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象学的社会空间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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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象学的社会空间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
浅析现象学的社会空间:
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
1947 年,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三封通信7 成了20 世纪两位伟大思想家最后也最直接的思想碰撞。
在某种意义上,这次碰撞隐含着更深层次的争锋和对话,也就是说,在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这种张力在两位思想家的后期体现得更为真切。
1949 年12 月,海德格尔在不莱梅(Breme) 俱乐部作了四次演讲,其中有一篇题为《技术的追问》,1953 年5月作了《科学与沉思》的演讲,1954 年标志其技术转向的《演讲与论文集》出版,1962 年《技术与转向》出版;同样,马尔库塞1941 发表了《现代技术的社会意蕴》,1967 年《单向度的人》面世,期间他还相继撰写了《技术社会中的社会改革问题》和《工业社会对社会改革的遏制》等文章。
通过简要的历史性回顾,目的是阐明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即他们在40 年代到60年代转向对技术主题的关注,而只有在两者交界面处才有可能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解读三封通信。
一、从此在之基本结构转向技术集置
海德格尔的转向是由1947 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发表公开的。
但海德格尔对这种转向的答复是,“只有从在海德格尔I(前期对此在之基本结构的考察)名下所思的东西出发,才能通达在海德格尔II(后期对技术的追问)名下要思的东西。
” 因此,对技术的追问必须建基于对此在之基本结构的考察之上,而海德格尔对此在的考察又是密切关涉其对西方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
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采取的是现象学进路,但他的现象学不同于胡塞尔。
我们知道,就还原方法而言,胡塞尔现象学是一种笛卡尔主义的进路,其中之关键就在于对一种把对象视成物自身的素朴意识的怀疑,进而走向一种康德哲学所拥有的超越论的进路,由是留给他的余地就在于对一种建立在实在论上的表象思维进行批判,但他的批判却比康德更彻底,如果现象学要进行本真地建构,那么其还原就必须达至纯粹意识。
但是,胡塞尔还是将纯粹意识的结构及其存在的意义建立在了对象性思维的基础上。
正是对胡塞尔这一现象学根基的再奠基(再批判),海德格尔进入了对其而言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存在的意义以及此在的历史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质疑传统哲学脱离日常生活实践,认为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滞留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认识论跳过最重要的原初现象的世界性而力图把原初现象之后的对象当作最初的认知对象,主要原因是传统认识论错将知性的认识当成了最切近的交往方式,而实际上,前反思的“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才是更原本和更在先的。
现象学首先问的就是这种操劳中照面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把这种在操劳中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
对用具的瞠目凝视越少,与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是源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
用具本身揭示了用具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也就是早于对象化的状态。
“存在者在上手状态中与此在打交道是此在原本与世界最切近的交往方式,一种先于表象的状态,一种存在者与生俱来的方式。
”只对物作“理论上的”观察是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而只能停留于一种对象化的理解。
照我们的日常实践而言,用具要成为真正的用具,就要具有上手状态。
上手事物的特征就在于:
它在其上手状态中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恰恰是能本真地上手。
日常打交道并非首先持留于用具本身;工件、正在制作的东西,才是原本被操劳着的东西,因而也就是上手的东西。
这种上手状态实则就是非对象化、非理论化、非主题化的状态,是我们人类切近世界的基本方式,先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直观和反思。
此在可以借用具进入一种对象化之前的体验,一种对无蔽的体验,一种原初的此在的存在方式。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一直在遗忘“存在”的维度内探讨“存在”。
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逻辑前设脱离了生活的经验之流,而实际上,在此在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并非首先体验着与主体相分离的客体,而是用具的“上手”、“用具世界着”和此在的“操劳”等。
换言之,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研究领域及其产生的结果都是派生性的,“非本真地”割裂了此在与世界。
割裂的后果就是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从而遗忘了“存在”。
如此一来,存在者倍受关注,而各门实证主义科学又都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所以对“存在”的遗忘成了科学发展和现代技术产生的必要条件。
讲到这里,在世界之内照面的东西的范围还只限于上手的用具和现成的自然,而他人是一种不同于上手的用具和现成的自然的一种存在者,“他人随同在劳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照面’了,而‘工件’就是为这些他人而设的……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共在)。
”“共在”却很容易使此在成为“常人”,使其为常人所宰治,此在通常消散于“常人”,在“常人”中差别消失,剩下的总是庸庸碌碌。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常人的一面称为“非本真状态”,与“本真状态”相对立。
“沉沦”就是此在从其本真状态跌落到非本真状态。
“此在的沉沦”是“此在”日常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此在的“沉沦”由此在的生存论上的规定决定,是存在论上的运动概念,从存在者层次上无法决定。
在发达社会,“常人”每天都在电视和报纸中生活,电视和报纸等传媒培育着“常人”的生活方式,并且规定着“常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思考方式。
沉沦在世对它自己起到引诱作用同时也起到安定作用。
此在为什么会沉沦?
世界对于此在有一种引诱作用,此在总是不能摆脱它的招唤,因而沉沦于它所开显的世界,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沉沦于世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之一。
“沉沦”于世的此在“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地被吸引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旁……所有这一切,凭借现代的信息技术来刺激、袭击和折磨人们——所有这一切,已经比那环绕着院落的天地、那大地之上的天空、那日夜的更替流转、那村落的乡风礼俗、那家乡世界的传统更近于人。
” 在科学技术兴起后,更是利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继续沉沦于世。
因此,我们从“沉沦”中仿若洞察到了在“集置”中此在的处境。
海德格尔I 主要讲的是,此在追问存在以及此在领会存在之可能,由此可以隐约地看到,此在之基本构造与海德格尔II 中技术集置的内在关联。
实则,对“存在”的遗忘、“常人”的日常生存方式、此在的“沉沦”等都是人类走向“集置”的存在论基础。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
“ 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具体又包括:
1. 技术是人类的特殊的活动,是一种改造物质对象的活动;2. 技术是人类特殊的知识体系,是一类操作性的知识;3. 技术是功能性的手段或手段性的功能;4. 技术是人工物的集合。
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对于现代技术也是准确的和适切的,现代技术被认为是合目的的手段,这无可非议,但正确的东西未必真实。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是在更大的世界图像背景下展开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 现代形而上学在遗忘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对某种存在者的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所以,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解析现代技术必然得出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结论。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
”只是对现代技术而言,它所解蔽的乃是一个资源与器件的世界,这种解蔽是“促逼”的解蔽。
它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
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本身能够被漫无目的地开采,“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标的人的材料”。
技术系统通过将人类遣送至设备中,聚集了贬低其人类创造者的要素(momentum)。
在超越人类并给人类分配功能的系统中,人类也变成了机械零件。
他们也开始将自身解释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机器。
从抚养子女、离婚、选择职业,这些用于生活方方面面的操作指南证实了人类的集置。
在解蔽存在的过程中,人类的作用被遮掩了。
这种促逼着的要求,海德格尔称之为“集置”,它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方式同样具有前面讨论的非对象化的特征,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示于这种非对象化的“集置”中。
集置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者。
“集置”就是将各类东西聚集起来的场所,它是一种对人类有着高度危险的东西,“技术之本质作为解蔽之命运乃是危险。
”
将技术把握为集置,可以使我们走向一种非对象化和非理论化的讨论,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这种理论讨论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这不是一种悖论吗?
事实上,这是海德格尔讨论存在的困境。
这也正是我们在《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通信对话》中看到的,马尔库塞批评海德格尔为“置身于逻辑维度之外” 的原因所在。
尽管抨击海德格尔,但马尔库塞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消化和吸收也显而易见。
二、从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技术的社会批判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既充满浪漫主义又对现代性具有深刻洞见。
他的洞见在于不仅仅把技术当作功能性手段,而是把技术当作“世界”的“解蔽”方式。
在海德格尔的术语中,“世界”不是指现存事物的总和,而是充满规则和意义的生存结构,这些观点深刻冲击着西方思想界。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保持着密切关系,卢卡奇曾经在1967年的序言中直言不讳陈述到,“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问世,它(物化)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
” 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更是无法回避。
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主旨,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就是以此为主题的经典文本。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在阶级社会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内在和外部自然都遭到了抑制,最初是反对自然,随后是反对人类。
技术思维已经渗透到生活、人类关系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法兰克福学派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海德格尔的痕迹。
阿多诺曾严厉批判马尔库塞,说他是一位神秘的海德格尔主义者。
而阿多诺的学生哈贝马斯却直陈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结论与海德格尔的纳粹意识形态非常相似。
但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又是在受到海德格尔面向生活世界的存在的影响下完成的。
甚至技术批判理论家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也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
但受其影响最多的当属马尔库塞,理查德•沃林认为,在很多细节上,海德格尔对早期马尔库塞有深刻影响,马尔库塞早期著作曾毫无保留地继承海德格尔得存在主义经典著作《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观点,并认为海德格尔对个体的重视能够有效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不足:
站在社会或“历史规律”的立场忽视了个体。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也得到了马尔库塞的继承,比如,海德格尔的此在、实存、常人、终结、操心, 在马尔库塞的术语中就是生命、实在、他们、死亡、关切。
这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清晰可见。
但是马尔库塞发现海德格尔的具体哲学本质仍旧是形而上的。
比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还包括“现实可能的”确定标准是什么,“此在”“被抛”前所处的“场所”是什么,“可能性”具体指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上述范畴都是空洞的,他也因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尽管转向马克思主义,但道格拉斯• 凯尔纳却清醒地注意到,马尔库塞终生都保持着海德格尔主义的痕迹。
马尔库塞后期对技术解释的现象学特征就是明证。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两位哲学家都深刻反思西方发达工业社会。
海德格尔是最先让我们把技术当作我们时代决定性的哲学问题去研究的哲学家之一。
大部分哲学家都设想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分离的,技术对社会或是一个推进或是一个危险,因而他们对技术发展的态度要么是乐观要么是悲观。
与之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把现代性定义为技术的泛化,他认为现代性与技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密不可分。
马尔库塞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对技术做了类似的论证。
马尔库塞在对单向度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他论证道,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将语言的丰富性全部清除,进而将多向度的语言简化成了单向度的语言。
第四章这同海德格尔的《传统语言与技术语言》一文的分析极其相近,海德格尔在文中强调,“对语言的技术改造意味着对语言之独特性的攻击……这种攻击对我们的本质构成了威胁。
” 尽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只出现过一次对海德格尔的引证,但在第五、六章,马尔库塞对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大量引证,却表明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建立在现象学意义上的。
第五、六章事实上,芬伯格认为,这两章“可以被看作是对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的一种含蓄的回应”。
海德格尔的技术“集置”以它特有的方法吸引着人,摆置着人,在让“集置”中的东西现实化的过程中,人类被分成等级放在其现实化的各个环节中,疯狂地“订造”它里面的东西,这就是当代人类的命运,一种被“遣送”的命运,技术不仅是技术的和政治的,更是一种现代经验形式本身,一种世界解蔽的基本方式。
马尔库塞同样意识到,“技术”已远远超越了现实工具,成了一种思维方法和实践方式,毋宁说,技术已成了一种作为技术控制对象的现实的准先验性的结构。
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转译成了批判术语,将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转换成了社会现实中的技术,打开了技术的社会维度,技术现象学转而变成了技术社会批判理论。
技术集置在《单向度的人》中指的就是,技术在政治、经济、文教甚至艺术、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而“集置”中被“订造”的人其实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
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转向了现实社会意义上的批判。
在发达工业社会,机械化和职业化导致了劳动者态度和意识的变化,单向度的人同“此在的沉沦”和“常人”一样,总体上的单向度意识,否定性因素的彻底消除,也就是说,他们对遭受技术控制的“绝对拒绝”意识消失了。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生产模式是基础性的历史要素,但我们从《单向度的人》读到的是,作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技术才是基础性的历史要素,它已经规划了一种文化整体,规划了一种历史性的总体。
但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是,对马尔库塞而言,人之所以成为“常人”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社会,同时影响本真存在实现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
在人道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影响下,鉴于社会存在的颠覆性力量,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做了修订,他强调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社会改造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可选择性。
马尔库塞借助马克思的乌托邦主义,肯定了人类的集体行动,认为它能够改造社会。
尽管他认识到,技术发展已经逐渐“废除劳动”,并且超越了必然王国。
他还是积极主张改造劳动阶级的生产过程,而这也正是他的理论中蕴含的技术设计思想。
马尔库塞强调乌托邦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他所依赖的是一种能够历史性地改造工业社会、改造技术合理性的主体概念。
而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集置作为一种命运超越了人类有意识的控制。
由此,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在《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的通信对话》中,海德格尔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加区分的批判,他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了。
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技术是改变我们存在方式的西方形而上学的顶点,不可能简单地被意志的努力所克服。
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具有强烈的政治后果。
三、艺术解蔽对抗技术解蔽与美学形式否定技术形式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先验性诊断就是“集置”,而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历史性分析是“发达工业社会”。
发达工业社会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社会”,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就是一个非本真的世界。
毛雷尔(Maurer)认为,“海德格尔后期和马尔库塞后期的著作都是围绕着相同的哲学—历史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相似的解决问题的结构”。
这表现在两者在解决技术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倾向。
人们在“集置”的运行方式下,就会认为解蔽被遮蔽的无蔽状态的方式就只有现代技术,从而忽略其它的解蔽方式,如艺术,诗歌和文学等。
海德格尔认为,被忽略的解蔽方式才是看护人类文明的解蔽方式,才是真理的真正守护者。
海德格尔认为,这些解蔽方式才不会让人成为“持存物”。
这也是古代的技艺与现代技术之间的不同,在前技术时代,人在技术中的活动不是扮演“持存物”的角色。
在技术中,作为此在的人成了持存物,任由集置对其订造,但是以集置为本质的技术为何能如此容易地对人和物订造,对此问题的追问又迫使我们沉思作为技术本质的集置,问题的回答已不能再在现代技术的范围内得出答案,而必须在维持现代技术和派生现代技术的根基处寻找答案,即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作答。
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更确切说是对象性(存在者)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在对象性的物的在场中持存的东西,并非物在它们自身特有的世界之中的向前站立,而是以作为集置环节的持存物开显出来的,也就是说物和人在面对技术时已变得“无保护性”。
那么,还能否从集置中获救成了全体人类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纯粹的持存物,人类只要可以进入无蔽状态,仍然是无蔽状态的守护者,就不可能与其它的自然物相同,在集置中的人类是带着本真、本己存在的一种“持存物”,完全有可能从集置中脱离。
因此,只要非本真本己的存在回归本真本己的存在,也就是从一味制造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和不可见领域,转入心灵空间的真正的内在领域中,人类才能获得救赎。
然而,如何转入心灵空间的真正的内在领域?
当然是通过本真的解蔽方式。
什么又是本真的解蔽方式?
海德格尔认为是艺术、思和诗,唯此能够“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征”,因为“一切科学的运思都只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的和凝固化了的形态”,也就是对象化的东西,而唯独“诗意的东西贯通一切艺术,贯通每一种对进入美之中的本质现身之物的解蔽。
” 在艺术或者说在一切本质的解蔽方式里,人才能体会到自己本身,体会到无蔽的真正呼声,才能够让物“在整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也即能够无限制地居于相互之中。
”他把对技术的发问与艺术领域的沉思结合起来,为人类开创了一条从技术统治到审美解放的道路。
海德格尔希望能唤起人类最重要的解蔽方式,可是海德格尔也看到,在“集置”统治下的现代是艰难的。
但只要此在还有着解蔽的能力,那就蕴含着自救的可能。
如何从这种技术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式中摆脱出来,海德格尔的解决路径是在存在论层面上以艺术解蔽对抗技术解蔽。
而马尔库塞后期亦是转向美学,按照海德格尔主义的术语,正如德雷福斯(Dreyfus)解释说,马尔库塞通过基本实践的革命性变革重新赋予了存在一种新的解蔽方式。
要摆脱一种经验形式,就必须通过另一种经验形式,要从技术的经验形式中解放,就必须通过审美的经验形式。
尽管,马尔库塞对美学的阐释蕴含着海德格尔艺术自救的痕迹,不过马尔库塞的美学阐释具有实践学旨趣。
也就是说,马尔库塞的美学不仅涉及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层面,而且涉及到社会现实制度的存在者层面,以及对存在者的改造。
《单向度的人》最后部分暗含的技术与艺术的特定关系为马尔库塞在上世纪60 年代转向美学奠定了基础,马尔库塞的美学转向是《单向度的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必然结果:
感性是单向度的人的解放途径。
在此,马尔库塞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为建立新社会而进行的革命等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了起来。
马尔库塞认为,经由文学和艺术实现从哲学到政治学的发展是“不同于马克思预见到的一种哲学的具体化。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本身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艺术的美学形式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它体现出革命和解放的作用,“艺术打开了现存现实的另一方面:
可能解放的方面。
” 艺术的革命性和解放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艺术的革命性和解放性不在于艺术的内容,而在于艺术的形式,“艺术的革命潜能在艺术的美学形式之中。
”艺术形式具有超越性,即所谓的艺术与异化社会保持距离,因而也否定和批判异化社会。
另一方面,艺术的革命性和解放性还在于艺术与新感性相联系,艺术同新的现实原则相关联。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艺术对快乐原则的服从是以不干预现实为代价的。
与此相反,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是“对现成社会的一篇公诉状,是解放形象的显现。
” 所以,艺术不仅是同既定的现实原则的一种决裂,同时还能描绘人们解放的图景。
因此,马尔库塞的审美转向是从政治革命转向意识革命的过程,“艺术确实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武器,其途径是它促成统治性的意识的转变。
” 通过艺术的美学形式实现人的感性解放,从而阐明了革命与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
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合理化表现为对高级文化的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因素的压制,“革命就是要消除对‘高级文化’的压制性,使之成为一种颠覆力量。
”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艺术“呼唤着、发展着所有促进生命的潜能、作为‘类存在’的人类意识”,意识的主体应该是无产阶级,但是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意识的主体也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单向度社会的保守大众非但不再能肩负社会变革的重任,反而成了单向度社会凝聚力的主力军。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艺术已经不再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意识,在此,马尔库塞从阶级意识转向生活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具体的个体存在,而比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体个体的存在更具有革命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亚阶层,他们包括被遗弃者或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
这些人“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
” 这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是难能想象的,他的常人和此在的本真存在是存在论层面的,他并不认为哪些特定的社会集体或社会主体能够承担起解放人类的使命,如果非要给海德格尔安置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体,那也只能是诗人、哲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学家等群体。
结论
海德格尔II 的技术哲学主题明确,而在一种总体性的视域内,他的技术哲学思想逻辑实际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用具”、“集置”和艺术。
海德格尔I 的核心概念是“此在”,海德格尔借助对历史性此在的思考似乎洞察到,技术实则是本有中所蕴含的生发,此种生发实乃“天命”,此“天命”似乎在现今时代精神中被完全唤醒了,其呈现形态就是集置,即技术的本质。
所以,海德格尔前期对此在的讨论与后期转向宿命论式的技术“集置”紧密相关。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为马克思主义开启了社会批判的新维度。
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也存在很多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但就其还原理路而言,两者是共通的。
正是由于这种还原,导致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丧失了社会存在的丰富性,致使其不可能发现推动社会进步的集体行动。
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才不会在过度还原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正如马尔库塞声称,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关键问题是放弃历史性,直接后果就是“无视产生物化的真正社会根源的危害:
那个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它把男人和女人变成了生产要素或‘可变资本’。
”这是还原主义难以避免的通病,只有转向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海德格尔的理论困境。
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我们才能发现,自我“ 被抛” 的“ 场所”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加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异化是非本真性的根源,如此一来,本真性才能变成拒绝现存社会的具有革命性的“激进行动”。
简而言之,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相关制度的废除,才能带来技术本质的转变,而只有新的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冲突关系。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在唯物主义激进社会理论的框架里重新阐释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并且设计出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描绘的悲观境域的可能性。
对马尔库塞而言,技术不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既定的命运。
启蒙的诺言通过技术的深刻改革依然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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