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机制解析及规划策略以浙江省三个典型乡村地区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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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机制解析及规划策略以浙江省三个典型乡村地区为例
导语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实践向纵深推进,如何将外部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有效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命题。
对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状态,根植于地域的特色资源和乡村社区的地方产业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
文章聚焦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地区—浙江省,选择传统农业、加工贸易业和旅游业三种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乡村开展案例研究。
从乡村地区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发展的匹配程度,建构“产村互动”发展解释模型,揭示上述案例地区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及规划干预的重要性,总结提炼出“三阶段、九要点”的“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以期为相关地区的乡村发展及其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地方产业;乡村发展;产村互动;规划策略;产业振兴工作法
0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的指导思想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向“乡村内生发展”转变,给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乡村振兴实践向纵深推进,如何将外部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有效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命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量缺乏内生动力的乡村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逐渐衰败是客观规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地区大多具有某种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并据此形成乡村发展的产业基础。
从政策层面来看,产业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也不断被提到新的高度。
然而,乡村产业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如果将城市发展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乡村地区,则会面临失败的风险。
本研究聚焦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地区—浙江省,基于产业经济学和城乡规划学的双重视角,选择不同主导产业驱动的典型乡村地区(本文所指的乡村,是包括乡、镇、村三个层面的广义乡村地区),从“产村互动”的视角总结了一系列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典型模式,并据此针对不同的产业类型提出“三阶段、九要点”的“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以期为相关地区的乡村发展及其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1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1.1 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理论基础
乡村地区的地方产业具有强烈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等“内生发展”驱动的特征,而“外生发展”则起到加速和强化的作用。
地方产业对产业门类相对单一的乡村聚落和乡村聚落体系具有重大影响。
与“乡村生产三要素”相对应,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相关成果可归入经济、社会和空间三个层面。
在经济层面,乡村地区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于乡村产业的本地根植性,即是否依赖本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脉和人力资源等独特的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且地方产业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内生于一定的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升级发展和沿着产业链向高价值区段攀升的内在诉求,从而推动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的重组。
因此,地方产业链在城镇聚落和乡村聚落之间延展,单个乡村聚落的演变规律可能“内嵌”于整个乡村聚落体系的演变过程中。
在社会层面,产业发展必然推动乡村社会系统从以血缘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向以业缘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而逐渐突破“内卷化”的小农经济,形成新的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乡村聚落的现代化发展。
在此过程中,乡村发展的主体从村民、支书、能人、乡贤转移为企业家、行业组织、外来打工者、城市消费者,从而形成新型社会网络,为乡村聚落发展积累了全新的社会资本。
在乡村地区,这种血缘与业缘相融合的发展和治理结构,可能是乡村聚落演变的关键内生动力之一。
在空间层面,乡村是地域性的、完整的、人地关系联系紧密的生产、生活和生态集合体。
在乡村“经济—社会—聚落”系统共生的背景下,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以下简称“三生空间”)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衡。
地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带来生产空间的不断扩张,对乡村人居空间和生态本底造成压力,但生态本底约束也将对产业发展形成制衡。
可见,乡村地区的“三生空间”协调共生的内在诉求,可能构成了乡村聚落的土地利用和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的内生动力。
1.2 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在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地域资源禀赋,以主导产业进行乡村发展分类已有成熟方法。
文章借鉴类型学研究方法,根据产业类别对乡村进行分类,从中归纳与总结传统农业、加工贸易业和旅游业三种不同主导产业型乡村的“产村互动”发展规律。
文章借鉴杜宁、赵民提出的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的互动发展框架,依据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发展的匹配程度,构筑“产村互动”发展的“对称”与“不对称”两种状态假说:
①“不对称”的“产村互动”模式的特点是:
由于地方产业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个体利益最大化,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尤其是造成生态环境、建筑风貌等空间层面的困境,导致人居环境品质下降,产业与乡村发展逐渐形成对立和制约。
②“对称”的产村互动模式的特点是:
一方面,产业发展不断融入区域产业竞争和分工的同时,还能依托和推动传统乡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发展融入区域镇村聚落体系,并能适应和促进乡村主导产业的发展。
为了应对因产业无序发展而造成的“不对称”的“产村互动”模式,使地方产业驱动的乡村发展进入“对称”的“产村互动”模式,则需要通过公共行动进行有效控制和及时干预,增强环境、交通等要素供给的正向反馈机制。
因此,在本研究构建的“产村互动”发展解释模型中(图1),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提升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效率,而城乡规划重点关注乡村地区的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并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空间要求相适应,由此推动乡村产业与人居环境的产村“对称互动”发展。
图1乡村地区产业与人居环境发展的“产村互动”框架
基于上述的“产村互动”解释框架,本文以浙江省的三个典型的乡村:
安吉县溪龙乡、诸暨市山下湖镇和德清县莫干山镇为例展开实证研究。
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①现场踏勘和文献研究。
实地走访3镇12村,开展土地使用和建成环境踏勘,收集各类文献和影像资料;②对参与村庄产业发展的特征人群开展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乡镇政府部门领导、历任村书记、企业或合作社负责人、农业承包户、村民和游客等;③向居民、游客、企业家和相关从业人员发放问卷调查共计935份,调查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过程中微观个体对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的感知情况。
2 传统农业驱动模式:
以白茶产业驱动的安吉县溪龙乡为例
安吉县溪龙乡用20多年的时间,从无到有地发展出全国闻名的白茶产业,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萌芽期、增长期和提质期,每个阶段的产业发展主导要素及“产村互动”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图2)。
图2传统农业驱动的“产村互动”发展模式
2.1 白茶产业萌芽期
在产业发展方面,优势品种、区位交通和能人主导是白茶产业形成的关键要素。
具体来说:
①初级农产品有“靠天吃饭”的特征,溪龙乡发展的根基在于找到了适合的高效农业品种—白茶。
溪龙乡优越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为白茶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溪龙乡产业迅速由单一的以竹子为主向竹、茶并重转型,并最终发展为以茶为主;②区位与交通优势为白茶产业提供了良好的销售渠道与市场。
溪龙乡位于上海大都市区、苏锡常都市圈、杭嘉湖城镇群和南京都市圈的交叉地带—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安吉白茶”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攀升,与上述地区大量的高净值、高端消费人群,以及他们对清茶的偏好有重要关联。
“安吉白茶”一跃成为地理标志性产品,并迅速打开国内市场;③溪龙乡能人乡贤的带头作用及村民普遍较强的市场意识也是白茶产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无论是白茶新品种的研发和试点种植,还是白茶合作社的建设,都是溪龙乡的能人乡贤带动的结果,并最终推动白茶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产村互动”方面,白茶产业发展对种植空间扩张的要求是萌芽阶段的主要特征。
实际上,随着白茶种植面积扩张的迫切要求,溪龙乡通过土地整理和土地分红的形式从散户手中吸收闲散的土地,并以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园区等方式推动白茶种植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2001年,安吉溪龙千亩无公害白茶示范园区完成建设,同年获得茶叶类全国第一个原产地保护证明商标,成为当地白茶种植产业化的重要标志。
2.2 白茶产业增长期
在产业方面,土地流转和技术突破是“增长期”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关键要素。
一方面,白茶产业兴起后,村民以土地流转、联耕联种等多种方式参与经营,不断积累家庭金融资本,并通过购买机器设备、扩大茶山规模等方式投入再生产,推动白茶产业不断壮大。
本研究中,九成以上的受访村民从事白茶产业,近四分之三的村民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积极组织技术力量培育茶叶品种,并在加工、包装等环节形成技术突破。
安吉县溪龙乡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发有机茶,举办一系列茶叶技术培训,使得茶叶的生产和管理水平都大大提高。
20世纪初,《安吉白茶》从县级地方标准上升为省级地方标准,并最终升级为国家标准。
在“产村互动”方面,产业对生产交易空间提出进一步需求是“增长期”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时期,溪龙乡的白茶产业链不断延长,形成了白茶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及产业配套,“安吉白茶”迅速从地方品牌发展成为全国品牌,在每年4月的茶叶交易季溪龙乡有超过10万的白茶产业相关人员聚集,对村庄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
由此,溪龙乡在包容小型家庭茶农的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合的前提下,推动各村改造、建设居民住宅,在乡镇中心开发了以白茶等名优茶的销售、品尝为特色的标志性交易市场—白茶街,将规模化的交易空间集中布置在省道周边,与村镇建设融为一体。
这一规划干预很好地避免了产业集聚带来的乡村建成环境失控问题。
2.3白茶产业提质期
在产业方面,社会资本是提质期白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溪龙乡的白茶种植以“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为主,即企业提供品牌、运输和技术培训,种植端分散到各个家庭茶场。
这种特征使得溪龙乡白茶企业规模相近,没有出现大规模兼并的现象。
通过调研得知,溪龙乡前十位的龙头企业仅占本地白茶产业市场份额的1/30,这种特征与许多工业企业市场结构差异较大。
因此,村集体、企业、村民形成了以白茶为中心的乡村共同体,面对产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影响控制问题,各方都积极应对,这是白茶产业走向提质期的重要表现。
在“产村互动”方面,产业发展要求高品质人居环境和景观风貌是提质期的重要特征。
白茶产业进入提质期后,逐渐衍生出农旅融合的新兴业态。
溪龙乡建设影视基地,优美的茶园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到园区旅游观光,帐篷客·溪龙茶谷度假酒店成为国内首家“景区+帐篷式住宿”风情度假酒店,为溪龙乡黄杜村带来稳定的集体收入。
与此同时,无论是农旅融合对村庄的人居环境品质和景观风貌特色提出的要求,还是安吉白茶自身茶叶质量提升的需求,都要求溪龙乡的茶园开发模式从粗放式的茶园开垦向精细化的生态茶园转变,并推动“产村互动”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3 加工贸易业驱动模式:
以珍珠产业驱动的诸暨市山下湖镇为例
诸暨市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经历了从原珠养殖到珍珠加工、形成交易市场,再到大规模地铺开建立珍珠企业、贸易市场迭代升级的发展历程,文章以萌芽期、增长期和提质期对其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揭示各阶段的“产村互动”发展规律(图3)。
图3加工贸易业驱动的“产村互动”发展模式
3.1 珍珠产业萌芽期
在产业方面,优越的淡水湖资源和村庄能人带动是珍珠产业在山下湖镇兴起的主要成因。
该镇地处平原湖区,河流、水渠纵横,湖面、水塘密布,其湖面广度和水面深度条件适宜,是极佳的珍珠养殖水域。
1972年底,长乐村村民成功养殖出第一批淡水珍珠。
1978年改革开放后,周边村庄的村民们在少数“吃螃蟹”的村民带动下,争相加入珍珠养殖行业。
由此,长乐、尚山和广山等白塔湖一带地区90%以上的村民都从传统水产养殖的“湖民”转为珍珠蚌与传统水产复合养殖的“珠民”。
在“产村互动”方面,珍珠产业兴起对养殖空间需求的剧增是“萌芽期”的主要特征。
由于珍珠经济价值高,村民纷纷投入珍珠养殖产业,并向周边村庄扩散,导致产业所需的养殖空间急剧增加,继而产生了交易空间的需求。
村庄通过村民自发协商、整理,腾挪出了市场用地,促成了初代珍珠市场的建立,使得乡村生产空间扩张,对生活、生态空间造成压力。
3.2 珍珠产业增长期
在产业方面,工商资本和本地社会资本的投入是驱动珍珠产业进入“增长期”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养蚌的成本投资较大,且珍珠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散户“珠民”需承担较大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给贷款养殖的“珠民”造成致命打击后,散户“珠民”逐渐被市场淘汰,珍珠养殖不断向大户和企业的规模化养殖集中;另一方面,在山下湖镇,珠农、企业之间天然具有基本的互信关系,这使珍珠产业的经济关系具有较强的乡土根植性。
在原珠生产、市场交易紧密地连接下建立起的社会网络,保证了集群信息流通的良好机制,更好地促进了集珍珠养殖、加工、交易于一体的产业链在当地的完善。
随着珍珠产业在产业环境和产业空间上的延伸,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逐渐由“自然资源依赖”转向“社会资本依赖”。
在“产村互动”方面,珍珠产业链延伸带来的空间需求多元化是“增长期”的重要特征。
传统的珍珠养殖需要向水体投入大量氮磷肥料,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并对其他生态资源品质造成破坏。
由此,市政府颁布了针对散乱养殖的“禁养令”,山下湖镇域内除了留下少量“面小、量大”的集中塘面以外,珍珠产业中的养殖环节开始向周边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湖北等外省市蔓延。
随着外来资本的投入和本地社会网络的支持,本地的珍珠产业链不断延伸,出现了工艺品设计加工、食品药品加工等环节,市场日趋规模化、专业化,相应所需的生产空间类型增加,乡村难以满足产业的发展,因此产业空间逐渐向镇区转移。
村庄转向为产业发展提供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套,并开展养殖空间退出后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3.3珍珠产业提质期
在产业方面,技术进步是珍珠产业进入“提质期”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珍珠养殖的技术人才返乡,带来了新兴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地珍珠企业积极引进新加工技术,并把重心放在设计和营销上,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促成了珍珠网店和平台直播等新经济模式的发端。
在山下湖,不少年轻一代的“珠民”抢先尝试“珍珠开蚌直播”,收益颇丰。
由此,“珍珠直播”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在山下湖镇的乡村地区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一大批珠商从中看到需求和前景,形成了镇区的电商集群。
在“产村互动”方面,随着生产技术革新、贸易市场迭代及电商经济的兴盛,提质期的珍珠产业转入了全产业链发展,交易空间发生了从实体店面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转型,相应地也对高品质的人居环境提出了诉求,以期留住高素质人才,推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回应,村庄则进一步优化生活、生态空间,如建造景观健身步道、统筹设施配套,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实现村镇的密切联系。
因此,镇区的发展规模由于产业发展及配套的需求不断扩大,吸引大量农业人口到镇上“潮汐式”工作或固定生活,“镇村通勤”的生活方式成为当地的常态。
4 旅游业驱动模式:
以民宿产业驱动的德清县莫干山镇为例
莫干山风景名胜区享誉海内外,然而民宿经济并非出现在景区内部,而是出现在莫干山镇。
2008年以来,其下辖的乡村社区培育出强活力、高品质的民宿经济,使其成为乡村民宿业发展的标志性地区(图4)。
图4旅游业驱动的“产村互动”发展模式
4.1民宿产业萌芽期
在产业发展方面,风景资源、外来精英和区位优势是莫干山镇民宿产业萌芽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说:
①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优质的风景资源是莫干山镇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条件。
②莫干山民宿产业的发起者并不是本地村民,而是外国人,莫干山民宿经济因而也被称为“洋家乐”。
2007年,一位南非商人高天成在毗邻风景区的劳岭村山鸠坞将农房改造成为莫干山镇第一家精品民宿,取名为“裸心乡”,对劳岭村的乡村转型起到了触媒作用。
此后,不断有新的外来精英进入莫干山镇,“洋家乐”一时名声鹊起。
③莫干山镇地处上海、南京、杭州构筑的三角区域的核心位置,其区位优势使莫干山镇以一种超越行政管理体系的方式融入该新型区域城镇网络,并与区域内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高净值人群的休闲旅游及度假需求相结合。
调查显示,民宿产业在萌芽之初的绝大多数客群都来自上海,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游客比例极高。
在“产村互动”方面,民宿产业对环境品质的要求很高,面向的消费人群偏好原生态的乡村景观风貌。
为吸引外来资本投入民宿产业,村庄主动促使工业空间萎缩,减少迁村并点,维持松散的聚落结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基础进行空间生产。
由此,莫干山镇用乡村旅游连接城市需求和乡土资源,不但留存了“绿水青山”的原生态乡野风貌,还借助民宿产业让村民走上了大山中的致富之路。
4.2民宿产业增长期
在产业发展方面,外来资本、本地家庭金融资本和劳动力返乡成为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
①在“裸心乡”投入使用之后,“裸心谷”“裸心堡”相继投入建设,“裸心系列”的开发让投资者看到了发展潜力,携大量资本到劳岭村开发高端民宿。
资本的注入使当地的村庄形成了最初的民宿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投资者们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营理念,驱使劳岭村民宿产业整体高起点、高水平前行;②民宿产业的发展给本地村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一是提升了农产品的销售收入—精品民宿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附近村民种植的食材以提升服务品质,游客的介入也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二是村民通过租赁流转的形式增加了收入—民宿的发展带来了房屋出租市场。
随着村民收入的提高,家庭可周转的金融资本增加,许多村民将自家农房改造成民宿,并开始模仿外来精英开创的高端民宿发展模式;③民宿产业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本地年轻人返乡工作,在保有原本生活方式的同时,为村庄注入新的活力。
在“产村互动”方面,产业发展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民宿产业兴旺驱使投资者和村民纷纷进入市场,游客和劳动力的激增需要村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
村庄通过土地的流转和土地的整治来获得集中的建设用地,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大型项目的引进提供前提条件,推动民宿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
同时,由于高度依赖农村住房资源,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框架下,当地农民一直是民宿产业化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凸显了乡村发展的包容性。
4.3民宿产业提质期
在产业发展方面,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是民宿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
随着莫干山镇民宿产业不断发展,本地原有的休闲娱乐等配套服务已无法满足高净值人群对品质的需求,于是村庄又开始自发形成观光农业、户外运动以及文化创意等休闲产业,逐步构建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义远有机农场、Discovery户外极限探险基地、山浩户外等项目纷纷落户莫干山镇,激增了专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
民宿老板通过引入高端管理人才,对本村的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为民宿配备小型精品酒店的服务标准,同时配套采摘园、游泳池等的休闲娱乐设施,在市场竞争压力的驱使下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形象和企业文化,并形成了基于民宿产业的互利互惠的社会网络,造就了外来精英、本地乡贤和村民共同致富的场景。
在“产村互动”方面,随着社会网络的形成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市场不断扩大,消费人群的复杂化相应也对旅游空间环境的多元化提出了诉求。
因此,本地进一步优化生活、生态空间,匹配适合不同人群的产业空间,培育多样化的产业功能,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今天的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发展已经趋于饱和,民宿的同质化竞争日益凸显,对当地的水资源、环境容量、可持续发展及交通等产生压力。
因此,乡村旅游业经历了高速发展后,需要进入变革与整合的深度调整期。
5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规划对策
在浙江省典型案例的“产村互动”发展框架基础上,本文试图总结出一套具有一定通用意义的“九要点、三阶段”的“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图5)。
其中,针对不同主导产业型的乡村,本文提炼了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九要点”,其具体内涵如下:
首先,传统农业驱动模式的优点是产业发展的根植性和乡村性较强,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使附加值回归本地的本土关联产业。
同时,产业进入门槛低、平民化,有利于乡村地区的包容性发展。
该模式下的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重视三个方面:
“I-1种源定桩法”、“I-2要素配置法”和“I-3细化确权法”;其次,加工贸易业驱动模式的优点主要是村庄集聚效应强,将劳动力留在乡村,村镇联系紧密。
该模式下的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重视三个方面:
“II-1能人带动法”、“II-2服务固基法”和“II-3镇村共享法”;最后,旅游业驱动模式的优点是发展过程离不开村民,凸显包容性。
同时,聚落空间格局得以保留,乡村性得以存续。
然而缺点主要是产业同质化现象十分突出。
因此,该模式下的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重视三个方面:
“III-1精准定位法”、“III-2金融支持法”和“III-3功能注入法”。
图5“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的“三阶段”与“九要点”
上述“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的“九要点”运用时机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即对应着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的“三阶段”,即萌芽期、增长期、发展期。
随着产业发展“三阶段”的展开,三种主导产业型乡村的工作法呈现出“异—同—异”的总体特征。
具体来说:
首先,在乡村产业萌芽期,“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因不同产业依赖的资源禀赋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
传统农业依赖的资源禀赋是优势农作物,因此选择优势品种的“I-1种源定桩法”为首要工作。
加工贸易业的启动在于发现商机和技术变革,因而“II-1能人带动法”为关注重点。
而旅游型村庄依赖的资源禀赋是风景文化资源,关键在于对已有资源的挖掘和定位,此时产业发展最需要的是“III-1精准定位法”。
其次,在乡村产业增长期,“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在不同产业间具有普适性,核心均是为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提供所需的要素,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及金融制度等的支持。
在具体操作时,考虑到不同产业的主要选择指标不同,故而为传统农业、加工贸易业和旅游业分别选择了“I-2要素配置法”、“II-2服务固基法”及“III-2金融支持法”。
最后,在乡村产业提质期,“乡村产业振兴工作法”由于不同产业的导向侧重点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
传统农业与土地联系紧密,为维护农村产权的长期稳定建议采取“I-3细化确权法”。
加工贸易业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为了强化乡村与产业的联系应采用“II-3镇村共享法”。
旅游业发展的侧重点在于是摆脱低质化、同质化,建议以“III-3功能注入法”引导旅游业提质升级发展。
6结语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推进和深化,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但学界对地方产业驱动乡村聚落发展的认识落后于现实发展情况,现行的乡村规划体系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缺失,同时也存在较大的潜力和机遇。
本文在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理论解释和规划策略方面做了初步探索,但研究实例种类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各种类型的乡村地区,对产业驱动乡村振兴的模式和规律性的认识仍有局限性。
进一步的研究应根据产业类别进行乡村聚落分类和深度田野调查,从经济、社会、空间等多维度归纳基于不同类别地方主导产业的乡村聚落发展的类型学特征,从而构建地方产业驱动乡村聚落发展的一般解释理论,进而提出面向乡村聚落“产业—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策略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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