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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经天一部警世电影主角的传奇故事
雷经天一部警世电影主角的传奇故事
2014岁末之初,首个国家宪法日(12月4日)之际,电影《黄克功案件》向广大观众公映了,这颇有一番深意。
《黄克功案件》讲述了1937年红军功臣黄克功因逼婚不成而将女学生刘茜杀害最后被判处死刑的故事。
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在罪与罚、杀与赦、生与死、情与法之间,黄克功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这部影片公映后,成为当下依法治吏的重要教材。
在此案中担任审判长的雷经天曾和黄克功一同走过长征,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案件发生后,雷经天受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担任审判官,他不徇私情的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04年6月,雷经天出生于广西南宁。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自幼就显露出叛逆者的锋芒。
1923年,19岁的雷经天考入厦门大学。
翌年,他与厦门大学学生组织委员会成员共同领导了“反对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罢课学潮,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继续求学。
1925年,在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雷经天组织同学大力声援工人的斗争,并在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雷经天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
五卅运动后,22岁的雷经天奉命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后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属下任宣传科科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九江后,他出任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成为革命军中年轻的将领,为北伐的胜利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昌起义时,雷经天任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某团党代表。
广州起义时,他又奉命顶替被捕的周文雍担任广州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广州起义委员会委员。
在枪林弹雨中,雷经天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广州起义失败后,雷经天随部队进入广西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8年,雷经天出任中共广西省常委会特派员、代理书记和右江特委书记。
1929年10月,雷经天与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并肩作战,在广西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十一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雷经天为开辟广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0月,中共南方局的代表到达右江,向红七军传达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指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去攻打大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雷经天不同意将地方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北上,要求留下部分地方赤卫军保卫根据地,因此被戴上了“本位主义”“反对扩大红军”“右倾保守”等帽子,加上其他生活琐事,受到了撤去党内外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被降为一般工作人员随红七军政治部行动。
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党、对革命事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在艰苦转战桂、黔、湘、粤、赣7个多月的北上征途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他与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还经常在路旁做宣传鼓动工作。
有时讲笑话,说谜语,有时帮助病号背枪。
部队到宿营地时,他又不顾疲劳,与战士们谈心,给他们讲广州起义和广西秘密党组织斗争的故事。
因他脸上长着很长的胡须,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31年4月,红七军在江西省永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代理红七军政治委员许卓(邓小平已去上海)在会上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给红七军带来的严重危害。
会议决定撤销第一次党代会时给予雷经天的处分,恢复其党籍。
关于这段历史,党中央在1945年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充红七军的部队,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销他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仅留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和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及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
”
1931年7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即投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1932年,红七军奉命开至江西于都县小密镇整训和做地方工作,参加“肃反”运动。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全军上下被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压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许多经受过血与火生死考验的好同志,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在运动中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甚至含冤被杀,如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杨开慧烈士好友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
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也降临到雷经天的头上,他被人诬为“国民党改组派”,再次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被逮捕关押,险些被杀害。
幸亏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原是雷经天的上级,和他一起参加过广州起义,对雷经天的历史情况较了解,故在审理此案时,设法把雷经天释放,并留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
再次受到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冤,雷经天依然坚持原则,坚信组织,矢志不移地跟着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雷经天被编在中央军委红色干部队(即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当学员,帮着做炊事工作。
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来说,背着包袱,徒步行军,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935年5月1日,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巧夺金沙江,到通会时,雷经天弄到一点海味,煮后请莫文骅(时任红七军五十八团第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去吃。
他俩已很久没尝到海味了,但一进口,有一股臭酸味,大家放下筷子一查看,发现原来煮海味的罐子是老百姓装尿用的,弄出了笑话。
过川西北雪山时,由于峰高雪厚,一片白茫茫,红军战士们迈步十分艰难。
原本身材高大壮实的雷经天,也被折磨得十分虚弱。
他拄着拐棍,咬着牙坚持。
一次,雷经天不小心跌下水沟,被同志们拉上来后,坐在路旁,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无法继续前进。
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那时莫已调去干部团),问其情况,见他这个样子,立即找来干姜片给他口含,并从马搭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
不一会儿,雷经天的嘴唇开始变红,身子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儿,便站起来拄着棍继续前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被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虽然自己的冤屈尚未解决,但为了缓解延安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他亲自带队过黄河到山西去购买粮食,日夜操劳,忘我工作,不幸患上了伤寒病,连吃喝都困难,又因无药医治,耳朵也有些聋了。
但他仍带病跋山涉水拼命干,出色地完成了购粮任务。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45年初,中央派陈毅主持召开红七军干部会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时,才对雷经天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1925年5月的党籍。
当彭真代表中央告知雷经天这个结论时,这个铮铮铁汉不禁热泪盈眶。
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1937年金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成立,雷经天被任命为法庭庭长。
不久,院长董必武调往重庆,院长一职由雷经天接任。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廉洁、明辨、公平、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16字工作准则,并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让全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做出表率,使边区司法工作出现了一派新局面。
雷经天身材魁梧,尽管待人态度和蔼,却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因其足智多谋,老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在陕甘宁边区,雷经天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一大创举是法院受理案件不收诉讼费。
这一举措为边区人民所欢迎,百姓称赞说:
“我们打官司,公家就管哩!
不要下跪,又不花钱,不写呈状,非常便利,告了就判,有理就能打赢,过去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赢官司。
”
雷经天之所以办案准确,是因为他善于观察。
一天,两个农民吵吵嚷嚷来找他“打官司”。
雷经天和颜悦色地从桌旁站起来,指着一条长板凳说:
“请坐下来说!
”还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水。
高个儿农民接过茶杯后说:
“我路上遇见这个人,他说他没带烟袋,要借我的烟袋抽一抽,我就把烟锅借给他,谁知他一抽就爱上了,硬说这个烟锅是他丢的,你看天下有这个理么?
”
矮个农民则很不服气,说:
“雷院长,这个烟锅是我的,我抽了七八年了,今天不小心丢了,他捡到了,我认出后,他不但不给我,还耍赖。
”高个儿说:
“这真是老实人遇到了狐狸精,有理说不清。
老百姓都说你雷经天比包公还公道,就请你公断公断。
”
雷经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从高个儿手中接过烟锅,装上烟边抽边端详。
尽管已经使用了多年,看得出由于主人爱护得好,不仅玛瑙嘴子晶莹闪烁,白铜烟锅头也明光闪亮,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有磕碰的痕迹,烟锅杆上还吊着一个绣花布袋。
雷经天边看边思考着,他最后对这两位农民笑道:
“是个好家具,起码值十来块银元哩。
”
雷经天抽完一锅烟,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递给矮个,划了根火柴替他点上。
矮个抽完后,在手上轻轻地弹了几下,烟灰就被弹落了。
雷经天要过烟锅,又装上烟,递给高个说:
“你也抽一锅。
”高个接过烟锅,雷经天照样给点上。
等烟抽完后,高个在石头上将烟灰当当当几下磕掉,又装上一锅烟,正准备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却让他再抽一锅。
抽完第二锅,高个又是当当当几下磕掉烟灰,再装上一锅,恭恭敬敬地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又递给矮个农民。
矮个农民见雷经天只字不提断案一事,便面带愠色地说:
“雷院长,咱是来请你断案的,不是要你装烟的,断得了、断不了,一句话!
”
雷经天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
“饭菜凉了不好吃,官司凉了照样打。
来,再抽一锅烟,再说打官司。
”
矮个农民有点生气,将手中衣服往肩上一搭,背转身蹲在地上。
雷经天凑上前,双手递过烟锅,笑呵呵地说:
“还是再抽一锅吧,瘾过足了,打官司也有精神。
”
矮个农民拿过烟锅,闷着头连抽带喷抽完了一锅烟。
随后在手上轻轻弹弹烟灰,烟灰没有弹尽,就站起来,抬起一只脚,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
雷经天顺手接过烟锅,肯定地对矮个农民说:
“现在这个案子清楚了,烟锅是你的,给,拿去吧!
”
矮个农民呆住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高个农民也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说:
“好一个雷经天,是烟锅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是你和他沾亲带故?
为什么不断案,就把烟锅给他?
”
雷经天收敛了笑容,说:
“我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烟锅上也未刻他的名字,但事实证明烟锅确实是他的。
”接着,雷经天严肃地说:
“你说你抽了十年,而你每抽一锅烟,就要在石头上磕一次,那烟锅头边沿不早就让你磕卷了?
可你看,这烟锅除了你刚才磕下的一点窝窝外,还有磕碰的痕迹吗?
不瞒你说,我抽第一锅烟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
高个农民语塞,灰溜溜地走了。
矮个农民望着雷经天,感慨地说:
“抽了几锅烟,你断好了一桩案,真不愧是雷青天啊!
”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
1937年10月,“抗大”发生了第六队队长、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案件。
雷经天主持审理此案,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依法判决黄克功死刑,这一判决在“抗大”、边区乃至全国震动很大,群众称赞共产党秉公办案,纪明法严。
这起案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满怀献身精神,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
党把这些陆续到来的有志青年,按照他们的志愿,一批批送到抗大和陕北公学来培养锻炼。
其中女青年也不少。
被黄克功打死的,便是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
刘茜与黄克功谈恋爱,关系都明确了,可是后来又变了卦。
一天晚饭后,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上“再谈谈”。
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刘茜说什么都不同意继续与黄克功保持恋爱关系,这下激怒了黄克功,不顾一切开枪打死了她,酿成一起命案。
第二天,陕北公学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延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
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回去后叫警卫员帮他洗。
警卫员感觉有点蹊跷,刚穿上的衣服,干什么又要换洗?
于是翻了一下换下的衣服,发现上面有血迹,感到其中定有问题。
当上级派人调查刘茜被害的案情时,这个战士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把疑点向有关领导汇报了。
同时,陕北公学学生队长陶宛容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
这个案情的基本线索比较清楚了,组织上就找黄克功谈话。
他挺爽快,一问就承认了:
“是我打死的。
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了要结婚,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
” 此后,案情报到了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那里。
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
这个干部出身贫苦,工作有干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当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
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望他一次。
但是,罗瑞卿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党的原则,把案情原原本本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这件事在延安引起了轰动。
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群众中间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
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持前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已经触犯了刑律,特别是杀了从外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就更坏。
出身、战功、资历、职位,都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不可姑息,不能徇情,应当依法制裁。
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主,大约百分之八九十不同意枪毙。
有的说黄克功是长征的有功之臣,年纪又很轻,革命正需要他去冲锋陷阵,应当把他留下来。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
该怎么办呢?
当时罗瑞卿在研究这件案子的会议上有个发言,说他反反复复考虑了群众中间的不同意见,更明确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不能有例外。
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打人,原因之一就是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
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应服从大局。
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
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
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
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赞赏罗瑞卿的见解,毛泽东亲自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来审理这个案子。
雷经天刚接手案子时,有不少同志对他说,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战友之情,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
为了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雷经天坚持依法办事。
为了慎重起见,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黄克功的犯罪事实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
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1937年10月11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6天,在被害者刘茜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
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
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
公诉人与证人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杀人案的全部细节。
黄克功向法庭表示认罪服法,并如实地供述了犯罪的全部经过。
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但坚持认为:
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
当审判长雷经天问黄克功对法庭有什么请求时,黄克功提出:
死刑必须执行,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
他请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监阵,死在同敌人的冲杀中,并说如果这不合刑律就算了。
在黄克功供认了犯罪事实和经过后,与会的各单位、团体代表相继发言,发表了对这一案件的不同处理意见。
经过短暂的休庭议决之后,由雷经天宣读了边区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理由:
蓄意杀害刘茜的犯罪行为,该犯黄克功既已供认不讳,更加以检察机关所提出各种确凿证据证明,罪案成立,已无疑义。
……特判决黄克功实行通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死刑。
最后,雷经天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大会宣读了毛泽东为此案给他的复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拥护,并从黄克功事件和毛泽东的复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黄克功案件的处理结果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它成为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生动的、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
人们都说,这样的事,如果放在当时国民党那里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共产党却如此重视,不诿罪,不枉法,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真是了不起。
这正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系。
(责任编辑:
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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