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梵大学建筑系 萧百兴 深澳聚落文化地景之初步研究一个台湾东北角边陲农矿渔港的历史社会空间考察+.docx

华梵大学建筑系 萧百兴 深澳聚落文化地景之初步研究一个台湾东北角边陲农矿渔港的历史社会空间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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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梵大学建筑系萧百兴深澳聚落文化地景之初步研究一个台湾东北角边陲农矿渔港的历史社会空间考察+

深澳聚落“文化地景”之初步研究-

一個台灣東北角邊陲農礦漁港的歷史社會空間考察

AnInitialStudyoftheCulturallandscapeofSainouSettlement:

ASurveyofHistorical-SocialSpaceofthePeripheryAgriculturalandCoalMiningFisheryPortintheNorth-EasternCoastofTaiwan

蕭百興

Pai-hsingHsiao

Associateprofessor,Dept,ofarchitecture,HuafanUniversity

摘要：

夾處在三貂角與基隆之間的深澳聚落是台灣東北角許多漁港聚落中的一個，其看似為戰後現代性的特殊發展所破壞，卻仍具有著因為特殊洋海地質生態與社會歷史質素所交纏形構而成的豐富空間性潛力。

與以漁業維生的鼻頭以及農漁同構的南雅聚落不同，深澳在瑞芳區中與水湳洞類似，乃是漁礦共生的聚落。

儘管如此，深澳仍不同於水湳洞，其煤礦只在戰後維繫約三十載，其餘時間如鼻頭般主要係以漁業營生：

其在過去主要依賴焚寄網與地曳網漁業生產方式而攫取洋海美澤，並在戰後轉為以棒受網、延繩釣與休閒漁業等為主的漁業基地（甚至引進外籍漁工以協助生產），從而獲致了生存利基，並形構出以漁業生活為主、兼及煤礦的特殊地域文化及地景，值得進行深度發掘。

本研究即希望援引歷史社會學、人文地理學、建築學等跨領域聚落研究長期積累的「地域性」視野，透過文獻蒐集與田野調查等，對深澳聚落的「文化地景」進行歷史社會的初步考察，不僅作為深度了解台灣東北角漁港聚落地景之起點，也作為未來聚落重新再造的參考性基礎。

關鍵詞：

東北角、深澳、焚寄網、地曳網、漁業、漁港、聚落、地域性、文化地景

Sainou,whichislocatedbetweenSandiaochiaoandKeelung,isoneofthemanyfisherysettlementsintheNorth-EasternCoastofTaiwan.Itsdevelopmentseemstobehamperedbypostwarmodernity.Nevertheless,itstillpossessesabundantpotentialforspatialitycreatedbyitsspecialocean-geologicecologyandhuman-socialhistory.RatherthanfullylivingonfisheryasPitou,orprimarilyonagricultureandfisheryasNanya,Sainou,similartoShueinandong,isanagriculturalandcoalminingfisherysettlementgainingitsplentifulprivilegesfromocean-mountainterrain.However,thecoalminingindustryofSainouonlylastedforalmost30yearsduringthepostwarperiod.Sainou,exceptlivingonagriculturebefore1960s,ismainlyafisherysettlementatothertimes:

itgaineditsplentifulprivilegesfromoceanthroughtorch-lightnetandbeachseineinthepast,andhasgraduallybecameafishingbaseofstick-helddipnet,longline,andrecreationalfisherysincetheendoftheWar.ResidentsofSainoualsohireforeignworkerstohelptheirfishingworkinrecentyears.Hencetheyfoundthebaseforsurvival,andformspeciallocalculturerootedmainlyinpiscatorialandminingliving,whichisworthofinvestigatingforus.Theauthorhopestoexplorethe‘culturallandscape’ofSainouthroughahistorical-socialperspective,andtoproposepossiblewaysofreconstructingthisvillagetoformareferentialbasefortheCross-StraitPeripheralsettlementresearchandreconstructioninthefuture.

Keywords:

North-easternCoastofTaiwan,Sainou,torch-lightnet,beachseine,agriculturalandcoalminingfisheryport,settlement,locality,culturallandscape

一、前言

大約在清雍正年間即有漢人入墾的深澳（Sainou）聚落，乃是一處夾處在三貂角與基隆之間的邊陲聚落，聚落中心大約在東經121°81'94"、北緯25°13'12"，歸隸於新北市瑞芳區管轄，西接基隆的望海巷、長潭、八斗子等漁港，東南臨水湳洞、南雅、鼻頭、貢寮區龍洞、和美、美灩山、澳底、福隆、卯澳、馬崗等漁港，乃是台灣東北角眾多漁港聚落中的一個。

其儘管如同其他東北角漁港聚落一般，看似淹沒在戰後依賴現代性（modernityofdependency）的發展之下，卻仍具有著因為特殊洋海地質生態與社會歷史質素所交纏形構而出的獨特的豐富空間性魅力。

其在過去主要依賴焚寄網與地曳網漁業生產方式而攫取洋海美澤，並在戰後轉為以棒受網、延繩釣與休閒漁業等為主的漁業基地（甚至引進外籍漁工以協助生產），從而獲致了生存利基，並形構出以漁業生活為主、兼及煤礦的特殊地域文化及地景，值得進行深度發掘。

本研究即希望援引歷史社會學、人文地理學、建築學等跨領域聚落研究長期積累的“地域性”視野，透過文獻蒐集與田野調查等，對深澳聚落的“文化地景”進行歷史社會的初步考察，不僅作為深度了解台灣東北角漁港聚落地景之起點，也作為未來聚落重新再造的參考性基礎。

二、東北角深澳：

鼻岬左伸長抱、清水曲港流注的岩沙雙澳之地

“當前的深澳聚落由昔日的“番仔澳”（位於灣澳北端）及“深澳”（主要為“大社”一帶；位於灣澳南端）兩處聚落組成，所在區域位於基隆與三貂角之間的東北角沿岸一帶灣澳。

整體灣澳位於地岬東側（地岬西側灣澳則為俗稱的“換番大澳”），為更大灣澳中之西側一段，包含有“番仔澳”與“深澳”兩處小灣澳。

聚落前緣有深澳岬角（或稱番仔澳岬角）向東北方伸出，後方（西南方）則為以“深澳山”（當地人將建基路北側者亦稱為“港仔尾山”）為主的山巒（接近番仔澳處當地人稱為“二層山”），具有著由“風成沈積岩”所構成的特殊地質樣貌。

誠如方雅芬指出，“就地層而言，此地屬南港層，底下則是產煤的石底層，因此在這裡有一個礦坑專門挖海平面以下的煤礦，名為「海底坑」，而這樣的礦坑在台灣是非常少見的。

”由於南港層砂岩富含大型鈣質結核，堅硬而耐蝕性高，故而容易突出地面形成鱗次節比的蕈岩層，而在岬角一帶構成獨特蕈狀景觀，其形狀與野柳者相較，頸部較短而頭部較為渾圓，數量尤較後者為多。

這些砂岩表面經常可見居住痕（長管狀、外壁富含許多糞石）與逃生痕（略呈U字型）等生痕化石，而且，由於長期受到海水及風化侵蝕之作用，形成了許多海蝕平臺。

方雅芬即指出，“本地的海岸亦屬於岩岸地形，在岸邊可見海蝕平台，乘坐船隻則可見到海蝕崖、海蝕洞、海蝕門及其他景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砂岩地形外，此處灣澳沿岸並曾有珊瑚礁散佈其間。

另外，根據華梵建研所研究生季信豪等對當地耆老、居民的訪談、以及老照片等資料所示，深澳聚落所在灣澳部臨水處曾經存有不少的沙埔地（亦可見林投樹），番仔澳與深澳兩處灣澳即為沙灘地，佈滿了白色沙粒，而成為當地居民漁業營生的主要空間。

深澳聚落現今隸屬新北市瑞芳區，西接基隆望海巷、長潭、八斗子等漁港，東臨水湳洞、南雅、鼻頭、以及貢寮區諸漁港。

聚落所在（連同灣澳）靠山面灣，其中，番仔澳雖面向東南方、而深澳面向東北方，但就整體而言，主要卻指向東南方，而與基隆山與九份一帶遙相對望，事實上，高聳的基隆山明顯可見，乃是聚落相當重要前望的地標。

深澳山主峰則在岬角西南方，向東北挺進岬角而如弧狀圍護了整體灣澳的南方與西側，其中西側及西南一帶為建基煤礦主要區域。

大社南方岬角底部所在則為濱海公路自西北向東南橫切而過，隔開了原本曾作為農墾區域、而後成為建基煤礦宿舍以及台電深澳（火力）發電廠的山坡梯田所在，這些田地俱為深澳山之一部分，舊屬深澳庒所轄。

值得注意的是，岬角底部西南側山坡有一清澈溪流蜿蜒注入深澳灣，既是當年農作灌溉的主要水源，也提供了舟楫停靠之利。

事實上，其注入灣澳處之河口有一定的寬度，且得以通行、停泊小船，故而被當地人視之為港，稱為“港仔”，而此，或係“深澳”地名由來之重要原因。

畢竟，此一天然溝道之存在，讓灣澳呈現一往西南方向彎曲突入的深陷之口（開口大，愈往內部港道愈小），巧妙地避開了東北季風的吹拂與激浪的襲打，而成為天然之港灣並造就了“窟仔底”（面向西北方）一帶成為良好的定居之處，從而為深澳早期的吸引人居與興盛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難怪，盛清沂《台北縣志．卷五．開闢志》會說，“深澳”係因當初開闢者感受到此處沿岸曲折、海水又深之故而命名之，港子地形的存在，具體地印證了其命名的奧祕所在。

而九份樂伯二手書店老闆lobo對於姚瑩所曾提及的“清水澳”可能即為深澳更早地名的推斷，則說明了此處港海水質清澈的特殊狀況。

一如鼻頭角、水湳洞等東北角海岸地帶，深澳由於位處冬季西伯利亞或蒙古一帶高壓中心外圍，在每年9月至翌年4月期間冷空氣由高壓中心循順時鐘方向流出時，經常會面臨來自東北方向季風的吹襲，其平均風速約在每秒5-8公尺左右，甚至可達每秒20公尺，氣流相當強勁，不僅干擾居住生活、影響農作，也讓海象極度惡劣而不利於船隻的通行與漁業的進行。

更有甚者，相較於鄰近的鼻頭與水湳洞聚落，海灣連同岬角頂端（俗稱“鼻子”）整體而言直接面迎季風來向，因此承受了季風連帶風雨與洋流所綜合造成的極大影響。

事實上，在居民記憶中，未築港前沿著沙埔一側從大社對面碧雲宮、港仔頭、過溝仔、港仔尾一帶通往番仔澳的路上即經常有海浪沖擊而上的情形。

所幸，番仔澳灣澳躲於鼻岬之後並彎轉朝向了東南方，稍稍減弱了潮海季風的直接沖擊，即便如此，番仔澳仍時常可見大浪循著岩溝沖淹而過將鼻岬與聚落隔斷之景象。

唯一最不受季候影響者，當屬藏於港仔內的“窟仔底”一帶。

其藉由河道的彎曲巧妙地避開了季風潮浪的直接侵襲而成為居民口中浪再高大都不會淹水的福地。

簡言之，包含番仔澳在內的深澳，過去乃是一處鼻岬左伸長抱、清水深溝流注的岩沙雙澳地帶。

其為風海水蝕的山、岩地形之間，沿著海灣一線散鋪著白沙埔地，並藉由清溪流注灣海形成了天然的避風港帶；同時，更藉由此溪聯繫了位於山坡溪澗兩旁的田壠之地，而為當地居民的營生提供了可能的空間物質基礎。

可惜的是，如此自然地景在今日多已不復見，特別是曾經沿著灣澳散佈的白沙埔、以及位於濱海公路另側曾經作為農耕之地的大片梯田。

至於與深澳地理奧祕息息相關的港仔雖仍存有遺跡，但位置及大小已被改動，從而極大地遮掩了深澳所曾經具有的地域特質。

而此，主要緣於深澳在戰後的現代化發展，不管是台電火力發電廠、濱海公路以及港口碼頭等的興築（港口碼頭主要係藉由一道道防波堤擴築而出），再再讓過去的深澳沈入歷史的記憶之中而不為人知，亟待從地域性角度進行深度的發掘，以作為地方魅力營造的重要參考。

三、臨海惡地的農漁移墾及後續發展：

歷史中的深澳農礦漁港

現今深澳漁港聚落中心所在，原係一處接近圓形的灣澳，清領之際被稱為“番仔澳”（此一稱謂可從1904年版〈台灣堡圖〉上見之）。

而從〈台灣堡圖〉上的記註可知，當時所謂的深澳（海灣）反而是指番仔澳以南至現今靠近“大社”（鴻祥新邨）所在一帶海灣，嚴格說來，並不在當前深澳漁港的最核心位置。

當前的深澳之所以包含了這兩處小聚落，其實是在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深澳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雙澳間社會空間接合的歷史，經歷了從原住民時代、清、日統治而到戰後現代化發展的獨特歷史發展過程。

誠如“番子澳”一地的命名、以及相關的考古資料所示，原被稱為“番子”的原住民，顯然是深澳聚落最早的主人。

根據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1980），番仔澳口傳係“往昔平埔族在此用手掬魚之處”。

這等說法，與考古學家陸續在這一帶發現十三行“舊社類型”等遺址、而證實這一帶在17世紀到漢人入墾前大約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馬賽人（Basay、Basai）“大雞籠社/大圭籠社”（Quimaurri）生活之地的論述大略吻合（清代深澳平埔族當數金雞貂三社中的大雞籠社）。

事實上，距離番仔澳、深澳不遠處即的建基路、以及瑞濱即有所謂深澳考古遺址的發現。

這些史料說明了，儘管此處面臨了每年9月到翌年3月東北季風所帶來的惡劣氣候，但擅於操舟航行於近海的平埔族馬賽人卻以深澳（番仔澳）等地為舞台，藉由漁撈、島際貿易而發展出了賴以維生的村社，深澳一帶獨特曲折的港灣地形顯然提供了他們停泊舟船借以躲避風雨的最佳憑藉。

在如此空間條件下，他們除了與陸續到來的漢人、日人進行貿易外，也與在淡水、雞籠建立政軍據點的西班牙人、荷蘭人等展開了接觸（甚至可能包括了葡萄牙人），從而使得深澳所在的北濱一帶，成為活力的十足的重要區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原住民除了漁撈、島際貿易外，當亦從事簡易狩獵。

事實上，杜瑞茂於嘉慶23年（1818）向大圭籠社土目己力所贌之“荒埔山地”（“坐落土名在深澳地面東至柑仔瀨口山頂分水為界西至深澳坑口崙頂分水為界南至長潭堵山崙頂分水為界北至深澳堵山頂分水為界”，見道光11年（1831）杜瑞茂售予姪孫杜鑾成的土地買賣契書），推測當為鹿群等動物活動之地，應是原住民重要的獵場所在。

深澳所在北濱區域逐漸淪為邊陲大約是在漢人逐漸入墾之後。

或許因位於交通樞要，根據台北州所編《漁村調查報告書:

基隆郡及基隆市．第三章瑞芳庄．第二節深澳》的記載，早在雍正年間（A.D.1724~1734）即有福建人蘇處技來到深澳向平埔族“贌”地進行開墾，並帶動了人口的移入。

根據同書記載，蘇氏顯然從祖居地帶入了漁業技術，從而展開了漢人在深澳的漁獲生產生活（當時平埔族族人在漢人入墾後可能仍居住於深澳區域內，而呈現了與漢人隔鄰混居之狀況）。

在此同時，從其向平埔族買地狀況之記載看來，蘇氏極可能已展開農業生產，不過規模當不至於太大。

漢人在深澳的農業開墾估計要到嘉慶年間以後才大力展開，當時，蘇氏已經將土地轉讓售予日據時保正（杜大戇）的祖先（推斷應該就是《瑞芳鎮志》中所記載的杜瑞茂、杜鑾成等人），以至於《瑞芳鎮志》中有杜瑞茂於乾隆末年（約1795年）進入深澳開墾的記載。

有意思的是，杜氏在入駐後，誠如上述杜瑞茂售予姪孫杜鑾成的土地買賣契書所示，即於嘉慶23年（1818）透過“贌”地方式向平埔族大雞籠社取得極大片的土地而進行大力的開墾。

從此，現今台電火力發電廠一帶的山坡，當年原先是荒埔山地之處，在杜氏家族的戮力開墾下，日益成了包括“水田”在內的“田園”。

深澳，於是以當地人所稱的“港仔”-溪流一線為樞紐，聯繫了海灣與山坡，展開了漁農兩棲的生產生活。

杜氏，也佔據了這一線中最據地利的土地，以面向西南背對東北面的方向建造了祖宅三合院，而成了指揮、驅動整體漁農生產的最重要樞紐。

在此狀況下，以此為中心的大社聚落日益有所發展，並在溪港對岸沿著深澳山山腳海岸一線而逐漸往東北擴展（港仔頭、過溝仔、港仔尾……；主要當為佃戶），並建立了碧雲宮前身（原主祀“石將軍”，並於戰後加祀主神玉皇大帝、土地公改建成新廟；石將軍與福德正神成為配祀）與福壽宮（土地廟），而成為地方信仰的重心。

相較於深澳，位於北端的番仔澳推測當是較晚發展之聚落。

事實上，與深澳相較，此處港澳雖有鼻岬擋護並轉向東南，但仍處於灣澳地理上前推接近外海之處，可說是東北季風來臨時海潮相當洶湧之處，故而在當年是比較不適合人居之處。

即便如此，番仔澳亦陸續有所發展，從1904年〈台灣堡圖〉之圖像可知，其至遲在清末當亦已經有人入住其間以漁業維生，惟戶數相對顯然十分稀少（此一狀況在對居民的訪談中即曾被提及，例如2012年某江姓老人即告訴筆者，當年即只有11戶），直至戰後方才有較大的發展，並在現今位置移置原有位於鼻岬一帶的土地公廟改建成天福宮（加祀媽祖）。

值得注意的是，從相關訪談過程可知，番子澳與深澳兩個聚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其實是存在著一定的扞格的，兩個社會不僅有各自的捕魚方式也有各自的神明信仰，彼此間其實隱約潛藏著一種彼此競爭的狀態。

這種社會扞格估計在發展之初當可能已經存在，而且一直延續到今，以至於當前兩處聚落雖已融為一體，但社會空間仍有極大之區隔，亟待進一步處理。

當時的深澳，憑藉著獨特的溪港灣澳地形、承繼了荷西時期原住民操舟往來進行島際貿易的過往，當已成為淡蘭古道三貂線海道的中繼站：

咸豐年間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即曾提到：

“噶瑪蘭入山孔道，初由東北行自淡水之八堵折入雞籠，循海過深澳至三貂、嶐嶐嶺入蘭界。

”而《瑞芳鎮志》更引述漢寶德《台北縣第三級古蹟金字碑之研究與修復計畫》，認為此道即為“淡蘭古道三貂線海道”（針對如此推論，地方文史工作者lobo在“深澳...九份山下第一道海岬”中補述道：

“兩三百年前從淡水廳的艋舺沿著基隆河北上在八堵火車站的西方沿著基隆河支流越過獅球嶺進入社寮島經過八斗子，深澳，番子澳，海濱，水湳洞，哩咾，南仔吝，鼻頭社越過鼻頭山抵達三貂社越嶺到宜蘭）），故而，深澳便是其中重要的中轉站，特殊的港澳曲折地形讓其得以在當日惡劣氣候條件中勝任如此空間運轉之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深澳甚且是清代綠營汛兵駐扎之處，清同治十年（1871）陳培桂纂輯的《淡水廳志》在描述深澳時即說：

其“在雞籠港西二十餘里，距城東北一百七十餘里，離深水外洋二十餘里，小漁船可泊。

其汛兵歸石碇堡、三瓜汛帶管”，可見，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無論如何，杜氏成了深澳地方重要的家族，曾經踏訪過杜母古墳（位於番仔澳旁軍管區內，面向基隆山與焿子寮海）的lobo說道：

“杜家曾經是深澳到八斗子之間的大族”，並也曾在“滿山油桐花的深澳山發現同款式樣的杜家先妣的祖墳”。

正因如此，漢人聚落沿著深澳往番仔澳一線逐步地發展起來，除了漁居石厝外，也曾出現土地公廟。

而杜家除了從事漁業（漁業技術據傳可能進一步從社寮島引入）外，也日漸注重課讀並設立了書房，從而為逐漸淪為邊陲的深澳漁居所在，帶來了一定文風（lobo說道：

“杜家也是很注重課讀的在日據時代瑞芳庄有四大書房而深澳路五十六號的深澳書房便是其中之一設立者便是杜大憨先生”）。

隨著清中葉淡蘭古道其他路線的興起，深澳作為入蘭海運中繼站的角色，在後來日漸地沒落了。

日據之際，日人雖然大力建設了基隆港，也修築了經過深澳港仔尾一帶的五分車鐵路（基隆八尺門通往水湳洞）、在現今建基路旁設置了車站，但對處於基隆之旁的深澳（連同番仔澳）基本上是沒有投入太多建設的，陸路交通顯然取代了海路，而成為區域間連結的主道。

在此狀況下，深澳雖有漁業聚落的發展，但顯然不及焿子寮及鼻頭聚落，此從日治時深澳（連同番仔澳）並無設立漁業者組合，而係歸隸於焿仔寮的狀況不難得知（1934年瑞芳的漁業者組合在焿仔寮成立；1935年分家，除焿仔寮（轄焿子寮，磅磅、二砂彎、深澳、番子澳、水湳洞區，組合員153人）外，鼻頭當時也設立了漁業者組合，轄鼻頭、南子吝、哩咾區，組合員151人）。

事實上，深澳與鼻頭在日治時雖皆以漁業、洋海為主業，但地理條件與歷史的境遇並不盡然相同，這不僅讓深澳在一段時間內漁業生產落於鼻頭之後（深澳漁港雖是戰後北海岸諸多漁港中最早展開建設者（1953），但鼻頭漁港仍是相對狀況較佳的漁港），而且也影響到了當地文化地景的形構，讓深澳擁有了與鼻頭不同的生命經驗與空間特色。

有意思的是，正當東北角其他漁港在戰後因北台編納入地緣政治下現代性的國際分工而遭遇衝擊時，深澳漁港反而因為被編納入中油能源港的規劃（1976~1986年間受限於中油公司在深澳灣規劃能源油港之計畫而受到限建）、以及岬角區域的納入軍管、進駐虎嘯部隊，而受到了保護，深澳漁港（連同番仔澳漁港）在1980年代之前，大抵還維持著自然的樣態。

不過，在此階段中，深澳另一項產業卻有了發展。

日據時即開採瑞三煤礦的瑞芳李家於1955年於深澳開辦了建基煤礦（瑞三煤礦為李家排行老大的李建興主導，建基煤礦則主要為李建興么弟李建和主持）。

在李建和主持下，於建基路南側建立了工寮等設施（建基新邨），並在建基路北側港仔尾一帶陸續設置了礦坑。

其除了初期採陸域開採外，更於1963年破土興建深入海底500公尺的海底大斜坑（1966年完工啟用）、1971年興建位於天福宮旁的“海底坑”（在此同時，台電亦於1961年於礦場旁設立了深澳火力發電廠）。

自此，建基煤礦步上了輝煌的開採階段，一直到1987年方才收坑，估計在進行開採的33年間，煤礦總產量達到3,537,236公噸，高居眾多台煤中，總產量排名的第4位。

而這，也給深澳帶來了另一種可能的產業發展機會。

雖然建基新邨遠在建基路的另一側，而且工人多來自台灣其他不同的地方，但建基仍以各種方式與地方產生了連結、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深澳有一舊地名為“井子”，據說係因“村民在此地挖煤礦，而留下許多的空洞”所致）。

必須指出的是，如此發展，連同了台電火力發電廠的設置，征用了建基路南側山坡地一帶的土地，可說造成了對原有農田地景的破壞，以至於，直至今日，人們已經甚難感覺到深澳除了漁業外，在過往竟然曾經是一處擁有著水田農業生產的聚落。

煤、電、油等現代化經濟事業的進入顯然為深澳帶來了永久性地景的破壞，從而絕大力度地削弱了其在今日藉由綠色產業而重生的機會。

更為悲慘的是，不僅是山林農田遭受到破壞，就連原有佈滿白色沙埔與清水溪港的美麗灣海，亦在漁業現代化的前進輪轉中受到了破壞。

事實上，就在礦業退出深澳發展的舞台之際，深澳漁港有了新的發展。

承繼了戰後初期的防波堤建設，深澳漁港的大力現代化大約是在1986年（一說1990年（賀天俊,2001:

26））禁建解除之後，不僅陸續在原有海域中修築了防波堤、還填出了新生地，從而使得深澳漁港的地形地貌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正因如此，深澳漁港船舶泊靠的噸位、容量大幅地提昇，從而讓其在1980年代後，東北角諸漁港紛紛步入衰頹的狀況下，仍舊維持了一定漁業的榮景，而成了棒受網、延繩釣與海釣休閒漁業為主的漁業基地。

為此，其甚至引進大陸、外籍漁工以協助生產，讓這個蕞爾漁港一度展露了多國語言在此交聲會談的獨特景象。

儘管如此，深澳終究也步上了為現代性淹沒的後塵。

不僅漁港本身自然文化地景遭受了大幅度的改變，聚落本身也因現代化房屋的翻建而改變了面貌，以致於，逐漸淪為一處文化失憶的平庸聚落，而無法支撐地方亟希望在既有漁業外，透過觀光產業的建構以帶動地方發展的企求，故而，亟待透過專業智慧的引入，進行地域的魅力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