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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富到民富
从国富到民富
——研究生视角中的“两会”
杨光影
2011年3月3日至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对于中国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来说,“两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例行程序,更在于它是关系到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全局的结点,它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以至更长远的发展之趋势、重心和质量。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句话在时隔30个月后正式写入了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得到改善,让人民生活得舒心、安心和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要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幸福,比仅仅让老百姓兜里的钱多起来,要做的事情无疑更多。
我们期待经济能够持续稳定高效发展,我们期待公平宽松的就业创业环境,我们期待物价不再上涨,我们期待住有所居,我们期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期待社会正义、法制健全,我们的人身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我们期待我们拥有的民主权利得到更加切实的行使,总之,我们期待从国富到民富。
由于两会所涉及的问题众多而庞杂,因此本文遴选出与研究生生活以及未来息息相关的一系列热点与读者共享。
就业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3月8日在题为“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记者会上表示,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70%-75%之间,年底就业率基本上能够达到90%以上。
一面是冠冕的就业率数据,一面却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冰冷现实。
据《光明日报》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缺口每年将达到1300多万,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
其中,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将更加凸显大学生就业难。
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创历史新高;“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近700万人,加上中职毕业生,总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
笔者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高校盲目扩招,二是由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所致。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的观点,大学生就业形势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因为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延续性问题:
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但社会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
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西方国家高。
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我们处于工业化时期,他们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我们最多需要的是有技能的工人。
因此,一边是技工荒,一边是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尹蔚民也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即部分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和岗位不相匹配。
尹蔚民表示,非常希望高校毕业生能够到基层、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就业,因为那些地方需要人才,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有大量的创业机会。
与此同时,尹蔚民表示,政府会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放在整个就业工作的首位,将主要采取四个措施:
第一,努力拓宽就业渠道,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努力扩大和挖掘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岗位。
比如说服务外包企业,2010年我国就新增了3700多家服务外包企业,容纳了70多万人就业。
70多万人里近50万是高校毕业生。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
第二,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就业。
比如现有4个国家项目:
“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教师特岗”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这四个国家大学生下基层项目计划,每年大约能够吸纳20万人左右。
这些到基层的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实践锻炼,再逐步输送到其他岗位。
第三,鼓励、引导大学生创业。
另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对中美大学生创业率进行了对比:
美国大学生创业率达20%,而中国大学生仅为1%。
第四,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能力,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好更高效率的服务。
另外,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时遭遇“院校歧视”,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从制度上消除院校歧视。
罗和安说,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院校歧视”已日益“显性化”和“普遍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对非“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资格、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等方面人为地设定各种歧视性政策。
比如广州市番禺区和江西省电力公司在选拔招聘高学历人才时规定:
“只面向‘211工程’高校应届毕业生”;更有甚者,国内某知名企业在招聘前台服务员时都设定了“非211工程高校毕业生不要”的门槛。
此外,在《2010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中有规定:
“对申请上海落户的211高校毕业生的给予加15分”,类似的政策和制度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也屡见不鲜。
非“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在工资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遭遇歧视的现象十分普遍。
罗和安认为,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多集中在知名度不高的大学,再屡屡遭遇就业歧视,使得他们心灰意冷,新“读书无用论”抬头。
对这种人为的、制度性的院校歧视,理应从法律、政策和制度层面进行预防、纠正和救济。
高房价
买不起房了!
当北京三环内的房价由五千飙升至三万,那些北漂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牢牢地被栓在“蚁族”的行列。
在经历了去年的连续两轮房地产调控后,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是部分地区房价依然居高不下。
无论如何,中央政府打出的重拳,让公众对新一轮调控有了更多的期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到,未来五年将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为了让每个居民“住有所居”,中国政府近年来强调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包括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继续加强廉租房建设和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以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并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事实上,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十一五”期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06年全国尚有70个地级城市未建立廉租房住房制度,如今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形式的住房保障制度初步形成。
2007年全国安排廉租住房资金77亿元,超过历年累计安排资金的总和。
2008年,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81.9亿元。
2009年保障性住房支出达到550.56亿元,这一年中央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廉租住房保障补助力度:
西部地区400元/平方米,中部地区300元/平方米,辽宁、山东、福建省的财政困难地区200元/平方米。
2010年中央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达802亿元,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国将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580万套。
2010年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超额完成年初国务院部署的任务。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高达1336亿元。
在2005年底,全国仅有32.9万户最低收入家庭被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如今全国1500万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专家预测今后20年中国预计将有4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解决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将继续成为政府的一大挑战。
在部署2011年工作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要求,2011年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的数量将比2010年大幅度增加,并计划在今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9日在北京表示,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约需资金1.3万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提供约5000亿元。
然而,笔者认为,除了加大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力度外,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是当务之急。
房地产行业的暴利让众多权贵资本大量涌入,这些权贵资本凭借独特的背景和人脉迅速占领一线城市的市场,以至于像搜狐中国这样的大型民企也不得不将战略重心从北京转移。
只有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才能避免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勾结,才能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
房价在国家重拳出击的短时间内略有回落,而后加速上涨。
医疗体制改革
其中对于重大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要求,要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
名为“公立医院”,实则是“营利”医院——近20多年来,我国的公立医院日益为“名不副实”而尴尬,高昂的医药费用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避之不及的难题。
2月23日,备受关注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指导意见》的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将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表示,这意味着我国公立医院将重新回归公益性,这也是解决老百姓看病就医难题的正道。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就是一条:
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分别选择1-2个城市作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国家在各地试点城市范围内选出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从2010年开始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
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我国共有公立医院1.4万余家。
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终端,公立医院集“看病难、看病贵”等矛盾于一身,是每次医改都绕不开的“堡垒”和“重头戏”。
最被人诟病的是,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按照营利性模式运营,“以药养医”等机制催生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从而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被弱化:
公立医院不都姓“公”。
此外,医疗费用的快速上升,导致我国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日渐显现。
据统计,2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0倍左右,但所负担的医疗费用却增长了130多倍。
根据《指导意见》,将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这将推动“以药养医”机制的转变,对降低患者医疗负担也将起到一定作用。
针对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形成的合理收入“缺口”,指导意见明确,经济补偿渠道有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种。
首先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政策性亏损补贴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等公共服务经费等。
其次,指导意见还指出,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
贫富鸿沟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
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
“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
在“十二五”规划中,让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这一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得到了回应。
首先,“十二五”规划试图降低经济增速指标,提高居民收入指标。
相比“十一五”规划,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并加了一个强调性的“注释”,明确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在实施中要努力实现和经济发展同步。
这意味着,“经济增速”和“收入增速”两者带有了关联的“硬性”限制。
“这说明国家下决心从更多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转向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其次,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了强化。
相比“十一五”规划仅仅是很短的一节,如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单设一章。
不仅如此,关系“收入分配”的其他方面,在住房保障、就业、农民增收等多章中均有涉及。
“这顺应了人民的新期待!
现在是到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时候了。
相信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说。
教育改革
中国教育,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既是决策者经常的口头禅,也是老百姓的生活信条。
当新一轮教育改革终于掀开大幕的时候,人们发现:
对于教育,最让人沉痛的还不是为孩子争夺好学位时的无奈,学历贬值下教育作为底层上升途径功能的弱化,而是对于教育的信心的流失和动摇。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后代的教育前景产生深刻动摇的时候,无疑是可怕和危险的。
在“两会”上,教育公正成为确定的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温家宝总理在会上说,“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这句话引起代表们长时间的掌声。
人们不是为了政府增加真金白银而兴高采烈,而是为这句话传达的价值观念引起了强烈共鸣:
教育天然应该是公正的,它要给每一个人带去梦想。
如果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那么最耀眼的光辉来自教育。
一个在教育领域不能实现公平公正的国家,其实也就称不上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
一旦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裂痕不能得到弥合,一个国家那些最美好的价值观念的口号也将变得漏洞百出。
邓小平曾说:
“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
”离他说这句话20余年过去了,“失误”以另外的形式、变幻着另外的后果仍在持续发生着,而其严重程度绝不小于邓小平当年的担忧。
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说,以教育改革来矫正这些“失误”,其成败不仅事关民众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也事关国家战略调整的基石是否牢固。
实现公平是最好的恢复信心的药剂。
中国教育能否突围成功,教育公平能否实现也是个试金石。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如此,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就不会仅仅是嘴上说说,教育的“战略地位”也就不会变成是“略占地位”,公正也就不会变成“对一部分人的公正是对其他人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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