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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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一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一）

一、问题缘起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法律职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法制现代化，已成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

1]

法律职业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和象征，它对于法律的运作、发展、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并非历史地形成的，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从无到有地培养一批现代法律家，这不仅存在难度，更需要时间；而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及其历史作用也会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我国很多法学家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

2]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

“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3]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法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不同意见。

例如，梁治平教授指出：

“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推敲。

比如，法律自治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通常包含一个假定，即认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方法论，与比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方法截然不同。

其实这种假定很成问题。

所谓法律推理常常夹杂了政治判断、实践理性、常识等因素，这些早已经许多法学家甚至法官指出。

”4]

关于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模式和建构方式，也存在不同意见。

很多人把英美式的一元化的法律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公正程度，并通过自治的方式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社会力量。

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

在中国，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不应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建构，而是一种精神或理念上的共同体，即职业认同。

而共同体的建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促成。

6]

进入21世纪之后，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在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

7]从形式上看，法袍的穿着、法槌的使用、法院建筑的建设，无不在强烈地显示着司法地位的独特性和权威性；从职业素质上看，现任司法官的学历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博士、硕士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产出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案例和司法解释；不仅如此，法律界在社会上的声音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法律家职业化时代已经来到，8]法律职业阶层及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

然而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并没有提高。

以2003年全国关注的刘涌案为契机，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甚至有人因此明确提出在中国不能轻言司法独立的意见。

9]与此相呼应，作为针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积极对策，以人大个案监督为标志的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甚至直接介入正在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

10]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考虑并回答：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需要什么形式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依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能否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笔者通过本文尝试探讨这几个问题。

二、法律共同体的意义及模式

在西方法治的发展中，法律职业共同体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和法律体系选择的结果。

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曾归纳了近现代西方法的十大特征，他指出，当代随着西方法律传统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其原有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存留至今的有四个最本质的特征：

即：

第一，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政治、宗教、道德和习惯等）相对自治；第二，法律被委托给专业的法律职业集团施行；第三，专门的法律职业培训；第四，一种超然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法律科学，可以用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

11]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法律精神、技术和文化的实施者和载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法治的建立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且是法制运行的基础。

然而，在看到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职业的这种宏观的一致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世界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非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规律产生和活动的。

相反，在世界各国，法律职业的构成、行为方式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比较法学家们通常把他们之间的差别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之一。

无论是英美法中的法官、还是德国的法学教授，都可能在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充当主角；无论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法学家，甚至是行政官员，都可能在法制的发展中起到特有的作用12].换言之，法律家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更多地是具有个性和特殊性。

就法律共同体的样式及其形成（包括教育培训途径）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英美法的一元化的模式，13]及大陆法国家普遍采用的分业模式。

14]这两种法律共同体模式的形成至少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诉讼模式及相应的职业技能、法律技术，司法资源分配（如诉讼收费及负担机制），法律传统，社会的特定需求（如对司法权的限制或保护），对司法效率与效果的追求及评价机制，法律职业的人数及精英化程度，法律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以及法学研究和社会理念的影响，等等。

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并各有特点和利弊，而各国在所属的基本模式基础上设计建构的具体制度往往又各具特色。

不可否认，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律教育模式因其特殊性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的模式确实有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它表面上秉承了英国普通法传统，也正是由于英国普通法培养出来的法律职业集团主宰了其制度建构，才使得普通法传统得以在美国延续。

然而，基于不同的时代理念，美国的模式又完全不同于英国的精英化或贵族化模式，从最初就体现出一种开放性、民主性和平民化的取向。

这不仅体现在宪法所确认的陪审团制度上，15]而且体现为从最初的平民化律师到在由大学与律协共同创立的法学院（Lawschool）职业教育模式。

经过历史的检验，美国的司法权威、律师行业的竞争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等，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体制上的优势。

因此，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而言，美国的模式往往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例如，日本在战后一直在探讨“法曹一元化”的问题，并已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开始付诸实施。

16]“法律家一元化”的主张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律师出任法官来解决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问题，这一思路是建立在对律师的社会性、公益性、民主性和正义性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其中隐含着一种将律师的民主性、公益性转化为法官的民主性和社会性，进而通过法律职业内部的调整直接实现司法民主的逻辑。

然而显而易见，这一主张内在地隐含着极大的矛盾，且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

17]

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各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延续中自然形成的，每一种法律职业在法制史上的作用也是基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得以发挥的，因而是很难替代或模仿的。

我国在法制建构之初就缺少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参与，并缺乏系统的理念指导和成熟的法律技术，乃至时至今日仍未建立起司法独立的现代体制。

18]因此，当法治和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积极倡导通过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促进司法独立和现代法制环境的形成，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众所周知，不仅是法律职业，中国的法制本身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发展和运行的，同时社会需求和环境、公众期待和评价也具有决定作用。

而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西方社会近现代初期全然不同，何况西方的时代理念和实践也在悄然变化。

因此，在我国，西方社会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在法律事务、法律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和行业自治实现法律自治和司法独立的历史已不可能重现。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产生法学家们期待的巨大意义和历史作用；至于法律家一元化的模式，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实行的可能和必要。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

西方的法律职业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但它诞生后就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

各种法律职业统一在共同的理念和规则体系之下，通过独立的体制、专业化的程序、独特的法律技术，使法律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系统的调整机制。

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律的自治和法律职业的自治是一体的，法律机制通过规则、职业和程序的全面自治，划清了与政治及其他国家权力、法律与道德宗教及其他社会规范、社会权力之间的界限，确立了其独立的地位以及在纠纷解决机制中最高的权威性。

统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仅包括以法律为毕生的事业和精神信念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专门的法律技术，还有一种共同的利益——通过职业共同体垄断法律调整的各个环节，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法律程序的操作和法律实施结果的产出。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职业一方面完成了其对社会的责任，实现着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和独立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自治的传统。

然而，历史证明，现代法治的建立并不仅仅是法律家自治及其努力的结果，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求和选择。

如果法律职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身也可能被社会所淘汰或改造。

19]实际上，法律职业共同体自其存在之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法律自治、逻辑自足的假设、知识技术垄断与社会的需求和决定作用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

在当代，法律意识形态及法律职业的垄断则进一步受到了社会的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追问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假设。

法律自治的基本理念首先是建立在对法律规则体系逻辑自足的假设之上的，但法律实践已经证明，对法的正当性（合法性）评价不可能仅仅通过对法律的形式推理和文义解释获得。

因为，不仅法律的实施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法律规则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漏。

随着社会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对法律规则正当性的追问经常贯穿于法的适用过程中。

援引各种法外因素，如社会正义、公共价值观和利益平衡、公共道德等，作为解决权利和规则冲突及法的正当性的依据，已为当代司法实践所公认。

不同时代、不同体制和不同层级的法律职业对共同体的一元化、法律规则的统一性、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往往各有不同。

法律的技术性、确定性、效率性越强，对于职业法官的精密司法依赖程度越高；而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明显，法的社会功能越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应用越多，法院的积极主义色彩就会越强，对法官的社会性要求就会越高。

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新型、疑难案件时，法官已不再囿于依赖既有的法律规则和形式推理进行裁判，实质推理、目的性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乃至比较法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的引进，已经结束了法典及规则神圣不可改变和自动贩卖机式的操作方式。

正是基于此，社会才会对由职业法官进行的精密司法的社会公正性提出批评和质疑。

在今天的司法活动中，社会的正义观和各种价值判断必然会经常深入法律帝国的腹地，法律界也不可避免对社会开放，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的法律帝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密境，法律意识形态也不再是一种统合一切的迷信。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共同体的精神统一尽管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已经相对化。

20]

第二，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打破了司法的垄断。

现代初期，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国家初步垄断了纠纷解决的主渠道，由此将社会治理统一到法律的权威之下。

在高度技术化和程序化的法律运作中，法律职业的行业垄断成为必然，当事人和普通民众不得不把纠纷解决委托给这些专业人士运作。

在司法活动中，这种高度技术化的运作的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当事人本人被隔绝在法律程序之外；另一方面，由于当事人经济实力不同而导致司法利用中的不平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短缺和诉讼固有的局限性（如高成本、拖延、复杂、对抗性、零总和结果等等）日益显现，司法事实上已不可能全面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通过各国持续进行的司法改革，已使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和司法社会化成为当代法治发展的趋势；同时，司法的便利化也开始打破严格程序的壁垒，力图以非诉化的亲和力获得公众的支持。

21]此外，各种行政法院、特殊法院、准司法机构和民间法律中介服务机构（如税务、专利、保险、公证、鉴定、调查、评估等专门服务行业）大量出现，非职业法官、准司法人员、仲裁员、调解员等构成了参与法律事务人员的多元化，而律师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非诉化趋势也使得法律职业与非法律职业的工作内容高度融合。

随着法律职业身份、资格和技术的多元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边界已经趋于模糊，其职业认同也在相对弱化。

第三，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的相辅相成。

法律共同体以自治和独立为存在的基础，司法独立也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和基础。

但是，司法独立必须同时以司法民主为前提，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司法制度建构和运作的一种正当性要求和原则，即：

司法权的行使应该受到人民的制约，司法活动应该有民众的参与，司法的运作应该受到人民的评价，司法人员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

法律职业的独立与自治同样不能脱离司法民主的制约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法律职业由于其自身特定的利益和行业垄断，本身就与公众存在固有的距离，为了保证独立和中立，司法官的活动需要与社会和公众保持必要的隔离；即使活跃于社会底层的律师，由于其职业特点，也并不能直接代表民众本身。

因此，根据司法民主原则，社会公众有权对独揽法律运作权利的法律职业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包括对其行业自治的监督。

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认同，法律职业的独立自治本身亦不可能实现。

在法律职业尚未获得充分的权威和公信力的背景下，社会对法律职业的自治往往充满了戒心，并可能由此导致对司法独立的抵制。

司法民主原理在制度设计上通过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发挥其内在的监督制约作用，例如陪审制，以增强民众对法律的感情和信任，增加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

22]此外，现代司法民主还可以通过公众、立法机关或司法委员会等机制对司法官的选任、评价、弹劾、司法机关预算和经费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督制约。

总之，没有司法民主，仅仅依赖法律家的职业化不足以使司法获得公信力和权威。

而没有司法独立，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功能必然是有限的，其自治和自律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

唯有使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达到高度协调，才能相互促进。

最后，法律职业内部分工和相互制约的必要性挑战共同体意识。

随着当代法治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历史形成的法律共同体也在发生变化，其内部关系也随着社会需要不断调整。

一个总的趋势是，司法实务职能分工日益细化，各种法律职业之间的区别愈加明显，不同的职业在性质、资格、地位、职能、权利义务、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每一种角色都必须恪守自身的职业定位和行为准则，相互之间不容混淆。

例如，法官的独立和中立，检察官的政府和公益代言人及法律监督者等多重积极职能，律师为当事人服务的市场定位、民间性和社会正义自由代言人的立场，等等。

法律职业之间一旦出现了角色错位，就可能导致职责的混乱、责任的追究、甚至资格的丧失。

不同的法律职业如果超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利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则不仅不会给社会和法治带来福音，反而会成为法制的蛀虫。

在法律程序中，各种法律职业之间的相互制约较之其共同性和统一性甚至更为重要，通过控辩对抗和法官居中裁判，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追求真实、公平和正义；而各法律职业基于特定的角色定位和立场，对同一事实和法律规则的解释与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代，各种法律职业都相应地建立了独立的自治和自律机制，力图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合作用，包括知识、技术和职业道德的共同性，实际上已相对降低。

法律家一元化模式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仍有其文化和实践价值，但是其中承载的社会功能却已截然不同。

23]

总之，法律职业只有获得社会认同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对于中国的法律职业而言，共同体不应成为与社会隔绝的避风港，法律理念、技术与知识的独占不应成为拒绝社会监督、公共评价，乃至排斥公共价值观、民间社会规范与常识的盾牌。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适应社会需求，在履行自己的职能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形象；只有在获得社会认同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独立和自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法治的目标，并通过法治改造社会。

四、中国法律职业及共同体的现状及问题

法学界之所以推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作用，无非是期待通过法律职业的自治和努力赢得法律的自治或独立。

然而，我国之所以难以建立起一个独立自治的法律共同体，并获得社会的认同，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有这种愿望，也并不在于是否有一个统一司法考试之类的平台，而在于社会并没有真正认同司法独立，没有建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作为这一制度前提的法官准入制度，包括选任和职业培训等机制，因此法律职业很难集聚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并推动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然而，尽管我国目前从事法律活动的职业人员来源复杂、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但他们作为法律程序的运作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已构成了一个法律职业阶层或共同体，其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以及法学家。

24]毫无疑问，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这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并不是独立自治的，其特点是：

第一，由于准入机制相对宽松，各种法律职业之间的转换较一般大陆法国家更为经常，尚未形成经验化和终身制的司法职业。

首先，基于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在司法机关高层官员的任命中，经常出现所谓公检法司的大轮换，甚至还包括司法机关与人大法工委、中共政法委书记之间的职务转换。

25]其次，由于司法官地位低、与律师收入差距大，司法官队伍极不稳定，经常出现法官、检察官向律师的逆向转换。

相反，尽管司法机关并不禁止、甚至积极鼓励，却很少出现律师向司法官的转换。

26]《律师法》允许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员可以不经司法考试、通过考核批准授予律师资格，因此以往有相当数量的司法官在退休、辞职或提前退休后转任律师，并在律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再次，法律实务界与学者之间的转换也非常频繁，近年来一些成功学者相继被任命为各级司法机关首长。

27]由于学界地位相对较高，法官经过学位提升再次进入学界的也并不鲜见。

除律师外，司法官的任命基本上是地方化的，因此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任职资格标准，也不能避免司法官与地方关系网的密切联系。

由于没有建立司法官地域之间的轮换制，即使是通过严格准入程序任命的法官，长久在地方化的工作环境中也难以抵制地方化的影响。

各法律职业人数比例失当，相互间流动性大，专业人员（包括其首长）稳定性差，忽视职业化的培训和经验积累，是中国法律职业的显著特点，也是造成司法官职业化程度低的原因之一。

28]由此，既不可能像英美模式那样使法律职业产生经验、知识、事业、信念和道德规范上的共同性；也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职业准入及终身制那样产出精深的专业经验技术积累。

此乃粗放司法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第二，法律职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司法腐败的原因，也成为公众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

地方化的准入方式和人际关系使地方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之间很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司法腐败的重要诱因；而各职业之间的频繁转换，实际上也是法律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契机，至于同学、同乡、同事、师生、亲属等关系结成的关系网更是盘根错节、无处不在。

实践中，公安机关及司法机关向当事人介绍推荐律师的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则是律师与司法官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一些律师不仅为了胜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牺牲当事人利益与法官维持关系。

据2004年3月全国律师队伍建设会议上公开发布的信息：

近年来，一些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与司法人员形成不正当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个别律师违反执业纪律，损害当事人利益，甚至违法犯罪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司法公正。

据调查，在从事诉讼业务中，律师与司法人员“拉关系”具有普遍性；请吃饭、送钱、送物，办“关系案”、“金钱案”现象呈上升趋势；律师与司法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坑害国家和当事人利益的违法犯罪逐渐增多。

有的律师职业道德缺失，服务为民、维护正义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诚信服务的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个别律师知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律师队伍的社会公信力。

为此，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最高法院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承认：

从目前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有的法官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违反规定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或者暗示当事人更换承办案件的律师；有的律师以给法官回扣、提成等为交换条件，明示或者暗示法官违反规定为其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

有的法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变相索取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贿赂的财物或其他利益；有的律师以各种方式直接或变相贿赂法官，或为法官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甚至假借法官的名义以贿赂法官为由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官的声誉，亵渎法律职业的庄严和神圣。

29]

第三，法学家（法学院校或法学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者）在法律共同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其原因和表现为：

首先，学术标准成为最高标准，秉承中国以文章治天下的传统，社会和法律界一贯以学历、学位或学识作为法律职业素质的基本标准。

司法机关不仅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而且一贯以学术论文作为司法官考核、评优、晋升的重要标准，以学者型司法官为最大的荣耀，在思维和法理上受学界的影响极深。

30]司法官的年轻化、高学历化也是其追求的目标。

其次，学者在法律界和社会享有较高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法学界在各种权力之间和纠纷处理中处于相对中立的地位，有可能客观地进行学理解释和分析，并与司法机关的实务惯行和腐败保持着一定距离，因此在法治进程中始终扮演着激进的启蒙者角色，并出现了不少活跃于媒体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立法完善、依法行政和司法改革，批判司法腐败、进行舆论监督，普法和提高社会的法律意识，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31]再次，在实践中，司法实务界对学术界有一种形式上的尊崇，学术界的意见对司法机关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由学者任司法机关首长外，司法机关还经常聘请学者作为专家顾问进行法官培训、指导调研、评价工作等，在制定司法解释、论证司法改革措施时也必然有学者参加。

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司法机关也会主动聘请学者参与疑难重大案件论证。

这也就是所谓专家意见书滥觞的背景之一。

从实际状况和社会评价看，中国法律职业及共同体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于：

第一，法律职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使得这个共同体难以通过自治和自律抵制司法腐败，整个法律职业都缺少社会公信力。

笔者近年对近600名调查对象进行了一项有关司法活动评价的社会调查，其中占99.9%的人认为我国存在着司法腐败，大多数人认为司法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调查结果与2004年1月新华社公布的10个省区市党风廉政问卷调查显示的“建设工程，公安、检察院、法院，医疗，教育和组织人事，是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5大领域”的结果相同。

32]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司法腐败的程度并没有社会舆论判断得那样严重和普遍，而对司法腐败感受程度最深的则是律师。

各种调研都表明，司法腐败已经不是一种存在于观念层面的东西，而是深刻地渗透于司法诸多环节的事实。

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处揭露出各种数据和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尽管我们还无法通过准确的量化标准对其程度进行精确的判定。

但是显而易见，由于司法腐败已经涉及到整个法律职业，甚至也包括法学家，因此，今天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具有抵制司法腐败的号召力和实质作用。

第二，各种法律职业之间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