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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峪口经济发展之变迁
六十年峪口经济发展之变迁
我们峪口村地处羲皇故里的三阳川。
三阳川盆地地形是两条土龙颠倒卧,两条水龙延川过;条条溪流卧两龙,座座大山拱大川。
我们峪口村在三阳川盆地东北方,渭河,葫芦河北岸及两河交汇处,北靠关山支脉雷家大山,朱家山与严山为邻;南边与渭南乡的杨王村和中滩乡的张白村相隔,东北与本乡咀王村相连;西连与朱家村,郭老村相连。
占地四平方公里,有泽民渠横贯东西。
全村有十个生产合作小组,人口,男女,土地亩,山村民一样,传说都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在明朝洪武(1368-1398)年间迁徙到这里的。
峪口雷氏家族迁徙的途径有二:
一说是从大槐树迁到陇西巩昌府又迁到现在的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又迁到渭南乡杨赵村与渭南镇之间,最后迁到现在的峪口村;一说是从大槐树迁到礼县雷坝又迁到秦州的东关再迁到渭南乡杨赵村与渭南镇之间,最后迁到现在的峪口村。
从峪口村又有迁出者,一支迁往石佛镇,一支迁往本乡涧沟村,一支迁往中滩镇雷王村和西坪,一支迁往新阳乡,琥珀乡,还有一支迁往秦州区中梁乡,还有一支迁往通渭如天水原文化局局长雷志强家。
雷氏家族支脉众多,人丁兴旺,农业土地广阔,更有庄园山林。
如麦积区利桥乡上万亩山林,祖产,解放前由三房份的雷存仁。
雷东生父子经营管理,解放后雷存仁一家才从利桥迁回老庄峪口村。
如刘家山的三百亩土地至今还由我村民耕作收获。
我村的文明史与国家中华民族的兴衰文明史一样是一部分是以农为本,以农立村的经济史。
丰衣足食是我们这个雷氏家庭绵延古今的一个最悠远的理想。
“民以食为天是一个最古老的真理”“丰衣足食”实际上说是一个最难圆的梦想。
—远的不说,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曾提出“民族与科学”的圆梦方法,但最终抱恨终生,未能如愿;大陆解放后毛泽东也曾想通过“土地革命”“大办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农业血大寨”,“阶梯斗争”亲自发动领导文革等政策措施,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实现丰衣足食的美好画面,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民兵一体,可结果如何呢?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人人皆知的丰衣足食的问题。
丰衣足食仍然是一个可想可梦而可不及的比较遥远的理想。
1950年至1956年是国家政治大环境改变大变化向上发展的阶段,是我村农业大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百废待兴,我村和全国一样全面发展了土地改革,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按土改政策划分了地主,富农,小土地经营,雇农,中农,后来又按政治思想补划了历史反革命及坏分子等成分。
与土改同时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村有有十多人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保家卫国,有六人赴作战,他们是雷根往等。
从1953年又实行了互助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
这一阶段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活水平基本稳定且有所改善,但人们的饮食使仍然很简单,逢年过节才能吃点肉,蔬菜只有萝卜、白菜、土豆,粮食以五谷杂粮为主,小麦玉米种植面积还很少,大麦、高粱、谷子、糜子、荞麦,黄豆等是主要的经济作物。
亩产量只有二三百斤。
纺布纺线都是家庭作坊,人们穿的布大多是农家布—俗称“三阳尼”在这一时期村民粗茶淡饭,土布着体,辛勤劳作,思想精神是比较舒畅的。
1957年至—1962年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艰辛和遗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经济狂热探索期。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
反右运动不仅使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受到洗礼、狱犬炼和委屈,更有一个遗患无穷的后遗症,就是广大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了。
在“引蛇出洞”“大鸣大放”的“阴谋”诱导下,有些人就是由于对党的干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被上纲上线为向党猖狂进改;有些人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中的一些弊端表示不满和焦虑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的甚至捕风捉影,说某些文章某句话是“影与才”是“更恶毒的攻击”;某句是别有用心。
总之是混淆是非无限上纲,许多人只是出言只语而无端地遭到无穷尽的批判,最后划分右派分子。
从此沦落成阶段敌人。
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以此引以为训,闭口缄言。
结果是开会时你看我,我看你;如果要发言表态,就背哪些最高提示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书上有的,报纸上写的,大小领导说过的话语;即使与同事,朋友交谈,也要谨言慎语,担心日后来个什么运动被揭发。
一人说话,自言自语,犯嘀咕。
二人说话,假话、诺言,相互骗,互相哄。
大会表态,表决心,讲大话: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照抄报纸说套话,昧着良心说假话,三人以上没真话,这种状况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起,大炼钢铁热火朝天,“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干快上”、“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志铺天盖地,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被卷入这股经济狂热的潮流中。
1960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阶梯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高指示。
1963年5月2日—5月12日中共举行的杭州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稿前十条),就是在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中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四清运动”)接着,同年9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前十条”强调以阶梯斗争为纲,把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都上纲为阶梯斗争或阶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1964年8月中央批转了刘少奇夫人光复在何北抚产桃园的蹲点的经验,强调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让基层干部靠边站,推引一个一个审查,批刺和处理。
中央要求全国广泛传达和学习这个经验。
196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把“四清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点是要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低标准瓜菜代,尺九布票把身盖”是村民当时的生活特色。
吃饭开始限量,低标准瓜菜代(代食品,榆树叶,树皮,洋槐叶,杏叶,谷糠荞麦皮等)政治运动随之而来大炼钢铁大办钢厂,一波接一波)—向党交心,拔白旗,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新三反下放农村,划滤网右派。
从1960年起我村和全国一样实行贫票使用制度,如布票、粮票、炼油票、白糖票等,布票每人一尺九寸,直到1975年每人发布票二长四尺。
没有票证,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你所需的物品。
只有在逢过节时人们凭票证才能买一些糖果。
而且数量很少。
这一时期引洪工程(1958年上马等许多战天斗地的工程的相继上,我村许多青壮劳力大量外调参加建设,生产队耕种庄家者大多是老弱病残“386199”及在校师生,耕作基本是广中薄收。
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高涨,白天辛勤劳作,晚上挑灯夜战,积极参加批斗会,今晚批斗这个,明晚批斗那个,在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炼钢铁的运动中铁铲、门扣子、锁子、老镢头、老铁铣、铁锅等,只要是铁的工具,家具统统收缴。
炼钢铁要木材,全村的树木基本砍伐光了。
从1959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梦想破灭到1962年后半年全村百正常死亡接近二百人,90%是饿死的,占全村二千多人的十分之一。
被饿死亡的刚开始还有木板,门板,案板,床板做的棺椁,到后期只有用高粱杆,玉米杆用绳索捆扎死亡者下葬。
送葬从人抬发展到人无力抬埋,只能用架子车,牛车等拉到墓地掩埋。
这一时期人们都在想法设法千方百计吃饭肚子,少挨饿,衣能遮体而奋斗者挣扎者。
)
1962年后半年到1965年四清运动时,这一时期由于在农村实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救民渡饥荒政策措施,“阶级斗争”内紧外松,思想意识斗争稍有缓解,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停办解散了,农民可以在自家里自作自受家常便饭了,“共产风”、“大跃进”这些劳民伤财的运动有所收敛改观,人们可以分得极其有限的少量自留地,自由市场开放了,村民为温饱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一时期是我村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1963年、1964年、1965年这三年农业生产水平持续看好,高粱玉米,大麦的亩产都在三四百白斤以上,棉花在一百多斤以上,小麦阿波麦品种的引进推广,使本村小麦的种植面积逐年提高,小麦历史性的比高粱、玉米、糜谷,荞麦等扩大了三四倍。
跃居粮食作物的首位。
棉花的种植从1966年后逐渐递减到现在只有个别农民种植。
这一时期生产队干活实行分工制,一个工十分,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农活是一个工,妇女减半,手中活可给妇女七到八分工。
收获季节(夏天、秋天)按工计酬,多劳多得,分粮分菜分柴草等,家庭如有老弱病残者生活就很成问题,生产队的救济粮那时是很有限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常年在外寻吃讨要的农户。
当时一个生产队的工值二三角钱,分红的只是极少数人,一个生产队大部分是超支户一年到头绝大数农户不够吃,吃糠咽菜东挪西借凑合着活过来就很万幸了。
当时农村的分配政策是“交够超额完成国家的公购粮,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种子储备战备粮,化肥等)剩下的才是农民自己的。
”这种分配政策一直延续到2006年初才取消。
从解放初期到四清运动这一时期干群关系是相当紧张的。
人心自有公道,得民心者,为民办事者,使民得实惠者老百姓是会拥戴的,若欺压鱼肉百姓,虽风光一时但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这几年本村每年给国家上缴公购粮斤,总计斤。
每当在荒年国家虽有部分返销粮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救济了一时饥荒解决不了贫穷温饱。
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毛主席发表“五一六通知”至1976年10月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这一时期的主力军。
这十年的运动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和教训,可谓十年浩劫。
十年文革是政治狂热动乱的集中体现。
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逝。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被绝对化,“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立四新,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铲除封,资,修。
从要做到“三忠于,四无限”。
做到早请求晚汇报,活学活用老三篇。
《毛主席语录》不离手要斗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要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一时期自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及普通老百姓,在“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大趋势下“抓革命,促生产”,在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口号里体验现实生活中五味的真谛。
正如在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的“从1966年5月6日通知到1976年10月的文革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一场洗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惨重的损失,致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华民族十年蒙难受难受苦,小小的峪口村雷氏家族亦不例外。
农业生产种植更加单一,棉花,谷子、糜子、高粱、荞麦、大麦基本不种,只种小麦、玉米、黄豆、洋芋、大白菜、萝卜。
公购粮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多,到文革后期公购只收现钱,不收粮,农民只能低价出售而高价缴纳公购来那个款。
农民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缺吃断粮是常事,出外讨要也要请假,多种经营是绝对不允许的。
鸡,猪,羊也只能是偷偷摸摸的饲养,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也要缴纳屠宰税,卖豆腐,卖凉粉,卖疏菜也要上税,不交的话轻则罚款重则没收,各种税费多如牛毛:
如农业税(公购粮)农业特产税、村提留统筹、养路费、基运费、家蓄家禽防疫费、宅基地使用费、结婚登记费、结婚证费、准生证费、计生费,有学生的家庭还要交学费、书本费、配套练习费、烤火取暖费、学杂费等。
农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农民稍有越规,都会遭到捆,绑,吊打行弄逼供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铁帽子随时等着你戴,在那十年浩劫时期是很正常的家常便饭。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家村到处残垣断壁,房屋破坏不堪。
雷家祠堂——雷家黑爷庙,戏台被晚阳公社和本村革委会拆毁了,其砖瓦木石修建了革委会,娘娘庙大部分爷拆毁修建了学校。
农户很少有人修建房屋的,大多是修修补补,能避风雨就行。
虽文革洗劫形势严峻,民无温饱财力匮乏但村民穷则思变梦想改变当时生活困境的愿望没变,求生存谋发展的理想没变。
在本村革委会主任基建队队长雷永泰,雷增民的带领下争取到甘肃天水县治理渭河款项资金近百万元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通过人担肩挑车拉等从五华里外的石崖导流山下运输石头经过70年——76年这几年的艰苦奋斗修筑了从葫芦河口子到咀王河渭河堤近三千米长,七米宽的护坡堤,四处坝堰,新增河滩地近二百多亩,保住原有水绕地近两千亩不被渭河葫芦河冲刷侵蚀。
在“农业学大寨”政策的鼓励下修建了雷家大山,雷家旧堡子,及朱家山三座大山的梯田总计1168亩。
小块拼大块,坡地变梯田,经过三年的苦干三座大山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川水绕地打井九眼,机电灌溉配套设施较齐全,新修水渠四条,总计长达六千米。
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大大方便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产量,为今后的抗旱保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8年开始实行了20余年的公社制度,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营管理体制和家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出工不出活,出工大轰隆,吃饭大锅饭”的局面。
更导致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虚报浮夸”会上一套——吹牛、大话、假话、空话一起上;会下一套——怨天尤人瞒上欺下,骂爹骂娘百姓遭殃的局面。
我村1950起修建了一个四合院式的小学,1966年在原雷家祠堂——黑爷亩成立了耕读学校,1967年又在当庄租借民房成立了峪口农中,教师有雷孟生,夏应乔,朱积录等人,1970年又在峪口农中峪口小学的基础上组建了峪口附中,紧接着朱家庄又办了一个村学(主要招收一二年级学生)教师是朱思霞(女)老师。
后来也合到了峪中附中。
从解放后到文革结束我村两千多人中这么多年雷氏家族中只考取了一个甘肃农业大学的学生雷鸣玉(女,后从渭南农中当老师退休)高中苦读毕业的仅有雷孟生(1965年毕业于天水一中)28年的时间两千多人的大村,千百年读书传家,人才辈出的雷氏家族,仅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
时势造英雄,经济育人才。
村民不是让娃娃多读书多科学,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财力不足,吃喝都成问题,还那有能力去拱娃娃读书。
上完六年级就辍学是很普遍的现象,上完初中三年级就辍学的是大部分,能够上高中的就可想而知了。
总结2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政治制度,多元化的社会分配政策。
一人二公的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上行下效,使广大村民为孩子们求学求知深感无望。
因此就本村教育而言,国家投入严重不足,学校经费紧张,师资力量不足,校舍简陋,危旧房多,课桌奇缺、土块垒的桌凳、没有操场。
按国家政策规定,小学实践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可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严重缺位,导致小学入学率只有50%,巩固率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思潮的影响“读书无用”的歪风邪气漫延导致本村的新生更多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素质严重下降,十年洗劫的灾难使村民的经济生活苦不堪言,文体娱乐活动更是少的可怜。
但是村民还是变着戏法与命运抗争,首先是在第一个经济短暂发展黄金时代1962年后半年——1965年四清运动前夕,我村组建了秦腔爱好者自乐式班式的剧团,其剧团成员有:
雷至孝雷来福雷天军雷福寿朱进周朱积恩雷振兴雷仓恩李转过(女)朱应瑞朱进周朱应录朱新年雷小平(女)雷小英(女)雷进录雷志军雷常求雷黑求雷黑儿雷天福雷至善等,他们平时务农农闲时排练演出,走村窜巷赶山场奔庙会,随叫随到,他们精彩的演出受到四邻八舍群众广泛的赞誉。
他们的演出剧目有老戏迷爱看的“打镇台”“铡美案”等,有新戏迷爱看的“三世仇”、“白毛女”等。
在原天水县北路三阳片的六个公社(晚阳、石佛、中滩、渭南、西坪、新阳)的评比演出中多次获得优胜奖。
更由于甘肃天水秦腔老艺人李映东的言传身教,精心培育,还有杨丑儿等秦腔名角的积极参与使得峪口村秦腔剧团名不见经传的业余剧团名声大振,每逢峪口村雷家黑爷的两个庙会祭祀期间演出,四邻八乡,清水,甘谷,秦安,武山天水市等地广大戏迷们都会扶老携幼到场观看演出。
峪口业余剧团虽然遭到十年文革的洗礼但这支文艺轻奇兵活了过来,并且演出阵容有所壮大,他们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仍然是书不离手曲不离口,每有邀请演出都会尽才尽力给广大戏迷们带去欢声笑语。
体育活动在十年文革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创伤,由于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限制,想有所发展是绝对不可能,国家如此,我村更是如此。
但我村的广大青年不甘寂寞,自发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组织了“旭日”篮球队,其成员有雷会元雷同颐雷国权雷孟生雷荣桢雷文子朱玉录雷庭槐雷仓荣雷荣周雷仓恩雷怀玉雷安仓雷建华等共计15人,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回乡待业青年,有的是教师。
队长是雷同颐,教练是雷会元。
他们利用农闲放假时进行训练比赛,把广大青年团结在“旭日”篮球的周围,既活跃丰富了体育爱好者的业余生活又助长了青年人强力健体的兴趣,还解除了单调乏味的苦闷情绪。
这支球队多次与严山、咀王、夏家、石佛镇,涧沟的球队交手过招进行比赛,获胜多多。
又与中滩镇的张白、缑杨、四合村、陈大村、雷王村比赛胜负,场场载誉而归,更值得一提的是大胜了中滩公社联赛的冠军队毛家村队。
那天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全场喊声雷动,我村成百上千的球迷更是激动,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球场。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这支球队的队员们大多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由于工作的时间差等因素的限制,生活条件的变异,更因为时光流逝岁月不饶人,时不待我,这支球队到80年代后期就画上了句号,结束了给村民带来欢声笑语的历史使命。
球队队员不再打球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不因球队解散而失落。
他们隔三差五聚会,关心关注对方的工作生活及其子女们的生活情况。
他们的友情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洗礼,更加经得起改革开放奔小康生活的艰辛历程,他们之间及后代的情谊必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世代相传。
1976年10月——2010年这一时期30年是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农村农业农民大翻身的三十年,是基本解决温饱奔小康的三十年,是农民喜事连连的三十年。
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期。
1976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喻之为第二次大“解放”“天亮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草根农民粗壮的手印掀起了农村改革的大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确立。
1984年中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十六大以来中央明文规定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
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期间彻底平反了,解放后到文革洗劫十年时段的许多冤假错案民心大顺,如我村的雷鸿福、雷泽普、雷会元、雷存智等人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公职。
1989年,本村全体村民在五个房族的族老们的倡议下,雷氏全家族齐动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于1990年在雷家黑爷庙原址上重新修建了雷氏家族祠的大殿,相继1994年重修了老母宫山门、土地庙等建筑,雷氏家族祠重新修建大大方便了雷氏族人们缅怀先辈,祭祀祖先的愿望。
在这次重新修建中,雷东林、雷同颖、雷泽普、雷元福、雷存孝、雷永甲、雷存禄等人组织,雷立勋等人设计施工,并在当年的三月初八祭祀庙会敬献匾一付,“由雷冠一(贯一书雷泽生并题承先启后山门竖匾一付”雷氏家祠)雷贯一书、坡崖书一“福”字。
戊子年(2008)年3月初8由雷鸿福、雷孟生、雷恩安等41人出资,诚请天水知人氏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为雷氏族祠题辞“德泽后裔”匾额一付。
庚寅年2010年3月初8祭祀盛典时由雷怀孝、雷鸿福、雷恩通、雷恩志、雷念恩等三十人出资,由杨进忠等人题书“光前裕反”的雷氏家谱中雷氏先祖的简历立碑以谨记之。
并于当日挂匾一付,是由天水市文联主席程凯先生题辞并书“喝雨泽庥”挂对联一付于抱厦柱子。
“四季沐调和德被苍生荫四季;千秋蒙保障杯浮绿蚁祝千秋”这一付匾及一付楹联是由雷孟生、雷同颖、雷进全等59人出资,请天水雕漆厂老技师诚做的。
雷氏家族的后裔们出资出力,重修庙堂,树碑立传,挂匾题联,为的是重振雷氏荣光家风流传,发扬雷氏美德,光宗耀祖,与时俱进,积极进取,既要物质文明,更要精神文明,光前裕后,时不待我,要勇于奉献聪明才智,为家族,为社会,为国家增光添彩。
2006年中央决定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公购粮的征收终结。
其它各种有关各种收费一概取消。
2004年开始先后对种粮实施了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政策。
建立医疗卫生的“新农合”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
实施农村低保。
2009年全国10%的县试点“新农保”农民60岁后将可享受普惠式养老金。
从1985年到2010年党中央每年新春开始都要发表“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并指出共建共享的主体是人民。
“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再到共建共享,在共享共建中都突出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本村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不知道地里咋就冒出那么多的粮食。
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了农民的大救星。
对这—救民惠民的好政策,农民说“公社时期吃的是大锅饭,农民种粮难过关。
各种办法都试过,最好还是大包干。
”乡村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他们对承包制很不理解。
改革的浪漫席卷了广大农村。
我村村民也不例外,农村承包制政策的深入人心,改革带来的丰硕成果更加激励着广大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量从1976年的亩产五六百斤徘徊不前到1998年的八九百斤以上,从广种薄收到有选择性的优化组合种植——谷子、荞麦、棉花等低产作物的种植减少了,而玉米、小麦、油菜籽等高产作物以成本村的主要粮油种植作物。
多种经营如养猪、养羊、养牛、养鸡等养殖业遍及许多农户,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
栽种苹果树、桃树、核桃树等的农户各生产小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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