如“金砖四国”),未来各种集团将朝着多元而非单一的机制化方向发展。
五是各集团内部的领导权模式发生演变。
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主导,开始向集体协调方向转变。
六是大国虽然认识到改革国际体系和建立相互关系机制的重要性,但尚难形成共识和做出决断。
大国大多倾向以“软机制”协调相互关系,以保持在全球性和地区性体系重组时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二、中国与大国关系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当前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在相互合作中继续竞争、相互借重中保持防范的互动模式将持续,但在新的国际局势和战略环境的催生下,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利益重组及磨合期。
其中,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努力延续危机时期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为主的关系的同时,也暴露出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继续提升机制性合作水平同时,新旧矛盾的复杂影响也在加剧。
首先,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大国实质甚至重大利益,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
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利益的拓展、外交领域的重大建树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外挑战的体制优势增加了美国的戒心,也大幅度提高了美政府对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舆论一度热捧“中美共治”(G2)概念,即是美方的典型反应。
相对而言,欧盟、日本等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传统势力失落感和危机感增强;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也担心在后金融危机的秩序重建中拉大与中国距离,对中国实力增长及利益拓展的疑虑都有所上升。
欧、日、俄、印等国的舆论也不同程度地对中美在国际事务中战略性合作日益拓展的前景,特别是所谓“中美共治”表达疑虑和戒心,说明这些大国担心甚至不满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传统影响“被边缘化”的情绪。
其次,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西方传统大国,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相互之间的不适应矛盾有所凸显。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综合影响力持续提升以及积极、主动外交的不断开展,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在继续疑虑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地对中方“积极有所作为”开始“不适应”和“不舒适”。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对议程设置的积极性、要求平等的合理期待、以及塑造中美关系的主动性方面有了较明显地提升。
中美之间从先前中方主动调适对美关系的互动态势,转向了中方要求美方更多地调适其对华关系的态势,从而加剧了美方对双边互动模式变化的不适应。
美对其可能丧失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疑虑和不满明显上升,遂利用其主导的西方舆论,掀起新一轮对中国所谓的“强势外交”、“傲慢外交”的口诛笔伐,力图扭转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被动局面。
一些欧洲大国也遥相呼应,批评中国对欧洲“双重标准”、“欺软怕硬”。
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新兴大国也从各自战略利益和实际关切出发,要求中国“更加对等地照顾其利益关切”。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和被推迟、掩盖的新旧利益分歧集中爆发的心理准备有所不足,对美国策动西方媒体炒作和放大“中国傲慢论”尚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反映了中国仍需一段时间来适应互动模式的调整。
再次,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自身定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双方对所谓“核心利益”与“体系利益”的认知差距被放大,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一方面,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核心利益的正当性和长期性,以及承担“体系利益”的适度性和渐进性。
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强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关键。
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一些西方舆论甚至要求中国在诸如“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领域扮演主要角色。
应该看到,美国制造出“中美共治”舆论,既反映其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对中国借重的客观事实,也希望以此来分担美国的领导成本;欧洲大国则希望继续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等机制建设和话题引领上掌握主导权。
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在核心利益认知上的差距难以缩短。
第四,大国对外政策导向的调整,增加了各自重大政治让步的难度。
尽管世界经济进入脆弱恢复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压力凸显,大国从危机时期强调国际合作不同程度地向服从国内政治议程的方向调整,一些大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政治意愿降低,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应运而生,经贸摩擦政治化的频率和强度明显提高。
尤其是美国,为了转移自身失业压力,威胁要对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行为实施制裁,同时还联手欧洲、印度、巴西等国,谋求在IMF、G20峰会等各种多边场合,策动议题联盟,多管齐下对中国施加压力。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
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给两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打击,对当时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利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形成,中美外交再度恢复对我国引进来的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
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
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
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
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2001年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长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问题宣告解决。
2002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
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科技,文化人员等其他各方面联系不断发展。
在努力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作出了坚决回应。
建国初期,美对我国领空多次侵犯,我国军队共击落u2侦察机达4架之多。
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伤亡。
2001年4月,战机在我国领空与我国战机相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
2006年4月7日,吴仪与美国高层商务部长埃文思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议,共同商议中国对美倾销事件等其他对华商贸政策。
谈到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谈到当今的热门台湾问题。
美国曾一度重审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多次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私自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再三的阻挠台湾的和平统一,而对大陆却一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想保持这一状况从向台湾进口武器上谋取经济利益,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美国这一做法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外交是不利的,紧接着在2007年11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向香港提出靠岸请求,美国航空母舰群有史以来在太平洋上的最大规模的集结,在台湾问题日益紧张化的今天,未曾不是一种挑衅,和威胁面对如此的行为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抵触情绪是美国的不当外交
我国现阶段同美国的外交仅仅保持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至今并没有战略问题上的合作这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是不利的,总之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发展在曲折中发展,这同美国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当局领导人,当时的国际形式是分不开的,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
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
努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同美国外交的努力点,中美关系回朝着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四、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的矛盾和利益
(一)中美关系中的矛盾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971年是对抗时期;1972~1989年是合作为主的时期;1989年6月以后是“若即若离”的时期,对抗不时占据主要方面。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台湾等问题上。
我这里主要谈一下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潜伏着引发中美冲突的危险。
由于美国的态度历来对台湾当局起决定作用,"台独"分子的步伐也会根据美国的态度而定:
美国反对,"台独"分子就会后退;美国不置可否,或默许、纵容,"台独"分子就会前进。
粉碎"台独"阴谋,实现和平统一,主要是中美之间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和台湾当局。
因此,把握美国的脉搏,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及彻底解决至关重要。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服从于它的整体战略,把握美国对台政策的脉搏首先要把握其整体战略。
对台湾问题,美国认为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对美国最有利:
一方面,不影响其反恐大局;另一方面又可以长久地牵制中国。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从长计议也未尝不可。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台湾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将越来越深,民众中希望统一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
届时,台湾回归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台独"分子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必须在"台独"还有一定市场时宣布独立,否则连尝试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时,中美关系发展就比较顺利。
反之,两国关系就波折迭起,麻烦不断。
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任何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
(二)中美关系中的利益
中美关系除存在矛盾的一面,还有相互需求、相互合作的共同性一面。
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中美关系,认为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在保护国际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利益。
首先是安全利益。
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都负有重要责任。
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它不得不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的影响来处理一系列的国际及地区问题。
如果没有中国的适度合作,美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如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就是例证。
在解决核不扩散和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
其次是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利益。
中美两国,一个是发展中的大国,一个是经济、科技发达的大国,两国都有广阔的市场,经济互补性很强。
中国正致力于加速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更注重同美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
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重大作用。
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补充美国的大众市场,也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地发展,发展的重点———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领域,正是美国的强项。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正是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并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
中美之间还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广泛合作。
中国达10万多人的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接受高级培训和从事研究工作。
同样,也有众多的美国学生和学者来中国学习和从事语言研究、参加科研合作项目或在高等学校任教。
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了解,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三、寻求合作,不搞对抗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五、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展望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
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新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首先,中国应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尽管国际力量的发展态势正日益多极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仍是国际体系改革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各类全球问题的主角。
随着全球公共问题挑战日益严峻,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不断加强,中美合作共同应对、治理全球问题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合作的空间也不断扩展。
其次,中国应明确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布局。
新时期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和要求。
正如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所言,“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
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
”中美“(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以及在应对、治理全球问题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正被赋予新的内涵。
继续在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中发展中美关系,将有助于中国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三,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的战略支撑,并以此来牵制与美国的关系的矛盾和利益。
正在共同兴起的众多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和构建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所在。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一方面对缺乏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现有国际机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普遍接受通过对现有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自身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
在此过程中,新兴大国还面临国际体系内传统强国的各种牵制以及缺乏相互协调的合力等问题。
但是,新兴大国加强彼此间机制化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协调各自利益的步伐。
“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展望五国”正在逐步发展成当今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应进一步从战略高度明确合作方向,以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务实合作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开放透明为前提,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逐步使新兴大国间的对话机制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可以依赖的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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