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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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没有史诗与没有科学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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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8204(2002)04-0076-06
1
人物传记或纪传体作品是叙事的基础,并形成了叙事作品特有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小
说视为近现代社会里的纪传体。
早期的叙事作品通常是一种人物传记或纪传体,即某人
的生平事迹的记述。
这些人物传记通常与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集团的编年史相统一。
这
是一些特殊的人物:
民族英雄、英雄祖先、文化英雄,他们是国王、先知、宗教导师、
圣徒或高僧。
这些人物传记构成了经书、史书和史诗类作品的主体,正像同样的人物传
记构成了编年史的主要内容一样,比如在《史记》、《旧约》、波斯人的《列王记》等
叙事作品中。
近现代以来的小说仍然是一种以人物传记为基础的叙事形式,只不过其中
的人物大大地降格了。
他们或她们是世俗世界中的凡俗人物,没有通神的魔法或魔力,
也没有伟大的英雄业绩,甚至也没有高尚的功德。
小说虽然是传记体的另一种形式,但
其传主(或者说人物)却已大为贬值了。
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其罪孽和堕落,是他或她的充
满欲望的心,充满诱惑力的故事。
正是这一切形成了我们所欣赏的文学人物的个性。
在所有这些事实的后面隐藏着社会的一些重要情况:
早期叙事作品还不十分关心人所
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事实方面的问题,对人或者说对人物的描绘成为叙事作品的主要
特征。
但早期叙述作品中的人物又并非是近代小说里的私人或个人。
正是个体与社会关
系的冲突越来越变为一种普遍性的状况,才缓慢地导致文学对个体性格描述的兴趣。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对个性或“典型性格”的强调意味着叙事作品中
的主人公与他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分裂。
只有在人与他的生存环境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中,
在主人公与世界的深刻的分裂经验中,其性格和个性因素才会出现并且作为一种具有价
值和意义的要素为我们所关切。
在个性和性格具有突出意义的社会里,个人与世界之间
的一致性已经成为一个疑问了。
与之同时,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像史诗中的主人公那样
代表着民族灵魂或者宇宙命运,恰恰相反,他仅仅代表着个人与这个曾经是整体的而现
在是则破碎的世界之间的分裂状况。
史诗的主人公深怀着一个确信去行动,而支配小说
主人公行动的却是怀疑。
因而他的行动所代表的也不再是一种辉煌的人类业绩,而仅仅
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并且带上了堕落的印迹。
在《小说的兴起》中,瓦特非常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个人主义的形成和小说的兴盛之
间的密切关系: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经验的传统和把个人经验作
为理解现实的权威仲裁者的趋势,日益增长,并构成了小说兴起的近现代总体文化背景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瓦特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是“现实主义”在19
世纪以后开始获得了它的现代含义,“现实”不再被理解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一般
的、普遍性的和抽象性的存在,开始意指一种通过知觉得到的个人对现实领悟的信念,
从“本初就已存在的”转而意指“无来源的、独立的、第一手的”等含义:
“现实”意
味着特殊的、具体的感性知觉的世界。
据此,第二方面紧接着的就是,对现实或对真理
的追求被想像成完全是个人的事。
与此同时发生的哲学上的相关命题是:
笛卡儿和洛克使其思想产生于与意识最为接近
的事实之中,使性格特殊化的探讨变成了为个体的人下定义的问题。
哲学家和小说家都
对特殊的个性产生了兴趣。
“专有名称”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地位被确立起来,也许这可
以看作是“专有名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投射。
在这个时期,小说成为
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新确定方向的文学形式。
因此,人物
的性格塑造和现实环境的逼真展示成为小说的一个通例。
瓦特写到:
“笛福始创了虚构
故事中一种重要的新倾向:
他的情节对自传体回忆录这种模式的完全屈服,这种强调在
小说中个人经验应占首要地位的主张,如同哲学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一样富于挑
战性。
”[1](P8)当然,在故事的叙述或本身并不新鲜的情节描述中,诱发出个人的模
式和富于现实感以及当代性的意蕴,并不是一次叙述形式的演变就可以完成的事业。
这样我们有了一种小说的社会学的定义:
“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卢卡契称之为‘恶魔般
的’)追求的经历,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然而又是以另一种激进程度,以另一种方
式对真实价值的追求。
”这是戈尔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的定义。
这样小说在某
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传记,和与个人传记相关的社会编年史。
这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个人传记。
戈尔德曼说:
“小说的恶魔般的主人公是一个疯子或罪人,无论如
何像我们所说过的是一个有疑问的人物。
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和服从惯例的世界里,这个
人物对真实的价值进行堕落的、因而是不真实的追求,便构成了作家们在个人主义社会
里创造的新的文学体裁。
”[2](P3)对这种特殊的境遇,卢卡契将其称之为“讽刺”,
吉拉尔称之为“幽默”。
无论是讽刺还是幽默都体现出小说家超出小说的主人公的意识
领域。
在戈尔德曼看来,与小说的主人公有关的堕落,主要是通过价值的“中介化”与贬值
,以及这些价值作为明显的现实而消失来表现的。
小说形式被认为是在“市场生产所产
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
”这种分析可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经济生活中,人与物在“质”的方面的一切真实关
系都趋向于消失,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在被一种“中介化”的关系所替代,
即一种纯粹是“量”的“交换价值”的关系所取代。
卢卡契和戈尔德曼将之称为“堕落
的关系”。
经济社会是由倾向于“交换价值”的人们所共同组成。
而其中的一些倾向于
“使用价值”的个人,便成为置身于社会之外或者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成了一些“有疑
问的个人”。
这种社会学分析事实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即有关商品拜
物教和物化的理论。
这一发现事实上包含着如下推论:
在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集体意识逐渐丧失了一切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切其他价值要么已毫无意义,要么只有
通过交换价值才能被认同。
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一些有疑问的个人,他们
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质”的价值或真实价值的吸引,但又不能摆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具
有普遍支配作用的中介。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里,仍然有一种共同的价值目标,这就
是被竞争市场的存在本身所制约的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人权、人格
、个性的发展等概念。
从这些价值出发,“个人传记”式的小说形式便发展起来,它构
成了小说的重要因素,即有疑问的个人或有疑问的主人公的形式。
这些分析主要还是在小说的“内容”方面,而小说社会学更重要的问题是:
小说的形
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小说的形式因素和现代个人主
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戈尔德曼的进一步分析显得更为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
在竞争
的自由经济被垄断经济所取代而趋向消失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目睹一场与小说形式平
行的变化:
现代小说形式使具有个性的人物即小说的主人公逐渐解体并消失了。
戈尔德
曼写道:
“在第一个过渡时期里,个人的重要性消失了,引发了某种企图,即用产生于
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来取代作为小说内容的传记。
”[2](P19)在西方社会里,这些意识
形态价值,比如社会集团、阶级、革命等显得过于脆弱,未能产生特有的文学形式。
但
在革命产生了政权的社会里,这些意识形态成了集体的现实。
革命重新使集体意识成为
一种有力的、自主的、直接的现实。
它在文学领域内倾向于复活一种业已失去原貌的英
雄史诗。
而革命自身就像是一场失去了原貌的英雄史诗。
这个“原貌”是指一种不可再
现的中古背景。
文学中的主人公再次转而成为与世界,即与阶级或集体现实具有深刻一
致性的英雄人物。
个人作为个人的重要性降低了,重又成为与一个超个人的世界相融合
的存在。
“成问题的主人公”再次成为承担“集体”、阶级或历史问题的主人公。
个人
问题的叙述变成了集体命运的叙述,一种“准史诗+抒情”的叙事形式取代了成问题
的主人公的个人传记形式。
“小说”被权力叙事“史诗化”了。
在革命现实主义领域内
,它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过程相反,一切凡俗的事物都具有崇高化的特征
。
在西方小说经历了“低模仿”之后,革命意识形态崇尚一种神话化和史诗化的“高模
仿”。
这个时期的文学把史诗作为它的叙事楷模,并具有史诗世界的一切特征:
英雄与
恶魔的二元对立,个人命运与民族或宇宙命运的息息相关,以及集体目标和人类历史目
标的实现。
真实的英雄史诗只能产生于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或“封建时代
”,英雄史诗产生的条件不仅要把世界分为英雄和恶魔,还要区分成英雄和人民,而英
雄是永远高出于人民之上的救主。
史诗在价值和价值主体上是一个两元对立的世界,而
且与英雄人物相伴随着的是体现英雄气概的暴力,一种战争价值观成为史诗世界所代表
的道德价值,或实现这种道德价值的必须方法。
史诗世界的英勇、荣誉原则,决定了一
个尚武的、好斗的、是非决断的没有生活的中间地带的世界。
在现代世界史上,也仍然有着个人或集团对英雄史诗时代及其行为的模仿,这些模仿
不免总要带上些中古时代的专制君主制的味道。
不幸的是,史诗所具有的声威仍然会给
具有集权倾向的、专断的个人行为带来历史叙述上的个人光晕。
这是一种史诗化所遗留
下来的带有负面影响的遗产。
史诗幻觉使得人们忘记了这些模仿者的个人行为模式的古
老和专横,忘记了对这种行动的历史作用的反省以及个人动机的省察,加之生活在合理
化社会里、循规蹈矩的现代人,仍然或更加喜欢原始的英雄文化和英雄故事。
当然,任
何模仿行为本身都带有喜剧性。
市场社会也总要把一个仿史诗的世界拉回到一个世俗化
的社会生活中去。
如今,在文学叙事上,随之而来的辛辣的嘲讽已将之无情地分解。
现
代世界史上的这个模仿中古英雄史诗的历史,既像是世俗化进程或合理化进程中的一个
意外的插曲,也像是一个复古行动,又是那些本身仍然没有与中古时代断掉脐带的社会
中的一场两个时间层次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戈尔德曼认为,“第二个时期大约从卡夫卡开始,直到当代的新小说,而且尚未结束
,他的特征是放弃用另一种现实来努力取代有疑问的主人公的任何尝试,以便写作没有
主体的小说,其中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中的追求”[2](P20)。
传统的小说是用一种没有
疑问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小说人物的有疑问的追求,或者说表达写作者的疑问。
“而本世
纪的小说则尝试取消小说内容特有的两个基本因素:
有疑问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他恶
魔般的追求的经历”。
小说人物失去了专有名称、个性和社会身份,同时作为个人传记
必不可少的年代和确切的日期也变得模糊了,不重要了。
在传统小说或者说在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个性突出、性格鲜明、富于
戏剧性的人物,他或她以其充分的活动所构成的事件展示了个性的文学魅力。
在文艺复
兴时期剧作家创造的主人公中,大多数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是罪人、杀人犯和疯
子,他们全都置身于社会规范的允许之外,与中世纪的虚构叙述人物很少有相似之处,
表现了与后者的决裂。
这些有罪的人物在现实主义阶段已经取得了文学社会学的合法地
位。
而这个个性化的人物又是十分社会化的,他或她总是处在具体的、个人可以感知和
能够把握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生活和活动的背景总是清晰可辨的,他们随身携带着确定
的身份、家庭和家族关系。
以个人活动为主体的个人传记的小说形式,反映了个人在经
济社会里的作用日益增长的过程。
这种个人传记式的小说形式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
识到的价值观所构成的文学表现形式。
这些价值包括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个性的自由
,以及对财富、爱或色情及权力的渴望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个人的激情和社会常规之
间的戏剧性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基本情节。
小说主人公和小说家一样,面
对着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中产阶级寻求改善地位而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
从另一方
面看,在个人——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个人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具有了潜在的一
致性。
正因为这些人物与社会事件、道德或刑事案件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阅读经典现实主
义的小说才给人一种“像在法院宣读证词”的感觉。
对当事人及其事件的详尽报告这一
要求,形成了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技巧的总和。
瓦特这样写到:
“据此,小说对人类生活
的模仿要遵循哲学现实主义在力求查明和报告事实真相时所采用的传统作法。
这些传统
作法决不限于哲学;事实上,只要是涉及到一件正在考察的事件的报告的现实关系问题
,都要遵循这些传统作法。
因此,小说模仿现实的方式,按照另一批认识论专家的传统
作法,也同样可以得到概括。
这些专家就像是法庭上的陪审团,他们的期望与小说读者
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碰巧一致,二者都想知道一个已知案件的‘全部特殊性’,包括案件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二者都必定在了解当事人的身份之后才能满足,——他们也期望证
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事实经过。
事实上,这个陪审团采用的是‘详尽的生活观’
,T·H·格林发现那正是小说的独特观点。
”[1](P27)
20世纪初,小说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被称作现代主义时期的小说中的主人
公不约而同地失去了鲜明的个性。
这些人物丧失了行动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丧失了行为
的意义,只剩下感觉、意识和无意识领域。
然而,这些感觉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行动者的
感觉和意识,而是一个没有行动和不可能有行动意义的人的感觉和思想。
主人公与世界
的分裂与对抗只剩下一种激烈的内心过程,也正是这种激烈的、生动的、更加细腻和尖
锐的心理过程和内心经验,使人物具有可以辨识的标记,并保持着人物所具有的激烈的
批判性和反抗性。
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不再能够体现在人物的外部行动领域,但这
种个人价值和主体性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内心过程。
个人的激情内
在化了,难以构成与社会常规的可见的戏剧性冲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进程,越
来越成为与社会常规不对称的力量。
比之对社会事件当事人一样的主人公,比之一种详
尽的生活观式的报道,这个隐秘而激烈的、或细腻而生动的内心过程成了更为重要和迷
人的生活秘史。
一种“详尽的生活观”的报道变成了一种“详尽的内心生活史”的陈述
。
由于构成外部事件的刑事案件失去了一部分、甚至是“本质性”的现实性,那些不构
成外部事件的内心事件具有了叙事的意义。
这是人们所说的20世纪初以来文学走向了“心理现实主义”,或者“意识流”的大量
出现所显示的变化。
但这一变迁的意义常常被低估了。
现实主义叙事转向心理的过程,
感觉不是附丽于行动而是完全被内在化的过程,并不是或不但是一种文学内部的流变:
它是与人文主义的个人以及经济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衰落相关和同步的一个过程,
也是与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相伴随的一个过程。
“意识流小说”的命名通常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了,使人以为这是文学叙述的一个新
方法而已。
但为什么小说的叙述形式会从人们已习惯于接受的“行动流”转向叙事性很
弱的“心理流”?
事实上,只要承认心理和意识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性无疑等于承认:
在
现代社会,人的行为的真实性已经丧失,真实而有意义的行动的可能性正在消失。
人的
行为体现人的个性说变成了一个神话,因为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些价值——人的自由、自
主性和主体性变得可疑了。
2
比之传统的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个性和性格的关注和对主人公的富于戏剧性行
动的描写的关注,现代小说更为关注的是一个丧失了行动能力和行动意义以及行动可能
性的激烈的内心过程和病理性的内心经验。
这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到
加缪的《流放与王国》、《西西弗斯神话》和萨特的《恶心》所加以表现的经验现实。
尽管人物失去了行动能力、行动的意义和行动的可能性,但行动的缺失或行为意义的阙
如,并没有使人物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和人类情感减弱,它反而使这种情感更加强化
,更具有反叛性和批判力量,并通过激烈的心理过程的表现来把握人类生活的基本现实
。
在这些小说里,不仅是旧有的叙述结构成了问题,而且叙述的主体地位也早已随着全
知的叙述人的消失而变得不可靠了。
现代小说的叙述人不断地对他的叙述和话语产生疑
问:
“现实”可能随时或已经处在关于现实的叙述之外,关于“现实”的叙述话语可能
随时与真实的“现实”相脱节。
叙述模式的解体或变得不可靠或不现实,作为行为主体
地位的人物的消失或主体性的危机,使得小说难以发展它既有的叙事程序。
叙述的危机
是同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危机一同到来的。
这一分裂造成的生动的、激烈的心理过程,而不是传统的人物行为和人物性格以及相
伴随的情节,成为现代小说叙事的主要资源。
当这一心理冲突过程不具有对于世界的干
预企图与力量时,比如在意识流小说中,在伍尔夫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个人统一性的
经验和内心生活中的主体性便具有了自我肯定、自我补偿的意义,它因此而成为与物化
现实相对立的一种经验世界,一种作为物化现实体验的对立面的经验。
面对在外部世界
里主体性的丧失、有意义行动的不可能性和个性的丧失,伍尔夫、普鲁斯特把他们作品
的世界限定在感觉和无意识记忆的领域,通过对经验的统一性的恢复、对已经碎裂的时
间片断的重新组合、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时间连续性的恢复,而恢复了个人的真实性和
自我的统一性。
至少是表达了这种自我统一性的执着愿望。
现代意识流小说的产生与其说是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背叛,不如说是对现实理解的
不同。
就像在乔伊斯、伍尔夫或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现代世界的人们,尤其
是城市里的“公民”越来越从他们的前辈所参与的公共空间退入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像意识流作家或那些描写与世界脱了节的生活的小说人物一样,
沉浸在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中。
他们被一种内在力量所驱使,在心中不断重申一种主体
性的信念或主体性的幻觉,固守着自我幻觉或内在真实。
就像在贝娄的作品中,这种内
在力量,这种在心中驱使他们独白的“主体性”来自往日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的内心
独白也往往是那些人文主义的经典文本的一个丰富而杂乱的“索引”,或大量来历不明
的“引文”。
因此,他们在不能真实介入的生活世界里独自走来走去,进行着内心深处
的自我对话。
这些没有引号的独白或对话,赋予小说人物一种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个
人的新鲜感和真切性,但他们的个人主体性却是如同一个鳏夫的孤独的主体性,是已经
被世界当作了一个客体、一个物的主体性。
他们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永恒冲突,
不再表现为行为上和社会公共空间、公共事务上的冲突,而是表现为内心冲突。
如果说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我们通过人物行动或活动来认识一个人物——如果
他们有心理活动也是在他们行为的过程中,并伴随着这种行为——我们通过“看见”一
个人来认识他,那么,在伍尔夫或贝娄式的小说中,我们是通过“听”来辨识一个人物
的,通过“听见”他或她的内心的声音来了解他的生活或“故事”。
这里的内心生活独
自进行着,这是一个不能行动者的心理经验和内心感受,而不是一个行动中的人的与行
动相伴随的内心感受。
这里的内在经验不是第二手的,不是对行为的回应,而是对不能
有行为的那种状况的回应。
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来说,人物的现实性和小说性就是在这
里形成的。
如果从事情的另一方面看,这当然是一次内心生活的重新发现,也许是古老的“传记
”式叙述或“纪传体”叙事的更新形式。
在较早时期的史诗型的叙事作品中,所叙述的
主要是人物(通常并非是个人性的)的行动,而不是内心生活世界。
在各种各样的圣徒传
记和自传类作品中以及在一部分诗歌中,开始出现了对个人内心生活史的记录。
这意味
着个人体验和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开始具有价值。
它是因为个人体验和内心生活史在外
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内心生活史涉及到各种形式的宗教经验:
怀疑、信仰、忏
悔、皈依和内心验证等等。
随着世俗化世界的兴起,世俗状态中的内心生活和个人经验
也开始给予了重新估价:
关于个人的情感生活、个人的梦幻和复杂的欲念,构成了新的
文学写作。
可以说,在口传叙事时代,个人的内心经验基本没有得到过记录,那个时期
里人的内心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追忆。
比之现实主义的小说,在描述人的内在经验和内心
体验方面,意识流小说可以被看作是纪传体的另一种强化形式。
个人特性或“专有名称
”变得与内在经验、内心独白密不可分,或者说,专有名称从社会化的个性符号,变成
了内心自我确证的符号,并越来越具有一种玄学性质。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倾向视为:
文学家在意识到个人在社会交往和实践领域内失去主体性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个人
主体性的寻求。
对于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等人来说,个人主体性来自于个体内在经验的统一性,而它们
取决于时间意识的统一性。
瓦特曾经谈到,在哲学上,洛克把人的个性界定为长时间获
得的一种意识的一致性,个体的人通过对以往经验持续一致的记忆,获得自身的个性确
定性和一致性。
这种对存在于全部记忆中的个人的一致性和个性统一性的根源的探索为
休谟所继续:
如果没有记忆,原因和结果的概念及其时间的链条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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