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现代的汉语词义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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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现代的汉语词义研究

第十八章现代的汉语词义研究

现代的汉语词义研究指的是本世纪初至７０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

中国语言学在１９世纪末，以《马氏文通》的诞生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强大影响下，中国传统语言学迅速分化、派生、独立，与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建成了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文字学、古文字学等各个语言学分支学科。

中国传统语言学从综合的、实用型的研究日益趋向于单科突进、精密化、抽象化的理论研究。

构成传统语言学核心的词义研究也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在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发展局势上，比之于其它日益发达的学科，词义研究却日益衰微，在语言学的大学科中所占的份量日小，所取得的突破也少，对周围学科的影响日渐减弱。

在词义研究内部，在传统学术发展的内部惯性和引入域内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双重合力作用下，汉语词义研究在所分析的材料、感兴趣的问题、研究手法和风格、希冀解决的问题都发生了重大的分离。

在７０余年的研究历程中，不同阶段会在其些方面显出不同的研究重心和特色，但相比于在此之前深厚的考释特点与在此之后重于理论探索的两个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在词义研究的整体面貌上表现出新与旧、开拓与延续、尝试与回味并存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一种统治一切的学术势力。

这是传统的词义研究分化与新型的词义研究重新组合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传统训诂理论派对古汉语词义的研究

所谓的传统训诂理论派的词义研究主要是指继承了清代语言研究传统，着重在对传统研究进行理论化、学科化，以古代汉语词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其创始人为章太炎、黄侃等人。

一、章太炎、黄侃等人的词义研究

章太炎（１８６８━１９３６）、黄侃（１８８６━１９３５）的主要学术活动存于清末民初，他们直接继承了清代语言研究的传统，开启了后代训诂理论化研究的先河，同属于世纪之交的学术领袖人物。

他们都具有清代学者那样广博的学识，于文字、音韵、训诂熔于一炉，在多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精深研究，并致力于传统语言研究的理论化工作，对传统的词义研究走上科学化起到重要作用。

章太炎明确提出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要建成“中国语言文字之学”[1]。

黄侃对训诂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悉心研讨，第一次从学科体系上阐述了训诂方式、训诂类别、训诂原理，训诂史等一系列理论问题[2]。

以章太炎、黄侃为首的章黄学派成为现代词义研究中的传统，或称为传统训诂学的理论派。

他们大力总结以往的训诂学，力图使它从经学的附庸独立出来，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下面是后人记载下来的黄侃当年对这门学科归划的蓝图，通过它可以清晰地反映在训诂学理论化时期的追求目标。

对象：

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

材料：

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

任务：

研究古代汉事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

目的：

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

[3]

所以后人把黄侃所希望建立的训诂学体系称为是“古汉语词义学”。

值得注意的还有齐佩的《训诂学概论》，它得以流传是在１９８４年重印以后的事，但在４０年代即能提出“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

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殊为不易。

[4]

他们除了大力进行学科建设工作外，对传统训诂研究中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也进行了规模更大、系统性更强、更富于理论性的研究，如章太炎的《文始》、刘师培的《正名偶论》、《字义起于字音说》、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马叙伦的《文解字疏证》、吴承仕的《经籍旧音辨证》、杨树达语源方面的论文，他们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词语词族和声义关系上。

下面只简单论及章太炎的《文始》和沈兼士的《推阐》。

章太炎的《文始》（１９１３）是一部语源学著作，它以《说文》中的独体字为“初文”，其它省变及合体象形字指事字为“准初文”，加起来有五百一十字，作为汉字最早的原始文字。

再根据他的语音理论制成《成均图》，制定出音变、义变的条例，把音近义同的字串起来，以推求汉字、汉语变易孳乳的来龙去脉。

它探讨同源字族，试图从理论上证明词义系统的必然联系和同源词的历史关系。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专门探讨汉语词族系统的著作，远非清代学者在注疏中的散在性论述可比。

但《文始》局限于文字，音近义同关系的绝对化，使之带不可避免的缺陷。

沈兼士的《推阐》（１９３３）从汉字形体入手研究汉语字族，全书内容是：

“先述右文说之导源及历史；次采辑近代各家学说之合于右文者，间加批评；终申鄙见，略推阐其理论与应用，以示隐括之意云尔。

”他认为汉字的声旁是借用固有的意符字来比拟语音的，音符既表音，又有意义上的联系，利用声符的这一特点，可以求得相同声符的汉字在意义上的联系，从而归纳出汉语语根。

更有参考价值是他拟出的一系列分析右文的公式。

沈兼士的工作是对长期以来右文研究的集大成。

传统派研究具有浓郁的清代词义研究的风格。

一是强调充分继承汉唐以来前人在小学方面留下的丰厚遗产，总结其成就，挖掘其精华，同时克服其理论性差、研究范围狭窄等弱点，力图使训诂学成为有系统理论的、以古代文献语言为对象、着重在语言解释方面的完整学说体系。

二是强调综合的治学方法，把音韵、文字、训诂揉在一起，互通互求，用多种手段来解决训诂实践中的问题，而且注重语言历史与文化历史联起来进行考察。

三是在词义理论方面，比较多地集中在词族词源问题上，力图对整个汉语词义系统作出正确的解释，具有明显的语言系统观。

四是在研究对象上，仍多以古汉语词义为基本材料。

二、俗语词的研究

沿着传统训释道路走下去，而在词义研究的对象上取得明显突破的是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该书专释唐宋元明间诗、词、曲中的特殊语辞。

所谓特殊就是或用词特殊，在诗词曲外一般文体中很少使用，“其字面生涩而义晦”，“或词义特殊”，“字面普通而义别者”。

全书收有这样的特殊语辞，标目五百三十七条，分条八百多条。

诠释的方式一如传统训诂学：

一曰体会声韵，二曰辨认字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

解释词义与用法，兼论其流变与演化。

张相成此书，经历十数年，于１９４５年成稿，１９５３年才得以出版。

《诗词曲语辞汇释》是对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范围所作的一个创新，把研究视野由先秦延转到唐宋元明，研究的材料由经传典籍扩大到诗词曲语：

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

自来解释，未有专书。

[5]

尽管张相的书仍属于用传统研究手法对具体词义所作的诠释性研究，但其开拓领域的作法对之后的词义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代日益兴盛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创其大者非张相莫属。

这方面继起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学者有蒋礼鸿、陆澹安等人。

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１９５９）考证解释敦煌变文中的难词，依词的义类，共分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画为、释情貌、释虚字等六篇。

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１９６４）汇释了清末以前六十余种通俗小说中的语汇八千余条。

对近代词汇词义的研究，填补了汉语词义发展位于中间时期的一大段历史的空白，对了解古今词义的演变、现代汉语词义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且在语言研究观上，重视接近口语材料的通俗文学作品，突破经传之书的文献范围，也有很高的实证价值。

三、后期的传统派研究

后期的传统派词义研究主要是指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所进行的研究。

章黄学说很大程度上通过他们的学生传下来，特别是黄侃更是如此，他立言五十岁不写书，可惜于是岁去世，生前未留下什么重要的传世之作。

一直到８０年代，他的多种著作才经后人整理问世。

但他的学说和学风，却早已通过他众多一直在高校任教的学生们传了下来，如北京师大的陆宗达、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武汉大学的周大璞、黄焯、南京大学的洪诚、南京师大的徐复、江西师大的余心乐等，又加上他们的再传弟子，在现代的词义研究中形成一股相当有影响的力量。

在后来的汉语研究明显划分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学科界线之后，他们就主要属于古代汉语学科的范围。

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学生们一般都是在晚年之际，即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时，才得以将他们自己的研究著作陆续献于学术界。

这时期的传统派研究带有很明显的特色：

挖掘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和成果。

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发扬光大，将历史留传下来的宝贵财富用来为现代的中国语言学科建设服务，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对词义研究史上不少有价值的著作、人物、学说作了评说、研究、推广。

陆宗达的《训诂浅谈》（１９６４）是第一本关于训诂学的普及性著作，也是在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所能见到的几乎唯一的关于训诂学整体介绍的书籍。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周祖谟的《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张永言的《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殷孟伦的《略谈＜训诂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和任务》、《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等。

用新的方法对传统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深入研究。

如杨伯峻的《从上古汉语几组同义词的考察试探词汇方面古今分合现象的规律》、殷孟伦的《从＜尔雅＞看古汉语词汇研究》、郑奠的《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吴三立的《古汉语复合词中的偏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现代词汇学理论影响的痕迹，只是相比于前者，这方面的工作还略显单薄。

突出古汉语词义研究的实用性、服务性。

这时的古汉语词义研究于理论方面的工作不多，但在实际运用领域却用得相当广泛，这些领域主要是对古籍的整理校注和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方面。

出版了不少经过精心注释过的古籍。

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词义考证的文章，如发表在《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几期上关于“闻”词义演变的讨论文章，对用科学的方法对词义进行溯源性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影响。

另外，这一派学者在高校培养了不少的专业研究人才，为下一个词义研究的兴盛期积蓄了力量。

第二节现代语言学派对古汉语词义的研究

现代语言学派指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词义的研究者。

前期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语言学的薰陶，深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５０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语言学界则转而受到苏联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影响。

现代派中研究古汉语词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力、张世禄等人。

在现代，要研究古汉语词词义问题，首先就会遇上如何看待传统训诂学的问题。

现代语言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传统训诂学持严格的批评态度。

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

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最初的目的是在乎明经，后来范围扩大，也不过限于“明古”。

先秦的字义，差不多成为小学家唯一的对象。

[6]

实在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来看，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

[7]

这一派的人物大多不认为凭借训诂学可以完成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主张在训诂学之外，另兴一门专门研究汉语词义的学科。

对这门学科，王力称之为“新训诂学”。

有的称之为“词义学”或“词汇学”。

现代语言学派对古汉语词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良好的语言理论修养，讲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洞悉传统词义研究的严重不足，凭借着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科学的古汉语词义研究指出了发展的基本方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如：

１．要有历史的观点。

历史的观点就是把语言、词义看作是一个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符号体。

研究某一个时期的词义，就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看它过去或现在是什么样，中间经过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因素起过作用。

王力在４０年代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５０年代撰成《汉语史稿》，以及在后来的古汉语词汇教学中所特别强调的古今义的发展演变，都是与牢固树立了历史观点所分不开的。

张世禄也多次谈到“应该注重历代语言演变的实际情形”（１９４０）[8]。

２．重视词义与语音、语法的联系。

音义关系是传统词义研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清代学者，特别是清末的俞樾，对语法与词义的相互关系已经有着大量的自觉认识。

但这时所谈的义音联系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音同义近”的范围，而是细致地揭示了音与义与语法种种联系的细微方面。

如词义的虚化与语音的轻化；联绵词的表义描述化；语音简化与词的双音化；反义词的双声迭韵关系；被字句与“被”字词义的变化；兼语句中第一个动词的表义特征；处置句后面的充当宾语的名词性质。

３．加强与文化史的联系等。

王力在《新训诂学》（１９４７）就提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

在《汉语史稿》（１９５８）中，又把“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汉语史的四大原则提出来。

４．词义系统联系的观点。

尽管对词义是不是存在系统，在这时的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时甚至形成意见尖锐的争论，也未出现以词义系统为专门对象的专著。

但从实际的研究看，不少成果中还是贯穿着词义系统的观点。

如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的“同类词”“同源词”，同类词是结合汉字偏旁来谈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同源词是结合语音来谈词与词之间的亲属关系。

《同源字典》揭示的也是一组组的同源词的关系。

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指导思想。

这时期现代语言学派的词汇研究成体系的代表成果还不多，王力的《汉语史稿》下册为“古汉语词汇”部分，十万余字，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古汉语词义进行理论阐述的专著。

分“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鸦片战争以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鸦片战争以后的新词”、“同类词和同源词”、“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成语和典故”、“汉语悠久光荣的历史”等共九章。

这时期古汉语词汇界成果不多的原因可能与下面几点有关：

现代派的研究家早期主要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语法学、语音学方面。

而对词汇学，西方语言学界研究也很薄弱，可借鉴的东西不多，能适合汉语的就更少；

他们在语言学范围内研究的领域都很广，词汇学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

如王力研究的有语法学、音韵学、汉语史、韵律学、文字改革、词源学、语言学史。

张世禄早期主要研究音韵学、普通语言学，５０年代才转入词汇学，还涉及文字改革、语法学等；

在当时汉语规范化的形势影响下，更多的研究家们的兴趣集中在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分析，现代汉语词汇理论还处于建立之中。

而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主流则为对语法和方言的研究。

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词义研究的成果，也还有待于人们经过历史的冷静思考，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进而是更好的吸收。

第三节现代汉语词义的研究

一、研究状况

在５０年代一开始，对现代汉语词的研究其势头之猛，成果之多，分外醒目。

周祖谟从１９５５到１９５７年三年间在《语文学习》杂志（北京）上连续十八期刊登了《汉语词汇讲话》，论述了“词和词汇”、“词义”、“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词汇的变化”、“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等问题。

张世禄１９５６年在《语文知识》（上海）杂志上连续６期刊登《词汇讲话》，论述了“词是什么”“词和词组的分别”“语音和词义的关系”“同音词和同义词的产生”“反义词在语言当中的运用”“多义词发生的原因”。

一南一北，形成学习、普及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浩大声势，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定势起到重要作用。

这前后十年发表的词汇方面的论文和普及型读物过百种。

在这同时，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也陆续出现。

孙常叙的《汉语词汇》（１９５６）[9]是现代汉语词汇理论研究体系的奠基之作。

初稿１９５４年开始写，原为东北师大函授讲义。

全书３８.７万字，内分３３章９３节。

大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第一篇：

词的性质和结构42

第二篇：

词义24

第三篇：

造词法92

第二部分：

第一篇：

词汇37

第二篇：

词在词汇里的几种相对关系69

第三篇：

几种特殊性的词汇54

第四篇：

基本词汇40

第五篇：

基本词汇的累积、传承和发展64

第三部分：

词汇音变66

从这个内容安排可以看到，它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后来转出的各种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基本内容不超出这个框架。

他的学生王勤、武占坤先后合作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汇》（１９５９）、《现代汉语词汇概要》（１９８３）都是在这个体系上的发展。

上面篇名后的阿拉伯数字为该篇所占的篇幅，全书共４９３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它着重论述的是基本词汇（１０４页）、造词法（９２页）、词的相对关系（６９页），词义部分（２４页）只占全书的二十分之一还弱。

这种内容的详细安排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下面再予论述。

张静的《词汇教学讲话》（１９５６）[10]是在作者的教学笔记上写成，论述了“词汇教学概说”、“词”、“词的构成”、“词汇和基本词汇”、“词汇的来源”“词义的类型”、“词汇的风格”、“语音、语法、文字和词汇的关系”、“汉语词汇的特点”、“解词应注意的事项”、“词典和字典”。

全书１１万字。

稍后还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词汇概述著作，其基本框架大体如此。

陆志韦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１９５１）收集了北京话中的单音词，按四声分别列出它们的不同意义和在句子中充当的不同成分，每一不同的用法都引证了例句。

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在单音词的用法上整理汉语的普通语法”（《自序》），但他把单音词的用法与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了解汉语词义的分化、表达、搭配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他在《自序》中还说到：

我们要了解汉人的思想作用，说话的条理，或是从语言学的观点来了解现代汉语，就得把那些单音词澈头澈尾的，澈里澈外的，翻来覆去的，颠来倒去的搞他一次。

[11]

将单音词放在汉语研究的首位，这对不论是语法研究，还是词汇词义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汉语的本质特点和核心都应该到单音词身上去寻找。

陆志韦的《汉语的构词法》（１９５７）则是对汉语多音词结构组合方式进行研究的权威性著作。

这一时期，对某些理论问题也作了一些较深入的研究：

对基本词汇的研究。

在前后近十年的期间，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者，如李荣、曹伯韩、林焘、张世禄、潘充中、孙常叙、赵振铎、齐冲天都著文发表了关于基本词汇的特征、内部构成、与非基本词汇的关系、对整个词汇系统的影响等问题的意见。

这场讨论是围绕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关于基本词汇的那段著名论述展开的，学者们都能联系汉语词汇的实际各抒己见。

讨论对认识汉语词汇的内部层次，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词义与概念的关系。

这一时期是重在对词的形式进行研究的时期，但涉及到某些词义问题，如６０年代以《中国语文》为主发表的关于词义与概念关系的一组论文。

这种探讨较多地涉及到逻辑、思维、哲学，对认识词义的内部形成很有意义。

对词义系统的研究。

李友鸿的《词义研究的一些问题》[12]立足于介绍苏联学者的词义学理论，重在从词义系统来观察问题，对很多问题谈得相当透彻，给读者很大的启发。

黄景欣的《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13]根据语言的系统性，力主词汇也存在系统性，并从“词汇━━语法范畴”的角度论述了汉语词汇系统构成的原则。

这种词汇存在系统的明确观点在当时颇为难得，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种研究带有较明显的普通词汇学理论的痕迹。

二、研究特色━━独立的、重在词形的研究

现代语言学派的词汇研究，无论是着重于古代词语，还是着重于现代词语，把词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在汉语词语的几千年研究史中，只有在这时，词汇研究才第一次真正独立于其它学问。

只是从一开始它的重心就放在词语形式上，这种趋势在后来的研究中日益得到加强。

对现代汉语词汇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当时特定的原因，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了一些热点问题，如：

词的身份的确定。

区别词与词组的界限、区分字与词的不同、词与词素的不同，几乎成为每文必论的的对象；对词的结构形式的分析。

如对多音词的构造方式，就分出词组结构造词、短句结构造词、分化造词附注造词、重迭造词、音变造词，种类繁多；立足于正确使用上的同义词辨析；基本词汇的研究。

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是把词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单位，重心都放在词的结构形式上。

而重在词形的研究又必然较多的涉入语法的范畴，因此，讲求词的构造原则的构词法成为游离的一块，有时把它归入词汇学，有时把它归入语法学。

当它从词汇学中脱离后，词汇学的内容就相当单薄。

剩下的也就是词语的一些类别，如基本词汇与非基本词汇、口语与书面语、成语、谚语、行业语等，或词语的一些类聚，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同音词、同素词等。

对词的意义的分析始终在词汇学中占据不了主要的位置。

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语言学派的词义研究带有明显的重在词形结构研究的特点，可以称之为词义研究中的结构派。

现代的汉语词义研究，无论主要是对古代汉语还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词语的单位和词的形式上，对词的意义则远未达到相应的深知程度。

如果说，传统派的词汇研究在讲究形音义三者互求，着重点还是落在词的意义身上的话，那么，这时现代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词汇研究着重点是落在词的形式身上。

对词的意义仍满足于已有的一些认识，未能作更多的深入，如《汉语词汇》对词义的论述主要限于词义的发展和转变。

三、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急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进行的白话文运动，加速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白话文在全国取得了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言的法定地位。

它对汉语产生了重大影响，汉语，特别是词汇部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１９５９）就全面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汉语变化的全貌，其中尤以词汇的变化突出。

大量的新词语涌现，词语的构造组合方式，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

“句法构词能力大大提高；部分构词成分词缀化的倾向逐渐显明；多音词空前增多；大量的词组逐渐词汇化；词组的简缩形式逐渐多样化。

”[14]词汇的急遽变化，给词汇研究提出了崭新的急待解决的课题，成为词汇研究急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汉语规范化的需要。

语言的急遽变化，给语言的交际带来影响，因此，在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汉语的规范化成为国家建设面临的一项急迫任务。

当时的整个语言学界都投入了汉语规范化工作。

汉语的特点、汉民族的共同语、如何搞好汉语的规范化等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

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于１９５１年在《人民日报》连载，王力连续著文谈论“语文知识”在《语文学习》刊登。

再次，直接吸收了苏联语言学理论、词汇学理论的成果。

刚刚进入５０年代，中国就刊出了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以后又翻译了苏联不少语言学概论、语法学、词法学的著作，对５０年代的整个中国语言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斯大林的文章成为各个具体语言研究领域的指导纲领。

孙常叙在《汉语词汇》的《叙言》中写道：

汉语词汇研究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启示之下，才有意识地恢复起来的。

这时所建立起来的汉语词汇学的学科框架，也明显参照了苏联的词汇学理论。

还有就是，汉语研究自身发展逻辑的影响。

从《马氏文通》以来，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语法研究。

在早期主要是对汉语的句型作研究，所借鉴的是西方的语法体系。

碰了不少曲折后，人们认识到要真正建立起汉语语法的体系，还必须从准确认识汉语的词汇入手。

陆志韦撰写《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的根本动机，就是因为他从３０年代起，一直思索着汉语的语法该怎样写，他最终认识到：

无论如何，不管人受过书本上的教育没有，他平常说话，用的多半是单音词。

那些单音词又不像在欧洲语似的，他们并没有词头，词尾等等变化。

就连声调跟意义的关系也不是有系统的，某个声调不一定代表某个词类。

要了解汉人的“精神生活”，我们得小心观察那些词怎样让人颠来倒去的使用。

除了这个，我们简直无从编造汉语的语法。

[15]

因此，词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