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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摔跤之乡--山西忻州
忻州摔跤已有800年的历史,当地将其俗称挠羊、跌对。
挠羊赛顾名思义,挠即扛之意;挠羊也,就是扛起羊。
扛起羊意味胜利与力大,是一种宣告、展示与炫耀。
挠羊赛其实也就是摔跤赛。
只是,这种比赛最初不是在体育场馆内,而是在田间地头进行。
挠羊赛由来有下面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把忻州的摔跤渊源归于对异族竞技的接受和演化。
摔跤原名角抵,即抵羊角斗之意。
角抵源于蒙古人在广阔的牧场上开展的一种互搏技艺,用以祭祀祖先和庆贺丰收。
摹仿公羊的打架,以显示自己的剽悍与魅力。
蒙古式摔跤的那种典型的姿势和动作,与角抵的是多么的逼真、形象和贴切。
另一种说法是据传宋朝忻州人就喜欢摔跤。
尤其到了南宋时,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被害后,其部下一位叫陈效婴的忻州籍老兵返回家乡后,把军中所学的角(近似摔跤)传授给乡邻,一方面强身健体,一方面寄托抗金的宿愿。
因其简便易行,深受群众喜爱,得以广泛开展,世代相传终成习俗。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化,摔跤技术也逐步提高,由原来单一的摔跤活动慢慢演变成对抗竞赛。
由于当时的忻州地处忻定盆地的西部,水草茂盛,老百姓以放牧为生,因此获胜者会得到一只肥羊,并把羊扛起绕场一周以示荣耀。
从此忻定原一带就有了摔跤这一民间竞技,流传至今。
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把摔跤比赛叫做挠羊赛。
在忻、定、原一带,摔跤是一项极为普及的群众活动,也是广大农民业余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劳动之余,明月之夜,夏日饭罢,冬日闲暇,毋须专门组织,也不需要专门的场地,或地头,或街头,或打谷场,或河边沙滩,人们常常兴致所至,便摆开战场摔将起来。
中国摔跤之乡挠羊赛规则
与自由式和古典式摔跤比赛不同,忻州的挠羊赛有其独特的地方。
参赛者不分体重级别,不分年龄大小,不用提前报名,只要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土地即可进行。
跤手上场是不穿跤衣的,他们赤背上阵,下身穿长穿短各随其便,脚须穿布鞋或者胶鞋,称为赤背跤。
摔跤同拳击一样,为二人对阵。
对阵双方可以用脚踢扑对方的脚,用脚腿勾绞对方的腿,但绝不能击打对方,更不能触及对方的面部和阴部。
如果有一方除双脚外,身体的其它部位触地,则判对方取胜。
挠羊赛以一跤见胜负,不作循环赛,输者淘汰,赢者继续与新手赛。
连续摔倒三位对手,赛后就会给予相应的鼓励。
连续摔倒五位对手,人们便视这获胜者为好汉,赛后给予相当的鼓励。
连续摔倒第六个对手,人们便称他为挠羊汉,给予挠羊赛的最高奖励,把一只又大又白的羊奖给优胜者。
从1983年开始,出现妇女参加的挠羊赛。
女子上身穿运动T恤,下面穿著,同男子。
挠羊,或设妇女专场,或与男同胞同场较量,妇女连摔六人者也为挠羊,称为挠羊女。
在双方的比赛中,通常由一名喝跤者(即裁判)判定胜负。
喝跤的口令主要有:
交手!
即开始;合跤,即平局重摔,一般是双方同时倒地或者分不清谁先倒地;破了!
即已经连续摔倒五人者被新上场的人摔倒。
挠了!
即连摔六人挠羊。
裁判手势:
摔倒一人,右手高举,竖起食指,向四周观众示意;摔倒二人,竖二指向观众示意以此类推到摔倒六人。
在摔跤的实战中,由于上身赤背,相互无处可抓,便把可以抓到的地方集中在下身,但不能抓裤子,谁抓了对方的裤子,就算谁输。
可是抓裤子上的腰带是允许的。
在实际比赛中,挠羊赛的参赛者,不用皮子扎裤带,而只用一条麻秧丝,一抓就断,麻秧丝一旦抓断,比赛就必须停止,待重换一条裤子并系好麻秧丝后才能继续比赛。
以上这种跤手自动出场或被观众推荐点名出场,或直接由观众推拉进场参赛形式的挠羊赛俗称传统挠羊赛或赤背挠羊赛。
挠羊赛从开始至第一个连续摔倒六人称为头羊,依次类推称之为二羊、三羊失败者在每个羊次中,只能出场一次。
并且随着羊数的增加,跤手的水平越来越高,奖品也层层升级,高手通常都是最后上场。
挠羊赛中,跤手连胜五人便为好汉,连胜六人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这五与六,是受到古代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启示而约定的长期形成的一种民间习俗。
然而,这过五关斩六将并非容易事。
挠羊赛场上,双方都在进攻对方又都在防守。
摔跤手不但要有高超的技艺,而且双方都有场外指导,出谋用智,往往在跤手不差上下的情况下,出现通宵达旦相抗衡的局面。
中国摔跤之乡场合
演出结束后,对摔跤兴趣不大的观众打着呵欠回家去了。
而跤手和跤迷们这才来了精神,跤迷们自行在戏场中央围成一个直径十米左右的圆圈,望眼欲穿地等待看跤手们的登场。
真正有实力的挠羊跤手这时并不登场,最先亮相的往往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这叫做打露水,因为挠羊赛的规矩,摔倒六个才算取得最后胜利。
所以摔倒一个、两个完全不必担心,这样也就给了小跤手们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
于是你摔倒我一个,我马上派一个强一点的上场,摔着摔着,对手便越来越强,水平也越来越高,比赛也就越来越激烈了。
随着对手的逐步变强,赛事渐入佳境,你施你的特技,我用我的绝招;你以力量见长,我以技术取胜;有时摔得干净利落,有时要大战上几十个回合才能分出胜负。
如果有谁已摔倒四个或五个,真正的高手就该出场了。
挠羊赛上门道很多。
跤乡人,人人皆知狮子滚绣球,好手在后头。
越是摔到后头,越是强家行手。
第六个出战的叫破羊,也叫保羊。
担当此重任的人,要机智勇敢。
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
一个高手已摔倒了四个、五个,势如破竹,胜利在望,不想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使胜利在望者功败垂成。
但是破羊者的命运同样难以预料,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破羊者同样可能在摔到四个或五个之后,遇到更加强劲的对手,从而前功尽弃,饮恨跤场。
同众多竞技项目毫无二致,挠羊赛场上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是实力最强的对手。
或是接连摔倒六个,或是对方已经全军覆没,再无跤手可派。
这时,庙会主持者便将早已准备好的大绵羊牵过来,交到获胜者手里。
倘若比赛早早就见了分晓,跤手和跤迷们刚刚被煽起的兴致难以平息下来,还要重新开始,挠二羊,甚至挠三羊,反正一直要摔到鸡叫天亮,使跤手和跤迷们把跤瘾过足,也给庙会画上一个精彩圆满的句号。
一旦有人成了挠羊汉,其大名很快会在十里八乡传扬开来。
特别是姑娘们那撩人心弦的眼光,会使这些挠羊汉激动上一年半载。
另一种情况是每年的春种之后和秋收之前,一些富裕的村庄或者喜好红火热闹的村长、族长或有权威风范的长者前辈牵头,组织和承担乡里的社火。
这种活动在今天主要就是唱大戏,而挠羊也是大戏之后的压轴戏。
当地有农谚:
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摔跤放牲口。
这足以说明农民把摔跤看成一件大事,不等闲视之。
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所进行的挠羊赛,大都是由较大的村镇和实力较强的摔跤手之间的角逐。
当然,这种比赛需要约请外村人作裁判、当公证人。
一有挠羊赛举行,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跤手和观众不约而同地云集跤场。
观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场面十分壮观。
忻州有史以来挠羊赛的观众和跤手最多的一场是1994年北兰台村的跤场,连续五天,天天爆满,观众每场高达二万余人,国内外骁将224人参加了角逐。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原平庙会。
挠羊赛在原平镇举行。
届时,又是忻州、定襄、原平三县的对抗摔跤比赛,这种三县跤手的角逐,比起村与村之间的对抗,水平要高得多,比赛要精彩得多。
这种高水平的摔跤比赛往往使庙会的人数猛增,给人们精神上带来强烈的刺激,并在比赛的高潮中传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中国摔跤之乡奖品的变迁
挠羊赛的奖品,无论是肥羊或其它别的奖品,都由主办村镇出钱。
这种开支是集体的钱,或者是集资而来的费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奖品,也经历了由传统的羊到实用性高的物品,最后又回归到了羊的过程。
一度,跤乡人认为奖羊不好看了,而现在却越来越喜欢奖羊,城里人看挠羊赛,也希望看到真正的羊。
挠羊赛奖品的更换从侧面反映了忻州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这种乡土气息浓重的比赛已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具有很强娱乐性、趣味性的活动。
中国摔跤之乡摔跤世家
在忻州,像崔家赵家这样的摔跤世家还有很多,虽然,他们不一定像崔家赵家夺得那么多金牌,但却同这两家一样,子子孙孙,代代相传,使摔跤这棵大树,根繁叶茂,长盛不衰。
这是冠军的海洋。
因而,在1960年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当时的忻定县被命名为全国摔跤之乡,忻州的摔跤也因此享誉全国。
2011年11月15日在江苏省常熟市举行的2011-201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颁牌仪式,全国共528个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省19个项目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录,忻府区的摔跤入选此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名单。
论,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
几位学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章自然是他们各自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我对他们的看法持有异议,要想在这样的短文中讨论清楚,是不很容易的。
但许多问题能否搞清楚往往和讨论的时间长短无关,要紧的是大家通过每一次讨论能够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也就不再为对各位学者的文章说长道短而不安。
一、关于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
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村民自治选举的展开为核心,但这项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
几位学者的文章讲到了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1.宗法力量还很强大
于建嵘所讲的乡村宗法力量对村民自治的负面影响反映了目前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
中国农村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首先是权威结构的生成方式和运行方式的转变。
宗法力量成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自然表明这个社会还有严重的传统社会的性质。
于建嵘的文章表明:
在相当一些地方,乡村宗法力量还很强大,只是在过去更强大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它暂时偃旗息鼓了。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关于宗法力量的更具体的问题:
宗法力量是向正统权威挑战,还是向村民自治挑战?
我们知道,正统权威和村民自治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党支部,它在村级社会有最高权威;后者往往没有权威性或权威性附着于党支部。
事实是,宗法力量在向正统权威挑战,因为它向其它力量挑战意义不大。
宗法力量如果要介入村民自治选举,也是要寻找替代正统权威的机会。
如果这样想,问题可能变得简单。
消解或削弱宗法力量的途径何在?
第一个办法是下大力气真正地推动乡村民主政治。
于建嵘提到了这一点。
在我的调查中,一个大村几乎由一大姓氏构成,但因为那里出现了村民自治的推动者,宗法力量也不能左右农民了。
一个家族在政治上可以分裂,家族成员会支持各自的代表竞选。
第二个办法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也很灵验。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有家族经济,但不会是大家族,不会有大的宗法势力。
有了这两点判断,我们也许对宗法力量不会太过担忧。
2.村民委员会出现无权的尴尬
贺雪峰的文章说村民委员会没能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相当一些地方是事实,没有人存有异议。
但他又说,这是因为农民处于“原子化”的状态,我以为难以讲得通。
他还说,这个原子化的状态会导致成立农民协会也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同样深表怀疑。
贺雪峰的调查发现,如果被选民选举出来的干部迎合乡镇领导的错误做法,则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如果不迎合,则会被逼辞职。
这样一个观察恐怕过于简单了。
如果这是事实,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所谓“原子化”的性质,而改变原子化状态的条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影响组织程度的因素包括了农民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其它社会条件。
城市居民也有所谓“原子化”的性质,但他们有自己强大的组织系统,原子化的性质就不具有社会消极意义。
说农民有“原子化”的性质,然后说他们的组织受到原子化性质的制约因而没有意义,这逻辑上是矛盾的。
组织的存在就在于使“原子”处于一种结构中,如同物质世界一样。
原子状态本身并不排斥它们的结构化或组织化;如果不能被结构化,那一定是外部的原因,例如,超过一定水平的高温,会使一些物质处于离子状态,而无法结构化。
社会结构是同样的道理。
组织的意义就在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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